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

——以吉林大学四本马哲著作为例

白刚[1]

哲学观是哲学的根基和灵魂，从哲学的“根基”和“灵魂”来理解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不断反思和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及其学术团队的最大优势和最突出特色。从高清海先生到孙正聿和孙利天先生再到贺来先生，三代学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却持之以恒地追求和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其中，四位先生的四本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2]（以下简称《基础》《智慧》《说中国话》《变革》），就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地表征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观念变革。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变革

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高清海先生作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一生都在追求哲学理念创新和哲学观念变革，从“教科书哲学体系”改革到“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确立，再到“类哲学”的提出和建构，高先生总是在不断追求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创新。所以有人说高先生一直都在“变”，是颇有道理的。在一定意义上，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就是靠变革教科书哲学体系起家的。而这一变革的标志性成果，就是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基础》一书的宗旨，就是“要突破教科书旧有的框架，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应当具有的丰富内容的原理体系”[3]。可以说，《基础》是国内第一部真正突破传统教科书模式的“具有专著性”的教材，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确实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冲击和震撼，它既极大地推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和研究，又极大地扩大了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地位和影响。

《基础》立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具体从“客体篇—主体篇—主客统一篇”的“认识论结构”来展开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基础》一书共分四篇（十二章），除绪论之外，第一篇论述认识的基本矛盾（矛盾篇），第二篇论述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客体篇），第三篇论述主体（人）的本质、能力及其根据（主体篇），第四篇论述主体与客体通过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所达到的统一（统一篇）。每篇都包括一系列的范畴，通过这些范畴阐明各篇内容及其整体关联，力求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全部旧哲学的否定，又是人类思想史精华的最高结晶，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实践而不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的新理解。《基础》“这部新教科书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无疑是打破了旧教科书体系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并列的结构方式，而采用了‘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结构方式”[4]。因此，《基础》彻底突破了“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传统教科书模式。仅从《基础》体系构架的变革来说，它确实就给了人们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和别具一格的理论震撼。可以说，这种结构转变的背后，正是深刻的哲学观念的变革。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一般还停留在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或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也就是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把握的“前康德”的“非认识论反省”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以高先生为代表的吉林大学哲学团队，已经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是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这从《基础》一书的基本结构安排和内在理论内容、特别是其贯彻的哲学原则和所体现的哲学精神就深刻体现出来了。在实质性意义上，《基础》是以实现了“认识论反省”的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作“基础”，而不是以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作基础，它的理论体系充分借鉴和运用了黑格尔哲学的“正—反—合”的理论逻辑。《基础》的体系变革，既大大突破了僵化的旧教科书体系，又远远超越了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体系，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和理论意义。“变革哲学教科书原有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精神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的问题，而且对全部哲学和哲学史都要进行重新认识、作出新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真正精髓。”[5]所以说，《基础》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它把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了当代应有的高度和视野，并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走出了苏联教科书模式的束缚而能够真正地面向理论、面向本文、面向现实、走向未来。《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像或更接近“哲学”了。可以说，《基础》正是高先生自觉“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的第一次尝试。在随后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高先生继续深入推进了哲学观念的变革，在不仅是“体系”、更是“哲学观”的意义上找回了“失去的哲学自我”。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基础》的教科书体系变革的伟大“启蒙及其超越”意义，就在于它实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论范式”的转变，它“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认识论转向’，使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独断的本体论范式转换提升为教科书改革的认识论范式”[6]。在一定意义上，《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的理解和阐发，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一个新标杆，甚至可以用它来衡量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能够达到的理论水平和原则高度。《基础》所站在和达到的哲学的原则高度，我们今天的哲学教科书甚至依然难以达到和超越。令人遗憾的是，《基础》作为“教材性专著”也许太“另类”了，并没有像作为“专著性教材”的《哲学通论》那样，作为“教科书”很好地应用和普及开来，而只是作为“参考教材”来用。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构建

作为今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乃至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7]的孙正聿先生，一以贯之地通过“元哲学”追问而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这也是其影响和闻名中国哲学界的独特“理论标识”：“沿着正聿老师哲学理论研究和探索的道路，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捉到其源于生命体验和理论想象的独特哲学研究风格以及系统独到的哲学观”[8]。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到《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再到《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都是这一“元哲学”追问的直接呈显和印证。而这一“元哲学”追问，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哲学的巨大思想解放和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近些年来，在“教科书体系”变革和“元哲学”追问的基础上，孙正聿先生又在自觉尝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9]。但在此之前，其实孙正聿先生就已经在开始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了，其标志性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一书。《智慧》最大的理论特色，就是不再纠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的争论，而是从“体系意识”转向了“问题意识”，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入手，依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在总结和回答这些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中，不自觉地走向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只不过该书还处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构建的“初级阶段”。

《智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本内容，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总体线索，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三者统一来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进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从“世界何以可能”到“解放何以可能”，阐述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变革，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的旨趣和道路；第二章从“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阐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批判”，论证了《资本论》的哲学；第三章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第四章从“唯心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第五章从“直观反映论”到“能动反映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论证了能动反映论的哲学；第六章从“表达时代精神”到“塑造时代精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的哲学；第七章从“解读马克思”到“发展马克思”，阐述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证了中国学者总结和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八章从“转识成智”到“掌握群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论证了作为“学说”“学术”和“学养”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理论内容和理论旨趣的具体论证和阐发，无一不是在教科书体系改革之后，“问题意识”自觉凸显和哲学观深入反思的基础，自觉的“学术体系”构建。

所以，《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最为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阐发，早已迥然不同于传统教科书“观点+实例”的表述，而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深入哲学史和现代哲学的理论背景中，面向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富有生命力和时代性的学理阐发和逻辑论证。《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自觉”构建，绝不是再去重构新的“教科书体系”，而是在“后教科书时代”的“问题意识”觉醒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的逻辑归结。唯此，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伟大“实践”方能升华和凝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体性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体性内容”也才能转变和活化为人民的“学养”。《智慧》既是社会解放思想和哲学思想解放的产物，又是“现实活化理论”和“理论照亮现实”的产物，它典型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虽然《智慧》“无意”直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但却在具体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理论性质、理论旨趣、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观、本体、实践、真理、价值等核心概念的独到分析等方面，无一不自觉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说、学术和学养的统一，从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并为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指引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开辟了一条可能性的道路。从“教科书体系改革”到“学术体系构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发展、让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的必由之路。对此，孙正聿先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较早就有着自觉的“学术的使命与学者的担当”，而这实际上也是其“乐于每日思考，志在终生探索”的“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必然结果。

三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中西马会通”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以“二孙”并称的孙正聿先生和孙利天先生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擅长理论思辨，以研究辩证法见长并以之起家的。但相比较而言，孙利天先生更以“中西马”的会通与融合见长。从《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再到《在哲学根基处自由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实际上无一不蕴含和体现着孙利天先生“会通中西马”的功底和情怀。其中，最为标志性的成果，当属《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说中国话》最大和最突出的理论特色，就是在希腊的理性精神、中国的德性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的“中西马哲学会通”中深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诚如孙正聿先生所言：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达到“说中国话”的学问境界。“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考”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理论自觉：以中国哲学的关于“日常日用”的思考来探讨和阐述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问题，在这种探讨和阐述中达成“中西马哲学的会通”，并进而实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10]

《说中国话》虽然是孙利天先生自选的一本论文集，所收论文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但它却紧密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追求”这一宗旨，大致表现了作者学习、思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轨迹。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视野”，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总体精神氛围中，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理解为思想内容的真理，理解为认知概念框架和价值态度框架统一的学说，理解为哲学的人生态度和境界。作者一方面试图利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和它自身的理论困难作出回答。中编为“现代西方哲学批判”，主要集中探讨了关于哲学的合法性、生活世界转向、语言转向、分析哲学的辩证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作者都力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下编为“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考”，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比较和会通中“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力争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可以说，《说中国话》集中而深刻体现了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以及“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思考”中，作者始终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理论追求——“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在孙正聿先生看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既不是用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表达方式来改造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体系的表述，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的内容“装进”中国哲学的概念框架，而是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自觉，在回应时代性的人类问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塑造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以这种“独特声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这就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1]也就是说，“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本质上就是要在“中西马会通”的哲学观念的变革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落到实处”，从而根本改变哲学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形象，使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

在为这部书写的评论中，孙正聿先生强调：“这部著作给予人的突出印象，是它的凝重而又空灵的哲学思考。说它凝重，是从它所论证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论证说的；说它空灵，是从它对问题的领悟和表达的思想说的。这种凝重和空灵，不只是凸显了作者的写作风格，而且体现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努力。”[12]可以说，“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孙利天先生早在读大学时就立下的学术志向，在后来的学术人生中，他一直以“做哲学的学生”的姿态努力践行着这一志向。虽然作者后来自谦“在今天没有谁真能做到会通中西马，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学者可能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自己“现在能做的是在中西马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深化某些哲学问题的思考，拓展思想的可能空间，寻绎新的思想道路”[13]。但在实质性意义上，《说中国话》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在“中西马会通”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落到实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移居”。

四 《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

作为人生阅历和知识背景都不同于高先生和两位孙先生的吉林大学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人的杰出代表，贺来先生有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思想成熟”。贺先生虽然年轻，却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吉林大学哲学学科追求哲学观念变革的优良传统。坚持“努力推动哲学观念的深入变革”，贺来先生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和学术担当：“哲学观念变革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种需要哲学不懈奋力承担起来的天命。正是基于这种自觉认识，我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做出一点有限的贡献。”[14]因此，孜孜以求地努力推进哲学观念深入变革，是贺先生自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和学术理想。从《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到《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再到《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何以可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就一以贯之地很好体现和证实了这一点。而《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更是集中代表和表达了作者在现代西方哲学背景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深入探索。

《变革》一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马克思哲学与哲学存在方式的变革”，是对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存在方式方面所实现的现代哲学变革的探讨。对哲学的合理存在方式重新进行反思和探寻，这是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过程中哲学的重要主题，马克思在此方面作出了十分特殊的贡献。对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存在方式的转换上所做的重要工作及其在此过程中所显示的特殊的哲学维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马克思哲学在“哲学的立足点”“形而上学”“实践观”“现代性反省”等重大问题上所实现的范式转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阐发。中篇为“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变革与哲学观念的范式转换”，围绕着哲学领域最为基本和重大的一系列问题，探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念的现代变革。这些问题包括“存在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观”“人的自我理解”“主体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均是哲学史上最为经典和核心的问题，马克思以现代哲学的眼光，对它们作出了区别于传统哲学的创造性回答。下篇为“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变革与现代社会”，是对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变革与现代社会深层关系的探讨。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变革，是与他对现代社会生活深刻的批判性理解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性理解，构成了其哲学变革的深层现实基础。在这一部分，围绕着马克思哲学的“社会观”与“发展观”、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理性”思想与“真实共同体”的探寻、马克思哲学关于“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理解、马克思哲学对于“价值虚无主义”的反省等与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最为内在关联的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有一定新意的理解。正如作者所言：自己内在的思想脉动“就是在充分吸收和消化现当代哲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哲学与社会的理论与现实语境，针对长期以来不予反思的一些重大哲学观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努力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以推动哲学从过时的教条中实现自我解放，并以此推动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15]。

《变革》表明，马克思作为现代哲学家，是推动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人物。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不少人停留于传统哲学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哲学，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便是：马克思哲学中那些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创见和思想智慧被深深地掩蔽起来。这是对马克思哲学和对我们自身的双重损害。揭示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旨趣。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哲学关于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反省，对未来人的更为合理的可能生存样式的探索，是正在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当代中国人必须认真聆听并深入体味的富有穿透力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今天中国人思想和语言中极为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对于我们进一步变革哲学观念、推动思想解放，摆脱和避免过时的、陈腐的观念和原则的纠缠和困扰，并因此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十分特别的必要性。因此，阐发和拯救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哲学意蕴，并从今天的现实生活和哲学思考出发，彰显和焕发其应有的思想魅力，使之成为我们时代哲学智慧的内在构成力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重要理论任务。为此，贺来先生强调这才是“纪念马克思并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16]。

如果说高清海先生主编的《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那么贺来先生的《变革》，则又立足于现代哲学的革命，实现了从“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向。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存在论”，这四本书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共同的理论倾向，“就是把教科书时代的政治型哲学原理转为后教科书时代的学术型哲学原理”[17]。也即从“教科书体系”向“学术体系”的转变。

五 结语：在“学术体系”构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

时至今日，马克思诞辰已过2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也近100周年，新中国成立已7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4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实践的巨大变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跳出了传统“教科书模式”，更加注重在面向本文、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中挖掘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神和理论旨趣。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同时，实现着自身的思想解放。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已经从“体系意识”转向了“问题意识”，在自觉提出和解答重大理论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和深入发展。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停留于“问题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进一步升华和凝结为一定的“学术体系”，也即从“教科书体系”走向“学术体系”，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构建“学术体系”中真正获得其“实体性内容”。对此，孙正聿先生已有了充分的理论自觉：“任何一门学科的实质内容、研究水平和社会功能，无不集中地体现为该门学科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专业性，是该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学术体系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是该门学科的实力的象征；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则不仅是该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和实力的象征，而且是该门学科的特色、优势和自信的体现。”[18]为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孙正聿先生正在努力为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又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理论照亮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并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变革，这是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根本方向。”[19]而作为孙正聿先生“学术知音”的孙利天先生，也提出要在“中西马会通”中，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体系。[20]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取代“教科书体系”，而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和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和理论旨趣，其本质上仍然是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在一定意义上，以高清海先生为代表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共同体，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体系改革”，成功地奠定和拓展了该学科在国内哲学界的主流地位和长远影响。而在今天，以孙正聿先生为代表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新学术团队，又在自觉地积极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实际上，在高清海先生实现“教科书体系变革”的《基础》之后，无论是孙正聿先生的《智慧》，还是孙利天先生的《说中国话》，以及贺来先生的《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探索和构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学术体系的构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势必会极大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进展，并进一步维护和稳定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该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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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刚，吉林大学教授。

[2] 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册、1987年下册；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孙利天：《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

[3] 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册，第1页。

[4] 王南湜：《启蒙及其超越——高清海哲学思考的轨迹与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5]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5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6] 孙正聿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1978—2009）》，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7] 孙利天、孙祺：《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孙正聿教授哲学理论研究和创新之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

[8] 孙利天、孙祺：《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孙正聿教授哲学理论研究和创新之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

[9] 参见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10] 孙正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和意义》，《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

[11] 孙正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和意义》，《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

[12] 孙正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和意义》，《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

[13] 孙利天：《在哲学根基处自由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14] 贺来、马新宇：《努力推动哲学观念的深入变革——贺来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15] 贺来、马新宇：《努力推动哲学观念的深入变革——贺来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16]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17] 张法：《从四本哲学原理著作看中国当代哲学原理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8] 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19] 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0] 孙利天：《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