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平时那是存一毛算一毛，即使每天清早都有屠夫担个竹篮子挑个几十斤猪肉在马路上叫卖，有个叫红毛的屠夫叫卖的声音最诱人，那这样也是无法做二伯的生意的。
我那时最期待的就是听到爸爸对屠夫喊：“到这里来。”当然不一定叫的是红毛屠夫。爸爸还是会为解我们的馋，一星期左右买点肉吃的。
我们家还喂了十来只鸡，母鸡、公鸡、阉鸡都有。只要母鸡下蛋，其他鸡长肉，妈妈对那些鸡在屋前、大堂、客厅、厨房过道，有时还有洗澡室里随便拉屎的行为还是可以习惯的，并且要一天用铲子铲几次，要是母鸡不下蛋了，去哪个厅堂角落孵个空窝，那它准没好日子过。一只母鸡就往家门前的田里一扔，淹它个惊魂散魄，或者用绳子绑在哪只凳腿上，两只鸡就一只鸡一只腿的都拴一根绳子上，目的是让他们受点刺激，打破这个生物节律。家里鸡蛋也时常有的吃，有时多了还会卖些给别人，有个什么特别的日子，我们家还会杀鸡吃。小学那几年，每次妈妈杀鸡把鸡做熟了，要不就白辣椒炒鸡或者干豆角煮鸡，还有油盐味精清煮鸡，都会拿一个小碗满满盛上一碗，叫我端到二伯那边给他。
二伯和我们相处几乎没有什么矛盾，而且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二伯在八九点钟左右会从我家右边的门走进来，拿出几张崭新的十块给我和我姐。我想应该是他提前准备的吧，反正有十块钱，我就很高兴。二伯那时也是一句话也不说，给我们后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小黑屋里。我们有几年叫过二伯和我们一起过年，可是他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们家的年夜饭每年必定是九个大碗：豆腐鱼，红薯粉煮豇豆、白菜、红枣炖猪脚、砧板肉、公鸡肉、牛肉炒魔芋、雪花圆子，还有一个碗就是红薯粉、猪脚、鸡肉中重复的一碗，这九大碗是爸爸每年都要求的，所以妈妈每到过年就会整天都准备食材做年夜饭。初一早上五六点左右，爸爸都会把我们叫起床，那时要吃年夜饭，多半眼泪挂在眼眶中随时都可能会哭，被叫起来，就好像一个陌生的场地一样，从爸爸那边传来一种无形而又庄重的仪式感，但他好像在传达着一种不能哭的信号，脸上又挂着微笑，年夜饭的鸡腿又从未逃过我的小嘴，所以我又陷于那种压抑而又满足接而适应的熟悉空间里。
而二伯那过年相比于我们家来说，那就不叫过年，一觉睡到天亮，早上起来搞几个菜：白菜鱼、砧板肉、雪花圆子，雪花圆子是我端去给二伯的，这样的菜已经很奢侈吧。而且大年初一他也不用到灶棚里煮饭吃，可以在里屋烧一两个煤球，既可以搞饭菜吃，也可以驱赶一下冬日的寒冷。因为有时过完年都会下雪，但即使冷，大多数大年初一都是感受到在烟花散尽后，阳光投射来的一阵暖意，一些人会在马路上晒太阳聊天，但都不会到别人家里去，因为初一是儿女给父母拜年的日子，谁到别人家玩，那就是给别人拜年，礼数周全的人家还会回礼或者包红包。还有一堆人便扛着块门板到哪个不为人所知的后山旱田里架起了押宝场，二三十人围在那里，不管输赢，过了初八或者再晚几天，一切都回归原位，只有二伯和那些从不赌博、打牌、抽烟喝酒的人，把钱一毛一块的存在了那个用袋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里。
冬天里，不只有过年的期待和打雪仗的乐趣，更长时间的是低温和寒风的折磨，耳朵上都会生出三四个冻疮。二伯再怎么适应环境也逃不过寒冷，他的手也被干冷的寒风吹吹出一道道沟壑，锄头把、柴刀把的震动使血从伤口处溢出来，再加上手表面都是一层干硬的老茧。这种应力集中在软弱的裂纹深处，基本上稍一用力就要破开新结的痂。不过二伯也不是没有办法，因为村里冬天干活的人也有用过，不同于创可贴的是，风湿膏更具有独特的功效。把一块没有撕下膜的风湿膏用剪刀或刀片分成五六条，哪里裂开了，就把风湿膏贴膜撕开贴在伤口处，因为风湿膏贴上去既能吻合老茧的开口处，限制开口程度，又其贴在皮肤上让深层有一种发热的感觉，所以风湿膏是二伯的必须用品，夏天的时候还能看见他手指上缠绕着几条。
要是这天下着冻雨，那二伯也实在去不了外面，牛也只能关在牛栏里反刍着早上二伯喂的干稻草，而他也能享受着这冻雨天的休息时光，拿一个在水桶里浸的糍粑，这时东西要放在柴火上烤那肯定得浪费掉一半多，所以二伯就放在煤火上，用一把铁夹横在炉口上，慢慢等它熟，糍粑被火烤得胀的鼓鼓的，热气从破口处喷出来，带着一种糯米久浸未换水的臭味和贴近去闻的一种食物的清香，给我的是一种不想吃又想吃的感觉，可能要吃也要他烤的皮脆一点，胀的鼓一点的吧，还放一些白白糖放里面才美味，二伯有时也放白砂糖，要是他吃糍粑，中午就不吃饭了。或者吃的是早上烧柴火的时候，在灶里煨的炭黑红薯。
二伯也就能和三伯一年到头还能搭上一点情绪，不过他俩看似是一场常年的冷战一样。三伯经常在外面打工，有时一年回来个七八天，或者两年回来一次。每当三伯回来，我都很高兴，他一般不带吃的东西回来，但我能向他要钱，而且三伯很舍得，我向他要，他都会给我十块左右，过年的压岁钱也给一人一百，但是妈妈不让我向三伯要钱，给的一百压岁钱我也不敢去买东西吃，只能给妈妈换一张十块的过来，但我也很乐意。
三伯一回来见着二伯，两人也是不搭不理。虽然三伯晚上是睡在那间老屋里，但白天搞饭菜，还是在二伯那边搞的，因为三伯那时比二伯更爱讲究卫生，所以他一回来准是要搞一天的卫生，二伯那边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更重要的是刷二伯那口经常在柴火上炒菜的锅，锅里锅外一层锅灰一层锅巴，没有半小时是刷不干净的，三伯一边刷一边嘴里嘟囔着，估计是在说一些二伯不爱讲卫生的话吧。而二伯要放牛、砍柴到很晚才回来，两人的饭点也吃不到一块儿。三伯一吃完饭就到马路边，大伯或者二娘家去玩，有时还到和他一起打工的伙伴那里去玩。二伯一回来不见三伯身影的时候就会骂三伯：“这条懒尸，只知道玩。”但两人要是碰着面了，也就跟没人一样，相互冷漠着对方。有时三伯回来，要到大年三十那天，他过年也和二伯一样，一觉睡到天亮，过完年，初八初九的样子就又出去打工了，走时两人从不嘘寒问暖，也不言不语。三伯在外打工，基本和家里人不联系，只能待人回来时看着身形，听着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