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立“毒瘀”学说在中医理论和临床中的重要地位，应该首先要研究中医文献，明确“毒瘀”的源流；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指出：“血脉凝泣”、“血凝泣”、“恶血”、及“脉不通”等为血瘀证。对于“毒”的论述有寒毒、热毒、湿毒、燥毒、大风苛毒等，但对毒邪致病的机理等论述较少。

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有专篇论述，在《伤寒论》太阳病及阳明病篇中也较多地阐述了“蓄血证”的证治，《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脉证并治》将毒邪分为阴毒和阳毒，系统地论述了阳毒、阴毒致病的症状、证治、方药及预后，对继承发扬“毒瘀”学说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在妇人杂病、妊娠病、产后病诸候等方面，对瘀血的病因、病机、病证作了论述。并根据毒邪性质不同，其临床证候表现，将毒邪进行分类和命名。《备急千金要方》认为“时行瘟疫是毒病之气”，其中“犀角地黄汤，治伤寒及温病，应发汗而不汗之，内有蓄血者，及鼻衄吐血不尽，内有瘀血、面黄、大便黑、消瘀血方”。此方属后世温病热入营血，凉血解毒的良方；金元时期，许多医家对“毒瘀”致病都做了研究，其中刘河间、张从正治疗疾病都以解毒攻邪为其长，如刘河间从理论上阐述了火热致病的病变机理。张从正倡导“攻邪”治法，提出“先应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的新观点。为后世治疗“热毒”相关疾病的清热解毒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明清以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毒瘀”致病的理论体系，《景岳全书》详细论述了瘀血证的用药，如“血有蓄而结之，宜破之逐之，以桃仁、红花、苏木、玄胡、三棱、苍术、五灵脂、大黄、芒硝之属”；吴又可所著《瘟疫论》提出了杂气说，使“毒”邪的含义进一步明确。即毒不仅指六淫之甚，还包括六淫之外的一些特殊致病因素。王清任对瘀血诸病证论述颇详，同时对因毒致瘀作了系统阐述，如《医林改错》“温毒在内烧炼其血，血受烧炼，其血必凝”，近代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创制了活络效灵丹，并用解毒活血汤治疗鼠疫的病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号召下，“毒瘀”学说不断深入研究，已有长足进步。“毒瘀”致病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在急性温热病，还在内伤杂病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和创新。于是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救治急症患者和疑难杂病中对“毒瘀”致病学说作出了系统总结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