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²⁾

门洪华　刘笑阳

一、引言

冷战迷雾的消散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权力转移，既为中国外交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也为中国进一步发挥国际影响力创造了机遇。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呈现出三种基本态势：（1）主动性，即主动谋求战略的全球布局；（2）进取性，即确立自身在特定地区的战略优势；（3）全局性，即在自身不占优势的地区深化战略关联。以此为基础，中国继承并创新双边主义的外交传统，逐步确立了伙伴关系这一战略模式。从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始，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在不断完善和深化中度过了20余年的岁月。冷战后许多国家都将建立伙伴关系作为重要外交策略，但唯有中国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巩固推进。截至2014年底，中国同全世界的67个国家和5个国家集团建立了72对伙伴关系，在全球、地区、双边和国家层面上均取得积极成效。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28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¹⁾明确提出了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原则和目标。

伙伴关系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首先，伙伴关系战略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战略经验的继承，集中反映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线、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以及以双边主义为主导并逐渐与多边主义相协调的外交观念。其次，伙伴关系战略是对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与落实，追求的是伙伴之间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它既是对独立自主、对外开放、“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理念的思想创新，又是一种实践落实。最后，伙伴关系战略是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丰富和补充，既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指导下的重要战略实践，同时又体现出中国国际合作的思想内涵。以此作为研究脉络，从而逐步建构出相对完整的中国国际合作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相对于伙伴关系战略实践的演进，相关理论研究和战略评估明显滞后。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统计发现，针对伙伴关系战略的基础研究和宏观研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论文总数不超过20篇，而单独研究中俄伙伴关系的CSSCI期刊论文就多达50余篇，这两个数字直观地表明，伙伴关系战略研究在中微观层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宏观战略分析明显薄弱。⁽³⁾有鉴于此，对伙伴关系战略进行历史梳理、现状评估和前景展望，在理论和实证层面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存在着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确、层次不分明等问题，需要在国家大战略的框架内加以完善。国际关系学者对伙伴关系战略也存在认识差异，例如，贾庆国认为，“伙伴关系的安排更类似一个愿景……在实际执行时，对方国家常常不清楚需要做出哪些举措改善双边关系”，⁽⁴⁾这也反映出部分学者对于伙伴关系缺乏实际效应的担忧，认为伙伴关系更多是一种务虚的象征性手段。阎学通提出，“（中国）外交可考虑从不结盟向‘全天候战略伙伴’转变”。⁽⁵⁾这种重视伙伴关系的作用并将建立伙伴关系视为“结盟”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庞中英则认为，“中国希望通过缔结伙伴关系，与他国建立近似联盟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始终并非联盟关系，也并非以条约为基础”。⁽⁶⁾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发展伙伴关系意在“结盟”，尚无实质上的约束力，对伙伴关系战略仍持消极态度。对一项长期国家外交战略的争议与质疑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进行深入分析的必要性。

二、中国推行伙伴关系战略的主要考量

伙伴关系战略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建构新型国际合作关系。中国将之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既基于对现实背景的认知和应对，也源于中国长期的战略考量。

（一）伙伴关系的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对“伙伴”的释义为：“古代兵制十人为一火，火长一人管炊事，同火者称为火伴。现在泛指共同参加某种组织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写作伙伴。”⁽⁷⁾伙伴最初是用来形容共赴生死的战友，代表一种格外紧密的关系，在古代名篇《乐府诗集·木兰诗》中就有“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的句子。《韦氏词典》对“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解释则是“两个或几个人在共同的原则下，为合作完成某项工作而结成的关系”。⁽⁸⁾伙伴是拥有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动、实现共同目标的一种合作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辞中指出的，“伙伴意味着一个好汉三个帮，一起做好事、做大事”。⁽⁹⁾伙伴关系则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

伙伴关系与结盟关系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差异。从共同利益的角度看，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伙伴双方没有分歧或矛盾，而主要是强调双方在主观意愿上寻求发掘本国和其他国家间潜在的共同利益，弥合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矛盾，进而将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性关系转化为友好的伙伴关系，⁽¹⁰⁾而结盟关系则可能要以牺牲弱势参与者的个体利益作为维护整体关系的手段；从共同行动的角度看，拥有伙伴关系的国家在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时采取沟通协商、协调一致的原则，必要时也会签订相关制度化协定，其强制性弱于盟约。伙伴关系区别于结盟关系的排他性，其双边行为并不针对第三方进行。从共同目标的角度看，共同目标是对共同利益的落实和拓展，其实现有赖于主观意愿和客观环境的联动作用。如果伙伴关系的构建和维系使任何一方的发展目标受到严重损害，都会违背追求利益双赢的根本出发点。相比之下，结盟关系在目标上更重视安全合作，而伙伴关系则是安全和发展并重。概言之，伙伴关系是不结盟框架下的一种战略安排，是更具有弹性的新型双边合作关系。

后冷战时代伊始，大国之间、国家集团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成为外交新潮流，诸如1994年美俄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日俄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1997年俄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的“美国—波罗的海伙伴关系”等。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真正的战略伙伴应该具有非常相近的世界观、战略利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和军事关系”，⁽¹¹⁾体现出西方伙伴关系所具有的结盟意涵。与此相对照，中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友好交往、互不对抗，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这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无疑是对冷战时期结盟、敌视、对抗的国家关系的否定，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伙伴关系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前提，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为基本方针，以促进合作、互惠共赢为基本目标，提倡以对话促进了解，以互惠促进发展，以合作促进和平。美国学者麦艾文（Evan S.Medeiros）认为，中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是综合性的，包括双边经济、文化、政治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关系；中国与其伙伴都同意长期致力于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即便偶尔出现紧张情况，也不会脱离友好发展的轨道。⁽¹²⁾德国学者威尔福利德·波尔威斯基（Wilfried Bolewski）和肯迪·瑞提格（Candy M.Rietig）则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外交有“非常的影响”，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建立“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¹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明确指出，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同时，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中国仍会坚持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立场，作出自己的判断。⁽¹⁴⁾

（二）伙伴关系的战略考量

第一，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荀子曰：“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¹⁵⁾对个人而言，追逐利益是感性的必然驱使；对主权国家而言，国家利益则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密切，相互间的利益差别和冲突也日趋明显。中国采取开放战略和伙伴关系战略，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的深化和发展，正是围绕这一趋势所作出的国家战略调整。新型伙伴关系能够有效地提升合作带来的利益共赢，并最大限度地消除利益冲突引起的矛盾。可以说，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是伙伴关系得以维持的动力所在。

第二，促进互利共赢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持续贯彻下去，才能保障我国海外利益持续发展下去，才能既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又展现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互利共赢是基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迅速崛起而就对外开放提出的重要方针，体现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之际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的利益，反映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理想，被确定为新的历史时期开放战略的基本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¹⁶⁾伙伴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合作的关键是自利利他。互利共赢作为国际合作的目标，也必然成为伙伴关系的基本归宿。

第三，实现共同利益的框架。共同利益不仅指获得的共同收益（Shared Benefits），还包含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共同利益的追求，即“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¹⁷⁾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共同利益的基础也不断扩大，国家间合作得到了鼓励，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因而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¹⁸⁾据此，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进行国际合作时的重大方针。⁽¹⁹⁾故而，共同利益的框架是中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发展伙伴关系的基本前提。

第四，冲破“大国崛起困境”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幅度为诸大国之最，中国如何成功崛起，成为世界性的重大问题。⁽²⁰⁾新兴大国的崛起，尤其是当它们已经或试图获取绝对安全或过分的利益时，将可能产生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或加剧已有的安全困境，从而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利益争夺引发的大国战争，这即是大国崛起困境。⁽²¹⁾为避免这种情势的出现，中国研究界2003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即中国已经开创出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新道路。⁽²²⁾这种以伙伴关系为代表、以国际合作为主要途径的新型崛起之路，有别于历史上与战争、强权、奴役等血腥气息相联系的传统崛起方式，或将成为冲破“大国崛起困境”的重要途径。

（三）伙伴关系的战略目标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作为战略方向，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赖、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作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的拓展，力图实现如下五个战略目标：

其一，彰显理念。伙伴关系战略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直接体现，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中国追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良好国际形象，展现出中国不同于世界历史上其他崛起国家的大国理念。

其次，稳定双边。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双边关系，其最直接的战略价值也在于为双边关系提供制度化的框架。但伙伴关系又不单纯是多个双边关系的简单求和，而是力图通过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改善，为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提供有效的战略支点。

其三，深化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它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先导，逐步在社会、政治乃至安全层面发挥作用，其间国家战略利益就在共同利益的交织下开始相互渗透，从而塑造制度化的和平发展局面。

其四，制衡威慑。伙伴关系是一种具有战略针对性的国际关系，中国在选择伙伴时既会关注双边关系内部的博弈，也会考虑双边关系外部的制衡，如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于防止美国贸然采取进攻性态势起着重要作用。

其五，造就态势。战略态势的核心在于战略主动权是否在握以及对当前和后续的战略行动是否有利。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主动性的长期外交战略，它既可以为中国的全球外交搭建平台，还能够通过选择性的建立与升级向其他国家表达自身的战略预期。

与此同时，伙伴关系主要在以下四方面发挥作用：

其一，政治上相互协调。伙伴关系致力于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多层次沟通协调，扩大共同利益。针对双边关系摩擦、地区性冲突与全球性问题等共同议题，伙伴双方通过固定机制迅速有效地进行政治高层的接触，相互表达自身的利益关切和战略诉求，并就采取的解决方案达成共识，营造出友好合作的政治氛围。在多边机制中，伙伴双方可针对共同关注的问题协商一致，在国际制度框架内推动共同利益的实现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

其二，经济上相互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取得的积极进展为中国崛起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中国不断在伙伴关系的框架内创新经贸合作模式、扩大利益汇合点、完善合作机制，通过政府层面的合作与支持，努力营建良好的外贸和投资环境，在能源、信息通信、金融、物流和劳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努力促成与伙伴关系对象的自由贸易协定，为经贸关系的发展扫除障碍、破除壁垒，实现新突破。

其三，安全上相互支持。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及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密度。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国的安全利益必然有所扩展，与其他国家产生更多的共同安全诉求。伙伴关系基于新型安全观念，可以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合作，通过构建防务对话机制，定期进行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扩大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亦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预防和应对威胁的合作，及时共享信息，相互支持配合，从而实现伙伴关系下的总体安全。

其四，文化上相互理解。伙伴关系的观念基础在于消除相互间的误解，促成善意的认知，而这种观念的解构和建构必然要从文化上着手。作为一个拥有丰富传统文化资源的国家以及一个长期以和合文化作为外交哲学的国家，中国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将对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认同产生积极影响。中国通过“文化年”、互设文化中心等方式，推动与伙伴对象在留学、旅游、民间学术交流等各层面的双边交流，成为相互间增进了解、提升认同的新潮流。

三、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演进历程

自1993年同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推行的伙伴关系战略在合作广度、深度上均呈现出突破性进展。本文以中央领导集体代际交替以及建立与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或新闻公报）为分析依据，将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战略探索期（1993—2002年）、战略发展期（2003—2012年）和战略完善期（2013年至今）。

（一）战略探索期（1993—2002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挫折。在国际环境上，失去苏联因素的美国不再在战略上需要中国力量，中国成为美国战略家心目中最主要的潜在对手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改革和发展遭遇了某些暂时的困难。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针对国内外情势的巨大变化，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坚持不扛旗、不当头，从而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的大局失控；坚持有所作为，强调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冷静评估形势，寻求发展机遇，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积极酝酿外交战略的调整，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部署。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制裁的压力和周边环境变革的促动，中国将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改善视为重中之重，推动与这些国家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战略举措。

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中国确认了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结盟、不称霸为核心的外交战略，其战略的优先顺序是立足第三世界、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积极作用。⁽²³⁾1993年11月23日，江泽民主席访问巴西，在与巴西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Itamar Augusto Cautiero Franco）的会谈中提出中巴“应当着眼未来，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两国的友好合作，建立跨世纪的长期、稳定的互利关系”，佛朗哥据此以“巴中关系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作为回应，并得到了中方的肯定和确认，⁽²⁴⁾这次会谈也成为中国伙伴关系战略铺陈的序曲。1994年，中俄就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达成共识，成为第一个通过联合声明公开确认的伙伴关系。⁽²⁵⁾时至1996年，中国伙伴关系战略首先在周边国家主动拓展开来，与巴基斯坦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²⁶⁾与尼泊尔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世代友好的睦邻伙伴关系，⁽²⁷⁾并将与俄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伙伴关系历史上的第一次升级，⁽²⁸⁾为未来的伙伴关系拓展提供了新的视野。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独立自主、不结盟、反霸和不称霸的大国，大国外交呈现新局面。当年，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两国有意愿共同积极寻求发展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性而非对抗的关系。⁽²⁹⁾这一战略选择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两国在相互交往中的各自利益和需要，被视为走向务实、制度化、正常化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步骤。⁽³⁰⁾同年，中国与法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³¹⁾1998年，中国与英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³²⁾与欧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³³⁾与韩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³⁴⁾1999年，中国与埃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³⁵⁾2000年，中国与土耳其和南非建立伙伴关系。⁽³⁶⁾2001年，中国与委内瑞拉建立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³⁷⁾并将与欧盟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³⁸⁾

总的来说，探索阶段的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以经济贸易为主要导向，主要涉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为伙伴关系战略的未来布局搭建起基本框架。同时，在伙伴关系的战略共识、战略安排以及战略目标的表述等方面，也大致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但由于尚处于战略确立和探索的初期，这一阶段的伙伴关系战略在广泛程度和战略高度方面仍有待提升。

（二）战略发展期（2003—2012年）

迈入21世纪，中国崛起有了更加现实的前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为标志，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积极改善与加强外交关系势在必然。在此基础上，如何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与全面崛起，成为中央领导集体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自身战略定位是独立自主、不结盟、反霸、不称霸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则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新安全观，其战略优先顺序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和多边国际组织。与十五大时相比，中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新的侧重点。⁽³⁹⁾以此为指导，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迎来了发展的井喷期。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⁴⁰⁾与墨西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⁴¹⁾与埃塞俄比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⁴²⁾与蒙古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⁴³⁾中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布局愈发明确。同年，中国将与韩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⁴⁴⁾将同欧盟的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⁴⁵⁾2004年，中国与意大利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⁴⁶⁾与阿根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⁴⁷⁾与德国建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⁴⁸⁾与阿尔及利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⁴⁹⁾与罗马尼亚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⁵⁰⁾与智利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⁵¹⁾与波兰、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⁵²⁾与阿拉伯联盟建立了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⁵³⁾同年，中国将与法国、英国的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⁵⁴⁾将与南非的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⁵⁵⁾2004年堪称伙伴关系战略发展的“欧洲年”，与欧盟升级伙伴关系产生的“溢出效应”颇为彰显。2005年，中国与印度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⁵⁶⁾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⁵⁷⁾与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和加拿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⁵⁸⁾与菲律宾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克罗地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⁵⁹⁾与牙买加建立共同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⁶⁰⁾同年，中国将与巴基斯坦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巴两国后来并未明确提出将伙伴关系予以升级，但自2010年后两国开始统一称其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⁶¹⁾2006年，中国与非盟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⁶²⁾与希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⁶³⁾与沙特阿拉伯就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⁶⁴⁾与柬埔寨、阿富汗和保加利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⁶⁵⁾与斐济建立重要合作伙伴关系。⁽⁶⁶⁾综上可见，伙伴关系战略发展期的前半期，主要侧重于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欧洲、非洲和南亚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态势。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发展、不称霸、不扩张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共同利益的追求，战略优先顺序依次是发达国家、周边和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多边国际组织。⁽⁶⁷⁾2008年，中国与越南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⁶⁸⁾与丹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⁶⁹⁾与秘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⁷⁰⁾并将与韩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⁷¹⁾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布局的广泛性逐步显现。2009年，中国与老挝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⁷²⁾与塞尔维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⁷³⁾并将与尼泊尔的睦邻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⁷⁴⁾ 2010年，中国与安哥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⁷⁵⁾并升级多个重要的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将与南非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⁷⁶⁾将与德国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⁷⁷⁾将与柬埔寨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⁷⁸⁾深化与阿盟和土耳其的战略合作。⁽⁷⁹⁾ 2011年，中国将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⁸⁰⁾中美两国通过联合声明表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⁸¹⁾体现出发展中美伙伴关系的动向。2011年，中国与缅甸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⁸²⁾与乌克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⁸³⁾将与哈萨克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⁸⁴⁾与波兰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⁸⁵⁾与蒙古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⁸⁶⁾2012年中国与泰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⁸⁷⁾与阿联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⁸⁸⁾与爱尔兰建立互惠战略伙伴关系。⁽⁸⁹⁾同年，中国将与巴西延续2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⁹⁰⁾将与阿富汗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⁹¹⁾将与智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⁹²⁾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⁹³⁾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在十七大之后主要侧重于既有伙伴关系的升级，对象的选择更加灵活，其中周边国家、重要经贸伙伴和在地区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成为主要战略方向。此外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4月2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出席在华沙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与波兰、波黑、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16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各国领导人将以战略眼光从长远角度看待彼此关系，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⁹⁴⁾这一关系定位为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因中国并未与具体国家签署伙伴关系的文件，该论坛也不具备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性质，故而本文不将之纳入中国伙伴关系的范畴。

2003—2012年堪称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发展期，中国伙伴关系的范围、深度和建设途径等均得以深化和创新。这一时期本身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前后期的差异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走向，表明伙伴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载体。同时，在所建立和升级的伙伴关系中，大多都包含“战略”和“全面”两个前缀词，伙伴关系的合作深度与广度较此前有了显著提高。以此为基础，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也逐渐从以经济贸易为导向，转变为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全面发展的合作模式。概言之，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克服了探索期的某些不足，在规模和机制上均取得突破性发展。当然，鉴于短期内建立和升级的伙伴关系数量过多，使得战略本身的针对性与层次性有所减弱。

（三）战略完善期（2013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洞察时代变革，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在此意义上，如何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战略创新、战略扩展，成为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突出方向。

2013年，中国与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⁹⁵⁾与澳大利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⁹⁶⁾与文莱建立战略合作关系，⁽⁹⁷⁾与刚果共和国（布）建立团结互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⁹⁸⁾与坦桑尼亚建立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⁹⁹⁾中亚和非洲成为当年发展伙伴关系的侧重点。同年，中国将与秘鲁和墨西哥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¹⁰⁰⁾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¹⁰¹⁾与斯里兰卡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¹⁰²⁾“全面化”和“战略化”依然是伙伴关系升级的整体趋势。2014年，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和新西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¹⁰³⁾与比利时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¹⁰⁴⁾与马尔代夫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¹⁰⁵⁾与卡塔尔建立战略伙伴关系，⁽¹⁰⁶⁾与荷兰、东帝汶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确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¹⁰⁷⁾同年，中国将与德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¹⁰⁸⁾将与阿根廷、委内瑞拉、蒙古和澳大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¹⁰⁹⁾将与保加利亚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¹¹⁰⁾侧重全球布局的伙伴关系建立和升级是2014年迄今的主要成果。需要说明的是，2014年11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斐济、密克罗尼西亚、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库克群岛、汤加、纽埃等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双方同意构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进入崭新阶段。此外，中国同芬兰和塞内加尔提出了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的理念目标，但鉴于“构建”一词更具前瞻性和进程性，因此不列为已确立的伙伴关系。

在新的历史阶段，由于同发达国家的伙伴关系呈现出饱和状态，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主要方向是发展中国家，并在战略扩展和战略升级两个方向上展开全球布局，且其建立和升级的频度与幅度明显超过前两个时期，体现出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伙伴关系战略的重视，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手段，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基本成形。⁽¹¹¹⁾

四、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现状评估

“德不孤，必有邻。”⁽¹¹²⁾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伙伴关系至今，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说，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应对全球危机的挑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平台。

（一）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整体趋向

第一，广泛性与针对性相结合。迄今中国同全世界的72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十几种伙伴关系，其范围涉及全世界五个大洲，涵盖周边的绝大多数国家，⁽¹¹³⁾接近四成的建交国已经成为中国伙伴。同时，中国伙伴关系的选择也颇有针对性，例如基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中国长期采取“致力于建设伙伴关系”的态度，积极探索而未贸然确认；在与周边国家普遍建立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考虑到与朝鲜的特殊外交关系、与日本的历史和领土问题，中国没有一揽子地建立伙伴关系；在与非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时，所选择的多是国内政治安全相对稳定和经济社会相对进步的国家，尽量避免使平等的伙伴关系沦为不平衡的依附关系。可以说，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是开放的，是平等观念的直接体现；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同时也是有选择的，以双边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旨在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

第二，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结合。世纪之交，千年更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进入一个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多于冲突的伙伴关系阶段的时机已经成熟，⁽¹¹⁴⁾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而成的。自1993年以来，在不断探索并趋于完善的发展历程中，伙伴关系都得以持续或升级。需要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曾在1997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刚刚迈入21世纪，中国政府就由于日本小泉内阁的种种过激行径而放弃了这一提法。所以在实质上，它并没有满足伙伴关系的基本标准和条件。此外，无论国内状况与国际形势发生如何深刻的变化，伙伴关系战略依然是中央领导集体采取的长期外交战略，并随着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其中以中韩伙伴关系最具代表性：两国首先在1998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则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分别在2003年和2008年将其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两国伙伴关系再度得以深化，反映出在长期发展中的阶段性变化。迄今为止，中国对伙伴关系的升级已经超过30次，其阶段性的推进可见一斑。

第三，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孙子曰：“必以全争于天下”。⁽¹¹⁵⁾任何战略在设计和布局过程中都需要整体性的框架，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策略和战术层面。伙伴关系战略的整体性体现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力为战略方向，以调整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南南关系为战略支点，以促进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交往为战略手段，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战略布局。在实现战略整体性的同时，中国伙伴关系战略也彰显出内在的层次性。“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侧重于合作的全面性与战略的延展性，既要求全面合作，也致力于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协调立场。迄今，仅有中俄伙伴关系达到这一高度。2011年10月和2012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中俄连续两次联手行使否决权，体现出中俄两国对于国际问题的战略协作。“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则以安全为引领，推进双边全面合作，这一关系专属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突出双边关系的战略性与合作目标，相关国家都是亚洲国家，绝大多数国家也是中国的邻居，凸显出周边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互惠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关系”强调双边关系的战略性，对象国大多在相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反映出这些伙伴关系在地区和跨地区层面上的全局作用，其中尤以与德国的全方位关系为典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重要合作伙伴关系”和“友好伙伴关系”则主要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性，这些关系战略程度有限，但地区跨度很大，在相应地区可以起到合作示范作用。

（二）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积极成效

本文以国家利益、双边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四个维度为评估框架，阐述伙伴关系战略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伙伴关系案例分析其对双边关系的促进和地区关系的发展，并探讨其全球作用，以总结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主要成效。

从国家层面上讲，发展伙伴关系是中国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并将自身利益的实现建立在与伙伴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伙伴关系战略推动着中国自身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形成有利于中国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发展与俄罗斯、欧洲、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并致力于建设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可以有效避免国际孤立或陷入与美对抗的局面，深化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的伙伴关系，能够避免周边结成旨在对付中国的同盟包围圈，最大限度地缓和边界与领土争端问题。这些战略出发点各异的伙伴关系，均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可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国内建设上来。

其二，拓展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在经济上，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获得技术、资源和管理经验，推动本国发展；在政治上，在所有伙伴关系建立的联合声明（或公报）中，坚持“一个中国”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原则，通过伙伴关系确定的这一政治共识为中国统一事业提供了有力的国际支持；在安全上，伙伴关系战略的拓展和延伸可以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利益，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中国来说，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将从根本上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¹¹⁶⁾在文化上，中国作为一个传统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¹¹⁷⁾通过伙伴关系战略中包含的人文合作，广泛地举办“中国年”活动并积极设立孔子学院，有效地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

其三，扩展中国国际影响力，有助于中国树立和平、开放、负责任、可预期的大国形象。以伙伴关系为机制的针对全球问题的合作，以及在处理与周边伙伴的矛盾时的积极态度与合理举措，为中国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更多肯定。中国颇具广泛性的伙伴关系选择，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较好的向心作用。中国在参与和解决诸多地区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主动的影响，为中国赢得了普遍的赞扬。担心中国搞霸权、试图强加于人、主导地区事务的声音已经逐渐减弱，中国已经越来越被视为好邻居和建设性伙伴。⁽¹¹⁸⁾

在双边层面上，伙伴关系战略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拟以中俄、中韩和中德这三个具有范本性意义的双边关系为例，总结伙伴关系发展的整体规律和效果。伙伴关系战略在双边层面上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增进双边政治信任。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伙伴双方建立的政治关系，增进政治相互信任和协调配合一向为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

从政治合作的角度看，中俄关系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范例。根据《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整理表明，1994年建立伙伴关系至今20年间，中俄最高领导人会面次数总计63次，达到年均3次以上的高频率，直观地反映出中俄建立伙伴关系后在政治领域的密切协调。1996年4月25日的《中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级、最高级接触和协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¹¹⁹⁾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层次最高的战略伙伴关系。⁽¹²⁰⁾

中俄建立了议会首脑会晤机制、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战略安全磋商等高层次的合作机制，通过这些稳定、高效的制度保障，双方不仅解决了边界遗留问题，而且及时沟通对于突发问题的看法，为多领域的协调合作提供了政治保证。在2010年9月28日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双方表示“将与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维护国际法准则，积极倡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¹²¹⁾在一系列政治共识的基础上，中俄两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通力配合，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推动地区合作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德关系作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中的重要双边关系，也在政治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果。当前，两国已经拥有包括战略对话在内的60多对合作机制，无论是在政府、政党、议会、智库等层级，或是外交、安全、执法、反恐等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¹²²⁾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德关系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始终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¹²³⁾中德合作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各领域、各层面交流对话活跃，成为中欧关系的领跑者。陈志敏等通过量化方法比较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中德关系稳居首位，其他伙伴关系国家也位居前列，⁽¹²⁴⁾伙伴关系对于政治关系的促进可见一斑。

其二，拓展经贸合作。促进经济合作在深度和广度的延伸通常是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先导。

以中韩伙伴关系为例，两国在经贸合作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飞跃式发展。目前，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则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国。⁽¹²⁵⁾对外贸易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在双边进出口额上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1993年两国建交、1997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升级堪称两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保障。其间，中韩相互投资逐步制度化与规范化，两国于2007年9月签署《中韩投资保护协定》，加强在相互投资上的支持与合作。2008年8月26日发表的《中韩联合公报》强调，“扩大相互投资有利于两国经济互利发展，为此加强政府层面的合作与支持，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¹²⁶⁾中韩都是各自的主要投资方之一。同时，中韩合作也进入构建务实合作机制的轨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韩自由贸易区的进展。2008年5月28日发表的《中韩联合声明》提出，“对中韩自由贸易区官产学联合研究顺利进展表示赞赏，同意在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朝着互利互惠的方向继续积极研究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区”。⁽¹²⁷⁾2014年11月，在APEC北京峰会期间，两国宣布就建立FTA的谈判达成实质性一致。据称，相关协定有望在2015年上半年签署。

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堪称中国与发达国家战略合作之范例。中德之间的经贸往来随着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而拓展。中德2010年联合声明指出，“中德作为在各自地区和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作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及重要贸易和出口国，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¹²⁸⁾2013年，中国成为德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德国则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以及欧洲的第一大伙伴国。两国的贸易总量由2002年初建伙伴关系时的278亿美元，飙升至2013年的1616亿美元。在日均15亿美元的中欧贸易往来中，近1/3来自中德贸易。两国不仅是对方在各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更成为企业投资兴业的最重要目的地。截至2013年底，有8193家德资企业在华落户，德方投资金额达218.4亿美元；有超过2000家中企到德国创业，投资额达39.4亿美元。可以说，中德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中德伙伴关系最受关注的内容。2014年，在“共塑创新”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引领下，双方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金融领域合作作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表示要“在国际财政、金融和货币等议题上加强协调（通过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作出创新性贡献”。⁽¹²⁹⁾

其三，强化安全协作。安全是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最具突破性的领域，中俄关系是安全协作的典型案例。在传统安全领域，1996年4月25日的《中俄联合声明》指出，“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具有重大意义，决心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落实该协定，把两国边界建设成为一条睦邻友好、和平安宁的边界”。⁽¹³⁰⁾2010年9月28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则“决定共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并指出在亚太地区多边组织间建立伙伴联系，有助于推动落实保障安全的原则和措施。⁽¹³¹⁾这一表述直接阐明了伙伴关系对于缔造共同安全的进步意义。同时，中俄在军备交易、军事技术的合作研发、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军事演习等方面开展了实务性的合作。⁽¹³²⁾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23日在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时表示，两国要“共同发声发力，扩大宣传，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¹³³⁾

中俄亦重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12年9月27日发表的《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国情，促进成员国可持续发展，加强同成员国在政治、经贸和人文领域的合作，重点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本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与繁荣。”⁽¹³⁴⁾此外，中俄两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全球平台上积极配合，协调应对金融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立场；两国于2014年6月5日召开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会议，加强两国在执法、安全和司法领域的务实协作。

其四，促进人文交流。在伙伴关系交往中，人文交流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双边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民间支持。以中韩关系为例，两国的人文交流主要表现在：（1）教育合作继续深化，中韩留学生数量稳定增长。1999年韩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为1.1万人，2013年则攀升至6.2万人，其比例位居在华留学生之首。在韩中国留学生2004年为0.8万人，2013年则达到6.5万人，其比例同样位居在韩留学生之首。⁽¹³⁵⁾中韩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交流频繁，形成了诸多固定的交往机制（如中韩大学校长论坛、中韩国际论坛等）。（2）两国民间人员流动频繁，交往持续增多。中韩分别在2010年和2012年举办了“中国访问年”和“韩国访问年”，并将2012年定为“中韩友好交流年”。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也逐渐介入到两国交往进程之中，截至2014年年底，中韩两国共建立约160对友好省（道）市关系，中韩友好协会、韩中友好协会、韩中文化协会、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等积极开展活动，促进了中韩民间交流。

以此为基础，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升温，互动丰富多彩。2008年8月26日发表的《中韩联合公报》强调，“活跃两国文化界、媒体、友城、学术界、民间团体间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支持两国民间团体在文化和媒体领域开展交流活动，支持两国学术机构开展历史、文化等领域交流”。⁽¹³⁶⁾近年来，中韩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无论是“汉风”还是“韩流”都在对方国家产生较大影响。迄今有20所孔子学院落户韩国，韩国成为亚非地区孔子学院密度最大的国家。人文交流促进了中韩之间的相互理解。

从地区层面上看，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致力于促进地区交流合作。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例，双边合作对东亚合作进程具有基础性意义。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从对话伙伴到战略伙伴，双方逐步建立起较为全面的对话合作机制和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屡有创新，通过政治互信发展和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成长为地区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范例。检视冷战结束至今20余年来的中国—东盟关系，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双方建立了高层定期接触和互访机制，就中国—东盟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展开对话。特别是在次地区层面，双方构建大湄公河次地区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等经济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¹³⁷⁾中国—东盟关系的成功推进对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其间，中国逐步实现由地区合作的被动者向主动参与者、议程创设者的转变，成长为东亚经贸发展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安全等方面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推手。同样的，中国与欧盟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发展双边伙伴关系和经贸往来的重要舞台，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欧通过多项协议实现经贸与金融领域的合作，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地区的经济稳定。与此同时，中国与非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展开合作及给予援助的重要框架，既在非洲地区发挥了中国的“正能量”，又对于解决非洲国家的贫困和动荡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换句话说，伙伴关系在推动地区合作与地区共同体意识方面，体现出发挥积极作用的天然优势，同时还能够为相关地区的发展更好地注入中国力量。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最直观的全球意义则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对话合作的战略框架，从而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作为一项基于双边而遍及全球的战略部署，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对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和欧盟构建一种非联盟式的双边关系，有利于摆脱冷战思维，最大限度地避免大国或多极之间的对抗，有助于世界整体稳定。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和特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中国处于二者之间的结合部，堪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桥梁。⁽¹³⁸⁾中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既是大国与小国之间互动的范例，同时又能够加强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连接作用，推动“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向着新的更好的方向发展。伙伴关系战略的积极意义在于，这一框架中的不同国际行为体的实力或许是非对称的，但政治关系却始终平等。发展这种双赢乃至多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有待完善之处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存着如下三点亟待完善之处：第一，伙伴关系战略的地位不清晰。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伙伴关系战略尚未提升至战略支撑的地位。在国家战略大框架内，相比近几年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大国关系”等，伙伴关系战略还缺乏战略高度上的认同，与其他战略的关系相互支撑不够，其战略地位尚有待厘清。而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伙伴关系更多被视为地区关系和全球关系的背景，伙伴关系的建立往往是外交活动中的工具性要素，在“名”与“实”之间更关注“名”的作用。在战略层面上，伙伴关系横向铺陈与纵向延伸存在不对称性，呈现战略层次较低的网络化态势。

第二，伙伴关系战略的成效不确定。毋庸置疑，伙伴关系战略在展示全球态势、汇聚共同利益以及妥善解决双边分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流于形式者依然不在少数，战略的成效性缺乏明晰的衡量标准。许多与中国缔结伙伴关系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像协议显示得那样密切。⁽¹³⁹⁾中国与伙伴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也存在着战略竞争，这是无法回避的国际关系现实。如果伙伴关系的存续无法缓和对抗，必然挑战其实际成效。

第三，伙伴关系战略的层次不分明。如前所述，中国在外交实践中设计了十多种伙伴关系，试图通过不同的名称来展现出其层次性。但官方却仍未对不同关系之间的差异进行明确定义，相关的名称选择更多属于结果认定而非原因阐明，建立和升级的标准相对模糊，容易产生层次上的混淆。伙伴关系的层次性是基于亲疏远近还是大小强弱，至今尚无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此外，伙伴关系的相关针对性的战略设计仍显不足，缺乏评估伙伴关系现状的有效机制，对未来发展预期不易作出有针对性的战略判断。面对如此繁多的数量和种类，当前的伙伴关系战略需要进一步地归纳与整合，否则将很难形成不同层次间的联动。

五、优化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政策建议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对于拓展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伙伴关系战略的框架下，中国与伙伴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双边关系不断取得进展，合作范畴持续扩大，促进了双方共同发展。伙伴关系战略不仅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制约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为进一步完善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我们建议：

第一，将伙伴关系战略打造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撑。中国应致力于完善伙伴关系战略，积极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外交关系，并通过签署相关声明、公报和协定形成制度化安排，实现由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的演进。作为一项符合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应成为未来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载体。笔者建议，在继续巩固和发展既有伙伴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将其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外交新理念相结合，在伙伴关系框架内形成大国与小国兼容、双边与多边互动的中国外交新图景。

第二，在中国大战略框架内，形成伙伴关系战略与其他战略构思的联动。大力促进伙伴关系战略与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二十国集团战略等的联动机制，降低战略运行成本，提升战略成效。中国目前在建的自贸区有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经签署的自贸区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盟、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和秘鲁是中国的伙伴国家（国家集团）。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成员国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于此，中国可以将建设自贸区作为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将伙伴关系对象置于自贸区建设的优先地位，从而使得自贸区谈判和建设得以在更密切而富有机制化的平台上进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方向，在“一带一路”的范畴内，中国伙伴关系国家和国家集团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将这两项战略相互融合，能够更加突出伙伴关系战略的整体性和针对性，并以伙伴关系作为机制化的平台，促进区域性合作的展开。在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中，有15个国家（国家集团）同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中国领导人通常在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伙伴对象的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对二十国集团的整体安排进行沟通和协调。面向未来，由于二十国集团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的话语权不断加强，应持续推进中国二十国集团战略和伙伴关系战略的相互配合，实现双边合作引领多边合作的联动。

第三，完善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合作深化机制与矛盾解决机制。伙伴外交的成功运用，有赖于其他外交手段的配合与调度。仅有共同利益和良好愿望，并不能保证建立伙伴关系或长期平稳地发展下去。加强对话与沟通机制建设，促进合作的深化与矛盾的解决，是伙伴关系战略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要依托。中国业已与许多伙伴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了制度性的战略对话，对于促进政治交流、安全合作发挥着建设性作用。笔者建议以此为基础，提升与伙伴国家战略对话的高度，深化合作，稳妥应对矛盾分歧，加强危机管控。与此同时，应加强对伙伴关系的战略态势跟踪评估，促进国家整体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四，实现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推动伙伴关系战略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运用。双边主义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合作方式，而多边主义也有着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通过多边主义实现世界大国的夙愿是中国的必要战略选择，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行动，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在这个进程中，传统双边主义的战略亦可以进一步体现其价值。⁽¹⁴⁰⁾伙伴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双边关系的发展，评价的主要标准也往往是伙伴双方的获益。随着伙伴关系的广泛建立，使双边主义的伙伴关系在多边主义的战略框架中得到拓展的条件逐渐完备。笔者认为，优化伙伴关系战略，应更加关注不同伙伴之间的双边关系，既要做合作的“介绍人”，又要做矛盾的“调解人”，从而实现双边关系与多边关系的紧密结合。与此同时，应统筹伙伴关系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实现外交关系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形成双边伙伴关系的联动机制，并促进伙伴关系在地区制度和全球制度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使其成为一项惠及多方的全球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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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2)本文正式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3)相关研究主要有孙宝珊：《试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伙伴关系》，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第84-90页；陈志敏：《伙伴战略：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战略》，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3期，第12-20页；宁骚：《选择伙伴战略营造伙伴关系——跨入21世纪的中国外交》，载《新视野》2000年第2期，第4-7页；苏浩：《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框架》，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5期，第11-12页；金正昆：《伙伴战略：中国外交的理性抉择》，载《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7期，第43-48页；王贵峰、胡吉良：《论江泽民的伙伴外交战略》，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第122-124页；王巧荣：《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3期，第53-61页；陶季邑：《美国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伙伴外交战略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13-120页，等等。

(4)《港报评述：“伙伴关系”成中国重要外交工具》，载《参考消息》2013年11月4日第14版。

(5)阎学通：《或可考虑改变“不结盟”战略》，载《领导文萃》2011年第21期，第31页。

(6)《港报评述：“伙伴关系”成中国重要外交工具》，载《参考消息》2013年11月4日第14版。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92页。

(8)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eleventh edition），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2009，p.904.

(9)习近平：《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辞》，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第2版。

(10)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11)David Shambaugh，“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Survival，Vol.42，No.1，2000，pp.97-115.

(12)Evan S. Medeiros，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Opportunism，and Diversification，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2009，p.82.

(13)Wilfried Bolewski and Candy M. Rietig，“The Cultural Impacton China's New Diplomacy”，The 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8，No.3，2008，pp.83-96.

(14)《盘点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王毅出席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新华网，2014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24/c_1113763385.htm，登录时间：2014年12月28日。

(15)《荀子·性恶篇》。

(1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2年1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2-11/18/c_131981867.htm，登录时间：2014年12月2日。

(1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07年10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7-10/24/content_6938568_10.htm，登录时间：2014年12月3日。

(18)门洪华：《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9)郑必坚：《全方位构筑利益汇合点》，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6月4日第1版。

(20)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

(21)门洪华：《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应对》，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第9-16页。

(22)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载《郑必坚自选集》，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507页。

(23)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24)《江主席佛朗哥总统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1993年11月24日第5版。

(25)《中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第1版。

(26)《江主席与莱加里总统正式会谈双方就构筑面向21世纪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载《人民日报》1996年12月2日第1版。

(27)《江主席同尼国王首相会晤双方强调共同建设世代友好的睦邻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1996年12月5日第1版。

(28)在1996年4月25日的《中俄联合声明》中，使用的是“发展”一词。参见：《中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第1版。

(29)《中美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7年10月30日第1版。

(30)王缉思：《从美国外交新特点看中美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2期，第5-9页。

(31)《中法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7年5月17日第1版。

(32)《中英发表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7日第8版。

(33)《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8年4月3日第1版。

(34)《中韩发表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4日第2版。

(35)《江主席与穆巴拉克总统会谈——双方确定建立两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载《人民日报》1999年4月6日第1版。

(36)《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耳其共和国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0年4月20日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关于伙伴关系的比勒陀利亚宣言》，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4月26日第1版。

(37)《江泽民主席与查韦斯总统会谈——双方认为会谈必将推动中委在新世纪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01年4月17日第1版。

(38)《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2001年9月6日第3版。

(39)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第205-206页。

(40)《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0日第3版。

(41)《温家宝与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会谈——双方正式宣布建立中墨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4日第1版。

(4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7日第2版。

(43)《中蒙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和蒙古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03年6月6日第3版。

(44)《中韩发表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3年7月9日第3版。

(45)《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2003年10月31日第3版。

(46)《中意两国政府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4年5月10日第3版。

(47)《胡锦涛同阿根廷总统会谈——双方确定建立和发展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8日第1版。

(48)《中德发表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5月5日第4版。

(49)《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发表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2004年2月5日第3版。

(50)《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关于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4日第3版。

(51)《胡锦涛同智利总统会谈》，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0日第1版。

(5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0日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2日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与加深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16日第3版。

(53)《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160291.shtml，登陆时间：2014年12月31日。

(54)《中法联合声明——深化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04年1月28日第1版；《中英两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4年5月11日第3版。

(55)《曾庆红在约翰内斯堡会见南非总统姆贝基》，载《人民日报》2004年6月29日第1版。

(56)《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13日第3版。

(5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6日第1版；《中葡两国政府关于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1日第3版。

(58)《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27日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5年7月5日第1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16日第3版；《胡锦涛主席同马丁总理举行重要会谈——宣布把中加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9日第1版。

(59)《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9日第3版；《中斯两国政府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10日第3版；《中国与克罗地亚发表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5年5月28日第3版。

(60)《曾庆红会见库克总督并与帕特森总理会谈》，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3日第1版。

(6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人民日报》2005年4月6日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0日第3版。

(62)《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6日第4版。

(6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6年1月20日第3版。

(64)《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570/sbgx_604574/，登陆时间：2014年12月31日。

(6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9日第3版；《中国与阿富汗发表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6年6月21日第3版；《中国和保加利亚发表联合声明》（2006年11月20日），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4日第3版。

(6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斐济群岛共和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5日第3版。

(67)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第205-206页。

(68)《中越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8年6月2日第3版。

(69)《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8年10月25日第6版。

(70)《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秘鲁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1日第3版。

(71)《中韩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8年5月29日第3版。

(72)《胡锦涛与朱马利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把中老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09年9月10日第1版。

(7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21日第3版。

(74)《温家宝与尼泊尔总理尼帕尔会谈》，载《人民日报》2009年12月30日第1版。

(7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安哥拉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1日第3版。

(7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京宣言》，载《人民日报》2010年8月25日第3版。

(77)《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17日第2版。

(78)《温家宝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谈》，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4日第1版。

(79)《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闭幕——宣布中阿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15日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0年10月9日第2版。

(80)《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0周年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1年6月17日第3版。

(81)《中美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20日第3版。

(82)《中国与缅甸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1年5月28日第3版。

(8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1年6月21日第2版。

(8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1年6月14日第3版。

(8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1日第3版。

(8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1年6月18日第3版。

(8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2年4月20日第3版。

(88)《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2年1月18日第3版。

(89)《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爱尔兰关于建立互惠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2年3月29日第2版。

(90)《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2年6月23日第2版。

(91)《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12年6月9日第3版。

(9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2年6月28日第2版。

(9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12年6月8日第4版。

(94)《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2012年4月27日第2版。

(9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7月17日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稿》，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6日第2版。

(96)《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宣布中澳构建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21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4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12日第2版。

(97)《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会谈——两国元首决定将中国与文莱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关系》，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6日第1版。

(98)《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31日第2版。

(99)《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第3版。

(100)《习近平同秘鲁总统乌马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把中秘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7日第1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6日第2版。

(101)《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中国印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3日第1版。

(102)《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31日第3版。

(10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4年2月25日第3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1日第2版。

(10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关于深化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日第2版。

(10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尔代夫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16日第2版。

(10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卡塔尔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4日第3版。

(10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荷兰王国关于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4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5日第3版；《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9日第2版。

(108)《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第2版。

(109)《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20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23日第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14年8月22日第2版；《习近平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举行会谈——一致决定建立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第1版。

(110)《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14日第3版。

(111)《盘点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王毅出席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新华网，2014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24/c_1113763385.htm，登录时间：2014年12月28日。

(112)《论语·里仁》。

(113)截至2014年，周边国家中只有朝鲜、不丹、新加坡和日本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

(114)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曰、欧（盟）和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115)《孙子兵法·谋攻》。

(116)俞正梁等：《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盟）和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

(117)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4-66页。

(118)David Shambaugh，“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in David L. Shambaugh ed.，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 24-25.

(119)《中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第3版。

(120)《外交部：中俄关系是当前中国层次最高的战略伙伴关系》，http://www.nmg.xinhuanet.com/nmgwq/zem/xwzx/2013-12/23/c_118674142.htm，登录时间：2014年12月25日。

(121)《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0年9月29日第3版。

(122)《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宣布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第1版。

(123)《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统高克——抵达柏林开始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第1版。

(124)陈志敏、彭重周：《比较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一项初步的尝试》，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6-35页。

(125)门洪华、刘笑阳：《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史进程、现状评估与未来展望》，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62-74页。

(126)《中韩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8年8月26日第3版。

(127)《中韩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8年5月29日第3版。

(128)《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17日第2版。

(129)《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载《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1日第2版。

(130)《中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第3版。

(131)《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0年9月29日第3版。

(132)李承红：《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1期，第87-116页。

(133)《习近平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第1版。

(134)《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0年9月29日第3版。

(135)1999年韩国在华留学生人数和2004年在韩中国留学生人数转自门洪华、刘笑阳：《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史进程、现状评估与未来展望》，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62-74页。2013年韩国在华留学生人数和2013年在韩中国留学生人数引自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_3914/gj_603916/yz_603918/1206_604234/，登录时间：2014年11月15日。

(136)《中韩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08年8月26日第3版。

(137)李晨阳：《对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反思》，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第10-20页。

(138)李稻葵：《富国、穷国和中国——全球治理与中国的责任》，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第10-16页。

(139)《港报评述：“伙伴关系”成中国重要外交工具》，载《参考消息》2013年11月4日第14版。

(140)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47-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