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应对⁽¹⁾

门洪华　宋志艳

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的永恒议题，如何实现国家崛起和确保良好发展态势一直是学术界密切研究的核心议题，然而如何应对国家衰落却是一个相对而言被忽视的关键议题。进入21世纪，大国兴衰呈现新局面，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映衬出既有发达大国的某些困境，尤其是日本的相对衰落及其战略调整值得密切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综合国力相对衰退。可以说，中日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史，也有着难以化解的战略心结，从而构成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前景相互影响巨大。⁽²⁾

与日本战略加速调整相伴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中国致力于拓展中国国家战略利益，致力于开启以“共同利益”“互利共赢”“中国责任”为核心的新外交时代。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外交变得更加主动。中国向世界传递寻求合作与共赢的强烈意愿，表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立场，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达成诸多重要共识，直接影响地区利益格局，进而触动世界格局演变，有效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中国致力于东亚战略的升级，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促进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适应，发展开放性全地区合作，缓解东亚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区认同，力争在新一轮东亚乃至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³⁾另一方面，中国实力增强及其战略动向引发一些国家的质疑，它们尤其担心强大后的中国谋求霸权，“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中国需要战略定力和政策调整，以化解外部世界的误解和误判，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防止敌对和围堵，为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奠定基础。

在中日关系发展处于复杂微妙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关注如下重要议题：如何看待日本相对衰落所产生的多重效应？日本的战略走向将给中日关系及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如何从战略高度审视日本，保持战略定力，避免战略误判和政策失误，冷静而理智地处理好处于历史节点的中日关系？

一、日本走向相对衰落

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从某种意义而言，世界历史是一部大国崛起和衰落更迭的多幕剧。“衰落”的词源意义是失去盛势，由兴盛转向没落。⁽⁴⁾谈及国家的衰落，普遍的观念认为，衰落意味着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一个国家的衰落意味着走下坡路。英国的案例表明，衰落更经常反映了发展速度的减缓，体现了一种常态的发展，而并不一定阻碍社会的繁荣与进步。⁽⁵⁾从国际政治意义上讲，衰落指的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和作用的减弱趋势及进程，强调相对实力强弱转化之后所引起的国家地位变化。探究大国衰落的原因、造成的影响，是国际问题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西方国际关系主要理论流派经过长期探研，基本形成了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理论、伊曼纽尔·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罗伯特·基奥恩的霸权稳定论、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论等七种主要理论。⁽⁶⁾这些理论分别从经济、技术、文明、国际体系及国际环境、军事冲突及战争、新兴国家的挑战等不同视角，对国家兴衰进行理论阐释。

关于日本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日本各方人士分析深入，相关预测颇多。“日元之父”榊原英资认为，“日本的技术和制造业优势逐渐被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赶超，本身就顽疾缠身的日本，更暴露出种种没落之征兆”。⁽⁷⁾日本战略学者大前研一痛感日本实力的衰落，疾呼日本应进行有效革新，重振国民精神，克服“制度疲劳”。2012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研究机构21世纪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动，恐怕日本将滑出先进国家行列，再度沦为远东地区小国”。⁽⁸⁾其他国家学者对日本走向衰落也颇为关注。例如，约翰·奈斯比特很早就断言：“日本经济已经达到极限，开始走向衰退”。⁽⁹⁾法国学者居伊·索尔曼撰文称日本经济力量正在衰落，未来可能不及亚洲其他国家。⁽¹⁰⁾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指出，“中国崛起、中东暴乱、欧洲艰难脱困是现在最重要的三个全球趋势，在二十国集团毫无成效的背景下，上述三大趋势的结构性输家就是日本、以色列和英国三个国家，它们是地缘政治秩序变化中受到负面冲击最大的国家。其原因在于，它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现在没那么重要了；它们就处在当今重大地缘政治变化的周边，却无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政治、社会、历史等主要的国内问题使它们很难对全球秩序带来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应”。⁽¹¹⁾

日本相对衰落首先在经济层面显现。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较低甚至负值的层面徘徊，以经济增速、GDP规模、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等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判断标准，较之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日本在逐渐丧失经济比较优势。

（一）日本经济实力走向衰落

首先，日本经济增速缓慢。日本长期以来GDP年增长率在1%左右徘徊。2000—2015年，日本GDP以美元核算几乎完全没有增长。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增势迅猛，尤其是中国、印度等经济增长全球瞩目。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代，但未来预期增速仍将保持在6%～7%。印度经济增长速度由5%～6%提高到7%～8%，⁽¹²⁾且前景可期。

其次，日本GDP规模在世界经济中占比缩减。日本的名义GDP在世界总量所占比例曾达18%，但自1995年以后逐年下降，2008年跌落到8%，目前位列世界第三，但其内需市场继续萎缩，其经济地位的衰退势在必然。大前研一预测，日本GDP世界第三的位置岌岌可危，2025年日本GDP有可能会降至世界第六位，排在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之后。如果再把欧盟计算在内，日本勉强可以维持世界第七的位置，甚至可能跌至衰退的低谷。⁽¹³⁾相较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日本发展潜力有限。近20多年来，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实际增长率最低。⁽¹⁴⁾

（二）日本对外贸易呈收缩之势，出现连续贸易逆差

日本崇尚贸易立国，对外贸易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从日本贸易收支的变化来看，日本贸易赤字有所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出口增长的难度加大。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从多方面直接打击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地震导致汽车、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等日本在全球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产品的产业链中断，核辐射导致许多日本产品尤其是食品的出口受阻；交通运输设施因地震而遭到破坏，中断了日本面向出口的物流系统。受国内能源结构变化、企业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人口少子老龄化加剧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日本贸易逆差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或将面临长期化趋势。⁽¹⁵⁾日本保持贸易顺差长达20多年之久，2011年这种格局开始被打破，目前已连续5年出现贸易逆差。

（三）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有所下降

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同期中国贡献率不足5%。进入90年代，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攀升，1990—2005年，日本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5%，在2008年、2009年和2011年还为负贡献，而中国贡献率一直不低于10%。⁽¹⁶⁾2006年至今，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201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

按照瑞士商学院（IMD）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日本国际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长期蝉联第一，近10年则一直在20名前后徘徊。⁽¹⁷⁾瑞士商学院2015年国际竞争力排名显示，日本名列第27位，连续3年下滑，被亚洲邻国中国和韩国双双超越。

（四）日本相对衰落在社会、国民心态等方面表现明显

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心理和国民心态。经济不景气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社会均衡的基础发生动摇。过去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形成的中产阶级，在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动荡中发生分化，和谐稳定的“中流”群体被社会地位和收入的变化拉开了距离，相当一部分中青年人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使他们感觉成为社会边缘人。日本国民对长期的经济萧条、高龄化社会以及雇佣状况的不安，加上政府决策并没有获得社会信任，形成了经济萧条与消费萎靡的恶性循环，日本社会总体开始出现排斥革新、社会保守化现象。⁽¹⁸⁾

日本经济衰退，对普通国民生活和心理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企业破产、公司裁员、低工资就业等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日本经济看不到未来”成为日本国民普遍持有的悲观态度。⁽¹⁹⁾日本人有一种不安全感和担忧：日本的未来怎么样？自己以后的生活有无保障？老年后谁来照顾，经费谁来负担？诸如此类的各种现实问题困扰着他们。人们对日本的未来怀有消极悲观的认识。日本年自杀人数连续11年超过3万人，自杀率位居世界第8位，比七国集团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高。⁽²⁰⁾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导致人们对未来失去了希望，他们深感不安，这种不安感在扩散之中。

（五）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日本国际影响力下降

日本政治家的不当政策和言论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招致中国、韩国乃至美国、德国的批评，亦被视为日本衰落的某种表征。2012年12月，日本第46届众议院大选的结果是，自民党以294席重新确立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党获57席，新兴的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获得54席，日本政坛几乎完全被保守势力所垄断。⁽²¹⁾近年来，日本政治右转趋势加剧，不时有重要政治家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高度敏感。

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的精髓是“吸引力”。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制造”“日本模式”“日本式经营”“日本式体制”曾是全球效仿的榜样。随着泡沫经济、金融危机、长期萧条、“丰田召回”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世界开始反思日本的企业制度和模式，甚至摈弃日本模式。从日本文化的吸引力来看，日本文化的短处在于其民族心理和文化本质所固有的复杂性，往往导致其他国家对于接近和试图理解日本文化怀有一种难以解释的距离感。约瑟夫·奈曾指出：“日本的文化是内向的。既然软实力是吸引他国的实力，那么以内向为特征的日本，要提高软实力就必然面临着巨大挑战”。⁽²²⁾

二、日本衰落的国内效应

日本国家实力的持续衰退对其政治发展及政策取向产生深远影响。面对自身实力衰落和现有国际体系的双重束缚，日本急于调整经济政策，摆脱衰退。同时，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安全上分外敏感，积极强化安保体制，扩展军事军力，力图突破战后体制与和平宪法的束缚，谋求“正常国家”的步伐加快。

（一）变革国内经济政策，力促经济复苏

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面临着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直至经济体制在内的巨大变革。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目的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制进行改革，以解决“制度疲劳”问题。

结构性改革始终被视为解决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有效处方，自1993年开始，日本历届内阁均进行程度不同的经济改革。1993年上台的细川护熙开启了日本变革。他在1994年3月的施政演说中强调，为奠定取得新发展的基础，首先要打破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制度和惯例，推行政治、行政和经济财政“三大改革”。⁽²³⁾1996年上台的桥本龙太郎以“变革”与“创造”为内阁核心使命，制定了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六大改革”方针，推动日本进入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时代。桥本推动一揽子激进式改革，在放宽管制、促进经济自由化、改善竞争环境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激进式改革带给日本巨大震动，且恶化了投资、生产、就业和消费状况，桥本的经济改革中途搁浅。1998—2001年，日本政坛震荡频繁，桥本内阁下台后，经济低迷的空气始终笼罩着日本，经济体制改革走走停停，呈现长期化局面。在小渊惠三、森喜朗任首相期间，改革优先的方针被搁置，防止经济继续滑坡、刺激景气恢复成为日本经济政策的重点。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日本经济结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政府财政包袱更重。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奉行“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复苏”的思想，陆续推行反通缩对策、财政政策改革、企业与产业结构改革、优化投资环境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好转。2006年以来，日本政坛动荡频仍，近9年的时间里更换了6位首相，尽管历届内阁都推出了改革经济的政策，但短暂的任期无法完成繁重的改革任务。

2012年12月安倍再次组阁，推出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声称要实现重新构筑“强势的日本经济”的目标。“安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是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吸引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其目标是摆脱长期以来因通货紧缩、日元升值、就业困难及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带来的日本民众普遍的不安和闭塞感，实现不断创新、扩大就业、充满希望的强势日本经济。从短期效应看，“安倍经济学”对刺激日本经济景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远期效用来看，“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问题未必奏效。日本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不是短期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治愈的。以扩张财政和超规模量化宽松为主要支撑的“安倍经济学”实则与日本经济一贯坚持的稳定增长战略相悖，所谓创新的重心也是放手一搏的豪赌，难以毕其功于一役。⁽²⁴⁾日本人士甚至将“安倍经济学”戏称为“安倍风险”。由于安倍经济政策没有触及日本经济结构深层次的问题，且汇率和通胀调整的政策空间已经很有限，加之利益团体的抵制，“安倍经济学”恐怕难将日本带出困境。展望未来，由于制约经济的中短期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导致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制度性因素依然存在，日本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安倍经济学”是在日本政治和经济均发生转折的历史背景下，作为解决日本经济社会层面长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国家政策，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还要从政治层面解读。日本要想重新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显然不满足于单纯做经济强国，更何况其经济优势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安倍政权致力于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来实现国家目标，并在现实中呈现出从经济优先向修宪等政治议题为中心转移的倾向。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右翼势力和右倾化思潮。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国民对现实不满，希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重新找回日本的自信，为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安倍经济政策是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日本的国际地位，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想到明治维新时期“富国强兵”的口号，也有人把“安倍经济学”称为“平成版的富国强兵政策”。

（二）政治右倾化加速

冷战结束20多年来，日本政治呈现总体保守化，日本的保守力量逐渐占据日本政坛中枢，主导日本政策及战略走向。右翼保守政治家急于突破现有宪法体制，追求成为“正常国家”，摆脱战败国的阴影，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之路。安倍再度执政后，以强硬对抗姿态应对国内面临的多重危机，其政策和理念进一步彰显出国家整体右倾化倾向。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之一是否定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历史与未来息息相关，人们如何看待历史直接影响到如何理解和建构自己的未来。许多日本政客掩饰和否认侵略历史，摆出“选择性遗忘”的姿态，不仅不承认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而且还对之加以美化。据统计，二战结束以来的50任首相中，除细川护熙、河野洋平、村山富市、菅直人、鸠山由纪夫等少数人士之外，大多对日本侵略历史态度比较暧昧，千方百计地模糊战争性质。这种暧昧态度导致日本政界在历史问题上频频“失言”。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否定日本有关侵略战争的“三大谈话”精神，质疑东京审判，甚至认为“侵略迄今在国际社会没有定义”“殖民不等于侵略”“到靖国神社祭拜英灵是日本人的自由”等，为侵略历史翻案。

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日本外交政策走向的风向标，也是与邻国关系中敏感的政治问题。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恶化中日、韩日关系。2006年民主党执政以来，曾一度实现了对首相、内阁成员参拜的约束。安倍在第一届首相任期内没有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以首相的名义供奉祭品。2012年以来，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开始高调集体参拜靖国神社。2012年10月17日，安倍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12月26日以首相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与此同时，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客人数增多。日本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引起了中韩等亚洲邻国的强烈不满。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之二是，呼吁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寻求摆脱战后体制。战后体制对于推动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走和平发展道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右翼势力和部分日本政要眼里，战后体制的束缚是导致日本衰弱的根源，只有打破它才能重振日本活力。小泽一郎认为，日本必须改变以往只顾国内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单肺国家”状态，争取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即被国际社会视为当然应做的事情，就自己负责地去做。⁽²⁵⁾现行《日本国宪法》是二战的胜利果实，其核心内容是第九条，该条款对日本军事力量进行严格限制，因而被称为“和平宪法”。日本右翼势力认为该宪法导致日本变成一个不正常国家，竭力要改变乃至推翻第九条。

长期以来，修宪是日本走出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梦想的核心目标。由于在和平宪法框架下日本没有“集体自卫权”，安倍政权就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做文章，设法变更宪法解释使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这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推动国会修改《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以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10多部法律，则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第二步。政府根据修改过的政策和法律，视具体情况决定如何行使集体自卫权。

安倍及其领导的自民党是修宪和突破集体自卫权的急先锋，在安倍第二任期内，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步伐在速度和力度上明显加快。2006年10月31日，安倍宣称：“日本人民应该自己撰写一部适合21世纪的宪法”；2007年1月9日，他公开表示：“为了创建‘美丽的国家’，对于宪法禁止的任何场合都禁止使用的集体自卫权，应当根据个别具体的事例来进行研究。”2012年9月，安倍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再次表明立场：“要建设一个强大日本，就是要不惜一切维护领土，必须打破战后体制，完成修宪。”2014年7月1日，经过长期运作，日本内阁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2015年7月1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举行表决，以多数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此后进入参议院审议阶段。新安保法案由《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国际和平支持法案》两个部分组成，共涉及11部法律的修正案。如果这些法律顺利通过并实施，那么日本可对他国发起主动攻击，派遣自卫队前往海外作战也变得更加自由，日本将成为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因此该法案也被称为“战争法案”。2015年9月19日，日本执政联盟不顾汹涌而来的反对呼声，凭借参议院多数席位强行通过安保系列方案，日本政府获得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力，架空宪法中的“和平”内容。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之三是，扩充日本军事力量，军事大国战略加速体制化。对日本来说，军事力量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构成，它还是向“正常国家”过渡的一种积累。日本借助美国对其发展政治军事力量一定程度上的纵容，特别是借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时机，夸大自身面临的外来威胁，为加强军备、重新军事化寻找借口。“9·11”事件之后，日本通过反复利用有关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等，为修改和平宪法中的专守防卫、禁止自卫队海外派遣和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等规定争取国内支持。2013年5月，自民党公布《防卫计划大纲》修改建议草案：设国防军；大幅增加自卫队人员编制、防卫预算；建设打击敌方导弹基地能力；设立反网络攻击部门；强化西南方面和岛屿防卫能力。

安倍不断采取各种办法来扩张日本军力，以现有海上反导力量不足以应对朝鲜导弹来袭以及中国的海洋活动为由，计划投放3000亿日元巨资，在十年内增配两艘美国新型“宙斯盾”艇。届时日本将保有8艘“宙斯盾”战舰，以实现对包括中国钓鱼岛海域在内的西南方向“常时派遣”，切实强化其离岛防卫功能。日方还在积极推进美军X波段雷达的部署，以强化导弹早期预警与侦测能力。日本媒体称“为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安倍政权确定着手研究下阶段引进美国萨德系统（THAAD）、陆基SM3型导弹的方针，意图通过海基（SM3）、岸基（SM3）、陆基（PAC3）以及陆基萨德系统的功能互补与行动配合，打造足以在大气圈内外应对导弹攻击的“四重反导圈”，切实强化军事抑制能力。日本开始讨论拥有打击敌方基地、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有关部门制定各种夺岛作战预案。

2013年12月4日，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统筹外交与军事，实现日本政府各相关部门相互配合、无缝衔接。2014年1月7日，具体负责国安会事务的机构——安全保障局——成立并开始运转，其主要职责为辅助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协调政府各部门关系、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等。

日本社会的右倾化，特别是近期安倍政权的加速右转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在国内层面，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某些政要担心与中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日本右翼势力借此强力推动。在国际层面，中国快速崛起令日本对华心态变得充满嫉妒、怀疑和警惕，⁽²⁶⁾美国的战略东移为日本积极调整外交和安全战略提供了契机。谷内正太郎指出，“日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难道真的要在这条下坡路上一点点地坠落下去吗？还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重整旗鼓？当然，我们必须选择后者，日本不能依靠战后成功崛起的美丽故事过活，必须在各种领域寻找突破口”。⁽²⁷⁾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政府内外政策的危险性。例如，古关彰一指出，“安倍的修宪言论是否定战后以来联合国的努力以及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构建的法律体系。修宪涉及到日本今后要走何种道路的问题，若安倍一意孤行，日本将会变成世界孤儿，结果只能是加剧衰落”。⁽²⁸⁾

（三）日本社会的稳定性和士气难以提振

日本国力衰落在社会层面引发的明显效应是，青年精神状况堪忧。大前研一指出，日本年轻人是失去上进心的一代，世界很少有像日本这样没有活力的国家。尤其是年青一代缺乏激情、进取心低下。⁽²⁹⁾2007年日本青少年研究所进行的以日美中韩四个国家的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的问卷调查，展示了日本年轻人热情不高的事实。对于“你是否想成为伟大人物”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中，在美国的被调查者中占22.3%，在中国占34.4%，在韩国占22.9%，而日本只占8%。不仅是高中生，年轻商人也没有上进心。与日本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号称“经济动物”的年轻商人理所当然地把奋斗目标定为社长级别相比较，现在的公司新员工最多也就是将目标定为科长级别。即使对那些接近社长之位的董事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几乎没有人想当社长，日本年轻人不想承担更重要的工作。⁽³⁰⁾

可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回报，但现在已经没有能让日本年轻人激情澎湃的愿景。在现实社会中，被社会主流排除在外的年轻人，只有在网吧、网络论坛上构建自己的虚幻空间。池田信夫指出：“或许日本所处的境况并不是所谓的周期性经济萧条，而是大变动的开端。经济从发展到停滞，而后衰退，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必经之路，而我们现在走到了最后一站。”⁽³¹⁾

三、日本衰落的全球效应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导致其在全球进入收缩状态。联合国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体系，寻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重要手段，日本为此付出了长期的努力。日本实现“入常”目标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主客观制约因素。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际权力格局的重组，攸关各国具体利益，很难取得共识。联合国改革是大势所趋，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增设发展中国家的席位，以增强其发言权。此外，就地域代表性而言，在亚洲，印度的代表性、平衡性的作用超过日本。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言行及其平衡各国关系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缺陷，这是各国无法信任并支持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根本原因。综观二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日本在理念上始终面临着协调普遍价值、同盟利益、历史认识三者间关系的难题，在实践上则面对着处理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东亚外交三者间矛盾的困境。日本既要当政治大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却又采取追随美国的“小国外交”姿态，令人怀疑其能否在安理会分清是非、主持公道。日本既要成为代表亚洲的常任理事国，却又日益强硬地对待邻国，令人怀疑其是否会在安理会维护亚洲的利益。⁽³²⁾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得到受害国的信任和支持。2004年以来，中国一再表示如下官方立场：对日本欲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愿望表示理解，为此日本须正确对待历史问题，联合国安理会不能按会费多少来确定其组成，联合国安理会应更多地吸收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无意就特定国家的要求进行表态。在程序问题上，增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并赢得现任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和2/3以上成员国的赞同，这对日本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日本在重大国际组织的活跃度相对下降，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近年来其所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持续降低。1988年，日本分摊联合国会费的比例为10.84%，超过苏联成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日本所担负的联合国费用就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00年达到峰值20.57%。2005年前后，中日担负的联合国会费出现一升一降趋势。从2011年开始，中国分摊的会费大幅提升，而日本的会费则继续下降。2015年12月2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2016—2018年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中国上升为7.92%，日本则降为9.68%。此外，中国担负10.2%的维和摊款，超过日本的9.68%，成为仅次于美国（28.57%）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不断萎缩的会费负担使日本在联合国成为领导者的努力欠缺说服力，也会动摇外界对日本参与国际合作能力的信心。

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成员国被分配一定的份额，这一份额将决定各成员获得基金组织投票权的多少、贷款的额度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IMF确定成员份额的多少取决于其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波动性、外汇储备水平等因素，作为历史的产物，其份额和投票权明显偏向西方发达国家，美日等少数发达国家长期拥有实际控制权。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要求改革IMF份额和投票权、体现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经济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IMF进行了份额和投票权的部分调整，其总体趋向是适当削减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投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

世界银行有关份额和投票权的规定与IMF大致相同，各国权利的大小取决于其在世行中所占份额及相应投票权的多少。投票权的大小则与会员国认购的股本成正比，份额实际上是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基础，其依据是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总量和国际贸易中的分量。日本1952年加入世界银行，1966年成为世界银行第二大出资国。2008年世界银行投票权前十位的国家是：美国（16.38%）、日本（7.86%）、德国（4.49%）、英国（4.30%）、法国（4.30%）、意大利（2.78%）、加拿大（2.78%）、俄罗斯（2.78%）、中国（2.78%）及印度（2.78%）。近年来，投票权改革成为世界银行改革的焦点，世行投票权改革反映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通过投票权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3.13%的投票权。目前世界银行投票权前十位的国家是：美国（15.85%）、日本（6.84%）、中国（4.42%）、德国（4.00%）、法国（3.75%）、英国（3.75%）、印度（2.91%）、俄罗斯（2.77%）、沙特（2.77%）、意大利（2.64%）。

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日本ODA从无到有，直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ODA提供国，再到收缩对外援助规模，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日本国际作为的演变。1954年，日本开始向以亚洲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ODA. 1958年，日本与印度签署了第一批日元贷款协议，开启对南亚和东南亚的对外经济援助。1979年，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ODA.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提出成为“援助大国”的主张，ODA的规模急剧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以经济实力影响国际政治的效果。⁽³³⁾1977—1992年，日本连续制定四个“ODA倍增计划”。1980年日本ODA总额为33.04亿美元，1989年达到89.65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援助大国。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总额居世界第一位，2000年达到134.18亿美元的峰值。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推行削减支出的财政重建政策，将ODA预算每年减少1%，2006年，日本的对外援助总额位居美国和英国之后，终结了数十年世界第一的局面。⁽³⁴⁾2007年日本ODA被德国和法国超越，退居全球第5位。从日本对外援助额与经济规模相比的“贡献度指数”来看，日本退步明显，ODA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的0.25%下降至0.17%，在22个OECD国家中居20位。

四、日本衰落的地区效应

东亚日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充满了活力与变数，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对中日双方而言，任何一个国家获得了东亚的主导地位，就意味着具有了成为世界大国的基础条件。⁽³⁵⁾中国迅速崛起导致了日本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日本在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将重心转向东亚势在必然，其关键步骤就是重新定义和确认美日同盟。⁽³⁶⁾在这个层面上，日本地区战略布局的趋向，以全面倒向并进一步依赖美国为特征，这意味着日本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传统道路上。日本战略目标有赖于美国的支持是日本衰落的新表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只要日本在东亚力量平衡中所起的作用还受美国的引导，日本就不是决定东亚权力转移的决定性力量”。⁽³⁷⁾同时，美国重返亚太固然带有“中国指向性”，但对一直与中国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的日本的战略空间也是一种打压。⁽³⁸⁾日本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军事和安保政策，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自身财政压力，自陷于周边领土争议与民族主义对抗，加剧自身的政治孤立。

第一，强化美日同盟，在东亚地区配合美国战略东移，打造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日本从中国迅猛崛起与美国战略东移中敏锐地嗅出了新一轮陆权和海权的冲突即将上演，这是能让日本重新崛起的巨大的战略机遇。⁽³⁹⁾鉴于此，日本对于美国重返东亚战略表现得异常活跃，视之为日本调整战略的巨大机遇。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提升了日本的地缘战略价值，日本紧紧抓住这次难得良机，进行一系列调整，力争通过发挥“东方之锚”的作用换取丰厚的战略回报。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战略的基轴，日本一贯把在亚太地区的日美合作视为外交支柱之一，依靠日美特殊关系追求本国利益的实现。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框架是加强日美关系、防范与抗衡中国。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第三天便与奥巴马通电话确认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基础与核心。考虑到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安倍称“日美两国将合作构建和平稳定的亚洲，日本也将尽其所能保持各势力间的平衡”。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突出表现就是强调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联合亚太盟友举行系列军事演习是其展示力量的重要方式。据《冲绳时报》统计，2008—2014年，美日在冲绳美军基地共举行97次联合军演，其中2012—2013年美日联合军演多达44次，2013年就达36次之多。

第二，在历史、领土等诸多问题上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在对侵略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历史问题上，日本体现出不诚实、不确定的态度。日本政要多次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实验、强征慰安妇等惨绝人寰的历史事实，否认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否认东京审判。正是因为缺少对自身、对东亚受害国的反思，缺少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反思，才使得日本形式上的道歉是那么单薄与苍白，而历史的包袱却被日本自己装载得越发复杂和沉重。⁽⁴⁰⁾战后的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在“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往复徘徊，“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形成恶性循环。靖国神社问题是日本与亚洲邻国间最敏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人民的感情，恶化了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安倍无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力图从事实上否认殖民统治，美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以期提振民族自信心。日本也在同韩国、中国的领土争端中采取强硬对抗的姿态和政策。

第三，推行“价值观外交”和“地球仪外交”。2007年，时任首相麻生太郎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试图将环绕中国的连接东北亚、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东欧的一条弧线上的国家联合起来。安倍随后倡导的价值观外交，积极拉拢具有同样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国家。自2012年以来，安倍遍访东盟、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手段多管齐下的方式，试图拉拢各国。安倍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及东南亚有关国家组成“民主安全菱形”，并表示自己将为此不遗余力。与此同时，安倍还提出作为价值观外交升级版的“地球仪外交”。2013年7月27日，安倍宣称，“我们重新启动俯瞰地球仪的外交。我们将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基础，推进能够为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战略性外交”。⁽⁴¹⁾在2014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将这一方针解释为，从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积极的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与同盟国美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紧密联系，为实现日本安全、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地球仪外交”的核心战略目标与价值观外交一脉相承，其不同在于：共同价值观不再是安倍外交的唯一支点，“俯瞰地球仪”的视野为安倍外交提供了更灵活的指导方针。

五、中国的应对战略

应当说，中日关系紧张不符合双方利益，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地区影响，两国政府均深刻认识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主张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历来重视发展对日友好关系。周恩来指出：“在远东，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对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两国友好，双方都有利；不友好，双方都不利。我们友好就能够共存共荣；不友好，存在和繁荣都发生影响。”⁽⁴²⁾邓小平强调：“我们应该把中日关系放在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⁴³⁾中日关系因日本“购岛”闹剧恶化以来，中国政府保持了足够的克制，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基础上继续发展中日关系。⁽⁴⁴⁾安倍多次表示维护两国友好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希望展开对话重回战略互惠原点。⁽⁴⁵⁾

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APEC会议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会晤，并就中日关系达成新的四点共识，即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从而为两国关系走出低谷创造了必要条件。习近平指出，近两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是非曲直是清楚的。构建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希望日本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邻国互信的事，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安倍表示，中国和平发展对日本和世界是重要机遇，日本愿以四点共识为新的起点，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改善和发展。⁽⁴⁶⁾2015年4月22日，在万隆亚非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再次会晤，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开展各领域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认知等重大原则问题交换了意见。2015年5月23日，由3000名日本友好人士参加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2015年11月1日，中断三年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三国高层合作和对话得以部分恢复。

可以说，僵持多年的中日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但日本突出强调“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原则不会改变，对外战略的侧重点仍将是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和战略性亚洲外交。⁽⁴⁷⁾日本深受战后体制的约束，且其经济实力相对明显下降，安全外交战略持续调整，寻求建立军事和政治大国的战略也在继续推进。日本积极调整内外战略也对中国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我们应持续关注未来日本内外政策的动向，及时进行战略判断与应对。这包括：

第一，增强战略定力，坚持和平发展。中国应对日本制衡的关键在于稳住阵脚、冷静分析、善于应对。中国与日本达成历史和解和条约安排并非易事，且要为将来预留战略空间计，更需要战略耐心和时间。中国要始终坚信日本的战略取向以对华关系为核心，当前与中国战略相持，在未来则不排除对华作出根本性战略妥协。日本的政策选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增强自身国力和对外影响，是改善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的根本途径。中国已经在国际体系中确立独特的优势，在经济领域保持着跨越式发展的态势。中国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善于总结崛起大国的经验教训，坚持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增加自身综合国力，实现国家实力的全面超越，成为国际社会更加强有力的和平力量。展望未来，应当维持中国的战略定力，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赢得对日战略优势，逐渐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建立兼容共存的互动关系。

第二，坚决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日关系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主要包括领土领海主权问题、经济与能源安全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历史问题，对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言论、挑衅行为，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坚守底线，坚持斗争。中国对日本片面改变钓鱼岛现状的行为采取积极反制措施，中国海监船驶入钓鱼岛领海区域执法，海监飞机进入钓鱼岛上空巡航，国家海洋预报台每天发布钓鱼岛海域环境预报，以事实和行动证明所谓中日之间没有领土争端纯属荒谬。中国向联合国提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2012年9月15日公布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的地理坐标。此外，中国决定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并编制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专题地图。在日本指责中国海监飞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圈”的情况下，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设别区。

第三，致力于重塑周边和东亚地区关系。中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震撼，秉承“达则兼善天下”的胸怀，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强调与各国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积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系列新倡议，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义利并举、义重于利，把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对接，深化各国之间的互信合作。面对日本的战略调整，中国要深刻认识亚太地区大国的当前战略定位，将完善周边战略放在第一位，以深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为抓手，搞好周边以自重，借重多边反制衡。⁽⁴⁸⁾

第四，以长远的战略视野和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中国应着力开发利益共同点，通过共同利益的汇聚与制度化稳定双边关系，协调地缘政治立场，稳定对待领土争议，谨慎对待突发事件，更加理性地应对日本的调整和挑战。这主要包括：坚信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基本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历史进程和未来目标，从而做到知己知彼；既强化中日之间解决历史问题的机制，更要促进面向未来的机制建设；着力加强与日本的非官方交流，以夯实中日关系的民间基础；向日本学习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并吸取其发展历程中的教训，包括如何处理本币升值、如何拓展海外事业等。⁽⁴⁹⁾另外，日本对中国实力上升需要一个适应与接受的过程，在此期间，中国应更加理性地应对日本的战略调整和外交挑战，在处理中日分歧时，需要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对方、理性地处理问题，善于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善于照顾到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不应无谓地激化矛盾。中日均认识到单一国家主导的东亚安全模式是行不通的，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承担东亚利益攸关方的责任，在地区框架内发挥负责任的作用。⁽⁵⁰⁾

第五，加强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化解危机。经济相互依赖是中日关系的基础，也是中日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动力。如果寻找中日之间共同利益的基础，那么两国经济上的全面而广泛的合作，无疑是最重要的共同利益。中日之间有着广泛而紧密的经济合作，对中国而言，来自日本的资本、技术和贸易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崛起也为日本提供了难得机遇。如此密切的相互依赖一旦打破，两国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相互依赖可以成为防止两国恶性冲突的重要杠杆。当前，日本的经济处于寻求突破的关键阶段，日本需要广阔的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制造了许多商业机会，日本经济结构调整也需要中国市场，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化对各自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给两国企业和国民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日交往的历程证明，经济技术往来虽然受到两国关系波动的冲击，但并没有中断，依旧是中日关系的“粘合剂”。中国应加强与东盟、韩国、印度及美欧等国的经济与技术合作，将之作为促使日本加强对华合作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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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正式发表于《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3-21页。

(2)门洪华：《构筑中日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0期，第3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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