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读者将自身带入作品

仅仅通过这一经验尚不能解释，为什么偏偏在谈及柏拉图之时，人们以超然之热诚，同时又异议百出地探讨应该如何阅读。对于此种情形，即使非专业人士也略有耳闻。柏拉图以文学形式向我们提供哲学内容，当读者遇见这种特殊的形式，自然伴随着方法上的疑问，而此种形式在其他思者那里并不具有柏拉图处那样深邃的意旨。因为他人从未曾像柏拉图那般，将表达的方式如此直接地与内容相系——对对话形式的正确理解和对柏拉图哲学概念的理解是互为条件的。而这里存有一悖论：恰恰是这一作者（而非其他人），尽管他能够传达直接的体验并仿佛引人自然寻得进入哲学问题之门径，自己却似乎亟需某种特殊的释义学。

柏拉图作品的释义学与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释义学在其发展的两个关键点上紧密相接，这绝非偶然。正是重要的浪漫派哲学家、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一方面开拓性地反思了读者的主动角色，并由此出发引申出一套对话录的释义学，其基本框架的有效性今天仍被众人推崇；另一方面，就正确解经（Exegese）而言，他重新清理了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引发出一套普遍的释义学，人们可以将这视为现代释义学哲学真正的开端。在二十世纪，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一方面正是从柏拉图找到自身哲学的出发点，并且在其第一部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Platons dialektische Ethik）（1931）中深化并具体演绎了施莱尔马赫论及形式对于内容之意谓的洞见，另一方面，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1960）则演化出了哲学释义学的新基础。

讨论应该怎样以正确的方式阅读柏拉图，最终是对读者将自身引入作品中的方式和方法的讨论。在阅读中，我们不可能与本来的自我相分离，不可能将我们多方面的有限性忽略不计，我们由之是自己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建构根本的要素，这些对任何方式的阅读而言，都是被普遍接受的。此外，在柏拉图那里还需要补充的是，正如一开始就提到的，读者几乎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不仅仅是旁观者，而且是以一种难以言传的方式加入到自身追随的论辩之中——这就必然影响到读者对于文本回应的方式。读者个人在对话进程中深入地、亲身地参与，这显然不是柏拉图作品的一个偶然效果，也并非与作者之意愿全然相违。就此而论，我们所面对的难题不是尽可能地将接受中的主观因素排除出去，而是尽可能地导向实事本身［参照《斐多》（Phaidon）91c］。然而在刚踏上朝向这一鹄的之道路时，就仿佛到达终点那般抽离掉那些我们身上妨碍接近目标的消极因素，恐怕并无助益，因为它们在合适的情况下亦可能成为我们的帮手。这里，我们当然应该调动自己的整个自我本质（Wesen），而不仅仅是分析性的知性，来回应柏拉图的戏剧。那么问题就在于：读者应该以何种主动的方式来参与其中，他可以自发地对意义构建做出哪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