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文学奖

1967年夏天，我在肺病医院住院三个月，这家病院与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毗邻，至今仍然如此，我当时住在赫尔曼病房，它有七间病室，每间有两个或者三个病人，所有这些病人在我还住在那里时就都相继病逝，只剩下我，还有一个神学专业的大学生。之所以要提及这一点，是为接下来的讲述做必不可少的铺垫。当时我又一次濒临生存的边缘，说又一次是因为我的确不止一次出现这种状况，医生们也都束手无策了。他们说我只能活几个月，最多也就能撑到一年，我便听天由命了。我的喉头下被切开过，为的是提取活组织化验，整整六周躺在床上，认为这癌症必然夺走我的生命，直到医生发现我的病肯定与我长期所患的、无法治愈的肺病有关，是一种所谓结节病，直到今天也没能够完全确诊，这种猜测一直陪伴我活到今天，我觉得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当时在赫尔曼病房，处在百分之百必死无疑的患者中，我和他们一样，听凭生命走完最后的行程。我记得那年夏天格外炎热，现今已载入史册的、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的“六天战争”，当时正如火如荼。病人冒着三十度的酷热躺在位于阴凉处的床上，其实都巴望死神早日到来，包括我在内。他们大家，如我上面所述，的确陆续地按照其愿望死去了，其中也有当时躺在隔壁房间的警察伊默福尔，每天只要身体允许，他便到我房间里来，为了和我玩十七加四，总是他赢我输，玩了几周，他总是赢我总是输，直到他死了，我还没有死。我们俩都热衷于玩这种牌，玩起来没个够，以此来打发时间，直至他停止了呼吸。最后一次玩牌，是在他死前不久，他赢了我输了，然后，过了三个小时，他便永远地走了。在我旁边床上躺着的是一个读神学的大学生，短短的几周里，在这生死攸关的人生阶段，我让他变成了一个怀疑者，也就是说成了一个优秀的天主教徒，我相信他今生今世不会悔改。我向他论证我的命题：天主教的伪善，以医院的实例，即每天发生在医生、护士和患者身上的事情，加之那些神职人员在这令人厌恶的、多风的、位于维也纳西部山脉里的鲍姆加特山，到处往来穿梭，对我来说不难做到让我的这个学生睁开眼睛。我相信他的父母对我给予他儿子的这些讲解也会感激不尽，我给他授课充满情感，他们的儿子，就我所知，没有成为神学研究者，很可能就是一位特别好的天主教徒，不是一个通晓神学的人，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今天像所有中欧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建树，是一个被排挤到边缘的、不能有任何作为的人。他这个人无条件地信仰上帝，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上帝，给这样一个人讲清楚上帝是怎么回事，让他真正弄明白天主教是怎么回事，把这样一个懵懵懂懂的疑惑者从他的病床上唤醒，让我感到十分欣慰，这也是把自己从病床上唤醒，可能意味着我的劫后余生。我所以讲述这些，是因为每逢我想起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文学奖，眼前就立刻出现了那夏日燥热的医院，以及那里丧失了希望的病人。我看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无论是些怎样的人，面对死神的无助和绝望，把他们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在这些散发着臭气的、令人窒息的医院走道里，阴险的医生，伪善的护士，净是些心胸萎缩和精神残缺的人，卑劣、歇斯底里和献身的勇气，同样都是为了把人灭掉这惟一的目的。秋天我听见成千上万俄国乌鸦在医院的上空叫唤，下午它们多得遮天蔽日，昏天暗地，它们的叫声破坏着所有患者的耳朵。我看到小松鼠叼起肺结核病人吐满痰的一次性手帕，飞也似的爬到树上。我看到从城里来的大名鼎鼎的萨尔策教授，走在鲍姆加特山医院的走廊里，以著名教授萨尔策的潇洒风度，在手术室里切除病人的肺叶。萨尔策教授的专长就是喉头和半个胸腔的切除术，萨尔策教授越来越频繁地来到鲍姆加特山医院，越来越多的患者身上喉头和胸腔剩下来的就越来越少。我看到大家如何对他顶礼膜拜，尽管这位教授并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只不过怀着最善良的愿望以最纯熟的技巧，用手术刀切入病人体内，让其变为残疾，我看到他每周如何按照详细制定的方案，以高超的技术，将他的医疗实践的牺牲品过早地送入坟墓。若没有他的手术治疗，仅实施保守疗法让病人自然地死亡，这病人远不会如此这般快地离开人世。这位在那个领域里最最优秀者，不仅不负有任何责任，相反他的为人、他的技术以及他的风度，都闪耀着道德高尚的光环。他们大家都希望由他主刀手术，他是我的朋友保尔·维特根斯坦的舅舅，是城里来的大学教授、医学权威。他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病人来到他的面前，往往话都不会说了。据说，这位教授一来，整个医院顿时变成一片圣地。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六天战争”达到高潮期间，我的姑姑每天冒着酷暑乘坐两个小时的有轨电车来到鲍姆加特山，给我带来好几公斤的报纸，还有最先印出的那本《精神错乱》。但是我太虚弱了，无法享受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喜悦，片刻都做不到。我的无动于衷，使那个大学生难以理解，印得这么漂亮的书，我竟然没有为此感到骄傲，甚至连拿起它的劲儿也没有。我姑姑来这里看我，一直守在我的身旁，每逢我在上面已提及的手术后止不住要呕吐，她就把一个罐子端在我下巴下面接着。我躺在那里，如同我左右两边相继死去的人一样，也为了提取试样切开了喉头，就在这时获悉，我获得了所谓的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颁发的文学奖。我所以写了这么一个与其说轻松不如说伤感的引子，因为我想说明，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欢迎这项嘉奖。我当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必须到鲍姆加特山医院就医！为了能够被医院接纳必须首付一万五千先令，自然我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是我姑姑垫付的。不言而喻我想尽快地把这笔钱还给姑姑，于是我刚住进鲍姆加特山医院，便写信给我的出版商，确切地说不是写信给出版商，而是写信给我的女编辑，希望出版商汇给我两千马克。信发出没几天我便迅速收到了这两千马克的汇款。我当即致函这位女编辑，表示我将马上写信给我的出版商表示感谢，但这信还没有寄出，便收到了她的电报：“不要感谢出版商！”为什么呢，我莫名其妙。后来我得知，是她从她的私人存款中取出这两千马克汇给了我，出版商没有同意我的请求。必须筹集一万五千先令才能让鲍姆加特山医院收我住院，这的确让人沮丧，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情况就是如此。简短截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来了我获得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嘉奖的消息。颁奖仪式将于秋天举行，是九月还是十月，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出院没过两三天，我就起程去累根斯堡，颁奖典礼将在该城的市政厅里举行。当时与我同时获奖的还有诗人伊丽莎白·博尔歇斯。斜背着我外祖父的挎包，两腿还发软，上了开往累根斯堡的火车。旅途中我不断地想到我即将得到的八千马克奖金，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巨款。我闭上眼睛梦想着这八千马克，想像着期待着我的、美丽的累根斯堡的样子。我应该下榻在图恩&塔可西斯宾馆，这是一家著名的饭店。我虚弱的身体让我在整个旅途中，一再靠着车厢的窗户打盹儿，我的脑子里却总是想着多瑙河、哥特式建筑、德意志皇帝，但每逢我睁开眼睛，首先想到的自然是那八千马克。我不认识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发言人鲁道夫·德洛伊，是他为我争取到了这个奖。我想，也许他知道我身患疾病等着用钱，因此让我成为这个奖的获得者。这种想法是一种贬低，因为我很愿意这个奖的获得是由于我创作的小说《精神错乱》，或者是《严寒》，不是因为我患的那个结节病。不管怎么说我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不要还没有拿到这个奖，就先让其贬值。要知道，在你之前多德雷尔和居特斯洛获得过这个奖项，我想，这都是些个大作家，文学史占有着一定的篇幅，而我自己跟这些著名作家挨不上，也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虽然三天前还躺在病床上，但我现在已经在去累根斯堡旅行的路上，那里的哥特式建筑在等着我。多瑙河越来越窄，风景也还越来越秀丽，最后，忽然眼前变得荒凉起来，到处灰蒙蒙的，暗淡乏味。到了累根斯堡，我下车后立即前往图恩&塔可西斯宾馆。对于像累根斯堡这样一个城市它的确是一流的，我很喜欢这家宾馆，在这里我立刻感到很舒适。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独一人，伊丽莎白·博尔歇斯是我的旅伴，我曾在卢森堡遇到过她，是在一次所谓诗人交流会上，我在二十几岁经常携带着我的诗歌参加这样的聚会，所以这次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无聊，往常如果我一个人住宾馆，无论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家，都会感到无法打发时间。我知道博尔歇斯是一位既聪慧而又颇具魅力的人，是我很欣赏的一位女士。我们在这座城市里漫步，放松地笑着，利用这个机会无拘无束地享受着傍晚的时光。自然没有逛得太晚，我的病不久就让我打住，很快就不得不上床睡觉了。次日，我结识了鲁道夫·德洛伊先生，还有《声调》杂志的出版人汉斯·本德尔，据我猜测他是这个奖项的评委之一。我今天还保留着一张照片，上面是我和博尔歇斯、本德尔站在累根斯堡一座喷泉旁边。我不喜欢这座城市，它寒冷，令人厌恶，如果没有博尔歇斯这个旅伴，没有八千马克的奖金要领取，我肯定会在到达后立即转身离开。我特别憎恨这些拥有古代建筑的中等城市，它们的居民一生一世都让这些文物古迹弄得面目皆非。教堂、狭窄的街巷，在这里日益变得愚钝的人毫无生气地打发着日子。萨尔茨堡、奥格斯堡、维尔茨堡，我憎恨它们，几百年来，这些城市总是愚钝在养尊处优。但是，我现在一再想到的是那八千马克。在患结节病期间，我开销很大，债台高筑，我想，现在我将不仅能够还清它，而且之后我还会剩下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笔钱。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迎来了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文学奖颁奖日的早晨（我当然在努力表述正确的全称）。德洛伊先生来接我和博尔歇斯女士，我们一道去市政厅，这座大楼被认为是德国哥特式建筑经典作品之一。当我踏进大楼时立刻感到压抑和憋闷，我对自己说，要勇敢、勇敢、再勇敢，顺从地听凭人家安排，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拿到那张八千马克的支票后便立即消失。典礼仪式相当简短。德国工业联邦协会主席冯·波伦-哈尔巴赫先生，将为博尔歇斯女士和我颁奖。我们和德洛伊博士在第一排就座。在我们两边坐着的是该城德高望重的名流，包括其官服饰有沉甸甸佩链的市长。我昨天晚上吃得太饱，这会儿感到腹中不适。我记不得是否有人讲话，很可能是的，这样庄重的场合没有人演讲是绝对不可以的。到会的嘉宾多得险些撑破了市政厅礼堂。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感觉简直要窒息了。这里的一切都彰显着尊严和汗水。我想，昨天晚上我们，博尔歇斯和我，一起开心地笑着，单凭这就不虚此行。加之还有八千马克！我想，马上这一套把戏就过去了，我们将得到那张支票！自然这里少不了室内乐队的演奏，他们演奏了什么曲子我也记不得了。然后，据我的记忆，非常出人意料地，开始了那最关键的时刻。冯·波伦-哈尔巴赫主席走上讲台看着一张纸条大声念着如下的话：“……在此，德国工业联邦协会将1967年的文学奖颁发给伯恩哈德女士和博尔歇斯先生！”我觉察到，我的邻座吃了一惊。她的确吓了一跳。我握住她的手安慰她，要她只想着那张支票，至于是博尔歇斯先生和伯恩哈德女士，还是伯恩哈德先生和博尔歇斯女士更符合事实，那都无所谓。博尔歇斯女士和我登上累根斯堡市政厅礼堂讲台，在这里除了当事人，也许还有德洛伊先生和本德尔先生，此外没有人会觉察到波伦-哈尔巴赫先生颁奖辞中的错误，我们俩分别接受了一张八千马克的支票。在这个可怕的城市我们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然后我便返回维也纳，受到我姑姑很好的照料。一年前我收到一本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周年纪念册，题为“年轮”的纪念册中自豪地列出了历届获奖人的姓名。只是没有我的名字。难道德洛伊先生，据我的记忆他是一位很可爱的先生，因为我后来的行为举止（对此我自认为无可指责）而把我从获奖人名单中划掉了？无论如何，我要借此机会郑重宣告，我也曾获得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的嘉奖，并且是在累根斯堡。并且是在累根斯堡哥特式市政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