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

10世纪初形成的十国大都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这种动荡致使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131] 农民大量逃亡，农田荒芜，城市被围困，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新的统治者便对其所辖区域进行调查，将恢复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农业是财富的基本来源，新的统治者们将注意力转向恢复农业生产力和基础设施的重建，这些都是恢复稳定的关键。

恢复农业生产和解决产品的分配是重建秩序的最重要一步，10 世纪初期，几乎所有地区显示出经济改善的迹象。随着各国局势逐步稳固，统治者陆续颁布法令促进农业的发展。[132] 实施更具体的措施也成为可能，这些组合措施行之于各种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减轻税收负担。黄巢起义多年之后，伴随着唐朝崩溃而引起的豪强混战席卷整个南方，众多将领为了应对战争，在其统治地区内极力扩大财政收入，继续这种沉重的税收是各种势力建国初期的普遍政策，但是随着和平的恢复，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再是必需的，统治者便开始以恢复农业生产和繁荣为目标，因此至少一些统治者采取新的措施缓解这些沉重的税收负担。据司马光记载， 904年：“王建赋敛重，人莫敢言。冯涓因建生日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建愧谢曰：‘如君忠谏，功业何忧！’ 赐之金帛。自是赋敛稍损。”[133] 同书也记载福建地区的闽国统治者王审知“宽刑薄赋”[134]。

社会恢复稳定以及税收的减轻有助于重现数个世纪之前的繁荣。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采取了积极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如扩展水利网络和开垦荒地。十国[135]中所有国家都是在水稻灌溉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成功。这种水利网络在9 世纪末之前遍及整个南方，经过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人口急剧增长和经济扩张，长江流域成为整个帝国的粮食产区。新的国家的财政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率，而这只有通过扩大灌溉网络，创建新的水田才可以实现，到10世纪初期，水利工程已经遍及整个南方。例如在四川地区，成都平原的眉州刺史张琳对通济渠加以整修和扩建，灌溉面积大幅度增加，据史料记载达15000顷，于是张琳便获得这样的赞美：“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粳稻丰。”[136] 在荆南，高季昌大兴农业复垦工程，指挥建设超过三十三里的横跨汉江和长江河流的堤坝，有效地防御了洪水，该水利工程还灌溉了大量良田。[137] 在楚国，因为潭州东部山区有大量泉水，马氏修筑建造堤坝收集泉水，从而灌溉万顷良田。

类似工程在南方各国普遍展开，[138] 但是扩张水利网络最积极的国家是吴越。尽管吴越地形复杂——从杭州湾周围的平原到内陆的丘陵地带——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是最繁荣富庶的地区，吸引大量人民在此定居。开垦水田所产水稻产量的增加对吴越国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沿海堤坝和蓄洪水库，这些土地便会定期泛滥，尤其是在风暴潮高发的春天和秋天，因此吴越统治者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加强防御。910年修建了防止海水倒灌的吴越捍海塘，通过此项工程有效地保护了海岸附近的良田，不但有利于农业发展，而且保护了杭州城。正如司马光所说：“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唐，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139] 捍海塘不仅抵挡了钱江大潮，确保了杭州城墙的扩建，更为重要的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140]

也许最重要的制度变革便是吴越统治者，他设立了专门的官吏负责农业和水利（都水营田司），据史料记载：

置都水营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径下吴淞江，自急水港下淀山湖人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141]

一个多世纪后，范仲淹写道：

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毁。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贡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询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堕废，失东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至一贯文者，比于当时其贵十倍。[142]

12世纪，范仲淹对这种水利工程大为赞美，他认为钱氏家族的统治使得农业繁荣，一百年间只有长兴地区（930—934）有过洪水。

伴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农业的商品化、手工业的扩张、贸易网络的恢复和构建也随之而来。例如，茶成为国内贸易的重要商品。早在908年，楚国马殷的谋士高郁就说：“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马殷从之。”[143] 当然，楚国不是十国中唯一的产茶中心。965年，宋朝打破购茶垄断，范围包括长江沿岸，以及刚刚从南唐收回的五个地区。这些垄断地区很明显地反映了早期茶叶生产模式，产茶地区多分布在楚国两条河流之间的山地，土地多开辟为茶园。福建的西北角早在晚唐时期便是第三个产茶中心。尽管关于闽国以及茶叶生产我们缺乏确切的史料，但是在《太平寰宇记》中关于茶叶的记载表明产茶广泛存在于这一地区。[144]

最著名的茶叶中心产地除了楚国之外，毫无疑问便是四川了，这一地区一直以产茶闻名。茶叶生产在十国时期非常重要，毛文锡的《茶谱》便对茶叶进行了探讨。毛文锡是王建朝廷的翰林学士承旨、文思殿大学士、司徒。[145] 尽管有史料表明前蜀允许私人进行商品贸易，但是据苏轼的弟弟苏辙记载，王建已经建立了茶叶垄断贸易：“臣闻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即宋太祖）平蜀，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皆便之。”[146]

在许多地区，植桑养蚕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四川地区生产的精美丝绸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11世纪宋代的笔记小说《茅亭客话》一书中，便记载了前蜀、后蜀时期四川地区养蚕业和桑蚕市场的发展状况：“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藂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藂所在致市居。此之遗风也。又蚕将兴，以为名也。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147]

这些市场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9世纪末。[148]《五国故事》还记载了王建造访市场并且人民普遍植桑养蚕。[149] 楚国也不仅仅是十国中茶叶的唯一来源，四川也不是唯一的丝绸业繁荣之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925年条中记载楚国：“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150] 918 年，吴国大臣宋齐丘成功地执行以现金代替布或谷物的税收政策，之后“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151]。南宋于1167年颁布的法令重新执行了吴越统治者的这一政策，每一亩水田征收大约一尺的柞丝绸的赋税，每一亩桑田征收大约四尺柞丝绸。这份史料表明，丝绸已经成为这些地区财政系统的要素了。[152]

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是各个国家时常以促进茶叶和丝绸生产的方式来提高财政收入却隐含在所有上述史料中。另外一些国家通过发展手工业生产来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当然，养蚕不可避免地与纺织业生产关系密切。十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著名的纺织中心或者一些政府经营的手工业中心。[153] 许多史料明确记载他们的商品尤其是最重要的纺织品作为南方王朝的贡品送到北方朝廷。陶瓷业是十国的另一个重要手工业。尽管手工业发展广泛，陶瓷也作为常贡存在，但是在吴越，除了民间手工业之外，官办手工业也广泛存在。现代史学家指出：“越窑和西山窑毫无疑问达到了10 世纪的顶峰，这与吴越统治者的支持密切相关。”[154] 第三个重要而又广泛存在的行业是采矿业，十国不仅仅向北方朝廷输入金属，而且还发行自己的货币。

手工业是十国重要的经济部门，同农业相同，手工业也经历了多元化的扩张和发展。甚至几个州繁荣的手工业成就了这个国家的繁荣，经济和政治赖此生存。手工业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贸易的发展。尽管跨越区域的贸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和跨区域的贸易在8到9世纪期间才极大地扩张。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江南有着更多的土地可以开垦，加上此地统治薄弱、官僚监管有限，北民南迁到长江以南造成的。另外几个世纪以来海外贸易也迅速发展，刺激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例如广州、泉州、福州和扬州。因此可以说，贸易并不是十国的新事物，也没有在此时出现新的贸易模式。但是此时贸易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此时的贸易处于跨区域状态；二是贸易收入在一些国家重要性增加，甚至关系国家的存亡。

贸易通常分为三种：国家内部的贸易；十国之间以及与北方王朝的贸易；与南海诸国之间的海外贸易。各个国家的内部贸易的问题是上述三种模式中最明显的和最困难的。除了四川以外，其他地区蚕市的记载以及内部贸易的记载很少见，几乎全部是逸事。[155]

更多的史料记载了十国与北方朝廷之间贸易。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经过研究考证了南北贸易和官方文书往来的三大路线：江西的赣江、湖南的湘江以及大运河。[156] 尽管大运河最为著名，然而大运河是这三条路线中最不重要的。国家之间也因控制贸易路线以及重要港口如扬州而引起冲突，运河流域的国家吴和南唐、吴越和北方王朝的运输也严重依赖于京杭大运河。

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航线连接南北：即海运航线。海运航线到达山东半岛沿海，甚至向北远至契丹、朝鲜半岛和日本。由于海运航线有着无法预测的危险，如海盗和风暴，因此这不是首要选择，只有内陆航线变得危险的时候才会选择海运。司马光所指的这种困难在记载钱镠中提到，湖南南部[157]的赣江上游地区虔州被卢光稠控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卢光稠控制下的区域是连接东西南北的十字路口，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918年被吴灭掉。“先是，吴越王镠常自虔州入贡，至是道绝，始自海道出登、莱，抵大梁。”[158] 福建地区的闽国统治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是时，杨氏据江淮，故闽中与中国隔，越审知每岁遣使朝贡，海至登、莱，抵岸往复，颇有风水之患，漂溺者十四五。”[159]

十国之中除了四川地区的前蜀、后蜀，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紧密，而且与北方王朝有多条通道互相往来。蜀国通过早在一千年前秦始皇时代所开通的路线同北方王朝进行往来。因此可以说十国各国之间以及十国与五代之间往来非常密切。因为五代各国一直被视作正统，因此五代各国对贸易的记载保存最好，另外许多贸易是以朝贡的名义进行的，然而看上去十国与五代之间的贸易更多的是由十国来主导的，不论是朝贡还是国家间的贸易。吴越、闽、楚以及荆南总体上都维持着与北方五代之间的常规贸易，尽管有一些间或中断，作为朝贡的商品也大都是商业贸易。楚国每年输出二百五十斤茶，吴越输出大量的丝绸和金属产品，闽和南汉从南海国家进口商品。[160] 司马光在论述朝贡贸易时直接写道：“朝议多言镠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161] 闽康宗王昶派遣郑元弼为使节，以朝贡和贸易的形式出使后晋，面见晋高祖（936—942年在位）。因为郑元弼要求用对等国家的礼节致书往来，后晋高祖认为他的态度傲慢，因此郑元弼和其三百五十个随行人员被后晋高祖投入监狱。后来后晋高祖又接见郑元弼等人，下诏释放了他们。很明显，大部分追随郑元弼朝贡的人并不是为了朝贡，而是为了商业贸易，即使是官方也承认商业贸易是朝贡的一部分。五代和十国进行的贸易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朝贡这样的仪式性关系来维持的。

十国中的许多没有朝廷背景的商人也通过官方控制的贸易路线进行商业贸易。例如，10世纪初，楚国开始建立了由国家控制茶叶贸易的官邸，然后通过贸易网络来调节出售给北方王朝的茶叶。据司马光记载，此项政策是出自朝廷官员高郁的建议：“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162] 楚国的商人通过向北方出售茶叶而实现盈利，并且有效垄断了这项产业，这些利润用来购买纺织品以及供应朝廷和军队所需，这些都是高郁的建议。正如司马光指出的那样：“楚地多产金银，茶利尤厚，由是财货丰殖。”[163]

吴越也试图控制对北方朝廷的贸易来获取利润，尽管没有像楚国那样设置官邸与北方朝廷贸易，但是也积极通过贸易寻求获利：

是时，江淮不通，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而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民负失期者，务吏擅自摄治，置刑狱，不关州县。而前为吏者，纳其厚赂，纵之不问。民颇为苦，铢乃一切禁之。然铢用法，亦自为刻深。民有过者，问其年几何，对曰若干，即随其数杖之，谓之“随年杖”。每杖一人，必两杖俱下，谓之“合欢杖”。又请增民租，亩出钱三十以为公用，民不堪之。[164]

很明显，商人在吴越朝廷的官方许可下与作为“中央王朝”的北方王朝进行直接贸易，这些贸易很明显不受直接监管。他们通过贿赂的手段买通北方朝廷的官员，从而可以不受干扰地获得更大利润，甚至因债务监禁北方当地人民。

五代与十国之间的贸易不仅仅使商人获利，政府也获得大量利益。例如，楚国采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对商人间接收税：

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165]

由于商人通过楚国的湘江来经商，致使楚国无法对商人直接征税，针对这种情况，楚国便设置了这样一种方式来获得利润。荆南的方式更为精妙：“荆南介居湖南、岭南、福建之间，地狭兵弱，自武信王季兴时，诸道入贡过其境者，多掠夺其货币。”[166] 荆南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依赖于这些“收入”以维持国家的运转，发生在948 年的一件事揭示了这种状况：“高从诲既与汉绝，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乃遣使上表谢罪，乞修职贡。”[167] 荆南位于南北之间的内陆要道上，而且还控制着吴、南唐和四川地区交界处的长江流域。荆南可以凭此战略要地征收重税，国家也因此变得依赖于这种税收，当947—948年交通路线中断时，荆南便很快衰落。

除了五代与十国之间的南北贸易，十国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据11世纪苏州文人朱长文记载：“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168] 这种状况在《五代史补》中也有记载：“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169]

沿岸的贸易港口，如明州、杭州以及内陆的苏州等城市，往往通过南方的闽和南汉来与南海国家进行航海贸易。尽管这种贸易使各方受益，但是最南端的国家由于国内欠发达，在财政上往往比中原国家更加依赖于这种贸易。元朝时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认为南方许多沿海城市的航海贸易可能会随时停止：“自福州洋过温州洋，取台州洋过天门山，入明州象山洋，过涔江，掠洌港，直东北度大洋，抵登、莱岸。”[170]很明显，从福建沿海前往山东会在中部的一些港口如明州驻足停留进行补给。

除了沿海有贸易路线，十国内部也有着贸易路线。我们分析南唐和闽之间的贸易史料便可以得出，当南唐试图入侵福建西北部之际，“唐翰林待诏臧循，与枢密副使查文徽同乡里，循常为贾人，习福建山川，为文徽画取建州之策”[171]。从《十国春秋》也可以得知“有贾客沈甲者，常来往番禺间，广帅优待之”[172]。这些史料都涉及一条南北走向的线路，揭示了前面所提到的赣江和湘江的贸易路线。还有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即荆南沿长江连接江淮和四川的东西贸易路线。例如：913年，高季昌为加强防御便“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173]。使得他不再依赖于北方王朝。据《旧五代史》记载：“从诲东通于吴，西通于蜀，皆利其供军财货而已。”[174] 同样的，在四川的人物传记中记载了来自长江下游的商人经常在四川市场上购买特产：“荆、湖、淮、浙令人入蜀，纵价收市，将归本道。……蜀偏霸时，江、吴商贾入蜀，多请其画，将归本道。……蜀广政初，荆、湖商贾入蜀，竞请阮惟德画川样美人卷簇，将归本道，以为奇物。”[175]

十国试图垄断对五代的贸易，也有史料证明他们也试图垄断十国之间的贸易。例如，南汉的第二个统治者（刘, 917—942 年在位）在荆南首都江陵设立了一个官邸，旨在垄断南汉与北方朝廷贸易的商船所产生的利润。[176] 同样，闽在南汉首都广州设置了商业代理。自闽国第三代统治者王延钧（927—935 年在位）娶南汉统治者刘隐次女为皇后之后，“延遇闻惠宗遇弑，求归，不许，素服向其国三日哭”[177]。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十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已经非常密切了。

还有一种贸易形式是转运贸易，来自南海的进口商品通过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商人销往内陆中部城市和北方城市，南海就是中国所称的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海岸一带区域。这种贸易形式与前面提到的贸易形式关系密切，作为这种贸易的商品通常是国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南海转运贸易值得注意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因为不同地区盛产不同的商品；二是因为这种贸易使得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持续发展；三是最重要的，这是十国中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南汉和闽国。

南海贸易在9世纪之前便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但是在唐朝后期南海贸易的奢侈品贸易急剧增长：香料如乳香、樟脑、苏木和檀香；药物和香料有犀牛角（作为春药）、胡椒和阿魏；以及半成品的商品如象牙、龟甲。作为交易，中国主要出口丝绸、陶瓷以及金属器皿。9 世纪末，在海外贸易中至少有三个城市作为港口来主导与外国商人的贸易：广州，是最悠久的也是最活跃的；泉州，曾取代福州作为福建的主要港口；明州（今天的宁波），因杭州湾太浅，吃水深的海船只能将大部分运往杭州的商品在此地中转。这三个港口通过中转作用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例如，《旧五代史》记载：“陟乃僭号于广州，国号大汉，伪改元为乾亨。明年，僭行郊礼，赦其境内，及改名岩。陟僭位之后，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178]《五国故事》也记载泉州“延彬，袭其父，封于泉州。……既生，而有白雀一，栖于堂中。迄延彬之终，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179]。这种评论在《太平寰宇记》中得到印证，该书记载了宋朝福建地区的地理状况，提到“海舶香药”[180]。10世纪宋朝也认识到这些港口的重要性，设立了管理贸易的机构，控制着三个港口的海外贸易。[181]

对所有沿海国家来说，控制进口货物的转运贸易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唐代时就已经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来管理海外贸易，进口商品的出售就由市舶使直接监管，由他们出售给分布全国的商人以从中获利。十国时的沿海国家明显沿袭唐朝时的模式。据闽国王审知时期担任榷货务的张睦传记记载：“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182] 尽管史料未提及贸易监管，但是有明确的证据说明福州常与外国商人联系。

尽管没有直接史料证明此机构在南汉或吴越保留下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他们确实存在过。正如刚才提到的唐朝的市舶使成为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因此，其机构就应设在南汉的首都广州。毋庸置疑这些统治者也对异域商品感兴趣，欧阳修在谴责南汉的第二个统治者刘时说：“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183] 尽管两浙地区没有像唐朝的市舶使那样的机构存在，但是吴越同样进口大量异域商品。早在920年，钱镠就派使者前往契丹，向契丹统治者进贡犀牛角和珊瑚等南海贸易的商品。[184] 虽然这是唯一有礼物记录的一次交流，但是钱镠及其继承者都保持对契丹的定期交往，有可能这样进贡来自域外的礼物是经常的。多年之后，当吴越、前蜀统治者前往宋朝求和，送去的就有犀牛角、象牙、乳香、各种香料、药品以及各种与南海贸易有关的商品。[185]

十国中的三个国家明显地以某种形式控制港口贸易。对于闽、南汉以及有着同样经济结构的吴越，都意识到控制这项收入是国家生存的关键，但是这种收益并不仅仅停留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除了吴越以外，其他的沿海国家也是奢侈品的重要进口国家。这些商品市场主要集中在位于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传统的大城市。商品通过广州、泉州进入国内，然后通过吴越港口所经过的主要路线，这样便成为相关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尤其是闽和南汉，他们的商品相对较少的销往北方市场。这种港口转运贸易具有双重优势：一是对十国的统治者尤其是闽和南汉来说，这种贸易可以独立进行；二是对于十国的商人，这种贸易弥补了北方市场上所缺乏的商品，使他们得以进入与北方进行贸易的网络。此外，由于海外对中国纺织品尤其是丝绸、金属及其金属制品有着极大的需求，它使得中国商人进入海外市场；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五代及十国的陶瓷生产。

最后，我们应当讨论货币政策，这是一个对十国政治经济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南方商业繁荣而来的是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长。正如崔瑞德指出的那样，在整个9 世纪，试图控制货币发行的唐政府与需要更多货币的生产者、商人、消费者之间关系持续紧张。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商人便用铅、锡、铁非法生产的货币来补充标准铜钱。崔瑞德引用史料证明，早在8 世纪后期，长江流域便流通用铅或锡铸造的货币，这些货币没有政府授权，显然违反法律。[186] 然而到9世纪下半叶，24个州中的13个州被迫铸造铁币，这就是承认铜币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对货币的需求。

因此，随着差距的明显扩大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长期缺乏货币，二是铸造货币用其他金属而不是铜。两种因素共同推动了十国用铜、铅、锡和铁发行自己的货币，这样做既为了满足商业繁荣对货币的需求，又维护了十国的政治独立。日野开三郎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楚、南汉和闽面对金属的缺乏，无法积累铜铸币来满足商业经济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需要他们找到替代铜币的货币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国家积极铸造铅币、锡币、铁币，使得北方很快便陷入货币贬值的恐慌状态。942年建立的后唐颁布了禁止使用铅币或锡币的诏令，但是这项禁令在929年又重新颁布，因为“时湖南专用锡钱，铜钱一直锡钱百，流入中国，法不能禁”[187]。

这并不意味着流通于十国的货币被耗尽而产生了通货膨胀。很明显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不仅使得南方的经济出现商业化，而且还定为法定货币。尽管南方一些地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货币贬值，但是这种货币的转换对接下来几个世纪南方的商业发展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