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字诀”：直面未来之战

身份危机：我们是谁

这两年有两个人叫醒了我。一个是写作《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以色列人赫拉利博士——虽然我至今对他写 “人类”和 “未来”却把我们中国人省略或简化掉而耿耿于怀。他的 “从动物到上帝”以及 “从智人到神人”的观念，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依然延续着过去或传统的概念，依然在老的框框里面在打转，并没有未来的 “味道”，而未来，一定是一种与过去几千年完全不同的概念与样态。因为未来将不再是 “智人”的未来，而是 “神人”的未来。

另一个是硅谷的科技大咖凯文·凯利，他用 “进托邦”（Protobia）的概念解释说，技术在本质上是自我催生和自我生成的；过去两百年来，我们最伟大的发明恰恰是科学流程及其本身，而这种流程将会持续地自我进化和改进，创造出成千上万的新奇事物；加之万物互通互联，就会产生种种颠覆的力量，再加上技术及其生成物皆可数据化，而数据本身又具有深度学习的能力。因此，他在《必然》一书中说道：“机器人取代人工是必然的，一切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将在未来的30年甚至一个世纪里，陷入一种旷日持久的身份危机，不断扪心自问人类的意义。当然吊诡的是，我们在定义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却在帮助我们定义人性——它们真的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吗？”

大多数人都从他的书中读到了对未来的一种乐观的态度，我却看到了他身上有一种淡淡的忧郁的气质。五六年前，我曾经在哈佛大学校内的书店里买了一本他的《科技想要什么》，当时就在内心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共鸣。阅读这本书时我还特别注意到了他对 “炸弹客”卡辛斯基也做出了回应。半年后，我曾经在 “中国品质的未来”国际峰会上，手持此书与嘉宾对谈：科技想要什么？品质想要什么？

因此，我深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的态度：问题不是用来回答的，而是用来形成 “思想和生活的诱惑，它展开可能性，它意味着有事情可以折腾，生活因此就开展开来了”。因为 “拒绝答案可以防止思想变成制度化或官僚化的知识，这样思想才是活的”。他用 “知识至上”定义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质，而 “知识就是力量”又被非常窄地变成科学技术这个 “第一生产力”，最终，知识至上等于技术至上。于是乎对待知识的态度被夸张为对待整个思想的态度，也就挤掉了智慧。

更有甚者，这种近代以来技术即一切的 “新宗教”，把 “进步”的概念一点点、一片片地渗透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此就使得 “进步大于善良”，而非 “善良大于进步”了。传统的 “道德至上”的理念，从此变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了。

我特别希望自己在写作《质与量的未来》时，能够像好莱坞经典影片《回到未来》中那样，乘坐时空穿梭机从2025年回到2019年，然后发现企业某些偶然的历史因素，去引导它、修正它，从而延长企业的历史进程。或者，我乘坐了《星际迷航》中的宇宙飞船，从未来的世界回到2019年，然后我拿出未来的企业 “进托邦”宝典，展示给大家，希望再次传道、授业、解惑，以帮助大家一步一步走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