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商业图景更加“云化”

英籍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Popper,1965)[51]1 965年4月21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次长篇学术演讲:“关于云与钟: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波普尔在演讲中提出了“云与钟”(cloud and clock)的隐喻(metaphor)。波普尔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钟(clock),一种是云(cloud)。“钟”意味着内外界线清晰,由不同的零部件构成,有精细的分工,可以画出蓝图,也可以不断地优化,不断地复制;“云”意味着模糊、混沌和不确定性,它无界限、无边界,没有一模一样,没有分工,没法复制,每朵云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波普尔认为,“云”象征着没有秩序的、不规则的、难以预测的事物,而“钟”则象征着秩序井然、规则的且可预测的事物。现代科学的发展将使得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得以解释:“所有的云都是钟——甚至最阴沉的云也是钟。”

严格地说,“钟”的隐喻来自于牛顿范式(Newton paradigm),它把宇宙看成一台巨大的机器,就像一口巨大的宇宙钟。一位牛顿的崇拜者这样说道:“自从知道宇宙就像一口宇宙钟,我就更敬佩它了。尽管大自然令人敬畏,但它却建立在这样朴素的基础上,这实在让人惊奇。”(Matson,1964)[52]“钟”强调稳定、有序、均匀和平衡,过程具有可逆性(reversibility)。

“钟”是在“自然法则”(natural law)指定的、可确定的理性轨道上运转的。这是一幅完全确定论形式(deterministic form)的厂商组织的经营图景:没有给各种偶然性(happenstance)留有任何余地,厂商组织及其经营的未来完全由它的过去所决定。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Laplace,1795)[53]在1 8世纪末期给这种确定论以生动的描述。他认为,可以“相同的分析表达式去理解宇宙系统的过去状态和未来状态。把同一方法应用于某些其他的认识对象,它已能将观察到的现象归结为一般规律,并且预见到在给定条件下应当产生的结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平台型企业的大量涌现,“钟”的隐喻所罗列出来的那些关键性成功因素,在今天的厂商组织及其经营管理的商业实践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靠不住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非理性、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厂商组织的商业实践中,无论你身处世界的何时何地,都会明显地感受到。牛顿范式的理性、确定性的描述和确凿无误的东西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图景、厂商组织的经营和市场经济秩序变得令人难以捉摸。

在我们看来,“云模式”(cloud model)更值得玩味。“云”意味着无界限、无边界,因而没有内外之分。

“云”意味着模糊(blur)。模糊的核心是一种力量:是从时间、空间和群体中演化出来的联结性(connectivity)、速度(speed)和无形(intangibles),或许这三个因素就是移动互联网的结构性维度。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梅耶(Davis&Meyer,1997)[54]的理论,“这三样东西模糊了我们的规则,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商业活动和生活。他们摧毁了使当今产业界发展缓慢的各自分散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了大批量生产、分段制定价格和标准化工作等。联结性、速度和无形,这三种力量塑造了新经济的行为。”

在我们看来,在移动互联网下的商业图景的核心概念是“云化”(in cloud)或模糊。

移动互联网经济的第一个方面是“期望的模糊”,它包括两个核心因素:提供和交换(provision and exchange)。这两点都曾经被抛弃过。在工业经济的产品导向时代,厂商组织提供产品去销售,通过交换获得金钱,顾客也随之销声匿迹。在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导向时代,生产和服务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彼此区分开来,买卖双方结成一种持续发展的相互交换关系(mutual exchange),推动其发展的不仅是金钱,而且是信息和情感。

移动互联网经济的第二个方面是“实施的模糊”。企业不断地改变,以适应需求的变化,而且这种改变必须是在整个理论思想和竞争战略实施上的。不同的基本原则造就了不同的组织架构。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梅耶(Davis&Meyer,1997)[55]写道:“商业上的模糊造就了新经济模型,在这里,经济回报是大幅增加而非减少;你希望是由市场而不是战略决定价格制定、市场交易,并管理你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移动互联网经济的第三个方面是资源和现在兴起的日益成为关键性资源的智力资本。那些所谓的有形资产正在变得无形,无形资产正成为你独有的资产。

在移动互联网经济中,“联结性”(connectivity)这个概念正在飞快地变为现实。明白联结性就像是我们都经历过的孩童时期的意外发现,但我们都还来不及考虑由此可能带来的所有可怕后果,它就一下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移动互联网经济中,小的事物通过无数办法联系起来,并创建了“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即刻,无数的这种联系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并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经济的运作方式。问题在于,这种联系是如此众多和复杂的,以至于能够产生磨擦,并最终使事物莫名其妙地停顿下来。对厂商组织和企业家来说,这种随机事件是困扰人的,现实世界在这方面可没有什么保障。

“联结性”这个概念是否预示着今天的移动互联网经济就是无数个小的事物通过无数办法联系起来,无数的这种联系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并改变了经济的运作方式的“联结经济”(connected economy)呢?

“云”意味着随机性和不固定性(random and instability),一切坚固的模式都将烟消云散。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德斯(Peters,2003)[56]认为,标志如今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是诸如“混沌”(chaos)、“疯狂”(crazy)及“湍流”(turbulence)这样的概念。这个时代对商界精英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试验。

“云”意味着去中心化的结构(structure of decentralization),所谓的去中心化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关系形态和内容产生形态,相对于传统的“中心化”而言,它是新型网络内容生产过程。相对于早期的互联网(Web 1.0)时代,今天的移动互联网(Web 2.0)内容不再是由专业网站或特定人群所产生,而是由全体网民共同参与、权利平等的共同创造的结果,这种内容称为用户生成内容(users genera-ted content)或用户创建内容(users created content)。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创造原创的用户生成内容,共同生产信息。去中心化意味着没有中心,也可以说每个参与者自己就是中心。随着更多简单易用的去中心化网络服务的出现,Web2.0的特点越发明显。例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微博(Weibo)、腾讯的微信(Tencent WeChat)等,更加适合普通网民服务的诞生,使得为移动互联网生产或贡献内容更加简便、更加多元化,从而提升了网民参与贡献的积极性、降低了用户生成内容的门槛。最终使得每一个网民均成了一个微小且独立的信息提供商,使得互联网更加扁平、用户生成内容更加多元化。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本克勒(Benkler,2006)[57]所描述的那样,互联网时代的厂商组织正朝着具有相关开放制度逻辑的、更加分布式和网络化的结构形式发展,这与历史上传统的钱德勒(Chandler,1977)[58]以内部为中心的分层组织结构形式(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形成了对比。

“云”意味着混沌(chaos),但它并不排斥有序,也就是说是一种“混序”(chaord)状态。VISA国际(VISA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迪伊·哈克(Hock,1999)[59]分别借用“混沌”(chaos)和“有序”(order)的第一个音节,造出了“混序”(chaord)一词。“混序”一词同时具有“混沌”和“有序”的双重特征,但任何一个特征都不能压倒另一方,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状态。在“云”的内核,仍然存在着精细化的“钟”的内容与结构。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看成是一个组织,它就是一个“混沌有序的组织”(chaordic organization)。所谓的“混序组织”是—种像人体或生物圈一样,可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组织(Savage,1990)[60]

混序组织的特征表现在:

(1)任何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有适应能力、非线性、复杂的有机体、组织、社群或系统,无论物理、生物或社会行为,均能和谐地结合混沌与有序两种特性。

(2)一个个体,其行为所展现的模式与概率,无法由其构成的部分推断或解释。

(3)任何混沌排序都是一个复合体。

(4)混序组织是以演化与自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个体(Hock,1999)[61]

“云”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也没有一模一样的商业模式。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厂商组织无法构筑“护城河”和“城墙”,也无法形成区域市场,无法对其他厂商进行人为的区隔,因而一个商业模式往往只能存活一个厂商组织,形成“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的市场格局。形成“赢家通吃”的原因就是信息产品具有“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的特点。由于信息处理与传播网络日新月异,那些占据高位的平台厂商组织握有的筹码日益增长,战略选择的弹性越来越大,留给其他厂商组织的利益空间相对的也就越来越小。“赢家通吃”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里其他众多层面上。这就是为什么腾讯模仿阿里巴巴失败的原因,反过来,阿里巴巴模仿微信做社交,也不被人看好。

应当看到,工业经济时代那些罗列出来的关键成功因素,在今天已经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在移动互联网经济中,不确定性在商业实践中是广泛存在的,无论人们是身处硅谷、东京、慕尼黑、达拉斯,还是深圳和杭州,都是如此。那种关于确定性的描述,已经成为安慰亡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悼言,确凿无误的东西只能成为无意义的空想。整治和秩序(如果真的存在),变得如此令人难以捉摸。

失去了确定性做强有力的支持,大多数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战略理论大厦坍塌了。不确定性就像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对于初次踏入不确定性商业世界的人会困惑它的混沌、思想的深邃、不同—般的隐喻。它明确表示出不能通过短时间地分析,找出解决厂商组织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随着进一步地探索,这种旅程将会越发艰难,留给探索者的将是更多的疑问,而不是解决之道(Davis&Meyer,1997)[62]。汤姆·彼德斯(Peters,2003)[63]认为:“唯一确定的东西是不确定性!我们即将面对一个比我们已经经历的疯狂时代更疯狂的时代,但关键在于,能够迅速采取行动、迅速改变方向的人们将胜过他人。事实上,企业的新陈代谢正在引人注目地发生变化。”

可以这样说,不确定性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基本特色。

汤姆·彼德斯(Peters,2003)[64]已经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非理性的混沌时代,厂商经营世界里没有现成的蓝图和路线图。厂商经营世界里“全是重大的试验,是还在进行中的工作,是一个变化着的盛宴,一个与时俱进的进化故事。”在互联网时代,厂商经营的第一条原则是“天知道”(god alone knows)。在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只有天知道的世界里,无所作为岂不是“最佳办法”?恰恰不是。因为如果管理者无所作为,那么管理者就是已经断定了最终的结果(即失败),把50%的概率谎称为1 00%。所以随“天知道”而来的,是第二条原则“大胆闯”(screw around vigorous-ly)(Peters,2001)[65]。“大胆闯”就是要求厂商组织大胆地追求商业模式的变革与创新。互联网时代呈非连续性、突发性增长的知识决定了互联网经济条件下的组织变革与创新的下一步只能是“天知道”,决定了厂商组织唯一符合时宜的行动方式就是“大胆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