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文本的研读与探讨

直接而全方位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本对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首先从直接的意义上来看，哲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其语言与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时往往很难用另一种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就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早期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探索过程，对此，另一种语言的准确阐述，有时只能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其次从全方位的意义上来看，不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创作过程中的思路形成、发展、自我修正和相互修正的历程中把握他们思想发展的客观轨迹，而且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来分析其思想发展的历程，是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其思想的必要前提。更为重要的是直接而全方位的阅读，一方面体现了我们这一时代求是、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希望撇开各种因素（例如苏联的影响）、直接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思想的要求。这些要求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时代背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步入了马克思的话语世界，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浓厚兴趣由此而生。

市场经济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和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人们一方面为市场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而振奋，另一方面又为市场经济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担忧。市场、资本这样的话语在我国嵌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发展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的阅读不能仅是简单的再读，而是要结合时代的脉搏与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源头探索其与时俱进的发展规律，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开创性事业，探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时代的呼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²）^[4]的课题研究。

一 MEGA²的基本脉络

MEGA²是在MEGA¹基础上的再尝试，起始于1924年的MEGA¹夭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75年开始出版的MEGA²于1994年调整为114卷，至今已经出版了46卷52本。它准备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书写资料加以出版，不仅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作时的原始语言，例如德文、英文、法文等，而且囊括了他们创作的全过程，从第一手稿到最后定稿。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修改自己著作、文章的整个过程，其中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开出版。

MEGA²版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著作、文章、草稿，共32卷；第二部分包括《资本论》以及1857年以后的准备工作，共15卷24分册；第三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之间、他们与朋友之间，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有关通信，共35卷；第四部分包括读书摘要、笔记和注释，共32卷。

这几个部分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例如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为著作、文章及其不同形成阶段，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基本文献；第三部分的通信有助于我们从侧面更加真切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思想、写作意图和生活背景，因为这些信件向我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历史背景，是一份记载着19世纪后半期欧洲人思想、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最为真实的历史资料；第四部分的读书摘要、笔记和注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理论渊源。

每一卷由两本书组成，一本是正卷，一本是副卷。副卷包含原文使用的引文出处、文本差异说明、更正说明、大量的解释和分类目录，以帮助人们理解正卷。所谓全方位的阅读，即是同时从这几个部分入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把握。

在考证基础上产生的MEGA²将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学术著作、选集、翻译著作的最佳版本基础，更是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文本基础。MEGA²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资料的完整展示，其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为我们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追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真实而客观的依据。

二 从原始文本看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形成

我们现在以马克思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轨迹为例，分析异化概念在其思想由哲学通向经济学过程中的契机作用和含义上的变化，并借此机会说明MEGA²的四个部分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路发展具有怎样的相辅相成作用。

1843—1844年马克思为《德法年鉴》写了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计划批判普鲁士的法和国家学说。我们从MEGA²第一部分能够读到：“费尔巴哈是唯一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这一方法所阐述的事实进行严肃批判的人，从而完全超越了旧哲学（直至黑格尔，作者注），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他证明了哲学像宗教一样是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并经过思想改造的，同样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的方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解释得出如下的结论：黑格尔以异化（逻辑上是：无限、普遍抽象）为出发点，即所谓主体、绝对和不变的抽象，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他以宗教和神学为出发点。”^[5]这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分析表示赞同，即把宗教，或者绝对理念都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恩格斯在1843—1844年为《德法年鉴》撰写的文章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从英国的曼切斯特把文章寄给了马克思。我们从MEGA²第一部分恩格斯的文章中读到：“据经济学家说，一个商品的生产成本包含着三个要素，用于提供原材料所必需的那块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从事加工的劳动工资。……劳动，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财富的源泉’和自由的人类活动，被经济学家贬低。正如资本已经与劳动分离，现在劳动将再次发生分离；劳动产品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发生分离，工资像以往一样，是通过竞争得到确定的，正如我们所知，工资作为产品中的劳动，并没有固定的衡量尺度。我们只要废除私有财产，这一非自然的分离也将消失，劳动就能在工资中得到体现，已经支付的劳动工资的真正意义在于，劳动对于确定一个物品的生产成本的意义。”^[6]在恩格斯的这一分析中，已经蕴含着对异化劳动的经济学探索。

1844年，在巴黎的马克思读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后决定从经济入手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由此开始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在此期间，马克思手稿的第一分册第5部分已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异化的本质，对此，我们在MEGA²的第一部分可以读到：“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私有财产、贪婪与劳动、资本和地产之间的分离，交换和竞争，人的价值和贬值，垄断和竞争等等，以及所有这些异化与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是从国民经济学出发，像其所做的那样，用想象中的原始状态来解释。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也不能解释。……

我们从当前国民经济的现实出发。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增加，他就越穷。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越成为廉价的商品，随着物质世界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人的世界的贬值。”^[7]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由此开始了由哲学层面向经济学层面的转化，由哲学领域转向经济学领域，寻找人类社会阶级分化的答案，而对异化劳动的研究，正是这样一种转向的契机。

我们可以通过与假设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历史进行比较，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从中不难看出，马克思的批判蕴含了非异化的、本真的人类自然状态，并以其为前提。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人类已经生存了100万年这一事实，然后我们假设即使土地，以及其他生产手段的社会私有形式已经存在了1万年。那么我们能够从中发现这样的事实，至少在99%的时间里人类是在没有阶级社会、没有国家和没有意识形态（系统的阶级意识）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者和他们的劳动产品之间存在着令人满意的、受其支配的关系。然而，在生产手段私人占有的条件下，第一种异化现象就出现了，“工人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异化了，成为反对他的力量。这样一种关系同样使得他与感性之外的世界、与自然世界都处于敌对的异化关系中”^[8]。

在生产手段社会占有的社会形式中，虽然劳动仍然是艰辛的，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得到满足，在自己的工作完成以后感到充实、喜悦。在生产手段私有制的条件下，则出现了第二种异化现象，“工人与他自己的行为是陌生的、不属于他自己，它成为痛苦的活动、没有力量的苦力、生殖的去势，这成为转过来反对他、独立于他、不属于他的活动”^[9]。

在公共占有财产的社会形式中，单个的人以群的方式、以类的方式在建设和生产中形成了相互帮助和共同劳动的同伴关系。但是在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条件下，出现了第三种异化现象。“人的类本质，以及自然、作为他的精神的类本质对他来说成为异化了的本质，成为个体谋生的手段。”^[10]个人从整个社会的收益中不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由于竞争的强制性：一部分人不得不被迫在残酷的竞争中为正常的生存而奋斗，另一部分人则从社会获取其没有相应付出的报酬。

在公共占有财产的社会状态下，个人之间形成了正常的生产关系，这并不妨碍不同的人们相互作用的多种可能性，这是公共意识正常发展的条件，而在例外的条件下，即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条件下，产生了劳动的第四种异化现象：“人同他的劳动产品、他的生命活动、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其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11]

正是鉴于这四种异化形式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以及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从而作为通过人为了人的人性的占有；它完全地、有意识地、内在地继承了至今人类发展所取得的全部财富，实现了人作为社会人、人性的人的复归。”^[12]

我们可以从MEGA²第三部分朱里斯·莱斯克和马克思的通信中了解到这样的背景资料，马克思认为应该称他的这篇文章为“政治和国民经济批判”^[13]，其第一分册第一页分为三个部分，这些小标题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地租”^[14]。第一分册的结尾是手稿的第5部分，讨论和研究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标题是后来由编辑加上去的。

这样，马克思从经济角度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和批判，从逻辑上来看，也可以说是继费尔巴哈对宗教、对绝对哲学进行批判的必然结果，是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剩余价值的发现，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发生了语言概念上的转换，而且，使他能够从更加深刻和更加科学的意义上揭示异化现象的本质。自此以后，主要是剥削关系而不是异化关系成为他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思路。尽管剥削概念不能取代异化概念的丰富内涵，但是剥削关系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

我们还可以从MEGA²第四部分马克思的阅读资料中发现，1844年以后马克思为了研究这一问题还收集了大量资料，研究了更多的文献，他继续关注其他经济学者对劳动异化问题的研究。例如我们可以从摘要中看到，马克思还收集了詹姆斯·穆勒1823年写的《政治经济要义》^[15]，西蒙德·德·西斯蒙第1838年写的《政治经济研究》^[16]，以及大量涉及这一问题的其他资料。

三 从原始文本看马克思研究思路的发展

我们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MEGA²为我们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变化、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真实和广博的资料，然而，仅仅如此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在这儿仍然以异化概念为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除了恩格斯，黑格尔关于财产异化的概念也启发了马克思，黑格尔把异化看作是一个人对自己财产的放弃，指出只有当一个人在财产中物化了自己的时间、活动、本质时，才能与其财产发生异化。通过异化，一个人将他的存在、他的普遍性活动、他的现实、他的人性变为另一个人的财产。^[17]马克思关于商品凝结了人类劳动的这一思想显然是受黑格尔物化概念的启发。然而马克思后来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异化劳动的剥削含义。在黑格尔那里一个人的本性和意识是不能够异化的，因为它们不是客观物体，只有物化了的东西才能够异化，而马克思在这一意义上进一步发展了类的异化概念，不能物化的东西也被异化了。这个例子说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渊源，更加广博的知识背景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黑格尔虽然已经看到了人类经济活动发生异化的可能性，费尔巴哈开始尝试着从世俗社会本身探索宗教异化的根源，而马克思则真正开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入手，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此时的批判虽然以人的非异化状态、人的自然生存状况为假设前提，然而从实践上探讨结束异化状态的可能性，则把马克思的思路引向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前提条件。

在1845年、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期间，马克思根据马克斯·施蒂纳和卡尔·格蕴斯对异化问题的认识论证了结束异化的现实条件：“从哲学意义上理解的异化，只有在两种前提下才能够通过实践来铲除。一方面，它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这样一种力量，为了反对它，人们不得不起来革命，因为异化创造了彻底的无产者人群，他们与现有世界的财富和文化是相矛盾的，这两者都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这一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的实践已经同时进入了世界历史，而不是区域性的阶段），这是绝对必要的现实前提条件，因为没有这一条件，只会出现普遍的匮乏，而且随着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斗争必将又重新开始。”^[18]

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异化现象的本质，不仅使马克思自己的批判角度发生了转变，而且促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了费尔巴哈从抽象的异化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我们从MEGA²第四部分马克思在1845年早期为了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作的笔记中读到：“费尔巴哈看到了宗教世界的自我异化、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分化这一事实。他的解决办法是从世俗世界的基础上铲除宗教世界。但是世俗世界自己向天堂攀升，并且自己在乌云中设立了独立的王国，这只有从世俗世界基础的自我分裂、自相矛盾中得到解释。”^[19]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促使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成熟，《资本论》的前期准备工作预示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由哲学、法学、社会学层面转向了经济学层面。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至此结束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而是说自此以后，在他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经济学的分量显然要大于哲学的分量，唯物史观是他的哲学基础，而辩证法是他的研究方法，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已经转向了经济学。19世纪40年代末由欧洲大陆辗转迁往英国，是促使马克思发生这一思想变化的外在因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于MEGA²四个部分的综合研读，不仅能够使我们直接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使我们能够从全方位的角度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正是我们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我们的研究工具是原始文本，但是它又不同于文本研究（更精确的说是版本研究），后者致力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字版本、编辑版本进行对照研究，从中探索具体的历史条件与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进行选择和解释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显然，研究文本与文本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思路，我们侧重于前者，对于后者，我们的研究将只局限于与中国文本有关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