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报纸溯源及我国报业现状

报纸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刊载新闻为主的，面向公众发行的定期出版物。它的社会属性和职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发展而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都依据各自的意志运用报纸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报纸的雏形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0年罗马执政官恺撒所办的《每日纪闻》。我国自唐朝起，开始出现手抄的“邸报”，北宋以后，民间出现“小报”。《每日纪闻》据传是公元前60年恺撒任执政官时的布告牌，内容以颁布命令、公布元老院议事记录及会议决议为主。但这仅是黑板形式的公告，既无各地新闻之“报”，也无纸，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每日纪闻》不能称为报纸，但它可算是早期的一种手抄新闻。“邸报”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至今已有1200多年左右。“邸报”是封建政府的机关报，是封建王朝传知朝政和地方官员了解朝廷政情的工具。主要登载的内容有皇帝的诏书、命令，封建王朝的法令、公报；还登载皇室的动态、官员的升黜、任免、赏罚消息、官僚的章奏疏表等。据目前所知材料，我国最早出现于唐代的报纸，有“报状”“进奏院状报”和“杂报”等称。“邸报”名称，始见于宋代，宋后日渐流行，明末和清代称“京报”，是古代报纸有固定名称之始，但“邸报”一词仍被继续沿用。它是在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控制下传发的。唐代由藩镇驻京的进奏院各自抄传，宋代起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清代《京报》则由北京的报房商人经营。“邸报”一直延续到清代还在发行。流行于民间的“小报”，是中国古代的非法报纸。小报在民间出现的起因是当时由于北方金军频频进犯，处在北宋朝廷统治下的百姓，普遍希望尽快获得有关主战派和主降派以及各方面的消息，这种客观需要形成了“小报”，“小报”的内容主要揭载宫廷动向和时事政治消息。

北宋灭亡后，整个南宋统治期间，小报更为流行。当时发行“小报”的是一部分驻首都负责传送邸报的各地进奏官，个别政府中下级官员、一部分坊间书肆的主人。他们在省寺监司等中央机关和宫廷内联络了一些人，专门为他们探听消息，提供材料，然后委托坊间的书肆镂版印行。当时人称这种小报为“新闻”。小报的内容以邸报还没有发表或不准备发表的“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为主，旨在为关心政局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些参考材料，很能吸引一些人的注意。但当时小报所刊载的消息，并不完全可靠，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派系斗争时，它往往也被利用来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在宋朝抗金时期，小报刊印过当时主战派官员反对投降妥协和呼吁抵御外侮的奏章，透露过北方汉民抗金事迹。虽然宋朝的封建统治者严禁小报的出版，但是小报一直到宋朝末年也没有被禁绝。元、明、清等朝出现过类似小报的出版物，当时称为“小本”“小钞”或“报条”，但同样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査禁。

近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5世纪开始，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等城市，工商业发达，交通方便，出现了报道市场、物价、航海、战争消息的手抄报纸，并有记者协会的职业团体；1566年读者订户增多，原先手抄的《威尼斯新闻》单张印刷出版，售“一文钱”（gazetta），在西欧，故有“gazetta”作为“报纸”代名词用。世界上最早印刷出版的周报是1609年德国的《报道或新闻报》，最早印刷出版的日报是1633年德国的《莱比锡新闻》，最早出现的售价低廉的大众化报纸，是1833年美国的《纽约太阳报》。我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日报是1858年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伍廷芳主编。国内最早自办的日报，是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最早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是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是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运用报纸作为反封建斗争的武器。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马拉创办的《人民之友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富兰克林创办与主编的《宾夕法尼亚公报》和亚当斯创办的《波士顿公报》，我国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报》《民法报》《大江报》等，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挥了舆论动员作用。无产阶级报纸是群众性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早期出版的工人报刊，有1820年英国的《纺织》、1828年美国的《机器工人自由报》、1830年法国的《工人报》、1831年英国宪章派的《贫民导报》。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既是党的舆论工具，又是人民的喉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中央机关报是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办的《向导》周报；第一份日报是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办的《热血日报》，瞿秋白主编。革命年代，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解放日报》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是在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

从我国报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要经过了三个时期的发展。第一时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93年。这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此新形势下，综合性报纸已不能完全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专业性报纸应运而生。专业性报纸的大量问世，成为这时期整个报业发展的亮点。1988年，当时我国中央各部委大都办有自己的产业、专业报纸。不仅如此，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专业性报纸也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1988年，由邮政部门发行的各种报纸有984种，其中专业性报纸450种，占报纸总数的45.7%，而各级党委机关报和民主党派报纸只占报纸总数的28%，对象性报纸（工、农、青、妇、少儿、老年类）占报纸总数的23.8%。专业性报纸所占比例已超过机关报和对象性报纸。而这只是当时邮局公开发行的数字，如果加上自办发行和内部发行的，专业性报纸的数量还要多。在经济、科技、政法、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类专业性报纸中，经济类报纸数量最多。1988年，经济信息类报纸，仅参加全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的，就有100多家，企业报就更多了。企业报一般都是面向本企业，不经邮发，当时全国登记注册的正规企业报有800余家。第二时期是1994年至1999年。这一时期，全国报纸的数量增加到了2202种。从结构上看，报纸由单一的机关报结构变为多元报业结构，广大读者有了根据阅读兴趣选择报纸的广阔空间。但是，相应地，由于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时期的报纸在质量、结构、效益、发行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许多报纸的质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相当一部分报纸由于与市场脱节，结构定位重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一些部门的报纸为了生存，甚至在部门系统内采取摊派的方式进行公款订阅。

针对报业存在的问题，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1997年3月到1998年底，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刊进行了整顿，共压缩报纸300种，取消了内部报刊系列，使报纸的绝对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基本改变了报纸“散”和“滥”的状况。经过这一阶段的治理后，“散”“滥”的状况虽有所改观，但各级行政职能部门所办的报纸仍为数不少。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政企分开的加速，政府部门直接办报的弊端日益显现。于是出现了第二阶段的调整。199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文，对全国的报刊结构进行整顿，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所办的报纸，内容重复的予以合并，发行量在3万份以下的予以撤销，各省地级局、办、部、委现有的报纸一律划转或停办。削减下来的报纸，鼓励党报系统和出版社兼并、吸纳、划转、组建报业集团。整顿后，全国报纸结构得到了改善，保留下来的报纸大多进行了改革，版面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六大后至今，这时期是我国报业深化改革，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提到了空前的战略高度，为中国报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这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为中国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以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为核心内容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推进报业改革和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环境。新的发展形势，为我国报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报刊治理，我国报业结构不断优化，布局趋于合理，逐步形成了以党报为龙头、各门类报纸共同发展的局面，奠定了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这时期，晚报都市类报纸、生活服务类报纸成为报业中的亮点。特别是中心城市晚报都市类报纸成为拉动全国报纸出版业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自费市场和广告市场的主力。而行业专业类报纸也努力地适应市场。总的发展态势是：工青妇农等对象报纸改变模糊定位，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新型财经报纸脱颖而出，北京、上海、广州成为全国性综合财经报纸的中心，地方性综合经济类报纸日渐式微，纷纷向细分的专业经济领域转移；行业、产业类报纸努力挣脱传统机关报的办报模式，向市场化的行业媒体转型；在行业专业类报纸的其他细分领域，市场定位更加准确，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化步伐日益加快。与此同时，这时期，我国的报纸出版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在被联合国确定为社会发展水平重要指标之一的日报出版水平上，我国报业取得了重要的突破。2004年，我国出版的日报数量，占全球日报总量的14.5%，世界每7种日报，就有一种来自中国。2004年，我国日报的平均期印量再创新高，逼近1亿份大关，稳居世界第一，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出近200万份，比2003年排名第一的日本多出近3000万份。而千人日报拥有量继2003年首次突破70份后，2004年又增至75.8份，报纸普及率进一步提高。报业的经济实力也大幅提升。2004年全年报纸发行总额252.9亿元，广告经营额230.7亿元。报纸印刷总量完成1526亿对开张，比2003年增长23.5%。报业多种经营日趋活跃，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出现，报业成为了我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目前，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组建了报业集团，报业呈现出了百花争艳的大好局面。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