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本书之背景与动因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际政治威望的稳步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伴随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来的“中国崩溃论”谣言也是此起彼伏。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迫切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消除部分外国政府与民众的误解误读，满足他们对中国实况、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信息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外宣传与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显得日益突出。可以说，外宣翻译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近中国的成功与否，而研究外宣翻译则是从一个侧面在研究中国的国际声誉、国际影响与国际地位，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朱义华，2017：2）。

为了切实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提高外宣翻译效果，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狠抓落实中央关于思想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整体思路，并专门针对外宣工作的特殊性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27），另一方面则通过拓展外宣采写与外宣报道的渠道、加大外宣翻译和研究项目的资助力度、提高外宣翻译与实际传播的效果，深入宣传我国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现状。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外宣翻译工作见证了诸多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90年，由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项目开始启动，计划分成画册、中国文学名著、中国哲学思想三个系列，大约翻译出版70种图书。该项目秉承了的“增进理解，传播文化”的理念，其始源动力来自倾慕中国文化、对中国友好的美国有识之士，如时任美中书籍设计社社长的詹姆斯·L.派克（James L. Peck）、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前社长约翰·G.莱登（John G. Ryden）等。“他们发现美国人乃至西方人普遍不了解中国，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其实是被歪曲了的、不确切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恐惧与对立即由此而生。因此，他们希望有一套符合西方人思考方式、使西方人易于读懂的出版物，将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及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介绍给西方，以增进理解，消除对立”。该套丛书的翻译出版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需求，不但做到了通过文化、思想与艺术作品的对外宣传与传播让国外受众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而且还以国外人士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国外受众听懂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第二阶段始于1995年，在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先生的大力倡导与精心筹措之下，我国正式启动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5种。丛书首先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详细校勘、整理，将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有的部分还译成了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堪称我国大范围地向国外宣传译介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一大壮举。该套丛书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例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给《大中华文库》项目组的回信中如此评价，该工程“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益实践和具体体现，对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文库翻译和出版的质量之高，反映了我国目前的出版水平”。后来，这套丛书常被当作“国礼”赠送外国政府、领导人或著名科研、教育机构。

第三个阶段始于2004年下半年，基于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期间中国资助出版的法文版中国图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5年开始正式资助图书的国外出版，并于2006年1月在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负责该计划的具体实施。根据规定，国内出版单位在与国外出版机构签订版权转让与出版协议后每年分两次集中（或据实际需要随时）向该工作小组办公室推荐图书，其范围主要为：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变化，有助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传播中华文化的作品；反映国家自然、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著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等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作品。该计划不但打造了图书版权贸易和实物出口两个平台，还很好地向世界说明了中国，让世界人民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了中国，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从很大意义上说，该计划的实施体现了“走出去”战略的文化水准和创新内涵，加强了国际合作和文化交往，满足了世界对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期待，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关切，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国家自然、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译介体现了中国对环境、能源、和平、发展等全球性议题的贡献。

第四个阶段始于2009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开始启动。这是新闻出版总署为鼓励和支持适合国外市场需求的外向型优秀图书的出版，有效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而直抓的一项重点骨干工程，采用项目管理方式资助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翻译和出版，重点资助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精粹和当代中国的文化成就的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对外传播。该工程是我国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并举的文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走出去’就是要使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能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出版‘走出去’就是通过‘中国经典’回答国际关切、宣传中国精神，使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进程作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重要的贡献（柳斌杰，2011）”。文化“走出去”战略作为我国外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经提出便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密切关注，2012年年初举行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了“加大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展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华春雨，2012）”的重要性。

第五阶段始于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主要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以及20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翻译出版与对外传播工作，其中包含少量以外文撰写的学术著作的国外出版与传播工作，涵盖政治、文化、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法律、社会等各个领域，旨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该项目通过资助这些领域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来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在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了文化软实力。

第六阶段始于2013年，由中宣部组织，启动实施了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遴选资助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影视、艺术等作品并进行多语种、多模态与多媒体的翻译与转换来向全世界传播，逐步形成“华流”文艺精品的可持续输出渠道与对外推介模式。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翻译作品与影视艺术译制作品，消融了“语言壁垒”，带着中华民族的诚意大步“走出去”，有血有肉地表现了中华文化、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也为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七阶段始于2014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构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了“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重点工程立项。“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于2014年12月5日正式获得中宣部批准立项，规划设计到2020年，其中2014至2015年重点项目包括五大类八项，涵盖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国家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境外参展项目、出版物数据库推广项目等。该项目将对丝路文化精品图书、中国主题图书、传统文化图书、优秀文学图书和原创少儿图书的翻译推广给予重点资助，以更好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介中国文化与精品图书，加深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与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第八阶段比较特殊，与其说是阶段还不如说是我国文化外宣翻译工作的第八种类别，因为这类文化外宣与对外传播项目超越了时间概念，覆盖整个外宣工作的全过程，且一直处在进行时。主要涉及两大类文献的翻译：一是中央政治文献的外宣翻译与出版，对外介绍并传播着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政治主张等政治文化维度的内容，如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外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卷）已成为外国官员与民众了解中国政治制度与内政外交的主要窗口，体现了“国家翻译实践”（任东升，2019；任东升、高玉霞，2015）的成效与优势；二是文化介绍与旅游宣传类资料的外宣翻译与对外传播，既有各级政府部门与机关重点打造、统一翻译出版的文献，也有各类出版社、文化与旅游机构编撰出版的相关外宣资料，是我国文化外宣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

以上种种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外宣工程项目的启动与稳步推进标志着“多方位、多视角、多元化”的中国文化外宣翻译传播格局在实际操作层面已基本成形，从而为外宣翻译的学术探索与理论思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环境。而大量的外宣翻译真实语料与从业人员实践经验无疑将为外宣翻译的理论探索提供便利，也有利于研究者理论联系实际，从外宣实际需要出发来深入探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建构外宣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从而提升我国的外宣效果、国际形象与文化软实力。可以说，外宣翻译研究不但是一个围绕信息转换与信息传达而展开的具体翻译研究问题，更是一项关系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与国际声誉的严肃政治任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此，国家对外宣翻译工作日益重视的大环境及其政治使命感与外宣翻译工作中累积的丰富语料及其可获取性就成为促成本书的始源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