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阅读柏拉图的乐趣

读柏拉图首先意味着思想上独一无二的享受。与其所思打交道的乐趣不仅来自哲学戏剧（philosophische Dramen）技艺上的完善，而且读者会感到，自己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以某种方式置身于活生生的论辩之中。同时，这种论辩在大师手笔的描绘下，仿佛源自生活本身之中各色人物的自然交流。

直接和鲜活，一直以来就被激赏为希腊艺术与文化整体上的标志。而在希腊文化之内，亦罕有人达到类似柏拉图的高度。尽管他可谓是充满生趣的古风时期[4]与古典时期[5]精神的继承者，并且自觉地以反思的方式化用了一代代诗人和思想家的经验，但他同时也引发了这样的印象：哲学之提问无前提地开始于其所描绘的多彩雅典世界。

柏拉图的文学世界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特征即其多元性和精神上的广大富饶。他对雅典氛围复述的直接性和可靠性绝不意味着：作为一个著述家（Schriftsteller），他屈从于这一世界的历史或然以及社会局限。恰恰相反，柏拉图以诗人的独立姿态，将其故乡雅典与引发希腊精神史的一切联系起来。无疑，进行这种冒险时他可以联系历史实事，就像在早期对话录中，他利用公元前五世纪来到雅典的伟大知识分子们，让他们出现在公众面前宣传各自的新教育。而当他在晚期作品中让始终匿名的“来自爱利亚（Elea）的客人”或者让巴门尼德本人（在以其命名的对话录中）来到雅典，在那里与青年苏格拉底一同进行哲思时，就不再考虑任何记传——历史之信度。在自然哲学对话录《蒂迈欧》（Timaios）中，一个外来的政治家和学者——我们通常认为他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尽管并没有字面上的标识——在半是雅典人、半是外来者的圈子里，讲述宇宙如何通过德穆革（Demiurgos）的神圣理性得到构建。相反，在其最后的著作《礼法》（Nomoi）中，始终匿名的雅典人在异地，即克里特（Kreta），在两个保守的多立克（dorische）文化[6]的代言人面前反思自身城邦的文化，全面筹划了一个秩序井然的未来社会及其精神根基的蓝图。

似乎柏拉图通过选择谈话伙伴的文学技艺，不仅一次次拓展了精神的视域，也希望从整体上反映出纷繁的历史进程：首先，源自外邦的新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教育传入了政治上强势的雅典。通过与这种外来思想资源的论辩交流，雅典的概念哲学（Begriffsphilosophie）逐渐成形。这种哲学，一旦其方法被确定下来，就构成了更为深邃的论辩，并且触及公元前五世纪的思想根基——爱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哲学。对根基的检验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正如在《礼法》中所形象表现的——严格的方法训练引发了一套政治——道德观念的产生，这套观念通过“雅典人”而传播至整个希腊世界。于是，我们以柏拉图早期到晚期的对话录中的谈话者为媒介，游历了雅典历史的发展，即从心智的接受到批判性的深化，最终达到典范般的创造。

对话录的这种直接性、多样性和在暗中已不断显明的象征力量，使得柏拉图成为今日四海内——毋需考虑国别文化之差别——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启蒙人。谁从柏拉图开始其哲思，即可自知立于正途。

当然，他生生不息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入门阶段。毋宁说真正令人叹服的是，柏拉图不仅确立了日后在欧洲被称为哲学的那一学问之标准，而且奠基式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诸本质问题，以至于即使面对两千五百多年硕果累累的发展，人们也不禁仍要关注其解决方案，至少要关注其问题之展开。

就今天读者阅读柏拉图的经验而言，这些恐怕亦是至为关键之因素。对尚未伪饰之原初的感触，坚持面对核心问题的信念以及对语言与构思典范的体验，这些都为敏感的读者提供了心智上的乐趣，也正是我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