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罗马的大跃进

两个变革的世纪：从塔克文家族到“长胡子”西庇阿

罗马共和国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古罗马史学家善于把混乱的历史变成齐整的叙事，并总是热衷于想象自己熟悉的制度比它们实际上更加古老。在他们看来，从王政到共和的过渡就像任何革命一样顺利：塔克文家族逃走了；成熟的新统治形式出现；执政官制度立即建立起来，从元年开始为新秩序提供了纪年。事实上，整个过程一定比故事中所暗示的更加缓慢和杂乱无章。“共和国”经过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慢慢诞生，而且被多次重构。

即使执政官职务也无法上溯到新制度伊始。李维暗示，国家的最高官员，同时负责每年在朱庇特神庙的门柱上敲入钉子的人最初被称作主执政官（chief praetor），虽然praetor一词后来被用于表示执政官之下的次级职位。①记录中处于政治等级顶端的人还有其他头衔，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包括独裁官（dictator），这是一个通常被描述为处理军事紧急情况的临时职务，并无这个词在现代含有的明显负面的意味；还有“拥有执政官权力的军事保民官”（military tribunes with consular power），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贴切地将这个拗口的称谓翻译成“上校”。

共和国最关键的职位究竟是何时创立的，或者说某个职位何时和为何被重新命名为“执政官”（consul），或者甚至说权力必须是被分享的这条共和国基本原则是何时被最早提出的，仍然还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主执政官”带有等级而非平等的味道。但无论这个关键的年份（或几个年份）是什么，作为共和国纪年基础的执政官名单——可以不间断地上溯到公元前509年的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卢基乌斯·塔克文·科拉提乌斯——在最初的部分中包含了大量调整、想象推断和巧妙猜测，很可能还有彻头彻尾的臆造。当李维从公元前1世纪末回头看时，他承认几乎不可能整理出早期任职者的年表。他写道，那实在太久远了。

王政的垮台有多么血腥暴力同样是个问题。罗马人将其设想为不那么血腥的统治更迭。卢克莱提娅是最显著和最不幸的受害者，而虽然随后即将爆发战争，塔克文还是被允许安然逃走。考古学证据表明，城中的改朝换代过程并不那么和平。至少，人们在广场和其他地方挖出了一层层似乎可以定年为公元前500年左右的烧焦的废墟，尽管它们可能只是一系列不幸的意外火灾留下的痕迹。不过，它们足以暗示，推翻塔克文可能是一场血腥的而非不流血的政变，而出于爱国心理，标准叙事剔除了大部分的内部暴力冲突。

事实上，已知最早使用“执政官”一词的例子也是200年后才出现的。它出现在现存最早的罗马墓志铭中，成千上万的此类啰唆的墓志铭被精心刻在帝国各地或奢华或朴素的墓碑上，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死者的信息：他们的职务、从事的工作，还有他们的目标、志向和焦虑。我们所说的这段墓志铭是纪念一个名叫卢基乌斯·科奈里乌斯·西庇阿·巴巴图斯（Lucius Cornelius Scipio Barbatus，名字的最后一部分表示“有胡子的”“长胡子”或“大胡子”）的人的，被镌刻在他过大的石棺正面，石棺曾被埋在罗马城外的西庇阿家族墓地中，因为城内通常不允许埋葬死人。巴巴图斯在公元前298年任执政官，于公元前280年左右去世，这座豪华的陵墓几乎肯定是他修建的，不加掩饰地宣示着其家族——那是共和时期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的权力和威望。那里的30多处墓葬中，他的墓似乎是最早的一座，他那带有墓志铭的棺椁被安置在墓门对面最醒目的位置。

图25　巴巴图斯壮观的石棺在西庇阿家族的大墓中占据着显眼的位置。当地产的粗糙凝灰岩以及朴素和略带土气的外观与后来罗马富人精心雕饰的大理石棺形成了鲜明反差。但在公元前3世纪，这是用钱能够买到的最好和最高级的石棺了。

墓志铭在他死后不久写成，共4行，无疑算得上古罗马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历史性和传记性叙述。虽然铭文不长，但它是我们理解罗马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提供的关于巴巴图斯生涯的信息既可靠，又差不多出自同时代人之手，这与凭想象进行的重建、埋在地下的模糊线索或现代人对王政终结时“必然应该如何”的推断截然不同。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罗马精英的理念和世界观：“卢基乌斯·科奈里乌斯·西庇阿·巴巴图斯，格奈乌斯之子，一个勇敢而睿智的人，他的外貌和德性相符。他是你们中间的执政官、监察官（censor）和营造官（aedile）。他从萨莫奈人手中夺得了陶拉西亚（Taurasia）和基萨乌那（Cisauna）。他征服了整个卢卡尼亚（Lucania）并俘获了人质。”

铭文的作者（可能是他的一位继承者）提炼了那些看起来属于巴巴图斯生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内容。在罗马（“你们中间”），他曾当选执政官和监察官，后者是负责公民登记和公民财产评估的两位官员之一；他还担任过级别更低的营造官，在公元前1世纪，这个职位主要负责维护和供应城市、组织公共表演和竞技，可能更早一些也是如此。在战场上，铭文称颂了他在距离罗马几百英里的意大利南部取得的军事成功：他从萨莫奈人手中夺得了两座城，在巴巴图斯生前，罗马人不断与这个民族发生冲突；他还征服了卢卡尼亚地区，从敌人那里俘获了人质，这是罗马人确保对方保持“良好行为”的标准做法。

上述事迹不仅强调了战争在罗马显耀人物公共形象中的重要性，也指向了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初进行的军事扩张，现在他们的战线已经远离自己城市的后门。公元前295年，在巴巴图斯结束执政官任期3年后参加的一次战役中，罗马军队在离今天的安科纳（Ancona）不远的森提努姆（Sentinum）打败了一支意大利军。到那时为止，这是意大利半岛上规模最大、最血腥的一场战役，远远不只引起了当地人的关注，即便古代的通信手段（信使、口耳相传，个别情况下还有灯塔系统）很原始，消息还是迅速传播开来。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希腊萨摩斯岛（Samos），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学家杜里斯（Duris）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他觉得此事值得记录；他的记述有一个小片段留存了下来。

同样富有启发性的还有墓志铭中特意称赞的其他特质：巴巴图斯的英勇和智慧，以及他的外貌符合他的德性（virtus）。这个词可以表示现代意义上的“美德”（virtue），但它常常采用更加字面的意思，指界定男性（vir）的诸多品质的集合，罗马人所谓的德性相当于“男子气概”。无论如何，巴巴图斯的面容能够展现他的品质。虽然罗马男性在我们头脑中的惯常形象里很少过度关心自己的外貌，但在这个开放、竞争和“面对面”的社会中，人们期望公共人物相貌堂堂。当他在罗马广场上穿行或起身对民众讲话时，他的内在品质能够通过外貌清楚地揭示出来。除非巴巴图斯这个名字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否则他一定长着一部美髯，这在当时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寻常。有个故事说，罗马是在公元前300年开始有理发师这个职业的，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大部分罗马人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巴巴图斯的罗马与200年前共和时期伊始的罗马截然不同，它变得不再平凡。按照当时的标准，罗马城是庞然大物，对城内人口的合理猜测为6万到9万人之间。这意味着它可以大致被归入地中海世界少数最大的城市中心行列；当时雅典的人口要比这个数字的一半还少得多，在雅典城的历史上，城内居民从未超过4万人。此外，罗马直接控制着一大片从这一侧海岸到那一侧海岸之间的土地，总人口远远超过50万，而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盟约间接控制的人口更是多得多，这预示着未来它将成为帝国。两个世纪后的西塞罗及其同时代人应该能认出该城那时的组织结构。除了任期一年的两位执政官，还有一系列次级职位，包括大法官（praetor）和财务官（quaestor）——罗马人通常称这些官员为“法官”，但他们的主要职能与法律并不相关。作为常设议会的元老院主要由从前担任过公职的人组成，而公民的等级组织和百人队大会（被错误地归功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国王，并得到了西塞罗的热情赞许）支撑着罗马政治的运转。

其他一些方面应该也不会让他们感到陌生。这包括以军团形式组织的军队、刚刚发端的官方铸币制度以及与城市规模和影响相匹配的基础设施。第一条为日益扩大的城市聚集区供水的水道建于公元前312年，这条始于大约10英里外的丘陵的水道大部分位于地下，并非我们现在用“水道”（aqueduct）一词通常所指的那种非凡架空建筑。这条水道是巴巴图斯的同时代人——精力充沛的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卡伊库斯（Appius Claudius Caecus）——的发明创造。此人在同一年还发起了罗马第一条重要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阿皮亚大道（Via Appia）——的修建。这条公路把罗马和南边的卡普阿（Capua）连接了起来，大部分路段最多只是碎石路面，而非以我们今天仍能踏上的让人印象深刻的铺路石铺就。但这条公路对罗马军队很有用，不仅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便捷通信线路，而且从象征意义来看，成了罗马权力及其对意大利土地之控制的标志。巴巴图斯将自己家族的大型墓地建在大道旁的醒目位置并非出于巧合，墓地位于城外不远处，可以让进出罗马的游客对其表示景仰。

罗马的许多独特制度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到前300年这个关键阶段中的某个时候，即从塔克文家族垮台到“长胡子”西庇阿生前这段时间里。罗马人不仅确立了共和国政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而且开始发展支撑他们后来的帝国扩张的各种组织结构、假设和“行事方式”（更冠冕堂皇些的说法）。其中还包括对“什么是罗马人”做了革命性的系统阐述，这界定了他们在多个世纪里认同的公民理念，并且将罗马与其他所有古典城邦区分开来，并最终影响了许多关于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现代观点。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把“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标榜为他们时代的口号并非毫无理由。②简而言之，罗马第一次开始看上去像是我们和罗马人自己所理解的“罗马”。关键问题在于，这是如何、何时和为何发生的？有什么留存下来的证据能够帮助我们解释甚至描绘罗马的“大跃进”？年表仍然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完全不可能重建可靠的历史叙事。但一睹在罗马本地和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发生的一些根本变化是有可能的。

后来的罗马作家们对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做了清晰和戏剧化的描绘。一方面，他们讲述了罗马本地发生的一系列激烈社会冲突：一边是世袭的“贵族”家族群体，他们垄断了城中所有的政治和宗教权力，一边是广大公民或“平民”，他们完全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在一个涉及罢工、哗变和又一次（企图）强奸的生动故事中，平民逐渐赢得了权利，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赢得了差不多与贵族平等地分享权力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罗马取得的一系列使其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土地的重要军事胜利做出了强调。这些胜利始于公元前396年（罗马在当地的劲敌——埃特鲁里亚的维伊城——经过数十年战事后在这一年终于陷落），大约于100年后结束，此时对萨莫奈人取得的胜利让罗马成为意大利无可匹敌的强国，并且引起了萨摩斯人杜里斯的注意。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所向披靡的扩张过程。维伊陷落后不久的公元前390年，一群“高卢”掳掠者洗劫了罗马。这些人究竟是谁现在已无从知晓；对于那些可以很便利地被笼统归为北方“蛮族部落”的民族，罗马作家们不善于将他们分辨清楚，也没有多少兴趣分析他们的动机。但按照李维的说法，劫掠产生的破坏如此之大，以至于罗马城不得不在马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战争统帅、独裁官、“上校”、曾经的流亡者和又一位“第二个罗慕路斯”——的领导下（再次）重建。

这段叙事比之前的都要可靠。诚然，在公元前300年，即使最早的罗马文学作品也要再等上几十年才会出现，后人对这个时期的回顾叙述包含了大量神话、润色和想象。与第一个罗慕路斯相似，卡米卢斯也几乎纯属虚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位共和国早期的革命者是如何会说出喀提林的话的，而此人的话完全没有留存下来的可能。不过，这个时期的最后阶段已经接近我们所知的历史和历史书写了，远不只是那简单的4行墓志铭。也就是说，当交友广泛的元老法比乌斯·皮克托尔（Fabius Pictor，生于约公元前270年）开始创作关于罗马往昔的第一部长篇记述时，他很可能还记得年轻时与别人的谈话，这些人是公元前4世纪末所发生的事件的目击者，或者是与见证过那些事的巴巴图斯那代人交谈过的人。皮克托尔的《编年史》只有后世作家作品中的零星引文留存了下来，但它在古代世界非常有名。作为少数几座被发现的古代图书馆之一，西西里塔奥米纳（Taormina）图书馆的墙上写着他的名字和他作品的梗概，兼具广告和图书馆目录的功能。2000年后，我们可以读到李维的作品，李维读过皮克托尔的作品，而后者又与记得公元前300年左右那个世界的样子的人有过交谈——这是一条能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古代的脆弱的关系链。

而留存下来的同时代零星证据也越来越多地与后来罗马人的历史记述形成了对照，或者提供了不同的故事。总结巴巴图斯一生的墓志铭就是其中之一。当李维在《罗马史》中写到那段时间时，他表示罗马人与卢卡尼亚结了盟，而非征服后者。在他的描述中，巴巴图斯的作战地点完全不同，是在意大利北部，而且算不上非常成功。诚然，巴巴图斯的墓志铭可能放大了他的成就，而且罗马精英确实可能更偏爱用“征服”来描述“结盟”。不过，铭文很可能的确有助于修正李维后来略嫌混乱的记述。还有其他一些此类零星证据，包括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些引人瞩目的绘画，后者描绘了巴巴图斯所参与的那些战争的战场场景。不过，最值得注意和具有启发性的证据之一是最早的罗马成文规则和规定集（或者“法律”，大部分古代作家用了这个堂皇的字眼）中的大约80个较短的法条，它们编纂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得益于几个世纪以来艰辛的现代学术侦探工作，法条得以重新编集。这部法条集被称为《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因为它们原先是被刻在12块铜板上展示的。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共和时期罗马人关心的一些问题，从对巫术或攻击的担心到是否允许把死者和其所镶的金牙一起埋葬这样的棘手问题，后者意外地让我们对经过考古学证实的古代牙医技术有了一些了解。

因此，在探索罗马内外发生的剧烈变革前，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向《十二铜表法》的世界。重建该时期的历史是一个有趣而且有时非常费神的过程，其中的乐趣部分来自对如何将不完整拼图的某些部分拼接起来、如何分辨事实与想象进行的思考。但我们有足够多的拼好的拼图让自己确信，罗马的决定性变革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即巴巴图斯和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卡伊库斯这代人和他们之前那代人的时代。虽然细节难以敲定，但随后发生的事在罗马内外确立了一个持续存在几个世纪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