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技术介入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

新技术在广义社会运动中的应用，其影响显然并不局限于社会运动本身。技术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一个强大的新技术公司群体和“超级权力体”，新技术同社会运动的结合还在工具理性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多主体的“赋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今政治生活的参与结构和游戏方式，从而可能对人们所身处的政治世界的权力运行和基本宪制规则形成显著的影响。

（一）垄断技术帝国和“超级权力体”的诞生

在新技术时代，站在国家对面的不再是一个个经由传统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经济形式揉碎了的公民“个人”，或经由国家和传统工业企业组织起来的“市场”和“社会”，而是出现了一个结合资本、技术、权力的数字化垄断技术帝国和“超级权力体”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运动背后，我们看到了广泛的技术应用以及“超级权力体”的助力。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组织形式，其背后多有着强大的西方技术巨头的干预和支持。新兴技术巨头的崛起，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强势资本集团，既有重合之处，又存在质的差异。相较于资本在工业时代的地位，技术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载体。资本可以驾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颠覆性科技可以驾驭包括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几乎一切事物，任何个体和组织都无法逃遁。

技术霸权可能会发展成为相较于资本霸权和国家霸权更高阶段的霸权形态。仅从技术巨头的内部权力构成来看，它是一个比传统的资本帝国和国家政权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由于对资本、技术和数据的联合垄断，事实上形成了拥有暴力资源、文化产品乃至政治话语的超级能量系统，这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传统组织形态所难以企及的。超级权力体有能力同国家进行技术抗争，我们注意到维基解密形成了一个隐遁无形的政治空间，很多微小的个体凭借其知识进行集体“拼图”，同传统的“利维坦”国家争夺信用，乃至于最后同超级大国进行持续对抗。超级权力体亦可以同国家意图结合而“为恶”，由作为市场主体的技术企业转变为高能量政治主体，充当国家对内统治或对外干预的政治工具，这对发达国家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对落后国家来说也不稀罕。缅甸军方领导人在因打击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灭绝种族罪而受到起诉时，宣称脸书（Facebook）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因为后者可用以散布仇恨并煽动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

（二）现象级新生社会事物和政治物种的登场

新兴技术在社会运动和政治领域中的运用，还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果，催生了一系列现象级的新生社会和政治物种。前文所述新技术公司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玩家介入了选举政治，除此之外，在新技术的助力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玩家开始崭露头角，许多社会主体在技术助力下脱胎换骨，由文化、宗教领域的参与者而演变成为政治参与主体，香港地区的“连登仔”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观察价值的政治物种。

“连登”脱胎于高登社区，后者是一个以文化休闲和恶搞而闻名的讨论区。“高登仔”原本代表了不同社会地位、阶级和阶层构成的多元化网络文化的集合，但是连登社区独立后变异成为价值相对独立且更加激进的社会力量的组合，宣称“推动时代革命、维护核心价值”的“连登仔”登上了政治舞台。事实上，在一些政治现象中，新政治力量的崛起和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是不会被意识到的，文化同政治的界限变得模糊。高登社区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和亚文化集合体，同时也为不同价值甚至包括激进价值方案寻求集合、壮大提供了场域，具有高度政治性的组织形态正是脱胎于此，在一个去文化温床中发酵、发展。在这里人们看不到传统的建制和主体，而是一系列超出传统思维想象和知识范畴的事物。

（三）耦合性政治空间与政治市场交易形式的再造

传统的社会运动通常被定义为“有组织化社会运动”，乃基于一组特定的事实，即运动本身发生于特定的物理空间，由特定利益诉求集结，并经由人群中的精英分子加以组织。相应地，统治者可以有效识别那些清晰可辨的政治对手或挑战者（例如任何组织都由一个精英小集团或党首构成），并与之进行接触、管治或交易。相比较而言，大量新兴社会运动往往产生于一个松散的、开放的甚或耦合性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网络，例如全球反对强奸犯和强奸文化的网上抗议，又例如国际性的网络行动组织“全力以赴”（All Out），该组织以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为主体，曾经因一名乌干达籍女同性恋者的居英权问题，成功调动160个国家的6万人采取联合行动，以在线签署意见或发起针对英国使馆的游行等形式，迫使英国政府做出让步，也曾让谷歌因为不恰当的翻译问题而做出严肃道歉。

在耦合性开放政治空间和社会网络中，有一类是具备相当科技能力的交互空间，像香港特区的连登社区、内地的B站就是这样一个小型的技术生态社区。这类由新兴技术所催生和支撑的虚拟社区，往往成为铸造社会行动网络的渊薮。在耦合性开放政治空间里，政治管理和政治交易的对象是模糊不清的，政治市场的交易规则在运动中被无形改变，且未以任何方式被告知。在法国2016年和2018年爆发的两次社会运动中，对于试图恢复城市秩序的主权者及其管治团队来说，社会空间的“地盘”意识在下降，产权开始不清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政治交易。2019年发生在中国香港的暴乱，同数年前的“占中”相比较，各种隐匿的行动主体的行为互动和运动发酵方式更为复杂多变，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政治力量在此次运动中失语、失效，旧有的政治玩家和交易方式不起作用，无论是旧势力和旧的交易对象，还是新势力的发展，在政治上的影响变得愈发不清晰，这跟新技术在社会运动和暴乱中的应用密不可分。

（四）政治聚合模式和宪制规则的挑战

新技术政治在新兴社会运动中的运用，最深层次的含义莫过于对西方政党政治传统运行模式的改变和挑战。政党政治是现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整合机制，传统的政党动员模式主要依赖大财团的支持，并通过政纲和政策吸引选民，而今这样的政党动员和运行模式已是今非昔比。在英美选举政治中，各党派越来越多地依赖持有科技能力的基层社会运动的支持。在美国索罗斯基金会资助的左翼团体中，各类担负政治助选功能的“行动组织”（Action Organization）的运作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7]类似于美国进步中心行动基金（CAP Action Fund）、美国传统基金会行动组织（Heritage Action for America）、联合公民组织（Citizens United）等，正在通过同精通互联网新技术的组织开展深度合作，以全新的行动方式从事社区选举、宣传动员和政治竞争。各类基层行动组织有效地使互联网通信技术同社会运动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21世纪社会运动同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从而也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美国“继续向前”（MoveOn.org）组织作为支持左翼运动的进步组织，通过各种新兴的网络技术发起政治运动和宣传诉求，试图取代传统的大财团和游说组织的政治宣传和动员模式。在2016年美国大选和此后的地区选举中，该组织将摇摆州作为目标，成功地把网络上的虚拟社群转化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透过网络来动员社会、议题以及政治募捐。

再来看看欧洲。当下欧洲多国出现政治“极化”现象，各类价值观念和目标相互冲突、对立的社会运动每日都在上演。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规模集中的游行和小型的社会运动会冲击传统的宪政体制和政党政治的基本规则，但是伴随着这些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我们看到传统政治聚合模式和政策供给模式遭遇了挑战和冲击。德国传统老店社会民主党衰落，另类选择党崛起，以及大量小型政党和政治组织遍地开花，可以部分反映社会正在放弃传统的利益和观念整合方式，不再满足于建立在传统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分化基础上的大政党政治和公共政策供给模式。我们并不清楚未来会出现何种政治形态，但可以确定的是，新兴社会运动的发展，反映了各类社会在新技术因素的助力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化、组合，某种意识形态乃至某个碎片化的“观念”都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一股具有政治性质的“旋风”，甚至跨越原本持有这种观念的社区和组织，发展成为一项具有广泛政治影响的政治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