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啖助学派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的产物。他们在当时被看成“异儒”，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不仅柳宗元曾师事陆淳，大和年间著名学者刘贲的对策中许多观点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陆龟蒙等人也都相信陆淳的学说。因此，啖助等人《春秋》学的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面向现实的特征。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等人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啖助等人开始直到清朝乾嘉年间，《春秋》学显示出与前后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是与啖助等人的影响分不开的。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阐发转变。啖助以前的《春秋》学研究大多拘泥于对字句的阐释，较少重视对义理的发挥。事实上，《春秋》作为儒家“五经”之一，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它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字义诠释上，还应该对其中隐含的义理加以必要的发挥。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着为社会政治提供理论依据的功能。而现实社会政治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加以调整，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立起一个不断适应社会政治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从总体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能使经学更具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春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春秋》分为“三传”，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于对义理的阐发；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传”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形同水火。即使一传之下，也往往分出数家。如一部《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派别。门户不同，使《春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而无所适从。啖助等人把《春秋》学从“三传”纠纷中解放出来，不再死守传注，而是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依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经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舍传求经”。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弃传注于不顾。在他们的研究中，对于“三传”的优点常加以吸收。如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氏、公羊、谷梁，合则留，不合则自出胸臆，另作解说，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陆淳这种“会通三传”的《春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
自啖助、赵匡、陆淳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曾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其舍传求经更为彻底。此外，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春秋三传总例》，陈岳有《春秋折衷论》。这类书大体上都调和“三传”，目的在于“幸是非殆乎息矣”（《全唐文》卷741《三传指要序》）。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春秋》学的总趋势。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在《春秋》学研究中往往弃传就经或重经轻传，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翁等，都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啖助等人的学风受到宋代学者的推崇。邵雍说：“《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皇极经世书》卷13《观物外篇》）将他们的《春秋》学提到与“三传”并称的地位。程颐从维护儒家学说的权威地位出发，赞扬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对他们的治学方法十分赞赏，称“孙明复、赵匡、啖助、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朱子五经语类》卷57《春秋》）。元朝名儒吴澄高度评价了啖、赵、陆的创新之功：
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吴文正集》卷1《四经叙录》）
啖、赵、陆《春秋》学方法的影响还波及其他诸经的研究。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就先让他读陆淳等人的著作。不过，正如皮锡瑞所说：“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如啖、赵、陆之平允。”（《经学通论》之四《春秋》）的确，自从啖助等人开风气于先，宋人继流风于后，说《春秋》者大有其人。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大力发挥“尊王大义”。以后效法者众多，《春秋》成为宋代第一大经，《春秋》经文被随意引申，主体意识被过分张扬。南宋胡安国作《春秋传》，以议论解经，标举《春秋》的核心为“尊君父，讨乱贼”，连朱熹也批评其牵强之处很多，不尽合经旨。但由于该书的政治实用性很强，宋以后一直受到尊崇。元朝确定“四书”“五经”为取士标准，《春秋》采用《胡传》。《胡传》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被称为“《春秋》四传”。
以主观臆见解经，难免横生议论，曲解经义。因此啖、赵、陆的《春秋》学尽管得到勇于创新的学者的喝彩，但也受到了一些严谨学者的批评。如欧阳修说：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也。（《新唐书》卷200《儒学下》）
这番严厉的批评，从某些方面击中了啖助等人《春秋》学的要害。他们虽然克服了过去经学中烦琐拘泥的弊病，却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解经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在他们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因此，我们在肯定啖、赵、陆《春秋》学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消极影响。
（原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 本文引用该书不再出现书名，只出篇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