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痛失吾父

我于1928年生在一个贫困的农家，距离解放还有二十一年。

祖父母生有三女二子，三女居长，大一个嫁一个，我父亲为第四，尚有一个叔父。祖父内向，连走路时都低着头想这想那，盘算得很精明；而我父亲则十分直爽，别人都说他“一条肠透到屁股”，说话不包藏，不转弯抹角，因此与祖父合不来，父子二人经常顶嘴；我叔父却十分乖巧，会迎合我祖父的心意，爷爷说对的叔父绝不说错，爷说错的叔父也一定说那是错的，因此，祖父就把我叔父宠爱至极，当着村人的面说：“我满仔（在高祖的曾孙群中他排末位）最听话，样样合我心意。”祖父、祖母就把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全部集中在叔父一个人的身上。

祖父宠溺叔父，他让叔父先结婚；分家时，家产都让叔父先要。我父亲说：“就让弟弟要到够。我有志气，做了就会有。”分家后，叔父手头不算难，但我父亲很穷。

我母亲生下我时，我父亲怕叔父眼红，叫接生的七大娘包藏我，说我是个女的，叫兰妹子，还是出月那天，亲戚硬要抱我，才穿了“包”，从此把我叫兰生。

父亲受祖父的骂，说他不听话。但母亲说，父亲非常合得人，一村的人都说我父亲讲话算数，从不骗人；他心眼好，从不害人。不但老实耕田，还在农闲时做些贩米的生意；又会摘草药，替人医一些杂症。他穷怕了，亲朋有危急时，他舀自己家米缸的米去卖也要尽力资助；他性格坦诚，敢坚持公道，死后好几年，都还有远方的朋友来找他。

可惜我父亲命短，三十三岁就死了。那年我才九岁。他没有留给我太多的印象，但有一件事却印在我心里久久不忘。

那时在薛家祠堂，管公物的都是“盛房”（人多的家庭）推举和认可的人，“亏房”（人少的家庭）取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有一年春节将至，“盛房”中有两三家人十分缺德，把大水牛牵进祠堂的下厅，关在那里，踩得一个祠堂到处是坑坑洼洼，牛屎牛尿满地是，臭气熏人，实在令人看不过眼，“连脚都踏不进祠堂去了”，不能再让人容忍。我父亲是直肠直肚的人，找到关牛进祠堂的人说清道理，他们也知道自己缺德无理，口里说今夜不把牛关进去了，但夜晚一到，又叫小孩牵牛进祠堂去了，不把应允了的话当一回事。

后来，开了全屋户主大会，家家都有大人出席，会上都讲清了，各家的牛只能关在各人的牛栏，绝对不许关在公家的祠堂里。没有牛栏的，自己设法借私人的屋舍解决。家家都在会议记录上打了指印。

可是，有两家仍然把大水牛关进公家的祠堂下厅里。

我父亲很精明，他想“你们两家不出声，我也做件不出声的事。”那一天，他在傍晚又见两家人蛮不讲理关牛进了祠堂。天黑不久，他就偷偷一个人到祠堂去，撬开祠堂大门的两块门板，把门板拔起丢进门前的水塘去。第二天早上，有一家的牛还关在祠堂没走，有一家人的大水牛已拉断牛绳走失了。失牛的人足足花了一天工夫，才在河对岸找到了牛。

人们起先以为祠堂的门板给人偷走了，但后来有人发现门板漂在池塘南瓜棚的底下。昨晚吹风，丢在池塘的门板被刮到瓜棚底下了。

“你敢牵牛进祠堂，有人就敢放走你的牛。”从此，不讲理的这两家人，再也不敢把牛关进祠堂里去。经过大家动手填泥洗刷打扫，祠堂才恢复了往日的洁净，大门板也重新安放在大门上。

大家心照不宣，猜到只有敢作敢为的亚连（我父亲的名字）才敢这样做。他无奈想出这样的下策，也是出于公众的利益。“我不做，谁做？”事后不久，人们都知道无奈丢门板下塘的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这样做时，曾被看水碓路过这里的开伯看见。开伯和我父亲合伙做过粜米，一向讲得来，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支持我父亲谋公益，尽管这种方式不好，但出于无奈。

我父亲还学过很多医术，他替人找草药、熬炼膏药、替人医一些外科杂科疾病。他死后，仍有一些外地人来找他寻药，有些人捧着大母鸡来酬谢他。可惜他命短，早就去了。一个既有手足之情、又谋求公共利益的人竟不幸短命，才活到三十三岁。

他得的是痨病，也就是今天说的肺结核，因为做米贩运米时，米船逆水上不了“一字坡”“八字滩”，他经常满身大汗跳下水帮推船，忽热忽冷，从此体力不支，再加劳累过度，就病倒了。先是咳嗽，后来就吐血、出冷汗，没钱医，也没什么地方可治，所以是贫穷夺走了我的父亲。

父亲的病拖了两三年。原来就穷的我家犹如雪上加霜，能变卖的、拿去当铺抵押的衣物都卖光当尽，家里像水洗一样净尽，隔邻人家说：“连壁钉都不多两枚了。”

父亲嘱咐我母亲，家里拍手无尘，母亲无法守寡的。他伸手指点着我，说该给儿子一条生路，改嫁时把儿子带去，留下这条苗。1938年春节过去不久，旧历正月二十七日，父亲断气了。

父亲死后，没地方埋，我跪着求木旺叔、祥发叔等，用外婆送来的钱买了一副小棺材，草草入殓，就抬到一处叫大墩的荒野里，埋在乱石野草丛中。我父亲穷，更兼少年亡，像叫花子死在郊野一样随便，未让野狗咬就算万幸了。

才埋下一天，我母亲正躺在床上哭，我伏在母亲身上陪着啼叫。厦良寨蒋家大地主就派了个管家来到我家，说埋我父亲的荒野，就在他的地（也是荒着的，只种了几棵小树）的边缘，有一市尺宽是他家的地。气势汹汹，像要吃人似的，命令我母亲立即请人把刚刚入土的父亲挖起来。若明天不挖，他家老爷将雇人刨棺露尸，淋煤油烧掉，还要我母亲赔人工钱、酒饭钱，交“认错费”。我母亲硬着肚肠哭着求饶，愿赔钱不允，求延期不得，只许明天挖坟起棺。

地主佬欺人太甚！我母子二人跌跌撞撞去求木旺叔作担保，向水碓厂薛寿宜借了两百市斤米卖了，请4个人在第二天挖起我父亲的棺材，葬在连牛都去不到的大墩刺蓬角落去。那熏人的臭气，害得4个移棺者实在受不了，几天后一想到就会发呕。若不是怀念我父亲生前与他们的情谊，怜悯我们母子二人的凄苦无依，移棺者是万万不肯做的。

那时九岁的我，不懂事，但我亲临其境，地主佬的迫害，挖棺时的惨不忍睹，使我幼小的心朦胧地记住了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