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中国各省份“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对比

2.5.1　数据来源

我国各地区“新四化”子系统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信息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针对所收集的数据，首先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对研究的影响；其次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我国31个省份2006—2016年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发展指数；最后利用式（2-7）～式（2-12）计算综合指数、融合度以及融合发展度。

2.5.2　“新四化”各子系统发展指数

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各子系统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省份历年各子系统得分，然后通过式（2-6），最终计算得到“新四化”各子系统发展指数。

2.5.2.1　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与发展水平分析

我国31个省份、三大区域历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见如表2-6所示。

（1）各省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

从目前我国各省份2016年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来看，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北京、山东、广东、江苏和浙江，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在85以上。其中，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排名第一。广东、江苏、浙江处于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带，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对外来人口一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设施城镇化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城镇化的规模、质量以及生态各方面均有明显发展优势。山东半岛处于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生态城镇化发展较好。

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山西、河南、广西、甘肃及西藏，其中西藏新型城镇化排名最低，且广西、甘肃、西藏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低于60，其他两个省份新城镇化发展指数均高于60，这表明除了广西、甘肃、西藏，我国其他大部分省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水平以上。排名后五位的均属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包括西部三个省份、中部两个省份。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高等教育、科技创新能力落后，人口素质较低，城市基础差、起点低，在人口、经济、设施、社会城镇化方面均比较落后。

从各省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京、江苏、浙江近10年来稳定处于前5名的位置，其中，北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排名一直处于第1位，不可撼动。与此同时，甘肃、广西三个西部地区近10年来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排名一直稳定处于后五名的位置，由此可见，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固化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值得注意的是，重庆被国家确定为直辖市后，新型城镇化方面发展迅速，在2007年处于倒数第5名，但到2016年稳步上升到第11名，表现十分抢眼。天津新型城镇化发展基础较好，在近10年来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最近几年被山东、广东赶超。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心，在2010年以前新型城镇化发展一直处于前五名的位置，其人口、经济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优势，但城市设施、生态城镇化步伐没有跟进，从而逐渐被其他省份赶超。2007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数超过60的只有北京和上海；而在2011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60分以上的达到10个，排名第一的北京到达81.65，达到良好发展水平，表明我国各省份新型城镇化发展跃上一个大台阶；而截至2016年，除了广西、甘肃、新疆，我国各省份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到达60以上，超过80到达良好发展地区的有7个。

从发展速度来看，年均增速最快的省份分别是江西、海南、福建、甘肃、河南、广东及安徽，增速均超过6.5%，增速最快的是江西，达到9.05%，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广东和海南属于东部地区，广东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新型城镇化发展起点高，各方面增速较快；海南的新型城镇化指数从2014年才开始处于60以上，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但是其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处于全国落后位置，严重滞后于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这样会导致海南的工业化不足以支撑其城镇化的发展。甘肃属于西部地区，起点较低，虽然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但目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依然比较落后，这表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正在奋力追赶，有利于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其他地区均属于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也在迅速发展。

（2）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

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如图2-4所示。

从全国角度来看，截至2016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从2007年的44.65发展到72.22，年均增速为5.81%，发展速度较快，其中2012年发展指数超过60，目前正处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16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57.4%，2015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就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2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取得明显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发展速度仍然较快，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设施城镇化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新型城镇化仍然面临很多问题，许多农民难以融入城市，从而引起了教育、医疗、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关注城镇规模，应重点树立生态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加速城镇居民市民化，打造绿色、舒适、健康、宜居的城市环境。

我国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全国水平，早在2009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就超过60，比全国提前三年进入中期发展阶段。东部地区2007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为51.66，到2016年，新型城镇化指数达到81.79，进入较高发展阶段，年均增速为5.49%。东部省份大多处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城市数量众多、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密度较大，城镇化发展基础较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了政策支持，优先发展该地区，大量人才、资金、技术、企业汇聚于此。东部地区发展到此阶段，新型城镇化速度可能存在下降现象，这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后的发展更应该注重城镇化的质量，重点发展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生活城镇化，着重提高城市的基础设施、医疗、公共服务，创造吸引高技术创新性人才的城市环境，从而提高城镇市民素质和人口城镇化质量。

从发展现状来看，中部地区目前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东部地区出现明显差距，且发展水平略低于西部地区。从发展进程和趋势来看，中部地区城镇化一直稳步上升，在前期，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一直略高于西部，但年均增长速度略低于西部，导致被西部地区赶超。另外，中部地区内部新型城镇化发展差异不大，仅有河北、辽宁略高于全国水平。中部地区深处我国内陆，人口密度较高，城镇的空间聚集比较分散。中部地区交通优势明显，人口集中，但由于东部地区强大的虹吸效应，人口特别是人才流失严重，交通虽发达，但主要承担旅客、货物的中转任务，城镇对生产要素的聚集度不高。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比中部略高，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几乎处于同一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从发展历史进程来看，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稳步上升，西部发展速度最快，具有后发优势。另外，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内部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指数在80左右的只有有内蒙古和宁夏两个省份，而排名最靠后的西藏仅有50.20，排名后五位的省份西部地区就有3个。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包含12个省份，各地区经济、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决定了西部地区内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较早，这也促使了西部地区包括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就三大区域对比来看，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从各地区内部差异来看，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小，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这是因为中部各种资源禀赋、生产要素以及发展环境较为相似。总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新型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内部差异方面，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东部次之，中部内部差异最小。

2.5.2.2　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与发展水平分析

各地区历年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如表2-7所示。

（1）各省份新型城工业化发展水平分析

2016年，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排名前五的分别是江苏、广东、天津、上海和浙江，也是我国仅有指数超过80的5个省份，而且排名第一的江苏与排名第二的广东差距显著，其他4个省份新型工业化指数较为接近。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全部属于我国东部地区，其中江苏、上海和浙江处于长三角地区，天津处于环渤海地区，广东属于珠三角经济区，这些地区是我国经济、科技、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江苏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重地，近几年，江苏工业转型升级显著，过剩产能消化基本完成，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邮政快递行业发展迅速，江苏的工业规模、效率、效益取得长足进步，从而使江苏新型工业化走在全国前列。广东是我国珠三角沿海开放的前沿，早期积累了雄厚的工业基础，近年来，广东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变革，已经基本告别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了资本和技术扎堆的时代。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起点较高，工业体系相对完善，但创新能力有待增强。上海、浙江是我国的商业经济中心，互联网行业、金融服务业十分发达，有力地带动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但制造业税负高、成本高、产能过剩，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人工成本攀升，税费负担偏重等问题对经济也造成了严重影响。

排名后六位的分别是西藏、新疆、云南、黑龙江、甘肃、海南。海南属于东部地区，其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第二产业一直处于薄弱状况，且第二产业占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海南发展环境的制约，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载体产业园区低水平运转、第二产业薄弱、本地消费市场狭小、有效需求不足又极度依赖岛外需求等因素均导致海南实体经济发展总体虚弱。黑龙江属于东北地区，其传统产业集中负向拉动，生产体制、模式受到限制，民营经济发展乏力，规模有限，创新不足，导致其新型工业化发展滞后。其他省份均属于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指数均在30附近，这表明不少西部省份新型工业化发展十分落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自然资源环境条件较好，这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气候条件、区位交通不便等条件又不利于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另外，经济发展落后，难以留住人才，工业基础薄弱，导致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都是制约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发展历史进程来看，各省份新型工业化发展虽然曲折，但整体上处于上升发展趋势。从具体各省份来看，近10年来，上海、天津、浙江新型工业化稳定保持在前五名，江苏稳定排名第六位，从2018年以后江苏加大了资本投入、科技投入，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从2012年开始新型工业化稳定排名全国第一。2009年之前，黑龙江、新疆、青海的新型工业化排名靠前，黑龙江甚至出现在全国前五位，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结束，各种弊端如落后产能过剩开始显现，这些地区的工业化浪潮迅速跌落，最近两年黑龙江工业化排名跌落到全国后五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北京作为我国首都，新型工业化在2007年以后从未进过前五名，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工业转移到周边地区，而新型产业正在培育发展，使得其排名后退一些，但这都是暂时的“阵痛”，长远看来有利于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甘肃、西藏、云南等西部地区省份一直在后六名附近徘徊，这些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市场规模较小，工业化基础不足，适宜新型工业化发展要素环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海南作为我国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其新型工业化近10年一直处于全国后五位。其本身发展环境的制约、历史经济发展导向的错误，使得实体经济发展滞后、本地消费市场狭小、人才大量流失等，这都导致了海南经济发展速度不尽如人意。另外，2012—2015年，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出现了“逆工业化”现象，只有江苏、浙江、广东的新型工业化保持增长。结合当时的环境不难发现，这三个沿海地区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就对它们影响很大，“倒逼”这些地区较早着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阶段性基础。

从各省份增长速度来看，新型工业化发展速度最快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安徽、江西，其中江苏年均增速超过了6%，其他两个省份年均增速达5%以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属于东部地区，其次属于中部地区。增长速度出现负增长的省份为黑龙江、新疆、青海、山西、西藏、甘肃、云南、辽宁。辽宁、黑龙江、山西的国企工作效率低下、民营企业管理落后、市场培育力度不够，金融中介机构力量薄弱，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现象都使得其经济发展落后。其余地区均为西部地区，由于区位等因素，工业化效益质量发展较差。

（2）区域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分析

全国和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新型工业化近11年发展趋势如图2-5所示。

从全国范围来看，2016年，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达到53.83，处于发展的中期初级阶段。年均增速为1.79%，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上升阶段。从图2-5中可以发现，2007—2010年，全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处于上升阶段，增长幅度明显，2010年之后平稳发展，2014—2015年，全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出现回落，即出现“逆工业化”现象，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了防止经济大幅回落，我国迅速推出“四万亿”的财政政策刺激计划，主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行业，带动了钢铁、水泥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当时对全国经济、工业发展起到了短期刺激作用，使得工业化指数大幅上涨。同时也引起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上涨、人力成本增加，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成本，这些弊端不利于新型工业化发展。我们也注意到江苏、浙江、广东这些省份未出现这种现象，上文也给出了可能的原因。但出现这种现象与这些省份当时采取的政策措施、市场因素、经济区域特征等因素是否有关联，如果有关联，是怎样的关联，它们相互作用的机制原理又如何等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但限于本书内容和篇幅，这里不作深入探讨。这或许会涉及宏观经济学、财政学等学科知识，其研究结果对我国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理论现实意义。

就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而言，2007年其新型工业化指数为52.92，2017年达到69.15，年均增长3.02%，明显高于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水平。东部地区无论是整体新型工业化速度还是发展水平，都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早在2010年，东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已经达到60以上，这表明东部地区目前已进入新型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东部地区主要包括环渤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开放程度高，政府早期给予了政策倾斜，依托沿海交通优势，国际贸易水平发达，工业化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另外，东部地区内部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新型工业化指数最高的江苏远高于最低的海南，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

我国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指数从2007年的43.34发展到2016年的49.69，年均增长1.53%，增长速度在三大区域里排名第二，低于全国水平。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内部发展较为均衡，指数最高仅为57.57，发展水平整体依然处于初级中等阶段。中部地区工业化基础比较好，但由于思想观念开放较晚，市场机制还不是很完善，人才流失严重，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同时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潜力依然很大，主要因为中部地区交通区位便利、人口密度大、市场潜力大，而且随着东部地区企业成本的不断增加，不少企业选择将公司搬迁到内地，如富士康等大型企业在郑州航空港落地。

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最为落后，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2017年为42.53，年均增长仅为0.36%，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增长速度都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除了重庆等少数省份工业底子好，其他地区都比较落后，这是因为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时间短、交通不便利、地广人稀，使得运输成本较大、市场潜力不足。另外，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并不大，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总之，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总体处于稳步上升趋势，但各区域发展差异较大。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呈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就区域内部新型工业化发展而言，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总体来看，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初级阶段。

2.5.2.3　新型信息化发展指数与发展水平分析

我国各省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历年新型信息化发展水平如表2-8所示。

（1）各省份新型信息化发展水平情况

2016年，我国各省份新型信息化发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北京、浙江、福建、上海，且均属于我国东部地区。新型信息化发展指数超过70的省份全国仅有广东、北京，且第一名的广东与第二名的北京差距明显。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延伸，广东在珠三角经济圈中一直处于“领头羊”的地位，一直是我国最开放的省份之一，以深圳为代表城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了不少人才流入。北京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领头羊”地位，其淘汰了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同时培育出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众多创业型互联网公司在这里“生根发芽”。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圈的中心，是我国的金融中心，在这里融资便利、高效，无疑是众多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首选之地，而浙江、福建作为东南沿海省份，市场发展完善，政府积极鼓励互联网发展，其中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众多电商公司聚集于此。不难发现，上述省份都拥有知名互联网及技术企业、高端科技人才、国家强有力政策支撑等良好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业态，且产业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安徽、云南、贵州、广西和青海，信息化指数均在30以下，其中1个属于中部地区，4个属于西部地区。这些省份由于工业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信息闭塞、思想观念较为落后，不利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产业发展，特别是云南、青海等省份，其本身工业化程度就不高，很难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

从信息化发展进程来看，近10年来，北京、广东、浙江一直稳居前三名，上海一直在第四名与第五名之间徘徊，江苏一直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徘徊，山东与福建的信息化发展迅猛，会时不时地挤进前五名的行列，这说明广东、北京、浙江的信息发展水平地位是不容撼动的，上海、江苏与山东、福建的信息发展竞争十分激烈。另外，贵州、青海、广西一直稳居后五名，这也显示出信息化发展落后的省份固化现象比较严重，但也说明各个省份的信息化发展进程一直在稳步推进。这或许是因为其工业化一直比较强，带动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从年均增长速度来看，排名前五名的分别是广东、吉林、辽宁、黑龙江、西藏，信息化指数年均增速均超过了4%，年均增速最高的广东达到7.35%。其中有两个省份属于东部地区，两个属于中部地区，1个属于西部地区。广东本身属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信息化发展迅速并不奇怪。吉林、辽宁、黑龙江与西藏等中西部省份发展迅速，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强力支持宽带网络建设，中西部地区信息网络建设受政策驱动影响明显。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山西、新疆、甘肃、天津和青海。天津属于东部发达地区，信息化起点较高，但在落实国家战略定位上存在短板，主要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究其深层次原因：一是北京信息化发展强势，大部分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人才都集中在北京，北京信息化发展的强势辐射和空间垄断挤压了天津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信息、科技等领域。二是天津工业基础雄厚，发展制造业的条件优于服务业，制造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服务业，所以信息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三是全球经济下行和外需收缩，制约了天津和港口腹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总量规模依然偏小，发展速度在逐步放缓。其余的1个省份属于中部地区，3个省份属于西部地区，这是因为国家政策对宽带网络建设的强力支持，使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但还是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信息化应用投入跟不上东、中部地区的速度。

（2）区域新型信息化发展水平分析

截至2016年，全国和三大区域新型信息化发展趋势如图2-6所示。

从全国情况来看，新型信息化发展指数从2007年的30.63发展到2016年的38.18，年均增速为2.48%，这表明我国信息化基础薄弱，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新型信息化发展处于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发展趋势来看，2007—2015年全国信息化发展进程处于缓慢下降趋势，但是2015年以后迅速上升，上升幅度超过2007年，虽发展过程曲折，但最终结果处于上升阶段。这是因为在2015年以前，虽然互联网行业发展迅速，但乱象丛生，并未对新型信息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015年国家开始推动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强力支持宽带网络信息建设，开启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互联网+”、大数据的浪潮推动中国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当前的信息技术服务是未来工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借助于数据的浪潮，应当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使信息交换更加快速，提高工业、市场发展效率。目前，信息化年均增速已经超过工业化增速，未来信息化将是推动“新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东部地区新型信息化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发展指数由2007年的38.79提高到2016年的50.88，进入中等发展阶段。新型信息化排名前十的有九个属于东部地区，这也表明信息化的发展存在聚集现象。另外，东部内部地区信息化差异较大，北京、广东的信息化水平远远高于其他东部地区。从图2-7中不难发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差距很大，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市场完善，拥有雄厚的资本、高端的技术和人才、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撑，科技创新能力较强，有较开放的创业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国中部地区目前新型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信息化指数只有32.48，年均增速为2.43%，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水平。中部地区信息化起点低，信息化基础设施较好，但受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信息化在社会、人民生活中应用较少，因此，要加大中部地区城镇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进一步普及互联网在中部农村地区的应用。从发展趋势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信息化发展几乎同步，虽过程艰辛，但最终处于上升阶段。

西部地区的新型信息化发展水平也比较低，新型信息化发展指数只有30.35，年均增速达到1.67%，略低于中部地区，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由于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部分省份抓住机遇，大力推进软件、数字信息服务等信息技术，积极引入重点信息技术公司，从而实现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逐渐缩小了与中部地区的差距，但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信息基础设施较差，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的信息化应用投入与东中部地区还有一些差距。

根据上文对全国及三大区域信息化发展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信息化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中部、西部地区。从图2-7中不难看出，中、西部地区新型信息化发展几乎同步，但都低于全国水平。总之，我国仍处于新型信息化发展初级阶段。

2.5.2.4　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与发展水平分析

我国31个省份以及三大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情况如表2-9所示。

（1）各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

2016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上海、天津、新疆、浙江、黑龙江，东、中、西部地区均有涉及，分布较为均匀。排名前四位的地区，新型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在70以上。新疆与黑龙江的共同特点是地域辽阔、人口密度较小、土地肥沃、农业品种多样，气候环境十分适宜农业发展，地形地貌很适合大规模化的机械生产作业。上海、浙江的经济较为发达，拥有资金、技术优势，又处于江南地区，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天津作为环渤海经济中心，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近年来，天津推动供给侧改革，一方面，积极将传统的城郊型农业转变为都市型现代农业，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各种标准化生产基地以吸引生产要素聚集，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依靠质量品牌，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贸易，连接生产、加工、流通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的农业现代化产业链。

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海南、江西、甘肃、贵州、北京。除了北京，其他省份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在45附近，东、中、西部地区均有涉及。显然，农业现代化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各省份的地形地势、气候条件、土壤环境等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也和市场规模、交通等有关。海南旅游业比较发达，但远离中国内陆，农业加工流通不便利，因此排名靠后。甘肃和贵州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业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低，交通也不便利，因此农业现代化发展受到制约。江西资源利用率低、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要素组配不合理及科技创新驱动不足等也阻碍了现代农业化的发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2015年之前新型农业化发展一直稳居于全国前三，且新型农业化发展指数高达70.66，2016年处于全国倒数第一，新型农业化发展指数仅为39.98，这是因为北京新型工业化发展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其发展速度放缓属于正常现象。

从各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近10年来上海、天津一直稳居前五名，北京在2015年之前农业化发展也一直居于前五名，从2013年开始发展放缓，新疆、浙江、山东一直在前五名附近徘徊，黑龙江在2013年以前排名虽然比较靠后，但从2013年之后迅速发展，开始进入前五名，并不断巩固其农业现代化地位。贵州、广西、云南一直稳居后五名，但从2015年开始，云南开始走出后五名，2016年广西也终于走出后五名。总体来看，我国各省份近10年来农业现代化稳步上升。2007年我国没有一个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指数超过60，到了2016年有多达9个省份的农业现代化指数超过了60。

从年均增速来看，新型农业现代化增速最快的5个省份分别是贵州、湖北、云南、四川和湖南，中西部地区均有涉及，东部地区发展缓慢可能与其现代服务业、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关，忽视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其新型农业化的发展起点较高，发展速度缓慢也是必然趋势。中西部地区现代农业能够快速发展，首先是因为政府高效推进供给侧改革，并结合这些地方的市场需要和当地条件执行。例如，四川大力实施“现代农业千亿增收工程”，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加快发展蔬菜（食用菌）、水果、茶叶、道地中药材等优势产业，积极发展蚕桑、花卉产业，加快创建良种化、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基地建设，促进了全省优势特色农业持续快速发展和区域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其次，加大农业与工业融合，传统农业由单一种植向“种产加销”整条产业经济链转变。最后，这些地区不断完善现代农业支撑体系，生态农业快速发展。年均增速排名后五位的分别为北京、山西、河北、宁夏、山东。其中，山西是资源大省，土地贫瘠；青海的气候等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不适宜农业生产。北京、河北的工业发达，忽视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山东一直都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现代化农业发展增速虽然缓慢，但是发展起点高，近年来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一直稳居全国前列，山东推动供给侧改革，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各种标准化生产基地以吸引生产要素聚集，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分析

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2007—2016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情况如图2-7所示。

从全国资料来源角度看，2007年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指数为38.01，2016年达到56.27，目前发展水平较低，但一直保持增长，年均增速为4.46%。由图2-8来看，从2007年开始，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虽然曲折，但整体处于上升阶段。

从区域角度来看，东、中、西部地区2007年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指数分别为43.35、35.94和34.50，到2016年这一指数分别为61.09、54.96和52.73，年均增速分别为3.89%、4.83%和4.83%。由此可见，新型农业现代化水平东、中、西部地区依然呈依次递减格局，但三大区域差距不大。在年均增速方面，增速最快的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慢，最终三大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会呈现出一致势态。

2.5.3　“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与发展水平分析

上文中，我们对全国各省份以及三大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四化同步”发展理念下，我们依据式（2-7）对全国各地区“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如表2-10所示。

（1）各省份“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2016年，我国各省份“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全部属于东部地区。这些省份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是我国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地区。其中仅有广东“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超过80，超过60的一共有6个省份。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甘肃、青海、西藏、海南和云南，这些省份的“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均在44以下，除海南外全部属于西部地区，其位置偏远、自然环境较差、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海南处于区位劣势，交通不便，市场需求少，人才流失严重，导致海南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从“新四化”综合发展过程来看，我国各省份“新四化”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其中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长期稳居前五名，北京在2016年之前也一直稳居前五名，2016年广东和山东被挤出前五名行列，天津2014年之前一直排在前五名之内，2014年被广东挤出前五名，广东与山东一直在第五名左右徘徊，这充分说明了近几年广东、山东与其他省份之间的激烈竞争。甘肃、海南长期位于后五名，贵州、广西、云南、西藏一直徘徊在倒数第五名左右，“新四化”发展水平较低。从年均增长速度来看，增长最快的省份分别是广东、贵州、重庆、四川、江苏，这表明东西部省份“新四化”正在加速发展，最终可能达到均衡水平。

（2）区域“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2007—2016年全国及三大区域“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如图2-8所示。

从全国角度来看，我国“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2007年平均为39.80，到2016年发展为55.13，年均增速为3.69%。这表明我国“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但目前仍然较低。

从区域角度来看，东、中、西部地区2007年“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分别为46.68、37.75和35.53，2016年分别为65.73、51.02和48.14，年均增速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3.88%、3.71%、3.44%。显然，东部地区“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从年均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虽然中、西部地区“新四化”综合发展低于东部地区，但仍然呈追赶态势，稳步上升。

2.5.4　各地区“新四化”融合度分析

根据式（2-9）和前文得出的各省份历年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指数，可以计算出历年“新四化”融合度，详细结果如表2-11所示。

（1）各省份融合度水平分析

2016年我国各省份新四化融合度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浙江、福建、河南、西藏、四川，东、中、西部均有涉及，前五名的融合度均在0.9以上，即2016年有5个省份区达到优质融合状态。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青海、黑龙江、新疆、天津以及海南，东、中、西部地区均有涉及。排名最后的黑龙江的融合度达到了0.609的初级融合水平，排名倒数第四的天津的融合度达到了0.770，属于中级融合水平。显然，东部地区不仅各子系统发展比较好，融合状态也优于其他地区，这也能从侧面证明各子系统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某子系统的发展必然带动其他子系统的发展，最终有助于实现较高的融合状态。

（2）区域“新四化”融合度水平分析

全国及三大区域历年“新四化”融合度水平如图2-10所示。

从图2-9中可以看出，2011年之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四化”融合度差距不大，2011年以后我国三大地区“新四化”融合度开始拉开差距。首先，2016年东部地区“新四化”融合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融合度最低，而且中部地区融合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全国及三大区域融合度呈“下降—上升”的态势，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新四化系统中各子系统在不同发展水平存在均衡状态，当一个子系统发展时，会打破这种状态，从而使融合度下降，随后带动其他子系统发展，系统的融合度随之上升，依次循环直到均衡。最后，东、中、西部地区“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依次递减，系统的融合度波动也依次降低，这可能表明在同等条件下，“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融合度也较高，更容易达到均衡的稳定状态。

（3）各省份历年融合度等级划分

我们已经计算出各省份历年“新四化”融合度，根据上文我们对融合度等级的划分，可得出地区融合度等级划分，结果如表2-12所示。

从表2-12中可以看出，2007年达到优质融合的省份多达24个，所有省份都达到中级融合以上。到2011年，达到优质融合的省份只有3个，良好融合的有16个，中级融合的有10个，出现2个初级融合省份。到2015年，没有一个省份达到优质融合水平，良好融合省份只有5个，中级融合的也只有6个，甚至出现了5个勉强融合和1个濒临排斥状态的省份。而2016年，达到优质融合的省份增加到5个，良好融合的增加到20个，中等融合的减少到5个，只出现1个初级融合的省份。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新四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现象加剧，但是在自然状态下，理论上系统会逐渐恢复到动态的理想融合状态，但需要较长时间。总体来看，我国各省份“新四化”融合度较高，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较低水平的融合。

2.5.5　各地区“新四化”融合发展度分析

根据各省份计算的“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和融合度，利用式（2-12）可以计算出我国各省份历年融合发展度，详细情况如表2-13所示。

（1）各省份“新四化”融合发展度水平分析

2016年，我国“新四化”融合发展度前五名的省份分别是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和山东，全部属于东部地区，其中仅有浙江、广东、上海达到良好融合发展水平，山东的“新四化”融合发展度为7.72，为中级融合发展水平。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市场比较成熟，各项社会制度比较完善，资本、科技、人才优势明显，是我国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排名后五位的省份分别是青海、海南、甘肃、黑龙江和云南，东、中、西部地区均有涉及，排名最后的青海的“新四化”融合发展度为5.05，为勉强融合发展水平。海南处于区位劣势，交通不便、市场需求少、人才流失严重，导致海南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黑龙江地处我国东北地区，有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近年来人口流失严重、经济发展不足，导致融合发展度较低，黑龙江可以加强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发展优势。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其“新四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2）区域“新四化”融合发展度水平分析

图2-10反映了2007—2016年10年间全国及东、中、西部“新四化”融合发展度的情况。从全国角度来看，2007年我国“新四化”融合发展度为6.02，2016年达到6.79，通过近10年的发展，我国“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处于初级融合发展水平。从发展趋势来看，2007—2015年我国“新四化”融合发展度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发展速度缓慢，到2016年发展速度加快。

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2007年“新四化”融合发展度为6.56，属于初级融合发展等级，到2016年融合发展度为7.49，达到中级融合发展等级。中部地区2007年“新四化”融合发展度为5.76，属于勉强融合发展等级，2016年融合发展度为6.59，发展到初级融合发展等级。西部地区2007年“新四化”融合发展度为5.71，属于勉强融合发展等级，2016年融合发展度为6.27，也跃上一个台阶，达到初级融合发展等级。从图2-11中不难看出，东、中、西部地区“新四化”融合发展度也在一直上升，东部地区融合发展度最高，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二者处于同一融合发展等级。

（3）各省份历年融合发展度等级划分

前文计算出了各省份以及全国各区域历年融合发展度，根据2.4.6节我们对融合发展度等级划分的标准，可得各省份历年“新四化”融合发展度等级，结果如表2-14所示。

表2-14给出了我国各省份历年融合发展等级的迁移演化过程，2007年，融合发展水平最高的3个省份也仅仅处于中级融合发展等级，没有一个省份能达到良好、优质融合发展等级，8个省份处于初级融合发展状态，20个省份处于勉强融合发展状态，我国绝大多数省份处于勉强融合发展状态，整体处于较低融合发展水平。到2015年，达到中级融合发展等级的省份增加到4个，但依然没有省份达到良好、优质融合发展状态，其中广东的融合发展等级上升了一个台阶，从初级融合发展状态进入中级融合发展状态；7个省份处于初级融合发展水平，16个省份处于勉强融合发展水平，甚至出现了4个濒临排斥发展的省份。近9年来，我国“新四化”的不均衡发展严重影响了“新四化”的融合发展，直到2015年，我国“新四化”整体依然处于较低融合发展水平。2016年，浙江、广东、上海的融合发展等级上升一个台阶，进入良好融合发展水平；处于中级融合发展状态的增加到6个省份，均由2015年的初级融合发展状态演变进来；有19个省份处于初级融合发展状态，只有3个省份处于勉强融合发展状态。总体来看，我国各省份“新四化”融合发展水平正在向更高等级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