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业西马营

战胜困难的乐趣，回味更浓，永生难忘。

初始的校园

宁夏师范学院是1958年“大跃进”中在银川师范头上戴帽子成立的。那时的银川师范校址设在中山公园东北侧，老乡把那块地方叫“西马营”，但正式的通讯地址则是中山公园路2号。学校北靠银川古城墙，东南是一片长满了芦苇的湖面，空气十分清新。湖面以西学校南墙前是一片饱含盐碱的荒地。湖面的东南岸是银川机械修配厂。学校校门朝南，出校门往前，通过雨后十分泥泞的小路，可以走到文化街。

如果出校门走几步再往西，就进入了中山公园。在整个校园内，银川师范活动范围在西边，师范学院活动范围主要在东边。起初，除了师院和师范合署办公的少量房间外，师院师生员工经常活动的地段，南北不足200米，东西不过几十米。一条东西走向、宽约10米的洼地把师院的地段分割为南北两块。南边台子上有坐北朝南的三排平房，从南往北看去，在破败的南墙后有七八米宽的空地栽着两个肋木，第一排房的结构好像是教室，房间有大有小，初创的仪器储藏室就位于中间，两边其余的房屋用途不断变化，后来有的做了教室，有的做了教研室。后两排好像是会议室的结构，每排房中间部分有突出的小圆弧，师院图书馆、会议室都安排在这里。洼地北面有坐北朝南的五排平房。第一排共有三个教室，师院第一批招收的三个班就在这里上课。第二排的结构似乎也是教室，但起初是住的学生。再往北的三排是职工宿舍，主要住的是带家属的教职工。后来，师生员工自己动手新盖了一些房子，除礼堂兼学生食堂两校合用外，属于师范学院独立活动的地段，东西方向大约扩大到近150米。在最北边增加了教职工食堂。在洼地以北，原有房屋的东边，增加了一排坐东朝西的单身教师宿舍，再往东则是几排学生宿舍和教室。在整个校园的西北角，后来还盖了一个工厂的车间。它的北边，穿过古城墙的一个小门再往东北，有一片学校的菜地，教职工平时轮流在那里劳动。城北的菜地和南墙前的荒地，冬天放眼望去，下面翻上来的盐碱把大地染成一片银白色，这景色不由得叫人联想到“银川”，真是银色的平川啊！在那里我虽然仅仅工作生活了两年，却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1958年时的宁夏师范学院大门

不平常的开端

1958年，初秋的宁夏已是天高气爽。然而过热的“大跃进”浪涛依然一浪高过一浪，它冲破了一切正常的规律，甚至把它颠倒了过来。在这个历史时期诞生的宁夏师范学院，不仅上马快，而且一反常态，先有学生，后有老师，然后才有校长。实际上，迟至7月中下旬，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才决定成立宁夏大学筹委会，并规划在宁夏大学内设置工、农、医、师4个学院。到8月初，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就宁夏大学筹建情况进行汇报时，才提出建议：在宁夏大学未建成以前，先在银川师范、银川农机校和银川卫校基础上戴帽，分别成立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和宁夏医学院。到8月8日以前，已由文教处负责为3所院校招了生。可是，志愿支边来宁夏师范学院任教的第一批教师中，这时大多数还没有从大学毕业，直到8月下旬他们才结束大学生活从北京、东北、华东等地千里迢迢乘火车来到银川。学校的主要领导就更迟了，主持宁夏师范学院工作的副院长、副书记刘继曾同志，在兰州交代完工作赶赴银川上任时，已到9月初了。

未完成的使命

刘继曾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搞地下工作时就熟悉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又在高校担任教务长多年，有丰富的高校管理经验。他为人耿直、善良，办学思路清晰，我们都尊称他为刘老。刘老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性教学环节。宁夏师范学院第一批师资队伍中，除从北京回民学院支援宁夏的几位老教师以外，全部都是应届毕业生，除有四位研究班毕业的，其余都是本科生。尤其是理科，没有一位老教师。至于实验设备和图书自然都是一无所有。刘继曾同志到任后，看到一穷二白的现状，十分着急，立即决定选派人手外出求援和采购。

学历史的贾正群同志在读大学以前，已经参加工作数年，办事有经验。北师大毕业生来宁夏时他又是领队，自然会成为担任这次重要任务的首选对象。宁夏师范学院在1958年只设语文、历史和数理3个系。首批教师中，学物理的只有我和古佑玲两人，她又被当时位于中山公园内新建的宁夏电子研究所借调（次年正式调走），专业性很强的设备采购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当时刘老给我们的任务有两点，一是到北京师范大学请求支援理科特别是物理老教师，支援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请求北大、清华支援图书。二是把自治区政府拨给的6万元购置费，力争在北京花光，全部采购图书和设备。6万元！是1958年时的6万元哪！刚脱离学生生活的我，第一次领到56元工资时已经给了我一次惊喜。接着要和贾正群同志去花掉为数6万元的巨款，为宁夏师范学院添置第一批图书仪器设备，使我心情十分激动，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争取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

然而，形势的发展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初衷。高等教育大发展导致全国高教资源出现了严重短缺，使我们这次出差的结果远非圆满。北师大和北大、清华在自身教育资源也很紧张的情况下，都给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援。北大、清华支援了我们一批图书，而北师大从师资、设备到图书都给了我们一些支援。

张德澂老师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杭州大学和北师大，是我在北师大学习时的老师，给我们辅导过原子物理。毕业前搞教育革命大办工厂时，又和我一起骑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各个光学仪器厂，调查研究和学习技术，办起了光学厂，因此我俩比较熟悉。自从他正式向北师大组织上表示愿意支援宁夏师范学院时起，就十分热情地和我们一起四处求援，加紧采购。张德澂老师从北师大物理系普通物理实验室挑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普通物理实验仪器，运往宁夏后成了当时数理两系普通物理实验室第一套成套的实验设备，在建校初期的实验教学中起了重要作用。

北师大只支援我们一位张老师，请教师的任务虽然难于圆满，但总算有了结果。图书采购由北师大校园内的新华书店几乎承包了，由他们调剂货源，我们从其他书店只做了少量的补充采购，也算完成了任务。但是，当时的图书都很便宜，一本书只有几角钱，领导讲话和文件等单行本一本只花几分钱。要完成6万元的购置任务，只有靠大量购买教学仪器设备才行。而仪器设备的采购任务可就惨了。我和张老师跑遍了北京的仪器门市部、教学仪器厂、光学仪器厂等，只采购了几台精密天平、精密电表、分光计、照相机以及暗房设备，还有一些小件仪表和测量、绘图工具。教学设备采购任务的绝大部分都未能完成，我的情绪之低落不言而喻。在北京我已无事可做，怀着几分焦急、失望和不安的心情，我一个人先登上了回程的火车。那时包兰线刚通车，车速很慢，车内特别拥挤。我又给自己买了一个大帆布箱，里面装了多半箱为图书馆买的急需的书，十分笨重，根本无法挤入车厢内，只好在两车厢连接处找一个立足点。从北京一直站到过了临河，才挤进了车厢里面，可是仍然还得站着。到了银川，公共汽车站到学校没有交通工具，只好提一段，歇一歇，把书提到学校。虽然很费力，但总算亲手给学校带回来一些书，缓解一下没有完成采购任务的沮丧心情。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刘老很了解全国的形势和我的心情，在我汇报了去北京的情况后，正等待“挨训”时，刘老却对我们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使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师院领导给予的关怀和温暖。

月光下的赶超

1958年9月15日，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三所高校联合举行了开学典礼。宁夏工委书记李景林、甘春雷出席会议，甘春雷同志讲了话。他强调学校必须认真贯彻教育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树立阶级、劳动、群众、辨证唯物四个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观点、个人主义和形而上学，培养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培养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师院开学后大约三周多，就停课到校外去参加大炼钢铁活动。这些因我去北京出差全都错过了，我是事后看报和聊天才知道的。

我回校后不久就赶上了短途运输活动。中师头上戴高师帽子，规模是扩大了，生活上的困难也增多了。当时最为紧缺的，一是水，二是房子。学校里面人工挖的井太浅，打上来的水都是苦水，而且水质极硬。用这种水洗头，就好像打了现在的硬发胶，头发奓着，十分涩滞，很难梳理。洗头尚且如此，自然无法饮用。开头是组织师生拉水，很快就改用骡车拉水，用来吃饭和饮水。至于洗衣服则常喜欢用湖水。

1958年建院初期，用房十分紧张。银川师范使用着校园的中、西部，宁夏师院只使用了东边大约1/3的地面，吃饭、开会的地方都没有。教职工的宿舍缺很多；学生更是如此，145名学生挤在一排原来按教室盖的房子，只好一个班的男生住一个大房间，各班女生也混住在大房间；教室也只够开始的三个班使用。但是，通过突击劳动建校，所缺的各种用房很快就都有了。

那时盖起来的礼堂、教室、宿舍大多是“砖混结构”，但不是砖和水泥钢筋的混合，而是砖和土坯的混合。用超常速度盖起来的这些房屋，实际上是基建专业队伍与师生共同劳动的结晶。土坯就在施工现场附近加工，有时是在下午，有时是在早上两节课后。我们教师轮流和学生们一起在教室前冰冷的泥水里手扒、脚踩、铁锹切，腰腿酸痛得几乎难以忍受，换来的是脱土坯竞赛的欢乐。脱出的土坯越垒越高，校园里的洼地却越来越像河沟了。

土坯可以在基建工地附近赶制，砖却要从东门外的砖窑运回来。那时还没有使用橡胶轮胎的拉拉车，背斗装的又太少，只好用扁担挑。从东门外到西马营，抄近道走，大部分是高一脚低一脚的乡间小路。对于在十三陵水库修建中挑过石头的我，挑砖应该不算重。可是挑石头是用筐装的，现在挑砖，却只能用绳子勒着。一根扁担两头担着摞起半人多高的砖，要想在途中不脱落，还真需要点技术！半天最快的也只能挑两三趟。大家很辛苦，运来砖的数量却不多。后来不知是从哪里借来了两个卡车后面的拖车，就昼夜不停地轮班干了起来。我轮到晚上行动，七八个人一个拖车，连装带卸，前拉后推。月光下你追我赶，一会儿有人领头唱起了号子，一会儿又说说笑笑。乌云一来，黑泥、亮水、乌沙地的判断完全失效，大家只能相互关照，摸黑前进。谁若踩上了泥水，换来的是一片善意的取笑。短途运输通宵达旦，每次都是大汗淋漓，浑身泥土，情绪却是无比的高涨。盖房用的砖够了，土坯也已晒干，搞基建的工人师傅干技术活，师生就来当帮工。在师傅的指导下，大家和泥灰，运送砖坯、木材、芦苇等材料，房子很快盖了起来。学习、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人们也从中得到了锻炼。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砖混结构”的房子早已被现代建筑所代替，但是劳动建校、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精神，不仅成为宁夏师范学院乃至宁夏大学的光荣传统，从中受到的教育也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具有政治意义的教学辅导

1958年建立数理系时教师很少，只有7个人，开头物理教师只有我一人，只好和数学教师在一个教研组，政治学习虽然很热闹，物理业务却无法相互探讨。数理系一年级第一学期的物理课是力学，开始时由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的赵圣炎老师主讲，张德澂老师到校后就接了这门课，赵老师改教数学。我的任务是辅导、开实验课和指导学生勤工俭学与办厂。当时的辅导答疑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意义，为贯彻阶级路线，不能让一个贫下中农子弟掉队，而且要力争学习成绩优秀。那时没有专门的答疑室，每周几次的答疑时间，教师就到班上，在课桌间巡回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然后，和需要个别辅导的学生约定时间、地点，另行系统地讲解。对于指定的包干辅导对象，不但要分阶段系统地辅导、质疑和答疑，平时考试和期末考试前更需多花功夫。我包干辅导的学生最终获得了优秀的好成绩，我也享受了成功的喜悦。

师院的第一次实验课

师院成立之初，学制只有3年，劳动时间又多，理论教学学时安排异常紧张，但实践性教学环节依然颇受重视。尽管房屋不够，采购来的仪器又少，学院领导仍然让我创造条件尽快开出普通物理实验课，这是我很喜欢的工作。小学上课时，为了逞能，我曾背着老师用一杯水和硬纸片演示大气压强的实验，因怕老师看见，心里紧张得把水洒了一地。老师没有严厉地批评我，反而让我在班会上，给全班同学做了成功的表演，从此更激发了我对实验的兴趣。在潞河中学求学期间，化学经常在实验室上课。有时是老师先让学生观察化学反应现象，然后讲解，并让学生讨论、回答问题；有时是在老师演示讲解过后，进行学生分组实验。物理老师上课时喜欢让全班同学围在演示实验的四周，边做演示实验边交谈边讲解，大学普通物理课上的表演实验更是吸人眼球。我不仅为这些精彩的表演实验所吸引，在两人一组的中学和大学实验课上，我也一直争取做实验操作的主力。在课外，还参加过一些实验和科技小组活动。这些都成为我开好物理实验的基础，使我能够满怀信心地承担这项任务。

第一轮实验是挤在只有40平方米的仪器储藏室内进行的。周围放着由我绘图，从康乐木器厂订做的仪器柜，中间摆放几张长条课桌，桌面是倾斜的，也只能凑合着用。长度实验测量只买到了螺旋测微器，更简单的游标卡尺却买不到，只好从银川师范实验室借来使用；三线摆则是我仿照书上的样子画出草图请木匠师傅赶制的。在北师大支援的仪器未运到之前，就这样东拼西凑开出了第一轮实验，它包括长度、时间、质量、比重等基本测量实验。由于同一实验只有一、两套设备，只能采用大循环。后来，把照相和扩音机的使用也都列入实验。白天学生轮流照相和使用扩音机，晚上仪器储藏室又当作暗室，配上黑红两面的窗帘，让学生轮流学习暗房技术。

校办工厂的火星

师院成立之日，正是高校大办工厂之时，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学校曾在南墙外搭起一个“炼钢炉”，并称之为炼钢厂，随着大炼钢铁热潮的低落，不久就下马了。数理专业学生和我一起，也在每周的劳动时间里筹划着办工厂，最先是想办一个化工厂。学生中有一员干将，名叫吴叙恬，由他领着学生，有时我也参加，冒着刺骨的寒风，到野外盐碱地里去收集泛起的白皮，回来制成芒硝。南方收购芒硝的人看过、算过之后，觉得我们的年产量太少，就此作罢。接着又从毛纺厂搞来一些废料，烧起大锅做毛发速效肥，可是肥效高低和年产量在当时都较难准确计算。芒硝和毛发速效肥虽然都有小批量生产和销售，但却难以支撑起一个工厂。后来，到了1959年才以北京教学仪器厂生产的一台小车床的到校为契机，办起了机械加工车间。先由师生劳动在学校的西北角古城墙边盖起了一间小房，安放了那台小车床。又请木器厂赶制了很结实的钳工工作台，配置了台虎钳等一小批钳工工具和电焊工具。从东北来的赵贵富师傅是技术过硬的钳工，再加上青年女工小朱，车间就初步成型了。最初是想把它办成教学仪器厂，物理系成立后又称其为物理工厂。1959年的下半年，自治区大学办公室的张先畴老师外出进修回来后，愿意留在师院。他是清华大学铸造专业毕业的，此后就由他接替我负责办厂事宜。这个车间虽然没有生产出成批的产品，但是为学校修修补补，为学生提供工艺实习课程的场所，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办厂虽然没有成气候，但艰苦奋斗、勇于创业的那种精神使得许多师生从中受益。

仪器储藏室里立业安家

我在师院的第一堂实验课是在仪器储藏室里开的，第一堂讲授课的备课也在仪器储藏室，这是立业。至于说到安家，那是因为学校的教师住房紧张，只有在有实验员和储藏室仪器较多又上课的几段短时间内，我与另一位老师住在教师单身宿舍，其余时间我都是住在仪器储藏室。那时睡的木板床，是在两个制作极为粗糙的细条状的板凳上面，放一块由粗糙的木板拼起来的床板构成的。板凳脚还不在一个水平面，还需仔细垫平，木板床才稳当。即使这样，如果被偶然事件冲撞，还有倒下的危险，我就碰到不止一次。在北京，家里冬天取暖用的是铁炉子，烧的是煤球。但这里用的是土炉子，它是由土坯和几块砖搭起来的炉子，里面用碎缸瓦片和泥把炉膛搪好，搪不好炉子就烧不旺。烧的是砟子（一种燃点很低的煤，用纸就可以把它点燃）、煤饼和块煤。我起初很不适应，不过很快不仅学会了生火、封火，而且也能自己砌炉子和搪出好烧的炉子。

1959年上半年原计划没有给我安排教学任务，组织上准备派我到外省重点大学进修。我和未婚妻自分在两地工作后不久，我就去了北京，等我回来，她已和永宁农校师生一起到平罗大炼钢铁。半年内我们没见过几次面，考虑到我外出进修又可能一年见不着面，1958年12月初我俩征得双方组织上的同意，决定结婚。虽然没有声张，但是师院几位老师打听到消息还是给热情地张罗起来。我当时住的仪器储藏室，东西不多还是空荡荡的，贴上几张喜字，既当会场又当洞房。12月5日星期五的下午晚些时候，未婚妻坐在同事的自行车后架上，从永宁赶来银川，到了师院已近黄昏。晚上，按当时的惯例，每人出5角钱买些糖和干鲜果品，像开茶话会一样，十几位老师围着桌子坐下来，举行简单仪式后，边吃边谈对我俩祝福一翻，就结束了这革命的婚礼。星期日她就返回永宁农校，准备第二天上课了。到了1959年9月，我的大儿子降生了，那时已经有了实验室，仪器储藏室内比较空了，还是在这里，我伺候妻子度过了产假。1960年7月，我的岳母从河南开封来到银川，我们全家人在这间房子里度过了西马营生活的最后时光。

城市整社

1959年初与街道工作积极分子合影

1958年12月中旬，我进修的学校尚未联系好，自治区来了整社任务，要从高校抽调一些教师、干部参加整顿人民公社的运动。尽管当时师院教师、干部很少，还是抽出近10个人参加。我和程秋德老师被分配到银川市区参加城市整社工作。当时的任务一是整顿组织，把银川市正式划分为东城和西城两个人民公社；二是宣传政策，纠正某些“左”的提法和做法；三是动员能力强的家属出来做街道工作；四是做好调解工作，化解一些具体矛盾，如从上海迁来银川的人在井边刷马桶引起本地居民反感的问题等等。那时人民公社热潮已开始降温，人们已经不再到公社食堂去吃大锅饭，也不再积极参加大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家庭访问，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为了赶时间，我每天都抄近路斜穿冻结的长满芦苇茬的湖面去解放西街靠近鼓楼的山河湾一带上班。一个冬天下来，让芦苇茬把一双崭新的黑色毛皮鞋穿成了开花鞋。每天中午我就在街道大办食堂时留下的厨房里吃搅团（当地群众常吃的一种饭，用辣椒和油、盐做浇汁，浇在用荞麦面搅成的糊上）。通过参加城市整社，我初次接触了银川百姓们的生活，了解了他们质朴的性格和方言以及一般风俗习惯，在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了一片。要求我们做的工作我都做了，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是从中我没有体会到城市里搞人民公社有什么优越性，不过我心里惦念的是师院的教学，没有就此问题多想，更不会联想到当时农村的情况。

勉为其难教制图

1959年春，城市整社已接近尾声，我进修的学校仍然没有联系好。那时全国各地高等教育都在大发展，新增的教师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因此要求到老高校进修的人员特别多，而老校接纳进修的条件有限，我的进修申请大约要拖到1960年才能安排上。于是在1959年上半年给我安排了建立实验室和准备给数理系讲授普通物理电学的教学任务。可是，按教学计划，数理系该开制图课了，其他老师都已在本行上承担了讲授任务，再没有教师了，我就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所谓勇敢实际上是勉为其难，我在大学虽然学过制图，但只有32课时，作业不多，远未达到熟练，没想到会去教学生。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在备课中搜寻翻阅了多种制图教材，吸收其优长，确定教学方案。反复练习画草图，以便在课堂上做好示范。又从银川师范借来一些立体几何模型增强学生的立体感。每次课在讲授后都要拿出一幅我在备课时精心制作的大张的机械零件挂图，作为学生练习的样本，要求学生每周都要完成一个作业，得到较多的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搞实验室建设和电学备课的同时，既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制图课的教学任务，又使自己画草图的本领明显提高，为后来物理教学中画好板画打下了基础。

师院的第一个实验室

在“大跃进”时期，铁路运输特别紧张。直到1959年初夏，北师大支援的普通物理实验仪器才运来。学校给物理系实验室分配来一位实验员，我以为建立实验室的初步条件已经具备，我可以只搞实验教学了。谁知他很快又被调到校办公室，此后再没有给物理系配备实验员。所以在西马营工作的两年中，我不但管理着实验教学和实验室，而且充当着采购员和实验员。在已有实验设备的基础上，我又采购了一些配件，凑成了15个实验。我凭着大学学习时记忆的实验台的规格，在康乐木器厂订做了实验台。7月初，在用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将洼地北面第一排西头的教室分配给物理系做实验室。教室改做实验室，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电和水。好在普通物理实验只有很少几个实验用水，可以在实验前用桶提来。电是实验经常要用的，只好自己进行室内布线。8月份，张大灈和马友谅两位教师分别从西南师范学院和四川师范学院毕业来到师院物理系，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建立实验室，辅导学生实验。我们三人自己动手继续安装电路，在墙上安装扭摆、墙式电流计等实验设备，并且制作插销板等一些小的设备，正式建立了师院的第一个实验室。它虽然很简陋，但及时赶上了教学的需要。这时，数学、物理已经分成了2个系，学制也改为4年，初建的实验室按计划给物理系开出了实验课，还给数学系开出了一些电学实验。不过，由于多数实验的设备只有一套，仍然只能采用两人一组大循环的办法进行，既无法和理论课的进度配合，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也不够充分。通过创建实验室的全过程——设计、安装、采购、调试、准备和开出实验——使我们积累了许多实际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教训。

申请入党

参加工作快一年了，在1959年七一前夕回忆最近两年的情况，觉得自己在自我革命的要求方面是比较严格的。在大学期间，反思、检讨自己思想上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是比较深入的；在关键时刻，能够把党和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参加工作以来，承担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态度是认真、勤恳的，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开辟工作环境。兼任的师院团委委员和数理团支部委员的工作也同样是认真负责的。特别是由于领导对自己的工作不了解，在去年从事比讲一门课要辛苦得多的多头、繁杂工作之后，只领到跃进三等奖，自己也能坦然对待，并无怨言，思想进步是比较显著的。为了让党组织更能了解我、帮助我，更加严格地要求我，使我更快地达到党员标准，把一切献给党，我写了入党申请书。7月1日正式交给了党支部，把我心向已久的愿望第一次表达出来。从此，我成了培养对象，参加党课学习，使我能够受到更多的教育。当时，我联系最多的学校领导就是团委书记并负责数理党支部的孟华同志，他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关心，而且在当时政治氛围普遍较“左”的情况下，他看问题比较客观，实事求是。他早在1939年就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百团大战时受伤，作为二级残疾军人，转入了地方部队。他也是1958年作为支宁干部转业到宁夏的。我本来就感到他很平易近人，得知他的这些情况后，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敬。所以有什么事都爱找他汇报，我申请结婚、入党以及后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都是首先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教，得到他的帮助。

“大干六十天建设物理系”

1959年下半年，在马友谅和张大灈来校后不久，张先畴和清华研究班毕业的庄最清先后来物理系。1960年春天，又从北师大来了乔立恭，系内教师虽已有7位，但仍然不多，故只设一个物理教研组。除了组长张德澂老师外，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高校教学经验。学生实验虽然已勉强开出，但是课堂教学用的表演实验仪器设备几乎没有。为了进行教学建设，系里请示刘继曾后，以学校名义请来了北师大的冯钟泰教授。他是极富经验的普通物理老教师、研究表演实验的专家，物理系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大干六十天建设物理系”的口号。物理系全体师生举行了誓师动员大会，刘继曾、团委书记孟华同志及各系师生代表都到会祝贺。我当主持人，张德澂、冯钟泰先后讲了话，刘继曾做了具体指示：既要解放思想，又要把工作做得扎扎实实。会议气氛热烈，情绪激昂。“大干”的内容以系的教学建设为主，兼搞些与教学可以结合的科研：其一，教师轮流讲一两次课，请冯教授做指导，大家参与评议，帮助教师过教学关；其二，在冯教授指导下，师生分组设计制作教学表演实验，技术要求高的活儿请工人师傅帮忙；其三，开展初步的科研工作，如试制静电加速器等。冯钟泰教授有严重的糖尿病，仍然不远千里来师院指导教学，精神十分可嘉。一次冯教授因病需去医院急诊，而学校又无任何交通工具可用，外面还下着雨，道路异常泥泞。后来成为学生处处长的孙占科同志，那时刚从学校毕业来到师院工作，身体并不壮实，却毅然把有点肥胖的冯教授背了起来，一直背到距学校很远的医院，他的这种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这虽然是一个小插曲，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师院办学条件之差是怎样被人们的高尚精神所弥补的。尽管冯教授后来因病不得不提前返回北京，在物理教学方面我们还是得到他许多宝贵的传授。

1960年物理系师生向校党委汇报

师生员工一起动手就地取材制作的表演试验装置，如滚摆、离心轨道、共振实验、波动演示仪等，演示效果都很好，并且赶在师院召开群英会时献了礼。师院搬迁至银川市新市区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批表演实验装置在课堂教学中起了很好的作用。静电加速器项目是最复杂的，在当时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我们虽然费尽心血攻克技术难关，把光洁度要求很高的部件做成了，终因其他原材料供应不上，而未能最终成功。

当时搞的其他项目还有无线电遥控舰船模型、将超声技术用于炊事等等。我在大学参加过航模小组，1960年初又和当时还是银川一中上学的安建国同学一起，随宁夏体委的同志去北京南苑机场参观过全国无线电遥控航模比赛。宁夏体委是希望在银川一中和宁夏师范学院首先开展遥控航模活动，在航模发动机方面也给了支援。我们分析了情况，觉得直接上航模，既要解决航模飞机的稳定性又要实现遥控，在当时的条件下，难度较大。考虑到宁夏师院附近水面较多，可以先搞无线电遥控舰船模型。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舰船船体早已做好，遥控部分也都装好。唯独一支关键的电子管买不到，无法调试，当时我们难受的心情可想而知。超声技术用于灶房，是从四川传过来的，宁夏也想和全国一样大搞一下。学校派马友谅老师赴四川学习，回校后立即在教室门前不远的洼地搭起了炉灶，实验用超声帮助做饭。据说是可以节约燃料，蒸出的馍和米饭量多而白。实验虽然取得效果，但不如传说的那样神奇，后来也和全国一样停了下来。这些项目或因材料缺乏或因科学依据不足而没有成功，但是在过教学关的同时就重视科研，体现了刘老的办学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文科两个系通过资料研究和社会调查还是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

第一次获得荣誉

1960年4月30日，师范学院召开了群英会，这是学校第一次表彰先进。物理系从筹建起算虽然只有一年，还是被评为先进单位，张德澂老师作为先进单位代表，我作为先进个人参加了会议。参加工作以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我讲授普通物理电学和制图两门课程，参与创建普通物理实验室，为数理、数学、物理三个班开出实验课，教学效果还都不错。另外还在勤工俭学、办厂、辅导、指导学生课外小组做了一些工作。整社、下厂下乡、公益劳动我都积极参加。在一段时间里，每周两个晚上，还到银川夜大学上课，星期天还参加宁夏广播合唱团的排练，日子过得十分充实。这次被评选为学校的先进工作者，既是对我前一段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鞭策。我暗下决心，要继续努力学习，分析克服工作上的弱点，争取更大的进步。

跃进式的教改

1960年5月底到7月，宁夏师院又开展了教学改革运动。全校师生先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教学中存在的少慢差费现象，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全校贴出了1744张大字报，揭露的问题中有正确的东西，但在当时又都被“左”的思潮掩盖着。开展大批判的内容，各系结合本系情况各有侧重。中文系批判了“人性论”，历史系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俄语系批判了“天才教育思想”和“条件论”，数学系批判了“不可知论”和“为理论而理论”的教学思想，物理系则着重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客观主义的教学态度以及形而上学的学术观点等等。然后，用突击的方式，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结合实际，制订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且着手自编教材。新的教学计划要求体现一专多能精神，适当提高程度，开设专门化课程，向综合大学看齐；还要适当增加劳动时间，改进教育实习。据统计，全校编出了27门课的新教学大纲和8门课的教材初稿。还发动学生去中学调查研究，参加编写中学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改运动当时搞得热火朝天，可惜那是在“反右倾”运动的阴影笼罩下开展的，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许多方面的考虑都脱离了实际，浪费了师生的大量精力。物理系的老师又都受了1958年“大跃进”时，许多高校物理系搞教育革命时期那种思路的影响，欲把物理专业教学效果毕其功于一役。计划将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打通，力学理论讲完后先讲电磁理论，并且编写了力学讲义。新的教学计划从下学期新生开始实行，老生实行过渡计划。然而，后来实行的结果，发现当时的打通方案没有充分尊重人们认识事务的规律性，削弱了从实验现象综合归纳为规律的能力，而且高等数学也无法紧密配合。一年后又重新修订教学计划，恢复了普通物理与理论物理分开按顺序讲授的系统。这是后话。

丰富的社会实践

兴起于1958年的教育革命特别强调社会实践。我住在西马营的短短两年里所经历的社会实践，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最多的是公益劳动，除了前面提到的大炼钢铁、大搞短途运输和建校劳动以外，还有修桥筑路、植树、夏收秋收等等，学校是把生产劳动作为课程对待的，与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并列为三大类课程之一。学校起初是按每年一、二、九的比例安排假期、劳动和教学，但实际上劳动时间远远超过2个月。1959年春的一次植树，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早上天不亮就出发，全校师生摸黑步行到铁路以西的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原里植树，后来听说这个地方叫平吉堡。我以前参加植树都要按挖坑、栽树苗、填土、浇水等程序进行，谁知这次植树的方法很简单，只是用锹挖一下，将大约20厘米长的杨树栽子插入土中。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据说因那里地下水位高容易成活。由于植树的量很大，劳动的强度依然不小，完成任务返回学校的半路上，天已经很黑了。1959年参加第一次夏收更使我难忘。在我老家通县，夏收是用手拔麦子，而来宁夏后是用镰刀割麦子，镰刀的形状也和我们老家的不一样。开始割麦子时很不习惯，用力稍不注意就会割到腿上，不仅速度很慢，而且留下的麦茬高低不平很难看。天热蚊子多，刚割一会儿身上已经让蚊子叮了几个大包，再加上腰酸背痛，几乎不能坚持。但是看到社员们特别是女社员和谐、优美的动作和你追我赶的劳动热情，我很羡慕。想到这种劳动每年都有，我必须忍痛坚持把自己锻炼出来，过好来宁夏后劳动的第一关，于是劳动的毅力也就出来了。在社员的不断指点下，我很快领会了使用宁夏镰刀的要领，动作逐渐协调起来。在后来的麦收秋收中，我能达到中等水平，还要归功于这次打下的基础。1959年中文系和历史系还在北门外开了6亩多地，办起了实验农场。到农村社会调查也常有，记得1958年11月底农闲时的一天，师院全校师生在黎明前就出发，步行30余里到贺兰县农村参观访问，了解人民公社化后的新面貌。次年2月，全校又用2周时间参加红花公社的整社，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春耕生产为中心，开展共产主义宣传教育，协助整社。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口头鼓动、田间读报、串门访问、组织辩论会、设立竞赛台、大字报、墙头诗、标语、漫画、快板、演唱等等。还调查民情民俗，了解民族、宗教问题，收集地方发展史料以及民歌民谣等等。当时的用意显然是对师生进行形势教育。那时，农村也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因此只能看到一些热情的场面，不可能看到人民公社后来显现的负面效应。厂校挂钩是社会实践的又一种形式。1959年3月开始，宁夏师范学院和银川机械修配厂挂钩协作，师院师生向工人学习技术，同时在修配厂开办职工业余中学，由各系学生给工人上语文、数学和物理课。从此，理科的老师轮流到修配厂学习钳工和车工技术。我在中学的生产工艺课，包括木工、钳工、化工和食品加工。木工是做一个小方盒，钳工是每个学生为学校的教室的一个门配一把钥匙，化工是学做中式肥皂和香皂，食品加工是做松花蛋、酱菜等。肥皂和松花蛋和酱瓜等，我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在家里做，都获得了成功。钥匙虽然配得很成功，但钳工和木工的基本功还不可能真正练出来。在大学的工艺实习课，包括木工、钳工和玻璃工，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将来做物理教师时，能够自制教具、修理教学设备。但是由于课下练习机会不多，不可能通过课内教学很好地掌握这些技能。这次到工厂学习，不仅与工人师傅建立了感情，而且在以往学习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基本掌握了使用台虎钳、各种锉、钢锯、大小榔头等工具的要领，并且能在车床上车简单的活。这使我具备了一定自制教具的能力，在后来的实验室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文系学生是经常到《宁夏日报》印刷厂劳动实习、学习拣字、排版、拆版、清洗铅字和开小转盘印刷机等。

频繁的政治运动

在西马营期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活动特别多。教师的政治学习、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课每周至少8小时，学生还另加形势教育课。学习方式大都是边学习边鸣放，又“左”又热闹。运动更是频繁不断，1959年1月就开始肃反审干，3月底开始整党，持续到7月。4月底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献，开始反右倾。整风直到次年5月，接着1960年6月又开始揭发地方民族主义问题。这些运动虽说重点在党内，但是波及全校，每次运动大都要大鸣大放大字报，有些还要大辩论，例如反右倾第一阶段就贴出大字报13045张。由于“左”的倾向不断发展，不仅党内一些同志受伤害，而且有些非党群众也被当作典型受批判。1960年7月师院党委还提出了开展“三反”（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运动的安排，与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教学改革结合进行，足见当时运动所占据的时间是相当多的。

低标准的先兆

在西马营工作的那些日子，绝大部分时间我是单身，吃饭一直在学校的灶上。最初和银川师范的教师在同灶吃饭，主食总是大米白面，没有杂粮，菜虽然偏辣，但是很香，我也很快就适应了。后来随着师范学院教职工人数的增多，灶房就分开了。在大学学习期间，主食是不定量的，来师院后主食是定量的，每月有36斤粮，也就是每天一斤二两。在当时生活条件下，人们吃饭是以粮食为主，蔬菜为辅，肉很少见。对于我们这些饭量大的，每天一斤二两粮，仍然有些欠缺。女教师饭量小些，常常把余下的粮转让给我们。还不够时，就去买8分钱一个、香喷喷的面包做补充。大炼钢铁占用了大批农村劳动力，1958年本是全国丰收年，可是并没有把粮食从地里全都收上来；吃饭不要钱又吃掉了不少储备粮，国内粮食的供应已日趋紧张。1959年下半年开始，灶上的伙食愈来愈差了，肉少见蔬菜也少，白面馒头逐渐被杂面、豆面馍取代，米饭中黄米、高粱米的成分逐渐增多，面包也开始要粮票了。一些饭量大的教师虽然因吃饭问题开始有些紧张了，但是精神面貌都很好，都在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没有意识到困难时期即将来临。

尽管大家没有想到马上面临“低标准”，但是中央已经做了准备，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1960年6月10日师院党委就贯彻这一指示提出了措施：贯彻劳逸结合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保证师生每天8小时的睡眠时间，星期六晚上、星期天应由师生自由支配，不经党委批准，不准布置劳动和召开会议；教师学生每周保证4小时课外文体活动，每天早晨锻炼20分钟，职员每天上、下午举行工间操，每次15分钟，每周进行两次课外活动；适当减轻师生兼职，最好一人一职，最多不能超过两职；严格控制会议次数与时间，各单位开会每周不能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两小时；全院性较大的会议，必须于开会前一周报经院党委批准，并由院办公室做统一安排；结合教学改革运动，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考查制度，以适当减轻同学作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伙食管理方面，指派党委委员孟华同志专门负责，深入食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为保证教师备课和学习，宿舍换为25瓦灯泡。措施出台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给我们的印象也不深。直到7月8日学校放暑假，教改和其他各项运动仍在进行，没有意识到即将面临新的考验了。

匆匆告别，缓缓西行，深情永驻

1960年8月10日，位于新市区的新校址虽然还没完全建成，学校已向新校址搬迁。运输工具只有马车。轮到物理系，已是过午。两年辛苦攒起来的实验室家当，只够装两辆大胶轮车，其中实验台、仪器柜还占据了相当多的空间。每辆车坐上一位老师，我则骑着一辆年初观摩航空模型比赛后从老家带来的旧自行车前后照应。往车上搬运时匆匆，路上却只能缓缓西去，就这样告别了西马营。

1960年作者在西花园西北角

回忆在西马营工作的两年，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切都要体现“跃进”精神。尽管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办大学的经历，但凭着满腔热情，仍然争分夺秒做了很多事情。在政治运动、社会实践和政治学习花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情况下，仍能奇迹般地基本完成5个系8个班的理论与实验教学，进行教学改革，编写一些教学大纲和教材，还普遍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活动，得到一些初步成果。当时对学生的要求是达到“四红”，即力争思想、学习、劳动、体育四个方面达到良好以上，在体育方面要通过“劳卫制”，学生的生活也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在紧张之余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文娱晚会、与中学应届毕业生联欢、赛诗会、长跑等。在那两年里，革命激情与过热冲动的交织，科学思考与无知狂想的交织，使我们干了很多好事，也干了一些蠢事。炼钢炼出的是难以继续加工的白口铁，1958年“吃饭不要钱”换来了1960年开始的“低标准，瓜菜代”。沉痛的教训使我们逐渐清醒，逐步成熟起来。一切都要实事求是，这已不再停留在理论认识上，而是从正反两方面得到的宝贵经验，使我们终身受用。

自此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回去探视，但是与那块土地结下了深情。那里的教室，有过我初次登上大学讲坛的激情；那里的实验室有过我开出首轮实验的喜悦；那里的仪器储藏室，留给我许多成家、安家的美好回忆；在那片土地上，飘洒过我们劳动建校的汗水；在那片芦苇湖中，野鸭繁衍，水蛇游弋，鱼儿逐食，青蛙和鸣，那大自然的生态，曾不止一次地使我们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