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经历过很不一样的事情，由于讲出来会暴露年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守口如瓶。
现在，我把它讲给你们。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叫“依龙公社”，那时候我从内心里觉得它很土，当1984年它改成“镇”的时候，少年的我曾无比激动。然而时隔多年，现在我又觉得“依龙公社”这个名字很酷了。
依龙公社有个旅馆，当时叫大车店，我家住在西北街，跟大车店隔着一个兽医站。
大车店有个大院子，一溜坐北朝南的平房，走进去，右侧是大通铺，摆着很多行李卷。左侧也是大通铺，不过用胶壳板隔成了很多小房间。
那时候的村子还叫生产队，每年冬天会派出十几个人，赶着马车去大庆拉石油，他们要在冰天雪地里行走很多天，有一个带队的，管理着差旅的财物，被称作“掌包儿的”，其他人叫“车虎子”，在东北话中“虎”是不聪明的意思，所以这个称呼略带贬义，但如今已经没人知道了，为了还原当时的生活，我就这么叫他们了。他们路过依龙公社的时候会入住大车店，但只睡大通铺，便宜，他们甚至都不脱衣服，迷瞪到天刚蒙蒙亮就爬起来继续赶路了。
来到依龙公社出差的公家人则会住进小房间，稍微“高级”一些。那种房间并不隔音，两个人隔着胶壳板甚至可以说悄悄话。我小时候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说评书的带着个女人住进了大车店，大车店经理姓王，他趁这两个人外出吃饭，溜进他们的隔壁，在胶壳板上抠了个小洞，人家匡衡凿壁偷光，他这叫“凿壁偷窥”。这个王经理有一只眼睛是瞎的，所以他抠一个洞就够了。晚上，那对男女在炕上互相过不去，王经理在隔壁跟自己的手过不去，那对男女过去了，王经理突然心生怨恨，给保卫组——也就是后来的派出所打电话举报了，保卫组的人来了一查，没有结婚证，就把那个说书的绑上了，据说公社的通讯员“主打”，接下来就是爹一声妈一声……唉，坏人真多。
再说说那些拉石油的农民，他们通常一行十几个人，四五辆马车，白天路过就在大车店打个尖（休息一下），只有夜晚到达才会住店。半夜的时候，他们要喂马。大车店的院子里立着很多拴马桩，卧着很多石头槽子，马料是高粱和草节子的混合物，那些马吃不完就剩下了。我母亲经常跟邻居们一起去捡拾马料，回家喂鸡鸭鹅。在争抢中，我母亲还跟隔壁的韩婶儿有过矛盾，我写过一个故事叫《凶杀案》，里面的青梅正是韩婶儿家的二女儿。
我偶尔在凌晨两三点钟醒来，发现家里黑糊糊的，大人都不在，父亲陪母亲一起去大车店了，我非常害怕，把脑袋埋在被窝里，都不敢大声喘气，很快就满头大汗了。
我有个玩具，是个布绒的小马，白色的，有一撮绿色的鬃毛，不知道它存在多久了，反正全身脏兮兮的。我非常喜欢它，怎么都玩不够。一个普通玩具对孩子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成年之后的电子游戏，高尔夫球，甚至男欢女爱。当时我感觉那个小马挺大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就跟成年人的巴掌那么大。我把它紧紧抱在怀里，心里想着万一鬼来了，它肯定会帮助我，尽管我也没想清楚它会怎么帮助我。
总之，凡是父母不在家的黑夜里，它就成了我唯一的依靠。
我父母经常去大车店捡拾马料，渐渐就认识了一些车虎子。
他们没钱下饭店，但车上拉着很多白面，那是他们的口粮。不过，他们没有锅灶，只能求助当地的某户人家。于是，我家就跟这些车虎子达成了某种合作——我家给他们做饭，甚至还会提供一些炒菜，他们临走的时候会卸下一些白面，当作酬劳。
以上都是大庆周边农村才有的独特记忆，我可能是唯一的记录人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些车虎子吵吵嚷嚷地走进我家，都那么高大，他们穿着棉袄棉裤，外面还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脚上是臃肿的靰鞡靴，清一色的黑，由于他们都戴着狗皮帽子，捂得严严实实，根本分不清谁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