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下海

乡俗中有一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话说得很实在，多几种求生存的手段，日子过起来才滋润，纵有不期的天灾飞来，也不致于多么恓惶。乡村里的殷实人家，主人公除了做土地的行家里手外，总还有一两手积资敛财的绝活。相比之下，文人们自古以来就很“专业”，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的横风竖雨。运气好的人，从书中读出了颜如玉，读出了黄金屋，但更多的人把自己读成了“孔乙己”，无论寒春暖秋，一件长衫套在瘦瘦的身架上，这长衫不再是身分的标志，而是因为没有其它的衣服替换。

古时候文人的懒是出名的。中国发明了印刷术，印刷业却不发达，其劣根是在文人身上。老夫子们习惯在床上半躺着读书，软纸线装竖排，可以卷起来一行行上下分看，省力，舒服，读累了往床边一塞即可呼呼睡去；动情了，顺手揽过伴在一侧添香的红袖细腰，款款叙情。如果躺在床上读西方的精装套封书著，不仅不方便，且有举重之苦，中国文人太会享受了。

魏晋名士们不洗澡，不换衣服，乱发披肩，扪虱而谈诸行径有刻意的追求之嫌，半仙半鬼的，不够天然，且不必说。文化史上却有几个自然的大懒。当年的陶令公弃了小官怕的是“勤政”，中国的官越小越要勤，他受不了气，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移情田园，说桑话菊，唱山歌给鸟听。躬耕于南山之麓，却是菜种不好，粮食不够吃，基本上不能自食其力，成了当地的重点扶贫对象。最初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感动的不是他的才华，而是他的懒，像村里那类没有生活责任感的光棍闲汉，被褥多年不洗不晒，因而“冷似铁”。太阳出来了，蹲在墙根儿袖着手晒暖，天黑了，缩在床头隔着漏风的窗棂数星星。如果杜甫往屋顶上稍稍多压些泥巴，再强一些的风也不会吹飞茅草的。又如果他在当地是受尊敬的人，是“五保户”什么的，那些顽童也不会故意抱走茅草与他嬉闹的。因此当我读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一句时总觉得太好笑。

文人忌谈钱，君子不谋利，这是一般的说法，事实上文人只是不谈小钱，不谋蝇头利。“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自孔子以降，这便成了文人的最高理想。不卖给县里，也不卖给省里，专利做御用品，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人，苦苦活在各自的精神后花园里，一心幻想着皇帝的恩典与赐予。

近几年时兴一个词叫“文人下海”，文人到商海中挣生活费叫“下”，一副干部下基层锻炼的心态。这份几千年的虚荣与自娱，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