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清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张静宁[1] 张祥浩

高清海先生（1930—2004）生前是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事业作出了毕生的贡献。其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憧憬》《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高清海哲学文存》等。

一个学者治学，往往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展开，其思想也往往作为过程而存在。其前期和后期研究的重心可能不同，即便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其早期和晚期也可能不同。故在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有《朱子晚年定论》之作，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亦有人提出青年马克思思想和晚年马克思思想不同之说。高先生在他的自述中，曾说他早年是基于本体论视角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80年代后，是从认识论和实践论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90年代后又立足于“类哲学”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角的转变，充分体现了他的不断自我超越的探索精神和哲学思想的创新性。

一 以本体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谓本体论，是指探究万物之源的哲学思想。高清海先生解释本体论说：“本体论，按照传统的解释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学说，即探究存在作为存在所具有的本性和规定的一种哲学理论……本体哲学强调要去把握存在本身，是基于下面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我们感官所观察到的事物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它后面作为它的基础的那个超感官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存在，即所说的本体。”[2]新中国成立以后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认为物质是一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官而存在，意识则只是物质的反映而又反作用于物质等等，都是围绕着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这一核心而展开。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物质本体论。

高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的指导下，系统阅读和学习了当时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基本内容。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被他后来总结为从物质本体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回到东北人民大学，他于1956年撰写了《什么是唯心主义》，1959年撰写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1962年撰写了《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等书，这些著作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

在《什么是唯心主义》一书中，高先生阐述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唯心主义的基本派别、唯心主义的根源等问题。该书认为：“唯物主义世界观，根据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原则出发。认为世界并不由人们的意识产生，也不是由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实在，而意识则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东西，是对于物质世界的反映。因此，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是世界的本源，意识是第二性的，是由物质派生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却相反，他们站在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立场上，从意识决定物质这一原则出发来回答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3]高先生的这一论断，即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对物质本体论最好的说明。

在写于1962年的《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中，高先生剖析了唯心主义哲学的两个根源，一是阶级根源，它是适应反动阶级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二是认识论根源，它是由认识中的主观主义产生的。高先生认为，哲学认识的特点是主客观交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某一认识环节脱离了客观对象的来源，也就势必夸大了认识的能动作用，把认识与对象的关系歪曲为主观创造客观的关系，从而颠倒了主客观的正常关系，这样就走向“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如果把概念这种认识形式绝对化，使它脱离了感觉的基础，使一般变成了独立的实体，就会走向“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的客观唯心主义。高先生的这一分析，亦是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的基本共识。

从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出发，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对胡适的批判中，高先生写了《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唯心论的反动本质》一文，对胡适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胡适的实用主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否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但是，“世界是不仅不依赖实用主义的意志也并不照顾实用主义的兴趣存在着的……它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变化着的，只能是人的意志适应客观规律，却不是客观规律适应人们的意志”[4]。

高先生的这种批判，亦是当时批判者的共识，他们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

在20世纪50年代，高先生还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进行批评。华岗是我党的一个老干部，后任山东大学校长，他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高先生在书评中虽然也肯定该书的出版，对于宣传辩证唯物论是有意义的。但他认为此书在体系和观点方面都存在许多缺点，特别在辩证唯物论基本理论方面有不少的错误。因此，他对该书的批评多于肯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的观点看，该书确实存在着如高先生所指出的种种理论错误和表达的不当。

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高先生也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提出质疑。在当时教研室主任刘丹岩教授的启发下，高先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应该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内容，而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不属于一般的哲学世界观，亦不能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他把这一观点，写成《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一书，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给高先生带来了不少灾难。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高先生和刘丹岩教授被斥为分割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整块钢铁的分家论，而遭到长时间的批判。但从这本书中，我们也看到高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以及摆脱物质本体论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端倪。后在编辑高清海哲学文存时，高先生以《体系改革思想溯源》之名，收在文存第一卷里。

二 以认识论和实践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时期是从上世纪的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到1990年，大约有十年时间。高先生在《十年哲学自述》中说：“我从1980年接受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问题的研究任务，到现在正好十个整年。回顾十年来的工作，就理论方面说，我主要开展了三项研究：1.突破僵化模式，改革教科书的哲学体系；2.克服本体论化倾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3.体现时代精神，变革哲学观念，推进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5]

高先生所说的改革教科书的哲学体系，是指主编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克服本体论倾向，是指克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化，变革哲学观念，推进哲学理论进一步的发展，是指从哲学是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一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一时期，高先生曾反复指出教科书的僵化的本体论倾向。他认为，旧哲学是建立在哲学和科学尚未分化，或者分化还不彻底的基础上的，由于受到当时科学条件的限制，它们就寻求世界的终极存在，万物的始基及其隐秘的本体，这种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理论，决不会对这种不可能得到的科学结论作出科学的回答。可是教科书却按照旧哲学的传统观点来理解哲学的定义，强调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不是研究以人为主体的主观思维与客观世界相互关系的规律，并以此安排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部分的内容。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在阐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许多问题上，沿用早已被科学的发展否定了的旧哲学的提法，例如追求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整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等等。他说：“哲学的任务不是要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而是要为科学获得这些答案指明认识的道路和提供思维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的基本作用就在于此。如果把物质概念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答案，那就不但使人感到除了空话丝毫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也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一种不正确的看法。”[6]

对于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以什么为基点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先生提出了以哲学认识论去理解。他认为，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问题。他说：“科学的哲学是关于认识的理论，也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论。只有符合于客观对象的性质和状态的认识理论，才能是科学的理论。”[7]又说：“世界观与认识论、方法论并无分别。它们都是关于如何认识世界的理论。世界观也就是认识和方法论。”[8]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同时就是认识论……恩格斯从对哲学历史发展的总结中，明确地提出了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意识与存在的矛盾既是认识论的基本矛盾，也是世界观的基本矛盾。”[9]

当然，高先生所说的认识论与传统的认识论并不相同，依照传统的认识论，认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又反作用于客观对象，这就是所谓“能动的反映论”。高先生则不同，他强调：“在认识中，必须灌注着人的主体需要、目的，并表现着人的主体能力、水平等主观因素。认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没有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不可能产生认识，同样地，没有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也不可能产生人的认识。人只能在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中去接受客观的作用、反映客体的特性和本质。因而，在认识中既包括客体的内容，同时也不能不打上主体—人及其所用的认识工具的烙印，即对象化着主体的性质、状况、目的和需要。”[10]也就是说，认识不只是客体的主体化，同时也是主体的客体化，或者说，并不是先是客体到主体，同时也是主体到客体，是一主客体的交互过程。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中，除绪论外，就分为四编，第一编是《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认识的基本矛盾》，阐述人类认识的本质是处理主体反映客体的认识关系和改造客体的实践关系。第二编是《客体——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阐述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客体状况。第三编是《主体——人作为主体的规定及其主体能力的根据和发展》，阐述人作为主体的基本规定。第四编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在实践基础上真善美的统一与自由的实现》，阐述主客对立统一的关系本质和内容，以及作为统一主客体的实践的本质等等。

从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出发，突显认识过程中主体的积极建构作用，并以此克服物质本体论的自然哲学观点的局限，重新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构架和内容，这是高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工作，它集中反映了高先生这一时期是从认识论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倾向。

至于实践，亦是高先生这一时期思考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之一。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前期，高先生较多地从认识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后期，较多地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此后撰写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这一重要著作中，都有论述实践的章节。1987年，他撰写了《论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意义》，1989年又撰写了《再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本质》。

在高先生看来，虽然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但只把实践局限在认识论的狭小领域里，而在高先生的思想里，实践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对于‘实践’观点，不能只看作用来回答认识基础、来源和真理标准等问题的一个原理，而应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观问题的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11]高先生所说的思维方式，是指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立足于实践去观察和认识一切哲学问题的，不是把实践仅仅看作是认识论的一个原理，而是把实践作为一种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去重新理解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高先生强调，实践的本质是人与世界分化和统一主客观矛盾的基本活动。与高先生的哲学同时流行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亦都重视实践，这与高先生无异。但是这些哲学流派重视实践，或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上说，或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地位上说，他们大多数都固守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性的活动。高先生则不同，他强调的实践既是分化世界的活动，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又是统一世界的活动，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既是体现着物质对精神本质作用的活动，吸收唯物论哲学合理性的根据，又是体现精神对物质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吸收唯心论哲学合理性的根据。所以实践既不是唯物论的范畴，也不是唯心论的范畴，所以他的实践哲学被学界称为“超越的实践哲学”。

正是出于对实践的这一理解，高先生就有重新评价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之作。高先生认为，实践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或者说是主客观互动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客观性物质活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既不是唯心主义哲学，也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而是一种超越了二者的哲学，对于以往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立的思维模式，有必要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高先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首先并不在于他具有辩证思想，而在于它发现了超越唯物论唯心论两极对立的实践哲学，为哲学开辟了新视野，实现了新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辩证思想，主要也来自这一实践理论。高先生的这一观点，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哲学界，以其理论的彻底性，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热切关注和争论。

高先生还强调，不能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看成是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因为真谬属于科学知识评价的范畴，而哲学判断并非事实判断，在本质上说是一种反思性理论，把真谬的判断简单地套在哲学的头上，并不合适。这样，他就对当时流行的唯物论是真理，唯心论是谬误的观点作了合理的否定。

高先生还提出了为主观性正名的观点。中国的哲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贬斥主观性而高扬客观性。高先生尖锐地指出，把主观性等同于主观主义，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吗？主观性果然如此之坏，如此一无是处，人的“主观能动性”从何而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处理哪一件事情上不抱有主观目的、主观的意见，即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呢？有谁能离得开主观性呢？没有主观的想象，人们怎么可能在行动之前就在观念中把“应然之物”创造出来呢？

高先生强调，人的主观性是一具有双重性格的矛盾本性。也就是说，人们做事既要从主观性出发，也要从客观性出发。它既可以把人们引向创新的一面，也可以把人们引向虚幻的一面。所以要从主观性的双重性格考量主观性，要引导主观性走向创造性源头的一面，避免和减少主观性的负面作用。而不是单纯地贬斥主观性。

高先生的上述诸观点，富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彻底性和创新精神，为当时深受哲学原理教科书哲学影响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带来了一股久违的清新之风，产生了重大的学术意义。其一，以认识论原则完成对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重构，突破以物质本体论原则构建的苏联教科书的僵化自然哲学体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奠定哲学基础。其二，以主体性原则重新理解哲学，构建“有我”的“署名”哲学，推动国内哲学界的哲学观念变革和哲学创新。其三，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超越实践认识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理解，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三 以人学和类哲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他自述他的哲学思想说：“进入90年代以后，我的思想自觉更加明确了。我意识到一切问题集中在‘人的问题’上，都决定于对人的基本看法，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也首先是用来表征人的本性的。于是‘人’就成为我这一阶段思考的主要课题。”[12]

高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人学为中心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实践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发展，因为实践的本性是创造性，这只是属于人的本性，实践的主体是人，所以从实践的哲学必然要引申到人的哲学，这个变化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在这一时期，高先生强调：“哲学的奥秘在于人。”他说：“人是哲学的真正的主题，哲学不过是人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意识的一种理论形态，要了解哲学的性质、功能及其历史的演变，‘人’应是它的基础和前提。”[13]又说：“人是哲学的核心内容，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理论，归根到底是为了理解人和说明人，只是它取的方式是通过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把握人的。”[14]

因此，在高先生看来，哲学史也就是人学史。他说：“在历史上，哲学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几乎没有什么是哲学不能研究的，但有一点也很明确，不论以什么为对象，哲学都是从人出发，以人的观点去看待、认识人的本性，这是‘哲学’与‘科学’在研究视角上的根本区别。”[15]1992年，高先生还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专门阐述人在哲学中的地位，提出哲学史就是人学史的思想。

哲学的奥秘或中心是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当然也是人。他说：“我们都清楚，只是到了马克思的哲学，才确立了关于人的具体性的观点。马克思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走出‘抽象王国’进入‘现实世界’的道路，从‘抽象的人’转到了‘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哲学也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6]高先生还特别强调，认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人是其哲学的核心的观点是统一的。在高先生的哲学里，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这是就人的认知和活动而言，说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这是就人是实践的主体而言，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哲学家当然都谈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是谈人，不过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的“感性实体”也是谈人，不过是生理学上的人。高先生谈人，关注人作为“种”和“类”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类哲学”的概念。所谓种，是指生物互相区分的概念，人不同于猫，猫不同于狗，这是因为种的不同。如果没有这种“种”的不同的概念，我们就不能区分各种物种的区别。高先生认为，种的本性是自然赋予的，它的特点是前定的，人之所以为人，猫之所以为猫，从种上说，不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自然赋予的，这就是所谓“前定性”。“类”则不同，类当然也包含着种的含义，但它又超越了种的界限，人之所以是人，所以不同于物，主要不在于他能直立走路，两足无毛，而是他的本性亦即作为类的本性是能进行自我创生的活动，亦即能进行社会实践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并不是自然赋予的，并没有前定性。他引马克思的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的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7]所以，高先生的“类”，就是关于人的类本性，就是指人的自我意识达到了自觉的状态，或者说，人是有社会性的动物。他说：“类是人的真正的本性，它也就应当是以人的主题的哲学的真正的内容和实质……我们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我看来就不能不承认，哲学实质也就是以类（人的真正本性，这种本性同时包括了人所生活和活动的世界）为核心内容和根本性质的‘类哲学’。”这也就是说，哲学的实质也就是“类哲学”，亦即研究和把握人的类本性的一门学问，或者说，哲学的实质就是一门研究人的社会性的学问。

高先生认为，以往的哲学都没有准确地把握人的类本性，或者都把人的本性抽象化，只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准确地把握了人的类本性。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实践活动是类本性的活动。因而以实践为本性的人，也就是一种具有类本性的存在。”[18]

高先生还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人的三个阶段发展的话。马克思曾说，人和社会的发展，要经历三种历史形态。这就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高先生解释说：“这三个阶段，可以看作是人的依次以群体为主体和本位，以个体为主体和本位，以自由个性的人的联合体，即自觉的类主体和本位的三种发展形态。”[19]这三个阶段，就是人的类本性历史生成、历史展开、历史实现的过程。前两个阶段人的类本性还处在由种向类脱胎、转化的过程，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人才进入自觉的以类为存在状态的人，亦即充分获得自由的人。

与此相适应，哲学的发展亦经历了相应的形态。在“以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中，哲学表现为追问原初的先天的绝对的东西，这就是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在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中，哲学走向弘扬自身的主体权威，从本体论走向生存论、功能论，哲学理论从彼岸逐渐回到了现实的人间。只有到了自由联合体的社会形态下，哲学才达到“类哲学”，亦即人的自我意识达到了自觉的形态。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为这种类哲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方向。我们今天从类哲学的观点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

从此出发，高先生对传统的哲学教科书进行了批判。高先生认为，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最大的弊端是“人”的缺失。他指出，旧的教科书要人相信一切都是客观规律决定的，要人承认自然是老大，是第一，在主客观关系上，客观是老大，是第一；在活动和规律关系上，规律是老大，是第一；在真理和价值关系上，求真是老大，是第一，价值要服从真理；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必然是老大，是第一，自由应顺从必然。在情欲与理性关系上，理性是老大，是第一，情欲要服从理性等等。说到底，这种哲学教科书宣传的是“客体中心论”“客观决定论”，也就是说，在这种哲学里，人的地位是没有的，人被失落了。

由于旧哲学教科书贯彻的是客体中心主义，即使讲到人，也不讲人的主体性。他说：“在今天，我们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引用了那么多的材料，仅仅去证明自然在先，有了自然，才会有人和人的意识，而且到此便终结不再往下论证人如何主宰自然的问题，能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呢？从自然产生出了人，人为什么却成了主体，人怎样才能实现并发挥人的主体性？这才是人们需要从哲学中了解到的。”[20]可是我们的教科书却不讲这些，真是匪夷所思！

由于不讲人，人所关心的问题，如情感、欲望等，在教科书中便成了禁区。高先生说：“人最为关心的就是人自己的问题。人所以要去认识人以外的事物，也是为了了解人自身的问题。人的全部活动，包括实践活动、认识活动、评价活动等等在内无非都是为了了解人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矛盾问题。在前述倾向影响下，关于人的权利、地位、价值等问题都成了禁区……学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能回答出什么是人，以及人在整个世界中占什么地位，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人的价值如何等等问题吗？”[21]哲学如果不讲人所关心的生命、情感、欲望等等问题，学习这样的哲学又有什么意义？

高先生大声疾呼，必须要改革我们哲学的现状，推进哲学的发展，使哲学体现时代精神，其中关键问题是要改变哲学中人的观念，人的地位和人的处境。为了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造旧教科书的模式，推动哲学观念变革，高先生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结语

纵观高清海先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我们看到，高先生对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一直处在变化中。这种变化，是不断自我超越的变化，正如他在自传中说：“我从‘本体论’接受哲学，经过了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理解哲学的发展阶段，最后捕捉到现实和具体的‘人’，由此确立了‘类’哲学的观念。”[22]高先生的这一自述，是符合他的思想历程的。

如果有人要问，高先生在不同的三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哪个阶段的理解是正确的呢？在我们看来，三个阶段的理解，不是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是理解的层次不断深入的问题。它们彼此并不互相否定。后一阶段的理解，虽然不同于前一阶段，但其理论根源，即寓于前一阶段的理解之中。它们只是视角的不同，而不是正确和不正确的不同。我们知道，哲学不是凝固不变的东西，它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因此，哲学也就是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这样。它不是终极不变的一套知识，而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不是一种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一百多年时间里，它处于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之中。时代不同，它的理论形态也就不同，所以20世纪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1世纪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地域不同，它的理论表现也就不同。所以西方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凝固不变了，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哲学家的思想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富于理论的生命力。当然，创新不是任意的，它应有历史和理论的依据。不断自我超越，不断跟上时代和哲学发展的步伐，这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有的思想品质。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深邃性就在这里，即使到了弥留之际，他还谆谆教导学生：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这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被看作是他的“哲学遗嘱”。究竟如何完成高先生的哲学遗嘱？拿什么来告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毕生求索？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深入思考，也是我们在当代再度学习研究高先生哲学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该文原载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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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静宁，东南大学副教授。

[2]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3] 高清海：《什么是唯心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4] 高清海：《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唯心论的反动本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1期。

[5]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312页。

[6]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

[7]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187页。

[8]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188页。

[9]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190页。

[10] 高清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11]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1页。

[12]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6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13]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97页。

[14]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327页。

[15]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6]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第240页。

[17]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第272页。

[18]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6卷，第5页。

[19]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第275页。

[20]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304页。

[21]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第303页。

[22]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6卷，第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