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歌剧

1720年，伦敦或许是意大利歌剧最繁荣、最重要的中心。在那里，讽刺是一种广受欢迎的表达方式。在诗歌或散文中，这种风格给它的读者带来乐趣，为作家们抨击私敌或社会丑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在伦敦，意大利歌剧的散文性讽刺手法在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14] ，虽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确实风靡一时。在乔治一世和贵族阶层的支持下，由亨德尔组织的国王剧院的歌剧团将1720年伦敦的意大利歌剧推向了空前繁荣的境地。该歌剧团班底包括作曲家乔万尼·波隆契尼（1670—1747）和阿蒂利奥·阿里奥斯蒂（1666—1729），两位互相妒忌的女高音歌手弗朗切斯卡·库佐尼（1698—1770）和福斯蒂娜·波尔多尼（1700—1781）以及阉人歌手塞内西诺（Senesino，Francesco Bernardi卒于1759年）。当时付给塞内西诺的薪水数额巨大（每个演出季高达两千英镑），比得上当今歌星的收入。这时期亨德尔的歌剧制作水平很高，而且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年份中他都能做到每个演出季上演两部歌剧。

对意大利歌剧最强有力的嘲讽爆发于1728年。《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由约翰·盖伊（1685—1732）创作剧本（他也是《阿西斯与加拉蒂亚》[Acis and Galatea]的作者，亨德尔为之创作了美妙的音乐），克里斯托夫·佩普施（1667—1752）编曲。这部作品使用了各种手段抨击外国之敌，剧中的角色并非英雄人物而是社会渣滓。它保留了意大利歌剧的说教性，泛论某种道德，但它针对的是买卖交易、利益驱使的背叛——人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剧中角色的对白用英语，而歌唱时他们就唱填了英语新词的当代流行歌曲。最为重要的是，《乞丐歌剧》抨击了当时的政府，从而起到了一种蕴含深意的社会作用。

《乞丐歌剧》的巨大成功使其成为1822年之前英国舞台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并促使一大批作品涌现，相似的是，这些作品都由各种来源的音乐素材组合而成。这些风格模拟创作[pastiches]——它们缺乏原作那种善辩特色和逼真的艺术冲击力——被称作民谣歌剧[ballad operas]。因此，《乞丐歌剧》上演后的第二年，紧跟着出现了《温和的牧羊人》[The Gentle Shepherd]和《计谋》[The Contrivance]，而1731年由查尔斯·科菲（卒于1745年）作剧的《麻烦缠身》[The Devil to pay]上演后大受欢迎，它还被翻译成德语，并成为德国音乐戏剧的流行体裁歌 唱剧的基础。

毫无疑问，由于《乞丐歌剧》的成功及其体裁的建立，意大利歌剧遭受重挫。英国有很大一部分的歌剧观众一直不喜欢意大利歌剧，嫌它冗长、乏味、宣叙调令人费解，而着迷意大利歌剧的观众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那些意欲支持意大利歌剧的人们发现自己分成了两个阵营。由国王撑腰的亨德尔的歌剧团正遭遇“贵族歌剧”[Opera of the Nobility]的竞争，这个成立于1733年的歌剧团得到威尔士亲王的支持。[15] 到1737年之前，这两大歌剧阵营均遭损毁，亨德尔虽然没被击垮，但受到很大打击。亨德尔体格健壮、生性乐观并抱有坚定的艺术信仰，他始终不相信意大利歌剧的大业会就此在伦敦消亡。直到1741年他创作了最后一部歌剧后终于转向了清唱剧。

构建英语歌剧的努力仍在继续。阿伦·希尔于1732年写信向亨德尔求助，信中写道：“我认为，您完全可以把我们从意大利歌剧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向世人展示英语的柔和足够用来演唱歌剧……”[16] 亨德尔的确可以有所帮助，但他没有这么做。情况正相反，英语歌剧在其最流行的时候变成了滑稽剧[burlesque]——这一时期的一种特殊的英语歌剧形式，其创作是为了戏仿一部特定的歌剧。

一部名为《万特莱之龙》[The Dragon of Wantley]的滑稽剧以亨德尔的歌剧《朱斯蒂诺》[Giustino]为讽刺对象，此剧首演于1731年，它在第一个演出季中就成功上演了六十七场。（在同年的头五个月中，亨德尔的三部新歌剧总共才演出了十九场。）《万特莱之龙》由约翰·兰珀（1703—1751）运用意大利歌剧的全部元素来作曲，脚本则由亨利·卡雷（1687—1743）根据早期的流行民谣而创作。卡雷保留了许多民谣的语言，同时也删除了一些过分的粗话。留存下来的部分融会了民谣语言的滑稽蕴涵，显示出英式幽默的品格。阿伦·希尔所期盼的英语正歌剧并未问世，对这一艺术样式的不断尝试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