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采的使命:《善恶的彼岸》绎读
- (美)朗佩特
- 11734字
- 2021-07-23 16:22:06
古代哲学:统治欲的喜剧(第7-9条)
尼采用三条格言讨论了古代哲学;这三条格言似乎可以简化为两个笑话和一个概括。由此看来,尼采似乎要轻描淡写地打发古代哲学;但如果仔细回味这三条格言,就会修正上述看法:一出小的喜剧揭示了事情的实质。
第7条 “哲人们多么恶毒哦!”[33]既然哲人们受统治欲的驱使,那么,他们当主人的冲动一旦遭到挫败,就会变得恶毒。为了说明这一点,尼采引了一条评论为例。透过这条评论,我们可以窥见古代哲学中的最大竞赛,甚至就哲学本身而言,这也可能是最大的竞赛:即柏拉图派与伊壁鸠鲁派之间的冲突;前者是苏格拉底道德学说的继承人,后者是德摩克利特和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人。[16]在这场重大的哲学竞赛中,伊壁鸠鲁派失败了,欧洲注定要遭受教条式柏拉图主义的劫运,直到现在才渐渐从中苏醒过来。
尼采明确表示:“据我所知,最毒莫过于伊壁鸠鲁对柏拉图和柏拉图派的肆意嘲笑:他把后者称为Dionysiokolakes[狄奥尼修斯的谄媚者]。”[17]关于这个秘密的玩笑,连尼采都觉得值得解释一番。他亲自走上前台,一字一句地说:伊壁鸠鲁嘲笑柏拉图和柏拉图派是“‘狄奥尼修斯的谄媚者’,亦即僭主的同谋者和马屁精”。不过,他又在背地里暗示:“他们统统是戏子,在他们那里没有任何‘真诚的’东西(因为Dionysiokolakes以前就是演员的俗称)。”伊壁鸠鲁借这番恶毒的嘲笑给这个演员的俗称增加一点东西,从而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伊壁鸠鲁迫不得已才向柏拉图和柏拉图派发泄恶意,因为后者的表演天赋成功地赢得了僭主的青睐——不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Syracus),而是最大的僭主:民众。[18]既然一切哲学都是一种统治激情,就不难理解某种表演天赋上的差异为什么会困扰伊壁鸠鲁:柏拉图在舞台上表演了虔诚的欺骗,并让大多数听众相信,柏拉图的哲学才是神圣的哲学,而伊壁鸠鲁的哲学只是一套邪恶的无神论;柏拉图就这样最终攫取了统治权。后来的哲学家们也都毫不嫉妒地欣赏柏拉图的表演天赋:柏拉图的表演让人以为,他自己真的相信灵魂不死,相信某些奖惩灵魂的道德诸神。只有像蒙田这样的哲人心里清楚,柏拉图不可能怀有这些信仰:这些信仰“对说服普通民众而言倒是用处多多,但要说这些信仰也让柏拉图自己信服,则未免让人笑掉大牙”。[19]柏拉图凭借自己的表演天才使自己的哲学取得了对伊壁鸠鲁的统治权;这位教导ataraxia[心平气和/泰然自若]的教师除了气呼呼地心生嫉妒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34]
为了破坏柏拉图派的舞台表演,伊壁鸠鲁写了三百本书;而柏拉图派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把那些书统统揪出来,一把火烧了。柏拉图主义者的这种恶毒行径使我们不可能得知伊壁鸠鲁的论著范围——例如,他把可笑的突转引入原子雨中,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Schauspielerei[演戏],是不是为了让惊恐不安的观众相信他们自己也享有自由意志(因为原子可以突转嘛!)?至少,我们可以从伊壁鸠鲁的现存辑语中看到,愉快的伊壁鸠鲁竟然也忍受了诸神:他证明自己在哲学上合格地继承了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关于马和狮子的说法,[20]同时又使诸神在许多地方显得都像他自己。
尼采循着剧情的发展,以搞笑的方式解释了伊壁鸠鲁搞笑的动机。伊壁鸠鲁为什么写那些书,“谁知道呢?也许是出于对柏拉图的愤怒与野心?”据尼采说,希腊人曾经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才走到幕后发现了这位花园之神伊壁鸠鲁的真实面目:柏拉图的恶毒对手。不过,尼采随后添了一句:“——它真的退到幕后了吗?”这个问题引出了下一条——下一场戏;这场戏也是在喜剧的舞台上表演的,不过不是在幕后,而是在前台。
第8条 有个家伙在第8条爬上了舞台。没有哪个哲学演员愿意看到它,也没有哪个哲学演员能够回避它:
任何哲学都有一个点,哲学家的“信念”就是从这个点上爬向舞台:或者用古老的神秘语言说:
驴子来了
洵美且勇。
尼采这句玩笑来自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让人想起西方戏剧的起源,即狄奥尼索斯秘仪。[21]伊壁鸠鲁哲学的驴子爬上过希腊世界的舞台么?尼采的笑话暗示,确实有过:每一种哲学都深为这种揭发行为所苦。不过,总体上看来,尼采是要暗示:即使如柏拉图这样的天才演员也避免不了这种窘境。因为一位真正的哲人并不完全是个演员,他总心怀某种视角和意图的坚硬内核,心怀某种道德意图(条6);他其实是被迫与自己的根本愚蠢共享同一个舞台;正如尼采所说,他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哲学之驴爬上舞台(条230-231)。
《善恶的彼岸》并没有完全透露尼采对伊壁鸠鲁的欣赏。相反,该书声称:花园之神可能中毒了;在教条史柏拉图主义的废墟上,反柏拉图式的哲学不能效仿伊壁鸠鲁的退隐做法(条61、62;参200、270)。[35]不过,尼采尽管迫于自己的使命而不得不像柏拉图那样写戏剧,也仍然表现得像伊壁鸠鲁和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人;尼采还在其他地方指出,“我们看起来像伊壁鸠鲁分子”,因为我们推进了伊壁鸠鲁的观点——前基督教的罗马哲学同样如此,当时“每个可敬的心灵都是伊壁鸠鲁式的”(《快乐》条375,《敌》条58)。当现代科学战胜柏拉图主义之时,“伊壁鸠鲁也就重新获胜了”(《敌》条72)。
鉴于下一条将转向斯多亚派,探讨哲人偏见的本章似乎满足于仅仅用两个笑话讨论一切偏见中最糟糕、最持久、最危险的偏见,即柏拉图主义。不过,等到尼采把现代观念带上舞台的时候,他就将重新评价柏拉图的教诲,并证明它比恶毒的伊壁鸠鲁所认为的更伟大,甚至比它本身在现代哲学之战中表现出来的更精致。
第9条 本条讨论了古代哲学中的第三个主要流派,即“你们高贵的斯多亚分子”;这些道德哲学家关心的是最好的人类生活。不过,斯多亚的道德教诲假定了某种自然观,而尼采的讨论最终关心的是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即本书的关键问题。尼采继续用戏剧语言讨论古代哲学(斯多亚派也是演员);他在结束本条的时候,似乎也在上演他自己的戏剧。
斯多亚派的基本诫命是“依循自然生活”。可是,按尼采的描述,自然是:
无度的浪费,无度的冷漠,没有目的也没有关怀、没有慈悲也没有正义、既丰饶又荒凉、同时也不确定,想想作为权力的冷漠本身吧——你们怎么可能依循这种冷漠生活呢?
看来,人类生活与自然之间形同水火:“生活——不正想要区别于这种自然而存在吗?”尼采把斯多亚派称为“奇怪而多余的演员”——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演戏,因而比柏拉图和伊壁鸠鲁低一个档次。尼采用语文学批评他们:他们的表演让人以为他们好像从自然中“读出”了道德的法典,其实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的道德“写进”(vorschreiben)自然。他们口口声声说“热爱真理”,实际上却借助逻辑把戏伪造了自然:他们知道如何对自己施暴,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自然本身也允许被施暴——因为斯多亚派不正是自然的片断么?
批评完斯多亚派之后,本节没有就此结束;尼采转而就一切哲学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斯多亚派那里发生的事情“今天仍然在继续发生:任何哲学一旦开始信仰它自身,就总是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它别无选择”。这些著名的说法来自《圣经》的创世故事(1:27)和路德在沃木斯(Worms)的辩词。[22]尼采由此得出如下结论:[36]哲学就是“‘创世’冲动,成为causa prima[第一原因]的冲动”。哲学给自己委派的角色就等于宗教为上帝委派的角色。不过,尼采借用了著名的宗教话语之后,又使用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著名词汇:为了更容易让人记住,他当时构思自己的Hauptwerk[主要作品]时就打算以这个词为题。第9条是尼采在本书首次使用“权力意志”一词的地方:“哲学就是这种僭政冲动本身,是最精神化的权力意志。”此前,尼采曾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以戏剧的形式提出了权力意志学说;第9条是继此之后该词在尼采作品中的第一次出现,并且是以其最高的形式,即geistigste[最精神化的]形式出现。从此处的语境可以看出,geistig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仿神或创世(参条150)。尼采已经发现了哲学中的统治欲(条6);在总结说明古代哲学的时候,他又进一步把哲学与统治的终极形式——创世——联系起来了。
根据本条的说法,哲学是对世界的僭政冲动,即试图通过解释世界来统治世界。为了挑战斯多亚派的自然观,尼采自己不是也提出了一种自然观吗?如果哲学是创世的僭政冲动,那么,尼采自己的论断又是什么呢?尼采就一切哲学所强调的这个结论促使听众问道:尼采用在别人身上的一般性结论能不能用到他自己身上呢?如果哲学是最精神化的权力意志,他刚才对自然所做的描述不也是另一种虚构和僭政吗?除非我们假定,尼采写到本条结尾时忘掉了开头所说的话,否则,我们就必须相信,尼采第一次提到权力意志时带有戏剧性和返身性。尼采在本条精心设计了某种紧张,以便引导读者思考那个根本的哲学问题——该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本条都得到了展示: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僭政,那么,新哲学如何可能,又如何可能正当地、真正地理解自然?即便新哲学能够保证对自然的理解的正当性,它又如何可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关于人类生活的教诲?——你怎么可能依照自然的无边冷漠而生活?
由此开始,《善恶的彼岸》将提出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权力意志论说,以证明新的自然观:一切自然现象最终都可以理解为权力意志,不管是最精神化的现象(条9),还是一般的生命体(条13),或者一切所谓的物质(条22),甚或人的灵魂本身(条23)。尼采对权力意志的解释方式渐渐表明,这是一系列不断增强的论证。直到后来,即尼采通过第一章的修辞已经挑选了某些听众之后,《善恶的彼岸》才向他们证明:该书有权拥有这种自然观,甚至还能证明这种自然观的正确性(条36)。尼采的哲学难道也“信仰它自身”?它别无选择。[37]权力意志哲学一方面通过推理让人信服它自身,一方面又使自己的结论保持在“不信任警察的监督之下”(《快乐》条344)。因此,它是一种归纳学说:它调查并检验了其推论的所有方面,尤其检查了它关于人类价值的推论。
“权力意志”首次出现在《善恶的彼岸》中的时候,与其geistigste[最精神化的/最智性的]形式相关。尼采为了批评斯多亚派而引入权力意志;他故意让读者误以为权力意志只是对哲学的一般批评。若考虑到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所有讨论,就可发现,对权力意志的第一次说明绝不仅仅是个批评。相反,它是为了把哲学提升到最高等级:作为对自然和人生的英勇而理性的追问活动,哲学植根于激情,并受自我立法的智性良心监督,是通过自然而达到的最高形式;哲学是自然的自然顶峰;哲学若要像它在希腊罗马时代那样重新繁荣起来,就必须重新获得自己的特性。哲学究竟如何可能?——一种在体论如何产生一种认识论?或者,对万物之道的说明如何可能承认人造范畴的虚构行为?——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会渐渐地对这些问题有所领悟。
“依照自然生活!”斯多亚固然高贵,但在自然问题上却自欺欺人。自然若被看做权力意志,人能依照自然生活吗?本书将证明,一种自然化的哲学就是要把人类的价值自然化:既承认自然的冷漠和残酷,又争取一种新的高贵姿态以便培育和赞美自然。尼采将把这种看似完全没有希望的自然观当做肯定自然和人性的合理基础而展示出来。
尼采关于古代哲学的讨论表明,古代哲学曾经以三种统治形式面对过人类生活(生活在完全冷漠的宇宙中)的实践或道德问题。柏拉图派和伊壁鸠鲁派是表演派:它们给极少数能忍受自然的人教这一套,而给那些不能忍受的大多数人教另一套。柏拉图派以其无耻或非凡的表演赢得了胜利:它竟敢给大多数人许诺说,他们要是从现在开始表现良好,就可能永生!这个过于轻率的诺言为基督教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高贵的斯多亚派是更无知的表演派,其主要演员竟然不知道他们就生活在自己虚构出来的某个幻境中。
现代哲学的柏拉图主义: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第10-15条)
第10条 尼采从古代哲学跳到“今天”,权力意志仍然是个基本的问题。不过,首当其冲的还是现代哲学的最显著问题:[38]“真实世界和表象世界”。尼采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聆听者,尽力聆听“渴望与诡秘”背后的东西(今天,这个问题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强加在每个人头上);尼采还断定,谁在这种态度背后仅仅听见求真意志,谁就天生没长一副好耳朵。《善恶的彼岸》由此展开了其主要论题之一:哲学的偏见使人们几乎不可能听见种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其中一种偏见就在于区分真实世界和表象世界;第一、二两章最重要的几条都将讨论这种偏见,直到第34-37条;在那几条格言中,尼采将试图让怀疑的自由精神们听清楚这种区分的实质内涵,并证明一个人如何可能超越这种区分,从而得出关于世界的“智性特征”这个合理论断。尼采将从眼下这条格言开始证明,人在关于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的狂热区分背后可以听到一种渴望,即不想认识真实的世界。人们之所以渴望这种无知,乃因为人们可以用某些关于真实的令人舒心的暗示或宣称去治愈这种无知;那些关于真实的暗示并不要求知识,因而也就不可能被知识所克服。康德就是带有这种症候的现代哲学家;尼采套用他的话说:他其实是要否定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
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关于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的区分背后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求真意志;但尼采只说了句“但这是虚无主义”,就打发了这种情况。这是尼采第一次在自己公开出版的作品中使用虚无主义一词,被用作驳斥某个观点的充分理由。尼采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情况上:某些思想者之所以热衷于区分真实世界和表象世界,并不是基于求真意志,而是基于对现代理想的不信任。尼采表示赞同他们逃离现代观念的“本能”,但不同意他们的取向,不同意他们向往过去:“这些向后的小捷径与我们有何相干?”只要有一种稍微更强大的力量,这种对现代观念的不信任就可能指向正确的方向:“向上和向外——而非向后!”尼采甫一讨论现代观念,就再次强调了序言结尾所指的方向:反现代观念的战斗造成的紧张状态使我们能够朝向最遥远的目标前进。这条古今之间的过渡格言表明,尼采尊重保守主义的愿望,即回到某种先前的秩序。不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随意变成一只螃蟹”——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对保守主义者们小声地”如是说(“漫游”条43);对现代的厌恶本能固然很好,但必须引导这种本能朝向未来。[23][39]
第11条 本节也许是第一章中最长的格言,它浓缩了长期工作的成果:从大量笔记中可以看出,这项工作长达两年之久,直到1886年3月《善恶的彼岸》定稿为止。[24]本条清晰、敏锐而深刻地讨论了一些最严肃、最复杂的问题,从而使第一章达到了一个高峰。尼采现在将转向关于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的最现代区分(即康德的区分),并以一种十分古怪的方式处理现代哲学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据尼采说,现代唯物主义思想差点儿摧毁了教条主义的迷梦,而康德这个“大障碍”(《瞧》“瓦格纳”条2)却又极其冷静地把欧洲带回到了教条主义的睡眠中。[25]清醒的欧洲人明白康德想让他们继续沉睡;他们将把康德的这种把戏看一幕有趣的喜剧付之一笑,而集中精力理解康德试图掩盖的东西,即现代唯物主义。尼采纠正了这种竭力偏离康德真实意图的做法,因为康德坦言其计划的核心是:发现新的能力(faculties)。冷静的老康德败坏了热情的德国青年,催生了醉人的德意志浪漫主义热情;这种号称“德意志哲学”的浪漫主义俘虏了整个欧洲。尼采以不怎么严肃的态度对待这整个插曲:“人已老,——梦已散。”[26]既然它已经成为过去,尼采就分两步做了如下说明:第一,“对先验综合判断的信仰何以必要?”尼采再次以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解释为据作答:假定关于世界的普遍而必然的判断是真的,这种信念确实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手段。不过,我们现在既然迫于求真意志而看清了这些判断的出身和功能,就得立即断定:我们对这些判断无权。第二,康德发明的那些认识能力和道德能力在欧洲为什么如此受欢迎?[40]因为那是一种Gegengift[反礼物/解毒剂],即一剂解毒的毒药。原先的毒药(即唯物主义)已经唤醒了欧洲人;可是,这种清醒状态又令他们烦恼不断,于是,他们就想把那些刚刚苏醒的感觉再次哄进睡梦中,所以才如此欢迎康德的那些发明。尼采借莫里哀的一句话得出上述结论之后,就用一个省略号结束了本条:我们已经从康德的迷梦中醒来,现在就要面对康德掩盖的唯物主义。这也是随后几条的主题:现代科学的唯物主义总体上带来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后果。[27]
从本条开始,尼采的欧洲思想规划渐渐变得更清晰。热衷区分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的现代哲学成了反对现代科学的堡垒,从而背叛了自己难得的良心。康德反对的感觉主义恰恰代表了整个现代科学的自我理解;这种含混而幼稚的唯物主义威胁了整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之网(这些概念仍然支撑着欧洲文明)。柏拉图式寓言史上苍白的近例康德把这种寓言隐藏在了怀疑主义的迷雾中(《偶像》“寓言”)。随后几条将带领读者进一步观察这种寓言史。
第12节 作为第一章的中心格言,本条不仅是数字意义上的中心。本条的主题是物理学和灵魂。它虽然只是初步探讨了上述两个主题,但毕竟透露了尼采思想的核心愿望:清算柏拉图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基本偏见,即关于对立价值的信仰和关于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的区分;有效的清算武器只有一种,即关于世界的知识。完全可以用一种自然科学(包括人性的科学)攻击和纠正“所有时代的形而上学家”的观点。在尼采看来,物理学的发明者是前柏拉图的古代希腊人;物理学是关于physis[自然]的科学,即理性地探索万物之道。不过,尼采将批评现代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并向物理学家暗示,还可以用一种不同方式解读自然(条22)。身体包含心灵,自然包含人性;但对人的研究可以通向万物的真实——尼采将在第一章的结尾断言(这个论断显然出自本条):灵魂学再次成为通往基本问题之路(条23)。
尼采在不改变主题(即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的前提下,转向了“迄今为止最不堪一驳的东西之一”:“唯物主义的原子论”。并不是康德那些带有怀疑色彩的二律背反驳倒了它,而是一种关于世界之智性特征的更充分的观念驳倒了它。尼采把一场物理学革命归于博斯科维奇(Roger Joseph Boscovich):此人稍早于康德,其主要作品发表于1759年,而当时,康德本人还正在为某些物理学问题困扰不已。博斯科维奇没有像希腊原子论者们那样想当然地假定最基本的物质颗粒,而是假定了初始粒子或能量。[28]这位十九世纪的语文学家通过阅读一位十八世纪的耶稣会物理学家,从而参与了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物理学革命(即从以物质为基础的模式到以能量为基础的模式)。[29]博斯科维奇的革命并没有停留在这里;稍后,尼采在教训现代物理学家的时候,还将说到这场正在到来的物理学革命(条22)。
尼采把博斯科维奇与哥白尼一并看做革命性的现代思想家,但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相反,尼采相信,他们两位都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克服了关于Augenschein[表面现象,即事物如何显现于眼前]的强大证据,从而推进了我们对世界的实际认识。他们二位虽然都拒绝感官证据,但也绝没有因此而发明一个“真实的”世界。借助于宇宙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尼采使自己跻身于现代科学的收获之内。[42]对这位爱智慧的语文学家来说,当前的形势在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先例:自然科学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发生过一场冲突,即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时代的自然哲学家们之间的冲突;后者关于自然的反思在伊壁鸠鲁推进的原子论中达到了顶峰。在那场战争中,柏拉图主义倒是最终取得了胜利;但现在,随着柏拉图主义的破产,伊壁鸠鲁的继承人手握现代宇宙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武器,再次点燃了战火。
像那些前柏拉图的自然哲人和反柏拉图与康德的先驱们一样,尼采把科学的自然观推广到了人的自然天性上:博斯科维奇的能量物理学可以使哲学家“走得更远”并“宣战,一场冷酷无情的致命战争”:向一切唯物主义原子论的残余宣战,尤其向基督教“灵魂原子论”的残余宣战。灵魂原子论曾经乞灵于柏拉图发明的那套关于灵魂不死的论证(柏拉图本人并不相信这些论证);如今,它又躲在康德式怀疑主义赐予的无知里。不过,若能表明,在一个不断转化的能量场中,存在就是能量,那么,灵魂原子论就不攻自破了。
尼采自觉地站到了一长串“旧灵魂概念”的刺客之列,并把这场暗杀活动追溯到笛卡儿(条54)。尼采还提到“在我们中间”发生的这场暗杀活动的最终特征,似乎是想对少数被选定的听众私下里透露刺客们中间的秘密:在努力消灭“单个的永恒灵魂”这个可怕概念的时候,不必抛弃灵魂本身,不必摆脱这个最古老和最可敬的假设。尼采把这种新颖而精致的灵魂假设称为“有死的灵魂”“作为主体多样性的灵魂”和“作为冲动与感情之社会结构的灵魂”;这些自然主义的灵魂观都应该在“科学中取得公民权”。[30]
旧心理学家们为了抚慰大众的迷信,采纳了柏拉图主义的灵魂观;这位新心理学家可没有工夫和兴趣与大众迷信周旋:他把自己放逐到了怀疑的沙漠之中。不过,他会为这种自我放逐付出代价:“他知道,人们也会指责他,说他在Erfinden[发明/捏造]——谁知道呢?也许是Finden[发现/找到]”。新心理学可能会克服柏拉图的Erfinden(序言)和康德之后的无能——没有能力区分finden与erfinden(条11)。同宇宙学、物理学和生命学一样,灵魂学也能取得实际的发现,从而改变我们解释自身和世界的方式。[43]新的自然灵魂(natural doul)学研究既有危险,又有希望;第一章正是在这种令人眩晕的复杂情绪中走向结束(条23):为了取得一系列全新的发现,某些新奥德修斯将冒着船毁人亡的危险起航。一种真正的灵魂学向读者许诺了一条走出关于真实世界和表象世界难题的道路。
第一章的中心格言表明,本章的中心在于向后看和向前看。它还表明,前面的章节都是在为基本的知识问题作铺垫:能否确定世界的智性特征?它还预示,新哲人将通过新自然学和新灵魂学回答这个基本问题。
第13条 本条紧接着关于自然学和灵魂学的基本宣称之后,将讨论生命学或生物学——“生物学”相当于十九世纪德语中的“生理学”。[31]尼采在本条第二次提到权力意志。权力意志第一次出现时表现为其最精神化的形式,即哲学本身(条9);在这里,权力意志则表现为一切生物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最高的人类活动只不过表达了一切生物的基本特征;作为权力意志的哲学完全是自然的,是人这种联系着一切有机体的生物体的活动之一。
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那么,现代生物学就肯定搞错了:它把自我保存的本能当成了最根本的本能。尼采已经借用过生物进化论的成果及其关于自然选择的解释原则:它较好地把人类意识和感觉的永久特征解释为一种经过自然选择的濒危物种的生存策略(条4、11)。但在生物科学领域,还没有人像哥白尼和博斯科维奇那样以一种更基本的方式解释Augenschein;于是,尼采只好亲自宣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自我保存,这种毫不退让的行为“仅仅是间接的、最经常的结果之一”;对生命而言,还有更基本的东西。“有些生命体首先想要释放自己的力量”而非想要保存或节约:它要放出自己的力量(auslassen),要表达或扩张自己的力量。[32][44]扎拉图斯特拉在表达类似观点时,只挑选了极少数听众:只有“你们这些最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听到它(《扎》2“论自我克服”)。而且,扎拉图斯特拉没有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一观点,而是为它做了某些初步的论证,借此表明他自己优先享有观察者的身份;然后,他才从生命自己那里引来基本论证——鉴于“舞蹈之歌”的拟人风格(《扎》2),生命自己也就是“她自己”:在那首舞蹈之歌中,生命自己对扎拉图斯特拉的最重要暗示就是,她自己可以被测知。只有在这次相遇之后,也只有在这一次,扎拉图斯特拉才邀请最智慧的人与自己一起思考,从而只在智慧者中间,把这种关于“万物之道”的新主张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善恶的彼岸》则带着不同的修辞性祈使语气,在前两章一条条地阐述了这种新主张。不过,这两本书的目标并无二致:试图说服专业追问者中的一小部分听众思考这种新的基本假设。
尼采的生命学说和权力意志学说使一个主要的方法问题在科学哲学领域成为必需:方法以原则的节俭为要。尼采用奥卡姆的剃刀剃除了自我保存原则,使之成为“过满的目的论原则”,因为我们可以把明显的自我保存现象解释为一种更基本的非目的论力量的功能之一。目的论的解释虽说不上是主观臆断,但它服务于某些同样的本能愿望;这些愿望假定了关于对立价值的信仰,并使灵魂学研究停留在表面(条23)。[33]如果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那么,一切有机体就都是具有权力意志的活机体,都要竭力释放自己的力量,反对其他的力量,此外别无其他目标和意图。[34][45]这就是原则的节俭。尼采是个简化论者:他把某个单一原则设定为解释可见的生命现象的最终基础,同时又顾及生命现象的某些新兴特征——不断生长的复杂生命体会产生某些不可预料的结果,这些结果反过来又会给生命带来某些细微而神秘的特征。
第14条 尼采在本条一开始就展望一种更精致的物理学:这种物理学将承认自己只不过是关于世界的一种解释(interpretation /读进去的东西),而非对世界的说明(explanation /读出来的东西)。不过,本条在比较现代物理学与柏拉图的同时,主要是回顾柏拉图的优势何在。问题是:怎样才算一种说明?感官在说明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除了五六颗头脑里开始现出黎明的光芒之外,物理学仍然只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而已,它没有汲取哥白尼和博斯科维奇等革命者的教训;它仍然相信Augenschein(条12),本能地追随大众感觉主义的真理规范。尼采这里使用的语言是柏拉图在《智术师》(246a-b)中描绘感觉主义时使用的语言,即gigantomachia[与巨人族作战的]语言:感觉主义相信,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并且只能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探究一切问题。埃利亚的异方人(Elea)把这种观点归于哲学的“巨人族”;为了反对这些粗俗的唯物主义者,哲学的“诸神”必须发动战争。尼采虽然站在诸神一边,但他坚持的那种自然观却与巨人族的观点非常相近。“恰恰在抵抗感官满足的斗争中,存在着柏拉图式思想方式的魔咒,这曾是一种高贵的思想方式”——在一本以“何为高贵?”(最终的答案就是哲学)结尾的书中,这话绝非随随便便的恭维之辞。柏拉图主义的魔咒给“感官的暴民”套上概念之网,从而确立了它那令人愉快的征服或Welt-Überwältigung[征服世界](《法义》689a-b);柏拉图主义也是一种精神化的权力意志,即在自己的想象中对世界施行僭政。
不仅物理学家追随着大众的感官信仰:“生理学工作者中间的达尔文主义者和反目的论者”同样如此——物理学和生物学都遵循着《智术师》中巨人族所遵守的命令:“人类在再也看不见或摸不着任何东西的地方,就不要再寻找任何东西”。而这“对那些粗壮而辛勤的机械论者和未来造桥者——他们只能干些粗鄙的工作——来说,才可能是正当的命令呀”。[46]而哲人做的是精致的工作,即说明世界;尼采暗示,哲人必须尊重柏拉图的高贵方式,后者至少是以精致的方式对待大众的感官信仰。不过,作为一种临时的假定,感觉主义比任何理想主义都更可取;尼采将在随后一条批驳理想主义。他这样做是为了给生理学赋予一种好良心:科学工作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应该用更精致的概念取代各种民众信仰。
第15条 为了继续保持无愧的良心,生物学需要哲学来为自己的工具立法,即为感官立法。消极地说,必须把感官从理想主义哲学中解放出来:因为理想主义哲学区分了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并把感官贬斥为无关紧要的表象。虽然不能把感觉主义当做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哲学基础(如前条所论),但仍然要以一种有限的方式予以保留。[35]为此,尼采用康德式的理想主义语言说:“感觉主义尽管不是一个启发式的原则,但至少是一个调节性的假设。”感官可以解释世界,但不能说明世界。任何人要想说明世界(比如说,世界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都必须给感官留下适当的位置,以便使科学保持好良心。在这期间,生物学也可以借助尼采提供的简洁而有力的reductio ad absurdum[导致荒谬]的简化方法,摆脱理想主义的世界说明给它判定的坏良心。
尼采在这里虽然建议把感觉主义当做一个调节性的假设,但他也不可能忘记自己刚刚说过的事情:哥白尼和博斯科维奇战胜了Augenschein(条12);柏拉图曾以高贵的姿态反对“感官的暴民”(条14)。在一则与此问题相关的笔记中,尼采说:
当我考虑我的哲学谱系时……我承认我自己与……机械主义运动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即把一切道德和审美问题都归结为某些生理问题,又把一切生理问题都归结为化学问题,再把一切化学问题归结为机械问题),尽管还有些不同,即我不相信“物质”,并坚持认为博斯科维奇是伟大的转折点(《全集》11.26[432],1884夏-秋)。
哲人尼采也想在物理学和生物学解释的基础上,为世界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明;尽管如此,尼采既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终究还是哲人。
从尼采对现代哲学家之偏见的批评中,我们渐渐看清了尼采如何看待现代科学及其哲学基础。[47]尼采大加称赞现代科学的反目的论特征,目的是要更严格、更一贯地将这种科学运用于生命现象(条13)。尼采也大加称赞对固定本质的攻击,但认为这种攻击并没有始终一贯地损及一切原子及其残余(条12)。尼采虽然认为唯物主义原子论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理想主义二元论,但最终还是断定,这种原子论仍然过于愚蠢或笨拙,还谈不上是对世界的说明(条14)。此外,尽管不可能有真正的说明,但人们一般还是认为“永恒不变的规律”构成了对世界的真正说明;尼采认为,这种想法是对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科学的误解(条22)。最后,现代科学从非目的论和唯物主义的角度说明了自然,却没有彻底地推及人类;尼采在转向人类灵魂学的时候,将明确拒绝这种不彻底性(条23,亦参230)。因此,必须用一种统一的、非目的论的、说明性的自然观使科学的哲学基础变得更加精确、更加严格:权力意志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