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国学是以“道”为核心研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学术体系，包括两个支点即常道非常道、上德与下德，四条原理即道生德畜、无中生有的生成论，道体德用、有无相生的本体论，知而不知、望无见有的认识论，下学上达、存无守有的实践论，一个目标即归根返本、物我同一。天人国学院丛书是以“天人国学”作为指导思想和解读方法去研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型丛书，弄清楚“天人国学”的基本内容是有效研读天人国学丛书的基础知识、基本观念，读者务必时刻牢记。
天人国学名称
天人国学的名称源自“中华文化传统”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文化传统”指的是在“传统文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无形的核心观念、基础系统、基本方法等，如中华文化传统的著名观点“道生万物”“道体德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天人国学”中的“天人”（三才即天地人、四大即道天地人）即源自此。“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如书籍、文字、历法、建筑、风俗、仪式等有形的基础经典，即“天人国学”中的“国学”，特指如《易经》《老子》《庄子》《大学》《中庸》等传统文化经典。
天人：天人的存在状态是“有”，是人类能够认识的范畴，跟存在状态为“无”的道的不可认识的范畴相对应。“天”是事物之本，“人”是事物之灵。“天”是认识的客体即自然（象征天地人，下同），“人”是认识的主体即社会（个体、群体及其关系，下同），“天”“人”如阴阳，相生相待、不可或缺。“人”认识“天”的唯一起点是“事物”——“事”象征“物”的“时空”和“状态”等，“物”象征“事”的“主体”即“物质”“意识”及标尺等。现实的“天”“人”关系是互动的关系，“人·社会”通过认识“天·自然”所具备的水平是这种互动关系的基本指标，这种基本指标的高低决定着“天”对“人”的作用和“人”对“天”的理解。这个基本指标越高，“天”对“人”的护佑越大，“人”对“天”的理解越深。“天”的作用力是决定性的，而“人”的反作用力是辅助性的，必须隶属于“天”的作用力，因此“人定胜天”必须是建立在“顺其自然”的基础上的“人定胜天”，而绝对不能相反！
“国学”主要包括“小学”和“大学”。“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文字解决的是认不认识这个“字”的问题，目的在于“据形索义”；音韵解决的是能不能读这个“字”的问题，目的在于“因声求义”；训诂解决的是理不理解这个“字”的问题，目的在于“贯通时空”。不明“小学”，无以通“大学”，因此“小学”是基础。小学之中有大学，大学之中有小学，通过小学而明白大学，不能长期停留在小学。“大学”是“大人之学”，“在于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华文化传统的观念、系统与方法。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语）：“道”是纲，其余的都是目，因此天人国学的关注点是“大学”，基本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修做人之心、练做事之能。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是“以人为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人文关怀。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看，“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齐物论》），没有认识主体“人”这个“是”就没有认识客体“物”那个“彼”，因此，一切认识的成果都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意识，而不是“物本身”，即“事物”并非是决定性的，而“意识”也并非是被决定的。从认识的目标上看，“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主体认识客体的目标是“修己”和“治身”，而“安人”不过“绪余”或“土苴”。“修己”和“治身”并非为科学而科学，为认识而认识，因而不是朱熹的“格尽天下之物方为圣人”，而是王阳明的“格正心上之物即为圣人”，圣人论的是成色而不是成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人皆可为尧舜。
以道为核心的天人国学的两个支点、四条原理、一个目标都是由“道”化生出来的。“道”有两种存在状态：“无”的存在状态决定了“道”的“不可见、不可名、不可听、不可触、不可嗅、不可度”等即“道不可道”的基本特征，因此“道”即“常道”，通称“道”，是不生不息的，是事物的究竟；“有”的存在状态决定了“道”的“可见、可名、可听、可触、可嗅、可度”等即“道可以道”的基本特征，因此“道”即“非常道”，通称“德”，是生生不息的，是事物的个别——“究竟”通过“个别”来呈现，“个别”因为“究竟”而存在。“无”不是“没有”，是比“有”还有的“有”，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无”。“无”至少有四种价值取向：一是“道生德畜”，跟“无中生有”相适应，在于时间的一维性；二是“道体德用”，跟“有无相生”相适应，在于空间的三维性；三是“知而不知”，跟“望无识有”相适应，象征认识主体跟认识客体的依存关系；四是“下学上达”，跟“存无守有”相适应，象征人类主体修为的价值取向。
常道非常道，上德与下德
天人国学的两个支点是常道非常道，上德与下德。常道、非常道是从“道”的存在状态“无”和“有”的角度划分出来的，目的是了解“道不可道”与“道必须道”的中华文化传统理论范式的天才构想。状态存在为“无”的道即“常道”，通称“道”，状态存在为“有”的道即“非常道”，通称“德”。“道”象征着“无限的事物”，因此回答这种存在状态的道只能为“不是什么”，否则“无限”立即就会陷入“有限”的泥沼。“无”是不可说的，因此《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有“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等著名经典阐述。“德”即“非常道”象征着“有限的事物”，因此回答这种存在的道·非常道即德是一般为“这是什么”。“德”是“可道之道”：能够言说的是“粗”，可以意致的是“精”，因此“德”有“粗”“精”之分，而“道”是“既不可言说也不可意致的”圣物，这种圣物“不可言说”“不可意致”却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这是因为“道”即“常道”是本质，只能通过现象逐步接近本质，而不可能完全认识本质。能够言说的“德”是“粗”，这是因为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多样性等所决定的；能够意致的“德”是“精”，这是因为人类感悟的细致性、独特性等所决定的。所以，人类所能认识的都是“非常道·德”，因为“非常道”的存在状态是“有”，因此人类所必须遵循的就是“德”。
道·常道生非常道·德，德分上德与下德。“上德与下德”是从“非常道·德”之价值取向的角度划分出来的：“上德”象征“无善无恶”的境界，这种境界不仅没有“恶”，连“善”也没有，存在于“至善至美”的道境——道境没规则，自然不用讲规则，因此是“无为无不为”的。“下德”属于“有善有恶”的人境，有善恶、是非，这是认识主体人类的专利，非我族类不可与焉，因此人类必须“明辨是非”——人境有规则必须守规则，遵守规则就是遵守天理，因此是“有为有不为”的。道·常道为不可见的道心，非常道·德为可见的天心。德分上德、下德：上德在天为天心、天理，是认识的客体，下德在人为人心、人性，是认识的主体。德在天为天理，德在人为人性，这是天、人关系的结合点，可见的天心和人心都统率于不可见的道心。
“下德”即“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是认识的主体人类赋予自己或认识的客体自然的价值评价系统。一切价值都源自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判断，“狼心狗肺”是人类对“狼”和“狗”的价值判断，“狼”和“狗”不可能对自身的价值加以判断，也不可能对人类进行判断——对饿狼来说，被吃人不过是可以解饿的点心而已，并非此人的善或恶而被吃或不被吃。不能把“狼”和“狗”的本性跟人类的价值取向混为一谈：报恩的狗跟养婴的狼一样，不可能有任何人类的价值判断，这一点，作者务必讲清楚，读者必须弄明白，不能有任何含糊！
“下德”的目标是“仁”，秉承道心、天心而来，所以《庄子·天运》有“虎狼，仁也”的著名论断。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对象，仁的含义与时俱进、与境俱化：仁之于“国家”就是“忠”，仁之于“父母”就是“孝”，仁之于“朋友”就是“信”，如此等等。“仁”的含义就是“恻隐”“爱人”。仁之于内即“仁慈之心”，仁之于外即“仁爱之举”，仁之于目标即“仁德之境”。“仁”是“下德”的目标，捍卫仁即“义”、遵守仁即“礼”、明白仁即“智”、笃行仁即“信”。义的含义是“义者人所宜”“赏善罚恶”，义之于内即“正义之心”，义之于外即“仗义之举”，义之于目标即“大义之境”。礼的含义是“礼者人所履”“尊天理守人伦”，礼之于内即“礼貌之心”，礼之于外即“礼数之举”，礼之于目标即“礼法之境”。智的含义是“智者人所能”、“怀良知抱良能”，智之于内即“明智之心”，智之于外即“智谋之举”，智之于目标即“智慧之境”。信的含义“信者人之基”、“无诚不为人”，信之于内即“诚信之心”，信之于外即“信用之举”，信之于目标即“信仰之境”。
“义”和“礼”属于“圣人素质”的范围，“智”和“信”属于“君子素质”的范围。人必须做君子，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君子素质”：做人必须有“信”即“良知”，做事必须有“智”即“良能”。《墨子·修身》说：“志不强者智不达！”没有崇高的信仰，天赋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圣人必须具备“圣人素质”：做君子在于遵守规矩即“独善其身”，做圣人在于制定规则而替天行道即“兼善天下”——名正言顺，位不当者事不成，眼底无私天自宽！不能要求人人做圣人，可是必须要求人人做君子，这个毋庸置疑！
就道·非常道而言，核心是德，德是基于上德的，适用于自然，属于“无善无恶”的境界，因此上德近乎道；就“非常道·德”而言，德是基于下德的，适用于社会，从天理方面即仁义，从人性方面即功利，属于“有是有非”层次，因此下德的目标是仁。
道·常道跟非常道·德的关系是包容关系，非常道·德包含在道·常道之中，通过德的“可道”不断地感悟道的“不可道”；上德与下德、天与人等跟道·常道与非常道·德的关系一致。道·常道跟德·非常道·德、德·上德与德·下德、天与人等都是包容关系，不是并立关系，这一点必须弄明白。中华文化传统的这种天才设计是天人国学的核心和精粹，明白或者不明白这种基本观点与否是检验对中华文化传统核心观念是否理解的试金石。
生成论：道生德畜，无中生有
四条原理之一的“道生德畜、无中生有”的生成论，阐述的是事物的由来和发展，即“源流规则”，是事物在时间序列上的展开。按照“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等基本论断，“道”的功能是“生”，“德”的功能是“畜”。生成论解决的是事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按照《国语·郑语》“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百物”的观点，天人国学得出了“土生万物”的论断，因此五行的关系是“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周而复始、辗转相生，而以金、木、水、火、土这种顺序的说法不宜继续出现在日常的流传之中。天人国学按照“土生万物”的观点，五常“仁义礼智信”跟五行“土金水木火”依次对应。
本体论：道体德用，有无相生
四条原理之二是“道体德用、有无相生”的本体论，阐述的是现实事物运转的规则，是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等基本论断推演出来的。“无中生有”是事物第一次的“生”，是本根，遵守的是历时性原则；“有无相生”是辗转的“生”，是须根，遵守的是共时性原则。道作为“体”、德作为“用”，两个方面不可或缺，相辅相成。“道”为“体”和“本”，是“静”，象征着“绝对存在”“绝对时空”，存在的状态是“无”；德为“用”和“末”，是“动”，象征着“相对存在”“相对时空”，存在的状态是“有”。“德”是在“有”的存在状态下运行的，必然有“静”和“动”两种状态。“静”是“相对静止”，属于“未发”的范畴，是“上德”境界，所以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适用于利根之人，即生而知之；“动”是“绝对运动”，属于“已发”的范畴，象征“下德”的层次，所以王阳明认为“有善有恶意之动”，适用于习心之人，即“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等层次。每个人都必须处在下德的层次，在下德的层次“动”是必需的，生命在于运动。“动”有两种方向或结果：“尊道贵德”的“动”是“正动”，即“下德”的正能量；逆天背道的“动”是“反动”，即“下德”的负能量。没有人类干扰的“动”，飞禽走兽、草长莺飞，狼吃羊、羊吃草，因为能够安于自身、率性而为，属于“正动”，所以《庄子·庚桑楚》有“唯虫能虫，唯虫能天”的著名论断。
认识论：知而不知、望无见有
四条原理之三是“知而不知、望无见有”的认识论。“知而不知”的意思是：“知”即“已知”，是有限的；“不知”即“未知”是无限的。人类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不可能认识无限，因此对“无限”只能“望”，对“有限”必须“见”，立足自身，脚踏实地、精益求精。人类认识的层次是：知之、忘之、不知，随着层次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提升，“知之”的最高境界是“不知”，“不知”是在“无所不知”之后出现的境界，是混沌而不是迷糊，不是懵懂的无知。认识论有“反正相成”、“模型演绎”等类型。“知”的最高境界是“不知”，其指导思想是：道不可道而道必须道，不可道之道是常道即“无”，可道之道是非常道即“有”，因此中华文化传统通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模型如汉字模型、八卦模型、八字模型等有限的“有”去阐述无限的“无”，因而形成了“不可道而道”“道而不可道”的独具中华文化传统特色的天才阐述特色的构造。
“反正相成”是基于言语的使用而言的，主要包括有关认识的理论和有关语言的特征。中华文化传统从来都不会离开现象去寻找事物的本质，而是一直在现象中体察、发现事物的本质。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日常生活中或从具体行为中去了解和体验，所谓感悟或直觉。一种是形而上的“负方法”即“反者道之动”的思维模式，创造了如《老子》中有“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巧若拙”等名句。
“模型演绎”包括汉语汉字模型、八卦八字模型。汉语汉字模型、八卦八字模型把阴阳、五行、干支、星象等一网打尽，巧夺天工、举世无双。汉语汉字模型：汉语音节少，音节含义多，因而汉字同音多，不同汉字把音节混沌的含义分解出来，因此汉语与汉字深度融合、高度一致，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维系纽带。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自源性文字，是唯一沿用至今的。汉字不仅深深打上了汉语的烙印而汉字反过来也给汉语极大的反作用，携带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基因：汉字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蕴涵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原则、方法等，对一个汉字、一类汉字乃至整个汉字系统进行解读，足以归纳总结出中华文化传统的原则、方法等，从测字、拆字那里也不难获得这种启示。
八卦八字模型：分为八卦模型和八字模型，在世界文化传统中独树一帜、独一无二、巧夺天工。八卦模型的指导思想是：易为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演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主大业。八卦模型作为一种模式去对自然和社会的事物进行模拟判断，因而形成了所谓“占卜”，用“吉凶悔吝”来进行判断。八字模型源自八卦模型：八卦模型关注点是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注重“道德”；八字模型关注点是社会和个体的关系，主要注重“功利”。八字模型是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按照年柱、月柱、日柱、时柱的方式排列的，通过八字模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字模型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模型，“我”跟其他“三天干”“四地支”发生“同我、我生、我克、克我、生我”等五种利害关系，被命理学概括为十神即“比肩·劫财、食神·伤官、正财·偏财、正官·偏官、正印·偏印”。八卦模型八字模型总的规则是“和谐”“协调”即“吉”或“悔”，反之则“凶”或“吝”。具体规则主要有“当位”“中位”“相应”“相乘”“相承”“相比”等，构成了一个分合统一、质量互变、周而复始及一般与特殊、整体和局部、必然和偶然、绝对与相对、历时与共时等解读原则。
实践论：下学上达，存无守有
四条原理之四是“下学上达、存无守有”的实践论。这是基于中华文化传统“身体力行、修己安人”的基本原则提出来的。顺而应之谓之道，调而应之谓之德。“下学”即“下德”，是“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所以必须“守有”，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践行；上达即“上德”，是“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所以“存无”，心存天理、替天行道。王阳明说：“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下学”的功夫最常见的就是《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归根返本，物我同一
天人国学的目标是“归根返本、物我同一”，这是基于“道本体”的必然要求提出来的。“归根返本”是就“人类社会”自觉“尊道贵德”而言的，“物我同一”是就人类社会“返璞归真”而言的。人类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界处大声疾呼：人类从何而来？人类往何而去？人类从道而来！人类往道而去！人类之所以“往道而去”，这是一种在下德层次的价值追求。一个人必须“做君子”，这是“下学上达、存无守有”的必然。做人的基础是“信”，“信”的起点是“诚”，因此天人国学认为“诚是天人之心”。“归根返本”的基本途径两个基本环节：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主要解决一个人身心的合一，“天人合一”主要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合一。“道本体”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命题，“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命题。邵雍有“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的论断。天人国学之所以把目标概括为“归根返本、物我同一”，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出现了“老实人吃亏”、“守信用被宰”、“循规蹈矩者失败”“伤天害理者独步青云”等匪夷所思的现象。为了正本清源，所以“立法必道”“司法必公”“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形成“个个守规则”“人人是君子”的局面。违背道德的，成为过街的老鼠；尊道贵德的，成为人性的自然。让“制造劣币的”得不偿失，让“使用劣币的”寸步难行；“监督劣币的”论功行赏，“检举劣币的”如同杀敌。当劣币成为过街老鼠的时候，道德复兴的时候就可能开始了！
杨郁
2015年6月25日（乙未·无妄年五月初十谦卦日）初稿
2016年1月30日（乙未·无妄年腊月廿一益卦日）再改
2016年2月10日（丙申·明夷年正月初三革卦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