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生态环境优良地区所拥有的生态资源将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战略核心资源，在未来社会历史进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毫无疑问，云南具有优良的生态资源和特殊的区位优势，将在我国新一轮发展中先声夺人，但是资源优势并不直接就是发展优势。要实现这种转化，需要以保护和巩固良好生态为基础，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中，以高效的生态服务和优质的生态产品体现云南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提升云南在经济社会中的核心竞争力。

一 以关键生态环境问题为抓手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就是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而云南的生态环境保护涉及的领域多、范围广，要抓住关键问题、基础问题去突破，围绕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去使劲，有序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一）以九大高原湖泊水环境的保护为重点，维护好大江大河的水生态健康是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

云南高原湖泊星罗棋布，现存面积较大、作用显著的有37个，目前影响最大、功能突出的主要为九大高原湖泊。九大高原湖泊的流域面积共有8172.7平方公里，虽然只占全省面积39.4万平方公里的2%，但沿湖区域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省的1/3以上。九大高原湖泊流域不仅是云南粮食的主产区，还汇集着全省7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云南的经济中心、重要城市大多位于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内。不仅如此，高原湖泊是位于大江大河上游的汇水区，高原湖泊的水质、流域生态环境直接影响下游长江、珠江流域黄金经济带的发展，也关乎澜沧江、红河、怒江下游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亿人口的生态安全。2017年，云南在全省6大水系（长江、珠江、澜沧江、红河、怒江和伊洛瓦底江）的145条河流（河段）设置了253个国控、省控监测断面，82.6%的断面水质优良，其中26个出境、跨界河流监测断面中，有25个符合Ⅱ类标准，水质优；1个符合Ⅲ类标准，水质良好。可见，云南是西南诸河名副其实的“生态安全守护者”。

高原湖泊及其所在区域是云南自然禀赋最好、人口最密集、开发强度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关键地区，也是全省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最紧张、水环境矛盾最突出的敏感地区，目前还是面临城镇化快速推进、产业密集布局、发展压力最大的重点地带。随着湖泊流域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湖泊水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高原湖泊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支持所在城市和流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水环境整体表现比较平稳，部分湖泊水质趋稳并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有些湖泊依然面临流域污染物增长速度超过污染物削减速度的严峻形势，以富营养化及蓝藻大面积聚集和爆发为代表的高原湖泊水环境问题旷日持久、久治未愈。当前高原湖泊治理正处在临近登顶的关键时刻，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推进湖泊治理进入新阶段。

六大水系的生态安全关系云南全局，关系长江、珠江沿线和长三角及珠三角的环境资源安全，关乎南亚和东南亚诸多国家的发展基础和支撑条件。目前六大水系程度不同地面临水资源紧张、水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的双重问题。长江、珠江流域生态健康形势严峻：流域森林覆盖率下降，泥沙含量增加，枯水期不断提前；部分河段水质恶化，危及城市饮用水；固体废物严重污染，威胁水坝与电厂安全；湿地面积缩减，河流天然自我清洁功能降低。

（二）保护好生物多样性是云南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自然生产能力和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维持生态安全的核心要素，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因此成为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内容。云南是生物多样性的大省，但生态十分脆弱，96.4%的国土面积是山区，约40%的土地坡度在25度以上，岩溶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8.1%，遍及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云南生物资源先天特点是“什么都有，什么都少，一用就少，再用就光”，历史上过度砍伐森林、过度采收和捕猎野生生物，导致大量生物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近30年来，云南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生物多样性又面临新的压力。过度垦荒、垦殖、超载放牧造成许多野生动植物种群减小、栖息地萎缩。兴修水利和建闸筑坝造成湖泊、江河的生境变迁，鱼类洄游通道与种群交流被割断。铁路和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使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破碎化，种群繁衍面临直接威胁。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农药和化肥的大量施用，生物入侵和有害生物危害严重，影响了本土生物物种及其栖息环境，导致许多种类绝迹或种群数量减少。

森林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集聚地，云南是全国森林资源大省，林地面积居全国第二，但长期采伐导致原始森林面积锐减，中低产林比例居高不下，降低了生物多样性的更新和维持能力，也影响了生态服务功能。加强中低产林改造，恢复生物多样性水平，提高生态价值势在必行。湿地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也是生态服务价值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但历史上对湿地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围垦、占用、破坏湿地的行为时有发生，导致云南主要湿地功能退化和丧失。全省70%的重要湿地受到外来物种威胁，滇中高原湿地功能衰退，滇东北超过50%的沼泽化草甸湿地已经被改变用途，或者退化严重。加上近年来云南干旱等极端天气频发，湿地生态系统退化，全省湿地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

（三）把做好资源性产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抓实抓好

云南是水电、矿产、生物资源高度密集分布区，国家快速发展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具有强烈需求，如何化解资源开发中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维护的重要内容。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例，矿石采掘将大量固体废弃物带至地表、矿坑排水过程中对地形地貌的强烈扰动，不可避免地会给矿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地质环境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甚至诱发严重的地质灾害；全省矿山企业废水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约占全省工业废水和废弃物排放量的一半左右；矿业活动中对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突出，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灾害隐患增加。云南自然灾害及其诱发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很多与资源型产业发展中没有解决好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关联。

（四）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常抓不懈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云南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块。云南是一个以农业和农村为主体的省份，城市（镇）是漂浮在农村汪洋大海中的岛屿，而影响云南生态环境的基本力量是农业，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主体是农民，解决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关键在农村。农村和农业污染类型多、范围广、面积大、环节繁杂、分布离散，主要以面源污染形式存在，防治难度大，周期长，投入渠道少，是困扰云南农村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高度重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把它作为未来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切实解决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体制和机制因素，在当前显得十分重要。

二 积极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国家生态保护与发展战略

云南生态资源丰富，生态地位重要，承担着建设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使命。云南最大的优势是生态，但是在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成为国家资源发展方面长期处于被动局面。如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是云南实现后发跨越、建设国家生态文明排头兵的关键。目前，在国家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保护发展战略中，特殊的生态站位成为云南的重大机遇。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科学谋划中国经济新布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长江经济带覆盖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而且发展潜力巨大。但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长期不平衡，“生态账户”透支严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效恢复。在长江生态需求与生态供给重新实现平衡之前，长江生态“赤字”仍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大开发”带来的后果必须通过“大保护”来弥补，且刻不容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关键处落子，为长江经济带奠定了绿色发展的总基调。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格局下，国家正在酝酿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制。2018年年底，中央财政已预拨了30亿元奖励资金。到2020年，中央财政拟安排180亿元促进形成共抓大保护格局。保护好一江清水，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长江水好不好，上游是基础，提升和保护云南从金沙江输送出去的优质生态服务和产品，是长江经济带的重大战略任务。

目前，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已上升为国家行动，如何解决上游生态环境问题，为下游黄金经济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支撑，是云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要内容，也是云南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机遇。云南位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金沙江干流在云南境内长达1560公里，金沙江流域覆盖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曲靖、昭通7个州（市）40个县（区），面积118997平方公里、人口1990万。一方面，云南在长江全流域的生态地位和作用是基础性的、战略性的；另一方面，云南在金沙江流域也是贫困面最集中、贫困深度最大的区域。如何在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的同时，解决云南脱贫发展问题，亟待整合起来通盘考虑。这个区域既有以滇东北为代表的生态恶化引起的贫困地区，也有以滇西北为代表的生态优势突出但因保护而发展受限的贫困地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的特殊时期，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一并解决国家高度关注的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问题，无疑是党和国家鼓励和支持的行动。为此云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行动、主动作为。

一是创新思路，积极谋划，尽快启动长江经济带云南“生态（扶贫）特区”建设。统筹安排，形成合力，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工作方案，结合国家和云南生态功能区划，以生态扶贫重点县区或地州为单位，尽快启动长江经济带“生态（扶贫）特区”建设。把“生态匮乏的贫困区”和“生态富饶的贫困区”两类区域进行整体性、大面积、连片化集成整装，打造成为“国家生态扶贫特区”或“生态特区”。

二是尽快介入，参与规则制定。建议安排专门机构、形成专业力量，研判形势，主动介入、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争取在长江经济带中凸显云南生态区位优势，在争取国家制度性、市场调节性的生态补偿方面赢得主动。需要指出的是，云南在长江经济带参与的力度和深度远远不够，特别是在启动之初如何争取生态补偿机制的创始权、机制形成的话语权，应全力以赴。江河源头区、重点生态服务区、重要饮用水源地、水土保持重点区域、跨流域调水、控制性水利水电工程等，都将是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都与地处上游的云南百万贫困人口密切相关、与近两千万沿江人群的福祉相连。时不待我，亟待行动。

三是启动编制《云南服务和支持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综合规划》。把金沙江流域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脱贫致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推进、民族社会发展问题集成整合，以国家需求为目标引领，以云南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问题导向，尽快推出综合规划，并全力争取融入国家区域发展规划，通过争取国家政策和资源，综合全面地解决云南保护要求高而保护能力低、发展水平差的压力，实现国家战略需求与地方综合发展的深度结合和全面融合，使云南在谋求跨越式发展、再获新生动力方面取得突破。

三 把打造国家公园当作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借鉴发达国家有效的自然保护模式，是立足中国特色生态保护的战略选择。目前来看，国家公园的定位主要包括：代表国家保护并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原真性并致力于世代传承，同时强调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满足公众对环境教育、游憩体验的需求，并且与公园内的原住民扶贫结合起来，使周边社区群众从中受益。显然，国家公园是致力于把保护与区域发展有机融合的一种国家新型制度设计，具有国家名片特质，具有全球和国家意义。谁抓住国家公园建设这个机会，尽可能先期入选国家公园，谁就拥有国家的生态地位；哪个省区拥有数量多、质量优的系列国家公园，这个省区无疑将在中国乃至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处于先导地位。

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环境功能最重要、保护与扶贫任务最重、发展压力最大的省区之一，如何借助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及自然保护新机制建立的大好形势，既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又满足云南发展诉求，集中解决好保护与发展“两张皮”的突出矛盾，努力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值得云南上下认真研判，顺势而谋。

（一）高度重视，抢抓机遇，推动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国家公园、打造为国家名片，努力争取国家力量保护云南生态环境，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发展优势

2019年，云南省已建立国家公园试点13个，国家森林公园32个、国际重要湿地4处、国家湿地公园18处，湿地总面积61.4万公顷；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1个，总面积29685.79公顷。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未来很多保护地都将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中进行保护。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属于国家行为，人财物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这对承担巨大保护任务的西部地区而言，是一种利好。不仅如此，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但也允许开展游憩、教育、科普等人为活动，实现严格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辩证统一，体现保护的目的是利用，合理的利用可以促进保护，这还将给具备优良生态环境的区域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

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多个发达国家，它们不仅经济发达、现代化程度高，而且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和环境磨难，更重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公园，维护优良生态环境，提供游憩场所，让人们亲近自然、休养身心，带动了科普、旅游、文化、休闲、娱乐及其他产业的全面发展，成为全社会重要的公共福利，为提高全社会生活质量、增强获得感、加深自豪感、凝集民族情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家公园已经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社会财富，显著提升了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和软实力。中国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大力发展国家公园，为全社会提供优良生态服务和优质生态产品，正成为中国提升发展层次最急需的国家行动。

云南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公园试点省份，普达措国家公园试点和建设，既争取到了国家资源对重要保护地的有效保护，也通过合理的旅游开发和生态化利用带动了藏族社区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迪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西双版纳、迪庆普达措地区等是具有优质生态资源的区域，成为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的新亮点，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目前，国家公园建设将从以地方投入为主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这将显著降低云南的保护压力。赋予国家公园以游憩、文化保护、教育等功能，在生态产品供给短缺、生态服务质量低下的情况下，具有很高生态禀赋的地区及其国家公园将成为云南旅游转型发展、高端化推进的重要抓手，也可能成为带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因此机会难得。国家公园建设正处于国家统筹规划阶段，云南应尽快介入，抢抓发展机遇。

在中国，生态环境比云南好的省份不少，生态质量比云南优良的区域也有，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云南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呢？显然，云南的国家生态战略地位和功能是其他省份替代不了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云南拥有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功能，这正是建设国家公园的要义。努力在国家公园建设上取得领先地位，将是云南努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中的重要利器。云南省委省政府应安排专门机构、形成专业力量，研判形势，主动介入、积极参与规则制订，争取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凸显云南生态区位优势，在争取国家制度性的发展安排、市场调节性的经济政策、保护地方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等方面赢得主动。

（二）做好顶层设计，高端引领，优化好国土资源空间

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允许开展游憩、教育、科普等利用行为也是服务于严格保护，并通过合理的功能分区来实现。一方面，纳入国家公园的范围，可划分为多个不同的功能分区，实施差别化管理，发挥各功能区的主导功能。保护区要严格保护，传统利用区开展限制性利用。另一方面，云南很多区域属于“生态富饶的贫困区”，不纳入国家保护范围，自身能力有限，保护困难大；纳入国家保护范围，往往可能因资源开发、产业发展而失去灵活利用的条件。为此，需要深入研究云南的国土空间特点和未来发展的资源及空间需求，按照“保护为发展留下空间、发展守住保护的底线”的原则，优化空间格局。云南现有自然保护区164处（其中林业部门管理132处，其他部门管理32处；按级别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38处、州［市］级56处、县［市、区］级45处），总面积达286.71万公顷，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7.3%。这些保护地和保护区是云南生物资源、旅游资源富集区，部分区域也是矿产资源、农林土地资源与保护目标高度叠加的空间地带，站在国家高度需要全面统筹，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综合权衡，科学取舍。

（三）扬长避短，创造条件，争取将应该保护的区域早日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中

云南很多保护区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大多数保护区位于民族地区，而云南的民族人口分布具有的“大群居、小分散”格局，使各类自然保护区都有不小数量的人群分布，这些保护区破碎化程度严重，要纳入国家公园体系满足不了完整性的要求。例如，计划建设的西双版纳大象国家公园是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上扩大而来，由地域相近而互不相连的勐海、悠诺、勐养、勐仑、勐腊、尚勇6个片区组成，空间高度分散可能成为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国家公园的障碍。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如此，云南其他自然保护区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空间分散、破碎、面积狭小的问题。为此，云南要对纳入国家公园体系管理的区域尽快作出规划，包括土地利用方式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必要的生态移民等，开展保护区的原真性、完整性恢复和重建，适时扩大空间范围，提高保护区的规模化，以满足国家在这些区域设置国家公园的基本要求。

（四）尽早做好国家公园的科学利用设计，制订好特许经营方案，促进云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在游憩展示区适当建立游憩设施，使公众充分享受自然保护的成果，是国家公园不同于过去自然保护区的特点，也是世界各个国家公园的普遍做法。对于当下的中国，自然生态产品供给有限，原生态文化资源稀缺，生态服务需求强劲，云南良好的生态资源集聚地在成为国家公园后，很可能成为旅游业转型发展、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高地，也将成为云南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需要尽快在满足国家公园保护要求的基础上，做好不同类型国家公园游憩、文化、科普发展的定位，安排好空间布局，编制长远的特许经营方式，有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为打造中国主要游憩业目的地、提升云南旅游文化教育科考产业发展做好准备，以迎接新兴产业的到来。

四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和帮助，提升服务国家生态战略的能力

多年来，云南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承担了经济发达的长江、珠江等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还在跨境国际河流上游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工作，作出了国际贡献，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回报和补偿，在客观上影响和制约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削弱了云南部分区域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为生态保护事业作出贡献的地区和群众给予合理的补偿十分必要。

一是国家要尽快帮助云南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与用途管制制度，建立资源有偿使用、跨流域跨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流域生态补偿和水电、矿产、旅游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方法。

二是加大对云南特色生物资源产业发展、主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力度，做大做强生态农林产业，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生态保护区内的农民通过参与生态保护增加收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三是对应该保护的区域和不应进行经济开发的区域，根据国家对生态产品的需求，转化为生态产品开发区，提供特殊的支持政策予以扶持；把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纳入国家向全社会提供生态产品的层面，国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保护这些优质生态环境资源，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手段实现国家向示范区域购买生态产品，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化的国家推动。

四是以云南示范区为试点，建立生态受益区向生态产品提供区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积极探索建立资源参股、碳汇生态补偿机制等；支持云南加快低碳经济试点省建设，加快研究碳汇交易制度和科技支撑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的碳汇交易试点机制，把云南打造成全国的碳汇交易中心；通过碳汇制造与生产，大力推进碳汇跨国交易，形成生态建设产业化的国际推动力量，促进中国生态产品的国际市场及其声誉的营造。

五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云南特色和国家示范

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与全国同步迈进小康社会，这不仅是云南的问题，还是我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面临的共性问题。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努力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云南为此应创新工作思路，破解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不同步、不平衡的发展难题，为我国西部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示范和借鉴。

（一）以“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发展理念引领创新云南的生态化转型发展

一是深入理解云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就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当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西南守护者和建设者。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思想上充分认识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按照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把生态环境保护落实、贯穿到经济发展、脱贫致富、边疆治理、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等具体工作中，把良好的生态系统保护起来，把受损退化的关键地区的环境恢复起来。

二是按照“发展要守住生态底线、保护为发展留下空间”的基本思路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把生态环境目标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的刚性指标，倒逼其他各种规划和发展计划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适应性，在高位上实现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布局的优化。

三是加快争当生态文明排头兵的制度建设。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大幅度提高生态环境指标权重，建立体现争当生态文明排头兵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四是层层分解目标，件件责任落实。根据资源承载力、生态环境容量，制订科学技术水平高、长远和现实结合程度好、法律法规约束性强的发展规划和空间布局，做到换届换人不换规划；把保护好生态环境融合和贯通到每一个区域、每一个产业、每一个部门，把具体的责任分解和任务落实到每一个规划地块、每一个建设项目、每一届责任领导。

（二）以生态为主线，打造云南产业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升级版

一要做好传统产业的生态化提升。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水电、矿产等资源直接相关产业，严格按照维护生态健康的基本要求，以恢复产业依托资源的再生能力与环境可修复能力为底线，提高传统产业发展的生态化水平。

二要把工业、生产型服务业及相关产业进行集群化融合，以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为主线进行优选和集结，以绿色、生态、环保重构和创建云南工业发展新面貌。

三要把城镇化发展与区域生态建设、环境治理、旅游、文化产业、休闲养老产业等新兴服务业有机捆绑在一起，通过生态建设提升城镇化的科学水平和新兴服务业发展的条件与层次，同时通过新兴产业发展为生态建设提供内在动力。

四要尽快推进云南生态产品新兴制造业的创建。在云南建立生态产品生产基地，对生态产品的生产方式、发展业态、产品交易、产品消费进行试点，筹建生态产品国家交易中心和国际交易中心。

五要加快打造云南的生态品牌，抢占生态发展的制高点。把云南产业发展、社会面貌按照生态化模式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形象打造，树立云南的生态性发展基础、生态型发展优势、生态化发展先机，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形成凡是云南的，就是生态的，就是环保的，就是绿色的，为云南产品和社会形象全面打上生态标识，为云南各民族产品走多样化、小批量、高端化、高价位打下基础。

（三）挖掘云南少数民族善待自然、智慧利用资源的优秀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

顺应自然、善待环境、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云南民族文化中有很多活的标本，并且融合在普通人群的价值理念、日常活动中，传承和演绎着大量具有现代生态科学思想的本土知识、凝聚人类生态智慧，体现着历久弥新的生态文化。挖掘和彰显云南人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民族生态文化，培育和构建适应生态文明要求、充满时代气息的人地和谐的新兴文化，使云南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窗口。

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在长期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对生物资源的分类，对生物多样性的识别、利用和管理，对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的系统化管理、整体优化配置等形成了一整套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不仅突破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学科壁垒，而且形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富集智慧的一揽子生存和发展技能，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化建设是长期而富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发掘、提炼、融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关保护与利用的思想、实践经验和方法，将民族习惯上升为生态文化的云南思想，进而打造成生态文明的国家智慧、生态文明的世界话语，竖起云南在国家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和思想旗帜。

（四）建设适合云南生态化发展的科技教育支撑体系

云南在走向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态化转型发展，构建适应云南生态化发展的科技教育支撑体系时不我待。在科技支撑方面，要尽快建立一批跨学科、跨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生态资源利用开发的复合型科技支撑平台和国际交流平台，培养和引进一批理论水平高、技术手段好、服务社会能力强的领军人才、战略科学家、市场开拓人才、国际活动专家，启动一批服务生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当前，要尽快研究以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及生态产业作为新业态在培育、壮大、积聚、产业链发展、产业群积聚的发展规律，研发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集成技术，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探寻生态产业的产品生产、价值评估、价值实现的国际和国内途径与方式，掌握不同区域向社会提供生态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值，为国家和国际社会购买生态产品、进行生态补偿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探讨引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市场化及竞争机制，实现生态建设的公益性向产业性转变。

在生态教育方面，尽快扩大云南省高校生态学、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等直接涉及生态文明科技支撑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规模，培养一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尽快让生态学、环境保护的理论和知识系统地进入中小学课堂，并把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课程或主要内容列入高校公共必修课程，显著提升大学生的生态学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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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1页。

[2] 曲格平：《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回顾及思考——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学术论坛上的演讲》，《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3] 参见高发全《世界自然资源危机比金融危机更严重》，《世界林业动态》2009年第10期。

[4]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2013年9月7日，新华社，http：//www.gov.cn/ldhd/2013-09/07/content_2483425.htm。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6] 谢勇军：《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经济若干问题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第25页。

[7] 龚自如：《法帝国主义利用云南滇越铁路侵略云南三十年》，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1982。

[8] 陈征平：《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年）》，民族出版社，2002，第102页。

[9] 肖漫：《抗战时期云南工业书写的历史纪录》，载《全民族抗战·云南记忆》，2015，第1～2页。

[10] 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81页。

[11] 非荼娟：《抗战时期军事工业内迁云南的社会研究》，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第38～44页。

[12] 王汉声：《对于云南推行民众教育的管见》，《云南民众教育》（创刊号），1935。

[13] 张研：《浅议抗战时期云南社会教育》，《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3期。

[14] 马勇：《新中国建立60年来云南经济建设的历程与经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5] 龙成鹏：《示范区建设：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良性互动——对话云南省社科院杨福泉教授》，《今日民族》2018年第7期。

[16] 陈国兰：《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作好美丽云南文章》，《社会主义论坛》2018年第9期。

[17] 任佳、李丽：《云南面向周边国家开放的路径创新》，《南亚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

[18] 陈利君：《云南建设辐射中心的内涵与对策建议》，《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9] 周宏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环境保护》2018年第7期。

[20] 龚力波、刘佳佳、李学坤等：《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智库发展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年第1期。

[21] 陈彬、沈梅：《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北京农业》2013年第9期。

[22] 王文权、宁德煌：《国内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研究综述》，《安徽农业科学》2018年第8期。

[23] 刘思华：《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生态化转型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7期。

[24] 樊慧玲：《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25] 牛文元：《智慧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标志》，《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年第1期。

[26] 席广亮、甄峰：《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思考》，《上海城市规划》2014年第5期。

[27] 李海涛、李浩：《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思考》，《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年第20期。

[28] 卢伟、李大伟：《“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国崛起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10期。

[29] 叶敏弦：《县域绿色经济差异化发展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30] 叶文辉、姚永秀：《论云南生态资源保护的机制设计与创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1] 吴韬：《大数据国家战略助推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才智》2018年第8期。

[32] 云南省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的云南实践》，《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