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拓荒西沙窝

生活低标准，工作严要求。想方设法吃饱是为开夜车。

1960年的校园

1959年，宁夏农学院在芦花台选校址兴建楼房，宁夏医学院也在宁夏军区西南兴建楼房，宁夏师范学院则在西沙窝即目前宁大校园B区的地方，也开始了校舍建设。闻讯后，我在初秋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借得一辆旧自行车想到新校址看看。这是我第一次骑车出银川老城，只知工地在新市区，边问边行觉得路很远。通过一条不宽的土路，经过一条短短小街的新城，越过铁路、西花园，绕过飞机场，终于到了师范学院的工地。我爬到正在建设中的教学主楼南侧楼二楼，看到了已盖起来正在装修的拐角楼和第一食堂，为办学条件即将得到改善而兴奋不已，还拍了两张照片作为留念。回来的路熟了，也就不觉得很远了。后来才得知，在调整中其他两处的楼都停建了，只有西沙窝这片校区于1960年部分建成。

1960年8月师范学院搬到西沙窝时，只有两座楼，一座是位于现在B校区教学主楼西边的П形教学楼（现已拆除），一座是L形的职工宿舍楼，后来大家都习惯地称它为拐角楼，现在的拐角楼是本世纪初大约在2010年左右照原样翻建的。一座大跨度的平房位于现在B校区学生公寓的花园位置，用作食堂兼礼堂。在它的东南方向三四十米处，盖有几排窑洞式平房。除了这些房屋外，校内外一片荒凉。现在的文萃路那时只是用推土机推了几下就停了工的沙面路基，往西高出路基约一米多的平坦地段，是我们工作之余常去舒散筋骨的地方。粗看上去，那里是一望无垠的荒滩，细看却充满了生机。马兰草、蒲公英、沙葱、苦苦菜、骆驼刺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在含有小石子的沙地里顽强地生长着。蜣螂不停地清扫着沙滩，忙于觅食的有翅或无翅的大黑蚂蚁和沙婆婆（一种蜥蜴）比比皆是。这些虫、草在校园里也有，但稀疏得多。在荒滩上，间或可以看到蛇、狐狸和一种大如兔、形如鼠、长尾末端有绒球的动物，显现出这块土地原始的野性。校园里也有野生动物出没。一次我们物理系几位老师在暖气道里堵到一只硕大的猫形动物，极为凶猛，我还被它咬得流了血。我把它养在实验室里准备找时间移送中山公园，谁知又被它跑掉了。从荒滩向西北望去，几里之遥是宁夏军区的一座大楼；向西南望去，就是现在的工人文化宫那里，当时只有光秃秃一座完整的用黄土垒起的烽火台，可惜后来被一些人取土盖房、和煤，渐渐蚕食光了。

学校北边，现在的物理与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米黄色教学楼南面，当时是一条公路，它从西花园过来，向西南转西北绕过原飞机场，在学校附近转向西，通向军区。那时的公路都是用沙石、煤渣铺就的“搓板路”，车辆一过，震动极大，楼内精确些的实验均无法进行。公路以北是一片深浅不一的洼地。

1959年宁夏师范学院新址示意图

学校南面，现在的逸夫楼那里当时还是沙地。再往南边不远，就是幼儿师范了，有2座砖拱式小楼。再往南走是大片的洼地，其东南方向较远处（现在附中靠西邻街处）是交通学校，有一座砖拱式楼房。

П形教学主楼的东边当时有一小块洼地，到了冬天，泼上水可以当作滑冰场用。再往东到原飞机场之间，除一些小片平地外，是大片凹凸不平的洼地。

师范学院刚迁入时，教学主楼的中间部分还没有彻底交工，和南北两个侧楼之间也没有连接，它的西面楼前堆着打地基时挖出的几近一层楼高的土堆。物理系被分配到北侧楼，楼内是按实验室设计的，有水电但布局有些不适用。物理系实验设备都放在三楼靠东端的大教室里，最初的实验室和教室也都在三楼。1960年化学系招生后，它的教室和实验室分散在一、二楼。

生活标准降低劳动、运动不减

师范学院迁入后，带家属的教职工住在窑洞式平房，单身职工住在拐角楼，学生则住在教室里。学校虽然有了楼，但是锅炉房和供暖管道没有建成，过冬还要搭起土炉子烧煤。所以搬迁时，还得把家中剩的煤也搬去。在后来的十几年内，大家都是到处去找黄土，在楼下和成煤饼，晾干后搬到楼上去烧。开头几年，地下水位很高，挖两锹就见水，水质清澈，可以喝，用来和煤很方便。但随着居住人口的迅速增多，水位下降很快；后来附近工厂增多了，地表水也开始污染了。交通也很不便，虽然在学校西南，设了公交车终点站，但在好多年内都是两小时才有一趟班车，下午5点以后就没有了。学校也没有汽车，运粮、运菜和拉煤，全靠骡马拉车。据记载1960年10月宁夏体委还曾支援高校，给每所高校分配了三匹马供后勤使用。

那时生活上已进入低标准，但是劳动量却仍然很大。从学院迁入新址的第一学期开始，师院对休息、劳动、教学重新进行了安排，由过去的“一、二、九”改为“一、三、八”。中央强调劳逸结合，这里因为建校的需要，劳动时间反而增加了一个月。劳动内容主要是开荒、修渠、积肥、挖野菜，并且开始搞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据统计截至1960年9月12日，全院学生在此期间共计劳动14538个劳动日，平均每人30个劳动日，共开荒800多亩，建立了师范学院农场，即宁大实验农场的前身。修渠920米，采集野生植物34380斤，并开展了积肥、造肥运动。同时，在抓紧进行“三反”运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教学改革的同时，又搞起了反坏人坏事运动，繁重的劳动使教学受到严重影响，学生的体质也开始下降。

不久，学校通知我立即赶到四川大学进修固体物理学，准备回来开课。那时新分配来学校的教师陆续到校，住房已很紧张。我外出进修，住房就须让给别的教师居住。因此，除了随身行李，其余全部家当都得搬走。考虑到家中取暖的需要，包括煤块、煤渣也不例外，都让我用自行车一趟给运到了永宁农校。自行车后架上，在一个破木箱上垒起的几个纸箱，我骑上车后还比头部高出很多。箱中装的大部分是很重的书，稍有不慎即会倒下，无法收拾。我竟然能从西沙窝经银川骑到永宁农校，途经百里左右的搓板路而平安无事，感到格外的高兴。

进修生活的苦和乐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这时也和全国一样经历着低标准。据说当时的省领导夸下海口把粮食、蔬菜支援了内地，弄得成都市反倒更紧张，几乎买什么食品和生活用品都要票。了解这种情况的进修教师都没有把粮、副食品关系转到成都，靠原单位寄粮票解决吃饭问题。我是完全按规定把粮、副食品关系转到成都，吃粮标准一下子就从每月36斤降到23斤。如果是现在，肉食、蔬菜很丰富，23斤对于饭量小的教师可能绰绰有余。但那时副食几乎没有，这对于曾在大学创造过一顿中午饭吃两斤馒头纪录的我，显然是个不小的难关。

川大的进修教师和学生在同一个食堂用饭卡就餐。那时还是16市两为一市斤，每天早上2两主食带一点腌制的姜丝；中餐、晚餐各4两主食带一点几乎是水煮的素菜。每餐划掉一格，可以提前使用。其余为机动粮，可以自由加饭，但没有菜，只好自己买些价格贵不要票的酱油浇着吃。最不幸的是灶上经常用4斤红苕（红薯）代替1斤粮。四川红苕色红味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馋。但是红苕水分特多不顶饱，吃了一会儿就饿，在当时却恨它不如陕西的又干又面的白薯管用。好在爱人在永宁农校，有农场粮食管控就松一些，每月都会节约一点，给我寄来几斤粮票，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我的困难。那时到饭馆吃饭要先开票，没有粮票是吃不到主食的。成都有名的小吃，如赖汤圆、夫妻肺片等等，星期天开票总是要排一二百米长的队，我偶尔上街路过只能望队而兴叹。不过，市内有一家西餐馆，供应苏式大餐，不要粮票，需凭外地工作证才能开票。如果去得早，队排得短，我会有幸品尝一下。川大附近有一些小饭铺，买一个素菜，必须搭一大碗酒，有时有略带一点肉的菜要搭两大碗酒。这种酒据说是用红薯秧酿造的，略带甜味。我不会喝酒，度数再低也不能适应。但是为了在没有粮票时还能吃点菜，只好把酒送给在街上玩耍的小孩们喝。

学期中间遇到了麻烦。当时因为每天三顿饭都用红苕顶粮，连续超过了十天，不加餐饥饿难忍，离月底还有一周口粮就吃完了。本可用粮票到附近饭馆去吃饭，可是爱人补贴的粮票偏偏还没来。正在危急关头，川大物理系又安排了进修教师参加义务劳动，为修建川大物理实验大楼帮工的活动。分给我们的任务是从几十米远的存放地点将预制的水泥梁抬到吊车下面，这是个很重的体力活。中午下班时附近饭馆里的菜已经卖光，只能饿着等到下午去饭馆吃菜，两天下来体力就弱了。在锦江边上可以从农民手里买些胡萝卜、红苕，无处加工只好洗了生着吃。谁知又开始闹肚子，一天跑几遍厕所力气也更小了。也就是倚仗着年轻体力还有些底子，在几乎是空着肚子的情况下，硬是把一周的义务劳动扛了过来，经受了进修期间最严重的一次考验。

成都的冬天很少见太阳，能从云雾中看到太阳的光影就算是个好天，再加上腹中无食，我这北方人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还觉得很冷。可是从福建沿海来的一位进修教师只穿一身单衣也不觉冷，据说是被海风吹惯了，我非常羡慕他。除了上课，赶上好天我都在校园内或教师阅览室的阳台上，一边沐浴着微弱的阳光，一边看书。

川大讲授固体物理的蔡先生，教学水平高，颇受学生的尊敬，但对于我这样的学生却很难教好。我五岁上小学，四年级以前，班主任是个亲日分子，我们背后都把她的名字倒过来叫她汉奸烂红果。一次在她上课提问时，大家都不回答，弄得她很尴尬，刚好看到我把手中的笔放在桌上，她就冤枉我摔了笔，我虽做了辩解，仍被赶出了课堂。在当亡国奴的日子里，小学生的情绪也是很压抑的，我的学习成绩每门多在70分以下。抗日胜利后这个烂红果竟然摇身一变又去竞选什么国大代表，还给我们这些小学生每人弄到一张选票，让我们给她投票。我们私下串联好了，有的投票不写她的名字，有的干脆就把票撕了出气。是否因抗日胜利精神一振，上四年级后我开始知道用功了。各门课程特别是数学，都是超前于教学进度，自学并完成作业。这时班主任已换成了王老师，一次她看到我没注意听讲，就走到我面前准备批评我，但是当她发现我在做后面的作业时，反而鼓励了我。此后，在各门课上超进度自学时，任课教师都没有干涉过我，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赶了上来。自学能力的提高使我一生受益匪浅，王老师的恩情我永志不忘。自学能力提高了，集中精力听讲记好笔记的能力却相对较差。从中学到大学，只有讲授得特别生动精彩和有演示实验的课，才能使我听课时精神集中。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在课堂上自学和做练习。这次进修，由于蔡老师常因身体不适而由其助教代课，我仍然主要靠自学，完成了学业和结业论文。这是我第一次花费很多精力完成的专业论文，也是我回校开课时的重要参考，遗憾的是论文交上去，始终没有退还。

以上我只记述了进修中的不利因素，实际上我在川大进修期间收获是很大的。我在北师大学习期间政治运动较多，特别是最后一年多，正常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在教育革命中，虽然在解放思想和锻炼工作能力方面有很大收获，但是没有时间认真读书，专业学得不扎实。毕业后，立即投入建校工作，不用说没时间自学提高，就是真给时间也无书可看。图书馆建立时间太短，没有可用于提高的专业书，即使我备课用的参考书，都还是毕业时带来的。在川大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进修，物理系蔡老师的课给了我重要的启发，川大图书馆和教师阅览室丰富的图书资料提供了学习的自由天地。我不但主攻固体物理，还涉猎物理其他领域，吸收了很多专业知识，专业理论有很大提高，敦实了我从事高校教学的基础。川大位于锦江河畔，与公园为邻，校园环境优美，公园清雅幽静。饭后江边漫步，是进修者相互交流的好场所，假日公园小憩是陶冶心情的好去处。这使我在苦读之余，精神一直饱满愉快。

光阴如梭。转眼已是1961年了，云层的威严逐渐消退，太阳越来越喜欢和人们见面了。天气暖洋洋的，人的活力也增加了不少，是最适于进修学习的时间了，遗憾的是我进修的期限也满了。川大物理系的教师热情地欢送我们，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川大，告别了成都，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不会忘记四川大学对我专业提高方面的帮助。

愧对妻子的深情

同去进修时一样，回来的路上又是火车又是汽车，几经辗转，历时3天，终于回到了我那安置在永宁农校的十分简陋但很温馨的家。抱起一岁多的儿子，亲上一口，旅途的饥饿和疲劳似乎一下子忘光了。妻子端详一番，看我瘦了，急忙从小壁橱里端出一盘花样繁多的主食让我吃，有包子、蒸饺、辣花卷，还有叫不出名字的花样面食。我俩坐下来，我一边听她诉说分别后这半年的情况，一边不停地吃着……突然发现妻子正以充满怜爱和惊诧的眼光看着我，这才意识到我快要把盘中的一半吃完了，可能吃得太多了。后来才知道宁夏的口粮标准于1960年11月再次减了下来，每月只有23斤，农校有时还能用自己农场产的粮食给教职工补贴一点。她端出的主食是她在两周的时间内，每天省出一点积蓄断断续续买回来的。那个小壁橱，实际上就是在墙内挖一个小方洞，装一小扇门，在天气不热的时候，食物放在里面，保存时间可以长一些。妻子在大学是排球运动员，饭量本来也不小，在农校不但课多，还兼任班主任和一些社会工作，已经很忙。又加上学校搞运动，每天带着孩子开会到很晚，然后备课、改作业忙至深夜，她也非常需要增加营养，可是竟然为我省出这么多的美食，很不容易。可是我对妻子的一片深情，竟然没能及时领会，内心感到十分惭愧，无法言表。

抓好生活压倒一切

回到学校又了解了1960年下半年师院的生活情况。应对粮油供应标准的降低，校党委坚决贯彻“政治下食堂，干部下伙房”的原则，敬礼堂副书记（那时师院党委正书记空缺）亲自主管生活。建立了监灶、验收、保管、领发、五日报、公布账目等制度，保证让大家吃够国家粮食定量。为了避免有些人控制不好定量而发生下半月饥荒，学校对职工采取了基本定量制与配发少量机动粮票相结合的办法，对学生则全部实行定额、定量。因为饮食的热量不足，分外重视冬季御寒，发动师生自己运砖、送煤、砌土炉，学校还购买了8000斤麦草发给学生垫铺。学生吃不饱，但建校劳动很多，体力减弱严重影响了劳动效率。例如一份简报就说到，中文系三年级全班48人，在一次连续9天的劳动中，主要因饥饿原因仅有13人出全勤。

1960年12月6日，师院党委为贯彻上级关于劳逸结合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了十三条措施，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强调抓好生活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保证每个人吃够粮食定量，主副食合理调剂，干稀配合，做到顿顿见油；尽量做到每人每天吃一斤菜；抓紧代食品加工，使大家在定量外，再多吃一些代食品；注意饮食卫生，保证喝开水，食用蔬菜及其他代食品，要进行严格消毒，防止发生意外。二是精简课程。各系每周授课时数应控制在18～22节以内；公共课程中政治课由8节减为6节；俄语由3节减为2节；体育课停开；各专业课要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适当压缩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三是保证休息时间。学生晚自习停上，睡眠时间延长至9小时；教职工的工作、劳动、会议、学习时间全面安排，每天不超过8小时；必须保证8小时睡眠时间；工作人员非经院领导批准不得加班，加班超过晚上10点供给夜餐；入伙教职工轮流下厨房帮灶，保证炊事人员工作不超过8小时；适当安排文娱活动，电影每周1～2次，不得超过晚10点钟。四是减少会议，减轻工作负担。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每周按8小时安排；行政干部星期二、五各4小时，教师星期三上午、星期六下午各4小时；严格控制各种会议，全院性会议须经党委审批后方可召开；各部门业务办公会议应放在工作时间以内召开；党、团组织生活每周一次，放在晚饭后，每次最多不能超过2小时；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活动，保证教师备课时间；调整学生干部负担，基本上一人一职。五是减少劳动强度。凡全院性劳动须经党委审批；分散劳动（如积肥等）轮流进行，平均每天不超过1小时；下放到学院农场劳动的行政干部、教师每天劳动时间不超过6小时。妇女及身体较弱的参加劳动要适当照顾；年老不适于参加劳动的妇女，月经期间和孕妇，免于参加劳动。六是加强疾病防治工作。从上述可见，即使是在最困难时期，学校对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教育仍然是抓得很紧的，说明以前每周的政治学习都会远超过8小时。而且当时绝对没有走过场的现象，领导组织学习很认真，群众对政治学习都非常重视，讨论发言之热烈，常常不能按时结束，足见大家的政治热情之高。

令人吃惊的“反坏”运动

我初次听到“反坏人坏事”运动的情况，还是在我从四川回到永宁农校的时候。1960年下半年虽然生活低标准，但我爱人不仅工作很重，劳动也很频繁，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这些她都不在乎，使人烦恼的是运动。继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之后，又于9、10月份开展了反对坏人坏事运动，统称为“双反”。前者让许多民族干部挨了“整”，后者却让许多年轻人也受到了打击。班上连夜召开揭发批判会，有的因饥饿而多吃了灶上的馍，有的因对低标准说了不满的话，本都属于教育问题，那时却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而遭逮捕，送去劳动教养。学校内尚且如此，社会上就更厉害，据说在浙江支宁青年中也抓了一批。我听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我过去也参加过不少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等等，每次运动多见过挨批判的，却没见过以极快的速度成批抓人的。

回到师院后，我立即打听情况。原来在全校491名学生中就有42名受到批判，9名学生被处理，其中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就有6人，还有1人被开除学籍回乡监督劳动。物理系没有被处理的，也没有被点名批判的，只有个别思想落后的，这使我得到一些安慰。运动中学生干部张光耀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革命干部子弟，长期受家庭熏陶，为人正直、诚恳，是共产党员。由于他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同学们的情况，政策把握很稳，尽量减少了“左”的错误对物理系的影响。我听到这些，感觉张光耀将来参加工作后一定是一位好干部。后来，他毕业后分配到公安战线工作，我很为之庆贺，可惜不幸英年早逝，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怀念。

“双反”运动肆意扩大打击面，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很严重的，1961年虽然搞过甄别，但是在“左”的影响之下，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1962年暑假，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教厅和自治区团委联合组织的工作组协助校党委对学生又进行了一次甄别。甄别报告表明，农、师两院学生受批判、处理的学生占1960年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师范学院是6.7%，农学院竟高达18.6%，其中90%是双反运动和低标准中被批判、处理的。涉及面大的原因：一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混淆了两类不同矛盾，错把思想问题当政治问题对待；二是有些干部方法简单、作风粗暴，随便立章程，随便批斗学生。因此决定凡属思想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批判处理的，或把生活小节当作道德品质问题批判处理的一律平反。这看来似乎比较彻底，实际上受当时认识的局限性，还有少部分被错误处理的学生，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才陆续得到真正的平反。

与党支部书记真诚相待

1961年春刚开学，上任不久的数理化党支部书记李志春同志就找我谈话。除了我向他汇报进修情况、表达我的进步要求之外，他就物理系的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和实验室建设等多方面征询我的意见。我事先没有考虑过，本不宜轻率表态，但他给我的印象是热诚、坦率、随和的，立即赢得了我的信任。我也就随想随说，流露的自然都是真实的想法。他听后很高兴，觉得和他了解的情况以及对工作的设想是比较一致的。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李书记是一位可以信赖的人，建立了我们真诚相待的基础。后来才逐渐了解到，他也曾是一位热血青年，于解放战争时期中断了在高校畜牧兽医科的学习，报名参了军。1949年参加过云贵川康剿匪战役，1950年入团。1951年作为志愿军入朝，参加过五次战役金城阻击战役的一、二阶段。在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头部就中弹片，当时没有麻药，直接忍痛取出弹片，坚持不下火线。1952年2月又参加上甘岭作战，12月出任作战参谋。他曾五次遇险，最不幸的是正当要讨论他入党时，他却在执行任务时从马上摔下昏死过去。锁骨摔断了又接错了，可是也没有意识到要领残疾证，入党也因在医院养伤而推迟了一年。1953年他获国家颁发的军功章还有2枚纪念章。他是在1961年1月担任数理化党支部书记的，实际上他在1960年9月就来到了师范学院，组织上原准备让他出任师院的团委书记，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当团委书记似乎不妥。党委为让大家度过低标准而直接抓伙食，李志春同志自告奋勇去为大家筹集粮食蔬菜。交通极为不便，他只能徒步为大家在各处奔走，他为大家的健康付出了后人尝不到的、极大的辛苦，自己第一个儿子却因营养跟不上而死去。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对他已不仅仅是信赖，而是由衷地敬佩。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不是一般的战役所能比拟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熟知的。每一位志愿军特别是经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都是我崇拜的英雄。李志春同志在1960年的表现更令人感动，我打心眼里觉得他是一位好领导。在一段时间内我经常向他汇报工作、汇报思想，得到他在工作和生活上的许多帮助和指导。在他的领导下，我和物理系的同事们一样，一直是心情非常舒畅的。1964年数理化三系分别建立党支部，经李志春的推荐，王岳担任物理系的党支部书记，彭玉珍担任物理系党支部副书记，杨新民担任化学系的党支部副书记，李志春则专任数学系党支部书记。此后，因工作上没有联系，各自又都很忙，彼此交往的机会就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让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了，听说他的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过牵连，他的工作也没有得到恰当的安排。时过境迁，后来的人们对他曾有的光荣和对宁大建校时的贡献可能都不了解了。但是，在我却是不能忘却的记忆。

说是劳逸结合，却把夜车开到深夜，开始双肩挑

在繁忙的工作期间能够出去进修是令人羡慕的。我的进修加重了同事们的工作量，6位教师担负着数理化3个系6个班8个头的教学任务。我回来后自然要加倍努力工作，回报组织的培养和大家的支持。张德澂老师让我接了外系的普通物理课的讲授、辅导和实验。那时大家都处于新开课和开新课的状态，备课任务很重。尽管如此，还是要求提前一学期把授课讲稿全部写出来。我进修刚回来，放宽要求也必须备出一个月的课写出讲稿，才允许上课。那时讲课没有统一的教材，都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学生记笔记，我上大学时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教师备课要看许多参考书，形成自己的教案。物理系还没有实验员，教师人少任务重，搬迁后实验室还没有整理。仪器、器材仍然乱堆着，谁使用都得搬来搬去地搜寻，搞实验设备配套就得多花时间。除北师大来的力学实验设备外，其他实验设备都是凑出来的，编写实验讲义必须考虑到所用设备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学实验基础薄弱的现实。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充分准备，对于每一套实验设备，我都要反复实验多次，掌握仪器的性能和实验可能达到的精确度，保证在指导学生实验时，能够迅速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并且从学生的实验报告中，能够正确地判断学生做实验时的认真程度和实验收获。除了在外系课的备课、讲课和准备与开设实验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外，我还要准备下学期的新课，写出讲稿，这已经够我忙的了。1961年3月，学校又让我代理了系秘书的工作，我开始了双肩挑。那时虽说是低标准，要实行劳逸结合，但是仍然不断有劳动任务，政治学习又足足占去了两个半天，白天要干些行政事务和准备表演实验和学生的分组实验，备课主要靠晚上，不得不每天干到深夜。

低标准瓜菜代的故事

1961年元月，全校师生平均每人每日吃不到半斤菜，菜中也见不到油。那时和川大一样，每月的23斤粮也是每天10两（1两相当于现在的0.625两），其余作为机动粮。不同的是，每日早、晚每人都是2两馍和1两稀饭或调和，中午定量是4两粮，教职工的机动粮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打回家自己做着吃。这样低的标准，即使每晚早早睡觉，体力也要下降，何况每天都开夜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努力保持身体健康，才有旺盛的精力去承担超负荷的工作。当时国家给17级以上干部每月补助3斤豆1斤糖，身患浮肿的发糠麸粉（主要成分是米糠和麦麸略含一点糖），学校为12级以上干部开了小灶。可是，我们本科毕业的学生在试用期满时，只能定在23级，身体也尚属健康，这些照顾全都享受不上。直到低标准后期，糠麸粉发给学校的多了一些，有时我才能领到一包。开夜车是自愿的，不是学校批的，没有夜餐可享受。所以要想不饿肚子，主要靠自己想办法搞些补充。

一种办法是在自由市场去买些菜，所有蔬菜都很贵，以致当时流传着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如老农一沟葱。”平时1斤只要三四分钱就可以买到的糖萝卜、胡萝卜、土豆，那时卖到1元钱1斤——我一个月的工资只值63斤土豆。自由市场远在新城不方便，我常常是从永宁返校时，在永宁自由市场买回来。我把每月的机动粮打回来自己做饭。备课至夜深，切些糖萝卜、胡萝卜和土豆，撒上一点米，加水煮成粥填饱肚子继续备课。瓜菜代让胃变得越来越大，用来煮粥的铝锅是我1959年买的苏联产品，形状像圆柱，煮出粥来近4升，竟然让我一次吃光。如果是现在够我吃10顿，回想起来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这种办法只限于宿舍内生炉子的冬天，不生火时，只能用机动粮买个高粱面馒头留到晚上补充，或生吃一些胡萝卜等其他蔬菜。

食物的热量不够，就想吃糖。低标准开始时，市面上没有白糖和糖果卖；后来有了高价糖果，工艺粗糙，价格却高出近10倍，5元钱1斤，吃不起。一次到药房买药，偶然发现蜂皇浆和鱼肝油，一瓶价格只有几角钱，竟然没人买，我就买来吃。可惜好景不长，这个秘密被许多人发现了，两样东西就很快都脱销了。

瓜菜代，其实瓜很少，主要是菜。苦苦菜、胖娃娃菜等大家都熟悉的野菜越来越不容易挖到了，灰条吃得不得法据说会使人脸肿，许多人都不敢吃。学校西边荒滩上生长最顽强的野菜是沙葱，总能采得到，我们把它当作韭菜吃。1961年春全校师生员工都在学校与飞机场之间种了菜，有集体的，也有个人的。那时地下水位很高，菜的长势还不错。可惜一次大暴雨让西干渠决口，把菜地都淹了。学校与机场之间一片汪洋，连绕机场的公路也积水很深。宁夏大学东、北、南三面本来是干涸的沙坑、洼地都注满了水。后来又有农田的排水和附近工厂、生活废水的补充，由此形成了湖。我家在永宁农校也开了一小块地，种的有茄子、辣椒、西红柿，还有萝卜、胡萝卜和糖萝卜、向日葵。我小时候在家学过种菜，所以小菜地里颇有收获，连萝卜缨、糖萝卜缨都成了我们的美食。

暴雨让永宁的一些小河沟、池塘都溢了出来，路旁的洼地变成了小水坑。烈日的暴晒让水坑迅速缩小，许多小鱼密密麻麻地在浅水中挣扎。这种情况让从河南来看望姑姑的内侄发现了，我们就去把它捞起来，挤出内脏，清洗干净，加些盐和醋，煮成鱼酱，早餐时夹在馒头里，增加营养。

徐承华（徐永谦）老师回南方老家时，家里给他带上一包质量较好的麸子。他1960年从北师大毕业来宁夏师院，是我的校友。我从川大进修回来后，曾和他以及另外两位教师在拐角楼一个大房间里住了几个月，增进了友情。后来虽然不在一屋住，晚饭前后闲暇时还常交往。他喜洋洋地带回麸子，自然想到要和我有福同享，我俩就想借灶上的火把麸子煮了吃。不料，到灶房刚好有个炒勺给校领导炒完菜还没有洗，里面油乎乎让我俩喜出望外，赶紧把麸子倒进去炒一炒，再加点水煮熟，吃起来别提多香。

学校西边的荒滩上，被人开了荒，种上了土豆、胡萝卜。平时不准外人进入，秋收时要在地里收过三遍，才允许外人进入。晚饭前后休息时可以到那里仔细搜寻，搜得一些笔杆般粗细的胡萝卜和蚕豆般大小的土豆，在夜间备课时加餐。

爱人所在的永宁农校的农场秋收时，大家发现许多粮食被田鼠偷走了。大家气愤之余，想出了主意。“汝食我黍，我食汝肉”。劳动之后，一场挖田鼠的战斗打响了。田鼠真能干，每个洞里都挖出很多粮食。挖出的田鼠收拾干净，炖了满满一大锅，让参加秋收的师生开了一次“土荤”，据说味道很好，可惜这难得的野味我没有尝到。

平时几角钱1斤的猪肉，那时是5元1斤，排长队还不一定能买到。我们的工资低是吃不起的。后来给教师发券，凭券可以买到一份1元2角的羊肉泡馍或羊杂碎，可是一年都不一定能轮上一回。过去猪蹄很不值钱，尤其在宁夏，低标准时价格也几乎高出10倍，一元二角1斤。我星期天到老城排长队只买到过一次，两个猪蹄炖一锅土豆觉得分外香，土豆吃完，汤也喝完，觉得猪蹄上还有油水，就用它再炖一锅土豆。

帮助我们年轻教师度过低标准，我不能忘记当时的财务科科长张文聚老先生。他和蔼可亲，对我们刚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的健康非常关心。低标准时，年轻人经常得买高价菜充饥，一个月工资63元，给家里寄去一些，剩下的钱总是不够花。张科长按学校要求搞起了互助会，我们工资花完了，就去借用，到食品供应好转后再还。那时大家的工资不必自己去领，而是由财务科趁集体学习时发给大家，这种方便群众的做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渡过经济困难时期，不仅吃饭是低标准，其他方面也厉行节约。水是限量供应；室内照明每16平方米只用一个15瓦灯泡，教师在宿舍备课才容许用25瓦；一般用纸是微黄色的薄纸，备课用的是稍厚的微黑色的纸，只有给学生印发的讲义才勉强算是白色的，但质量也很差；办公用的信封要正反面使用两次；报刊紧缩；电话、电报、交通工具都严格控制，不轻易批准使用；外地出差由校领导直接控制，市内出差要按注明往返地点和事由，经严格审查合格后，才能报销；其他办公用品也尽量废物利用。

这些都是当时印象深的小故事。实际上尽管生活上是低标准，大家在精神上并没有感到压抑，都以进取的精神努力工作，争取师范学院美好的未来。大家都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果然，1962年就逐渐好转，到了1963年市场供应已经全面恢复，经济又繁荣了起来。这充分说明，只要党的政策好，中国的老百姓是很能干的。

深夜回家的故事

师院在西马营时，我很少去永宁，大都是爱人来看我。婚后农校照顾她，周六下午和周一上午都没有给她安排课。那时，永宁县政府所在地养和堡，只有一条小街，农校的老师们节假日都爱骑自行车到银川来逛街，爱人通常是在周六下午搭乘男老师的自行车或者周日上午乘长途汽车来我这里，周一起早到南门乘汽车到永宁县，再步行几里地回到农校。

师院搬到西沙窝后许多年，去银川老城的公交车班次都很少。永宁和银川之间的长途汽车每天只来往一趟，交通极为不便。所以爱人来我这里的机会很少，大都是我去永宁农校。政治学习又恰恰安排在周六下午，领导要求很严，大家也都非常认真，争先恐后的发言常常超过时间。讨论结束已到了晚饭时间，有时甚至更晚。冬天、晚秋和初春，晚饭后天已经很黑了。即便白天长的时候，有时晚饭后还要赶写周一上午要用的材料，到出发去永宁时天也黑了。所以，每周回家都要赶近百里的夜路。没有路灯，特别是银川到永宁农校的路上，赶上月黑天阴，道路难以分辨。

许多人怕走夜路，我却不怕，这胆子是在初中练就的。潞河中学原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抗美援朝时，校内开展了反美文化侵略运动，最后转为公立学校。运动中为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学校在学生中间自愿报名组织了护校队。我在班里年龄小，几次向班主任申请才得到批准，成为护校队员。虽说是每天三班倒，但白天需要人少，主要集中在两个夜班。潞河中学东临公路，南临铁路，北邻护城河，经小桥往北是城墙的豁口，豁口两侧的城墙上又有许多洞可以藏人，校园四周的铁丝网已很陈旧，多处可以轻易让人钻进来，所以护校任务很重。在夜间站岗时，最初身上背的是演剧用的假步枪，后期换成了装有教练弹的真枪。袖筒里还握有匕首或者袖箭，在寒冬里，隐蔽在松墙后面或夹在树杈之间静静地守卫着。夜深人静，长达六个多小时守在一处，人很容易睡着，因此设有流动哨在校园内巡逻，他们有时会悄悄地接近你的哨位，检查你是否警觉。当你发现时，要低声核对口令，如果你正在打盹，会被叫醒，挨顿批评。经过几次夜班下来，我胆子越来越大。真正让自己胆子变大的是在一次惊吓之后。那一次轮到我后半夜值班，潞河中学的女生宿舍在校园西南角的高坡上，我的岗位就在其东侧高坡下的树上。校外西侧不远处有一座小洋楼，原来住过一个汉奸头子，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了，小楼就空了起来。小楼偶尔会发出声响，被同学们称为鬼楼，有的同学还去过那里“探险”。我上岗时小楼那里黑漆漆、静悄悄的，几小时过后，小楼里突然发出“噔、噔、噔”的巨响，隔一会又是一阵响声，几阵响声过后，又是一段沉默，突然小楼灯光大作，全楼通明。我赶紧跳下树跑上坡，对着女生宿舍门上的小洞向门内设置的固定岗哨报告，让他给护校队值班室打电话说有情况。事后得知，小楼已经进驻了一个部门，因为楼的地板、楼梯都是木制的，人们跑上、跑下声音大，夜静时可以传得比较远，听起来声音很大。人们起得早，天不亮就开灯，再加上我年龄小，心中还有鬼的阴影，才造成一场虚惊。经一事，长一智，此后不但我的胆子变大了，遇事也稳当多了。

走夜路也有我害怕的事。一是怕路上遇到汽车。当时汽车虽然还不多，但去银川的路上总会遇到几次。那时的汽车没有变光灯，迎面驶来，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刺得你什么也看不见，不下车就有被撞上的危险。汽车从后面驶来，路看得很清楚，可汽车过后，突然一片黑暗，看不到路也有危险。二是怕和迎面来的自行车撞车。那时从银川到师院只有前面说过的那条搓板路。基本上是土路撒上一些碎石子，铺上炉渣的只有一小段。年年春天地面返潮变软，汽车压来压去，路中间就成了搓板路。路边是纯土路，没有石子和搓板，最适合骑自行车，但往往只有一边的路况较好，从银川到永宁农校的路也是如此。人们总是习惯于挑好路走，而不管是否靠右。赶上月黑天阴，双方的自行车都没有声响，撞车的可能性极大。我就碰到过不止一次，幸好在黑夜双方都骑得慢，碰上了就彼此都下车道歉，没有出现事故。

为了尽量躲开汽车，我发现了一条可行的路（现在叫黄河路）。当时，比地面高出很多的土面路基已经初步形成，路中间堆放着许多大石子，可能是正待铺开时停了工。汽车无法通行，路边却能走自行车，就是在这条路上，我经历了行驶的“奇迹”。我平时去永宁农校，由于低标准体力不强，加上光线弱，车骑得比较慢，百里左右的路，在有月光时至少也要骑三个半小时，月黑阴天时连星光也借不到，就要骑4个多小时。每次到农校都在夜间10点半以后，有时迟至12点，守门人睡得早，开头每次都得把他叫醒给我开门，后来索性给我一把钥匙让我自己开门锁门。一次周六，晚饭前就刮起了宁夏少见的大风，风向东南，我刚好一路顺风。风力之大，使我不仅不用蹬车，还要不时地捏闸，防止速度过快。迎面来的自行车，人都得下来，非常艰难地逆风推着车，几乎走不动。在通过停工待修的那条路时非常凶险，不捏闸减速，会与迎面来的自行车撞上；闸捏得过紧，风会把车刮倒。在高速中把握车的方向也很难，稍偏右就会掉到路旁的沟里，偏左又会碰上石块，让我始终捏着一把汗。中间我下过两三次车以避免迎面相撞，终于没有发生事故，真是万幸！从银川往南的路上除了我已没有人，平时过望远桥、大观桥的高坡是很吃力的，这次很轻松地就被刮上去了，骑近百里路到家，才用了半个多小时，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不会忘记的奇遇。

我每周都是星期六晚上到家，星期日下午3点多就从家中出发，骑自行车赶回学校，没有耽误过工作。可是有一次自行车坏了，只有推到新城唯一的一家修理铺放着，几天后才轮到给它修理。恰巧那次周六的学习结束得早，我急忙坐上去银川的末班公交车到南门，准备在小旅店住一晚，次日早起乘长途汽车去永宁。谁知次日车票已售光，等退票毫无把握，不如当晚就走。那时饭馆极少下班很早，有粮票也吃不上饭，我只好买一点小贩煮熟的土豆，边吃边步。走到半夜就饿得没有力气了，第二天天蒙蒙亮才走到家。原来想当天下午借车回校，爱人怕我太累，不给我借车，我只好周一早晨坐汽车回银川，到学校再补假。

低标准时期，尽管许多人吃不饱，大家有一股劲，决心与党和政府一起努力渡过难关。所以社会秩序很好，我来来往往那么多趟，从没见发现过治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