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从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看《内经》的学术价值

两千余年前的《黄帝内经》发展到今天,究竟有什么学术价值?

(一)从世界中医学的兴衰看《内经》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多种中医学,如古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和中国的中医学,但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了中国的中医学得以延续外,其他都成了民间医学或出现了断层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埃及人曾经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其文化和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埃及文化先后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汇入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和木乃伊供人们凭吊。

印度中医学也有着丰富的内容。约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后,其也遭到了摧毁,沦落为民间医学。

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国家的繁荣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致外敌入侵,文化先后中断,其中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它和阿拉伯医学全部被取代了。

中国中医学不仅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逐渐走向世界,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医学界的青睐,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深入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内经》为中医学建立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医学模式和方法论,值得现代借鉴。第二,《内经》为中医学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蕴含着许多科学元素。第三,以《内经》理论为指导的临床医学具有实用价值和确切的治疗效果,这是中医学生命力的源泉。

如今,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建立了5万余家中医药机构,中草药贸易超过200亿美元。1998—2002年我国中医药对外合作项目274项,有54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到我国学习中医药,为我国各专业留学生数量之最。WHO在亚洲设立的15个中医学合作中心中有13个与中医药有关,其中7个设在中国。《全球中医学发展战略》中指出中医药和针灸等正在受到全球广泛的关注,在人类保健事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06年世界中医学政府论坛上,WHO和东盟力促中医学纳入国家体系。

(二)《内经》建立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

《内经》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自然界充满气,气又可分为阴气和阳气,阴气(即地气)与阳气(即天气)的结合和交互作用形成了人体。《内经》以“气”为中介将人与天地联系起来,并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需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运动规律。所谓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因此,《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际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就是和谐,形神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这与WHO关于健康的含义不谋而合。

三才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体质气质的反应和体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内经》特别重视体质气质理论的原因盖出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内经》三才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了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入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表1-1)

表1-1 三种医学模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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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陶功定提出大生态医学模式,即把人类置于大生态系统中,人作为大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必然要和其他系统发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和谐是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志。健康是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与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优化人类生存环境是医学最广义、也是最首要的任务。这一观点是对《内经》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的继承和发挥。

此外,东西方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国家、民族会产生不同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认识,也决定了思维模式的不同。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以形式逻辑加实证主义为其基本的认知方法,它偏重于分析还原的方法,着重形质实体的研究,研究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征服自然。而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科学,以经验积累和直觉领悟为其基本的认知方式,它偏重于综合整体、取类比象的方法,着重系统功能的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尽物(人)之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内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的代表作)。前者对整个西方科学的崛起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后者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辉煌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三)从未来医学发展趋势看《内经》

未来医学发展方向已发生转变,而《内经》无疑是契合这个转变的。

首先,从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发展。《内经》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崇尚养生。《内经》“治未病”的理论是世界上最早的预防医学理论,也是医学的最高境界。“治未病”的首要措施就是养生。《内经》所谓“宝命全形”:“宝命”,即珍惜生命;“全形”,即保全形体。养生的本质就是珍惜生命的价值;养生的内涵就是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人体形与神、气与血的和谐;养生的主要内容就是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这些养生保健的思想原则和内容丰富的养生方法,对21世纪医学发展而言,具有指导意义。中医药关于养生、保健、预防、康复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在未来医学发展中将大有作为,这是值得开掘、发扬的重要领域。

第二,从疾病医学向生态医学发展。《内经》倡导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内经》从本质上讲,是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专门研究人体的健康、疾病及养生与治疗疾病的问题。它把“人”置于天地及社会这一生态环境中来讨论生命活动的规律。《内经》讨论医学问题的方式和范畴,实际就是生态医学所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中医学就是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医学。《内经》中的生态医学包含了自然生态与医学、社会生态与医学、心理环境与医学3个方面的内容,大致属于“泛生态医学”范畴和“大生态医学”模式,即宏观层面的生态医学。

第三,从对病源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内经》主张整体治疗,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素问·宝命全形论》:“法天则地,随应而动。”《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灵枢·逆顺肥瘦》:“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的失调是导致疾病的原因之一,因此,治疗必须“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内经》还有“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上取之”等记载,因为人体全身的脏腑经络、四肢百骸是统一的整体,故可以通过整体治疗调节局部的病变。《内经》整体治疗的原则,充分显现了中医学治疗的特色,可以纠正当前只注意局部的“病”“病灶”“病理”,而忽视人体全身脏腑气血的盛衰,以致病衰人亡的现象。尤其对于目前关于恶性肿瘤的治疗,采用扶正祛邪的方法让患者带瘤生存,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从生物治疗向心身综合治疗发展。《内经》主张形神同治,尤其强调治神为先。《素问·宝命全形论》的记载值得我们玩味:“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此罗列了《内经》时代的三种治法,根据具体情况“各有所先”使用。耐人寻味的是它把“治神”置于首位,可见其对心理治疗的重视。《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粗守形,上守神。”把治神、守神放在治疗的重要位置。《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人)为本,工(医生的治疗措施)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张介宾注:“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施治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而其神之可使也。”医生的治疗措施(如药物)通过病人神气才能发挥治疗作用,如果病人精衰神亡则治之无效。故凡治病,无论是否是由精神因素所致,都必须心身同治。《内经》创造了情志相胜、祝由、劝慰开导、顺情从欲等情志治疗方法,开心理治疗之先河。

第五,从群体治疗向个体化治疗发展。《内经》治疗疾病强调因人制宜。《内经》所倡导的“因人制宜”就是根据个体的性别、年龄、体质、心理素质等的差异来设计治疗方案的,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治病特色。《素问·疏五过论》:“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而“因地制宜”的实质也是“因人制宜”,因为这里的“人”是有体质倾向的人。生态学认为,生物体中存在的全部化学物质都来自土壤、空气和水,由于不同地区之地壳中所含有的化学成分不同,因此水质与植物成分也随之不同,动物与人的体质亦因此而不同。

第六,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内经》提出:“人者,天地之镇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与其说中医学是治病的学问,不如说是治人的学问,知道什么人生病有时比知道生什么病更加重要。

《内经》中的许多记载足以说明,中医学更注重治疗人。例如,在发病学方面,《素问·刺法论》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金匮真言论》提出“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人的正气在发病中具有主导作用。在治疗学方面,《内经》强调正气在疾病防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指出,“形弊血尽而功不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神不使”,此处的“神”是指病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的抗病能力。强调医生的治疗措施是通过人的正气发挥治疗效应,所以养护患者的正气常是治疗的关键,故《素问·五常政大论》有“?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命曰圣王”的论述。治病用药,切勿损伤正气,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主张食补与药疗同时进行,在《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任何治疗措施都是为了保护人体的正气。中医强调治病先治人,通过治人达到治病的目的,治病不忘固护元气,主张留得一分元气,便有一分生机,对急重危症强调“回阳救逆”“急下存阴”“先留人再治病”等。现代研究认为,中药的作用机制是多个有效组分的配伍在多环节、多个靶部位上的整合调节,其作用大多不是与靶点受体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改变疾病状态下失调的机体内环境,调衡或逆转病理过程。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也体现了激发机体自身内在调整的多环节作用机制。即中医的治疗手段是通过治理调节机体功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四)世界第五大发明: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

经络是中医学的一大发现,它以朴素的形态揭示证明了人体是一个具有多种多样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的特点。

针灸疗法是中医学的伟大发明,针灸对全身各系统、各器官功能都有调整作用、镇痛作用、增强免疫作用和促进组织修复作用。其中调整作用贯穿于所有的作用之中,它是通过身体三大平衡系统(神经系统、神经-体液系统、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实现的。

针刺镇痛研究的进展之一,就是证实了针刺可引起深部组织神经感受器或神经束发放传入冲动通过它们的活动可使中枢系统各级水平痛觉调制系统痛觉信号减弱,并发生性质上的改变。

以《内经》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刺疗法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进而引发了探索经络实质的研究热点。

科学家预言,对经络实质的研究、针灸作用机理的研究,可能引发医学的重大革命。

(五)《内经》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内经》,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门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古代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的成就不仅在于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成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示范。

例如,《内经》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气象学的成就,《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运气学说。

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形。

《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

《内经》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

当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世界科学也面临着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等新问题。生命科学是21世纪科学研究的热点,仅用西方流行的还原论和分析的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种弊端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智慧及传统的整体论和综合方法,将在未来医学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院士说:“20世纪后期诞生的复杂性科学,使现代科学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启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的科学性的大门。”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借助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获得突破,而这一思路不正是从《内经》中得到的深刻启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