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流传了几千年，研究了几千年，作为爱好者啃这样的一块硬骨头，无异于蚍蜉撼大树啊。可因为《老子》的魅力，我们还是知难而进，终于从版本、标点、翻译、归纳、分析乃至编撰《老子字典》等方面入手，完成了这个艰巨而很有价值的工作：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曾经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说法，鲁迅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我们虽然没有“披阅十载”的经历，可“增删五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的体验，倒是有多无少。可谓乐在其中，苦在其中，有乐有苦，无乐无苦。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和认真摸索，而今天人国学丛书之《道德经注解》的清样终于放在了案头之上，掩卷而思，感慨良多，情不自禁，欣然命笔，把其中甘苦诉诸笔端，既是表达自己的心路历程，也是与各位读者共享。
现在先说说“老子与《老子》”——当写下“老子与《老子》”这个题目并进行一番思考之后，一句这样的话油然而生——神秘莫测的老子，货真价实的《老子》。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老子无异是一个大大的名人，可对这个大名人的来龙去脉，后人却知之甚少。在诸子百家中，老子跟鬼谷子一样，众说纷纭，神秘莫测。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正义》引《神仙传》说：“老子，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摐，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有双柱，耳有三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时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史记正义》引《玄妙内篇》说：“李母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腋而生。”《史记正义》引葛玄说：“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
按照这些神神秘秘、奇奇怪怪的说法，“老子”可能姓李，可《老子》一书为什么叫《老子》而不叫《李子》，一直有人质疑。依据《管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取名的惯例，“老子”既然姓李，当叫《李子》，而其书也自然应该称《老子》。《李子》为什么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有人说：老子因为“老”，所以被尊称为“老子”——《史记》这样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有人说：老子不是老子的“名”，是老子的“号”——《史记正义》引张君相说：“老子者是号，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众理，达成圣孳，乃孳生万理，善化济物无遗也。”有人说：老子姓老，名“子”。老子为人名姓，亦姓老，名子。到了唐朝，唐玄宗李隆基对老子的《道德经》非常推崇，对他本人，更加推崇备至，故赐姓李，名耳。
经过这样一番研究，经过不断解释，后人连老子的“姓”和“名”都弄不清楚了——老子还是姓李吧，毕竟很多人都这样说，很多年都这样传。我们也想提出一种新说，比如按照《说文解字》“转注者考老是也”的说法，说老子本来叫“考子”，可心中没底，新则新也，不是创新，而是标新，就不敢造次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少花一些精力去研究“老子姓李还是姓老”，多花些时间去研究一下老子的普及工作吧。
在历史记载中，老子除了干过“周守藏室之史”这个工作，似乎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最为流传就是孔子曾经拜访过老子，并被孔子称为“其犹龙邪”。其后老子的简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迁的一句“莫知其所终”，老子从此就消失在人类的视线之中：有人说去了秦国，又说人西渡流沙，有人返回河南老君山。
据秦国《秦史》（《庄子》也有类似的说法）记载，老子在秦又生活了26年，死的时候秦人哀悼：“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子，如哭其父。”“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这句话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比老子年龄小，而“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老子出函谷关的时候81岁，又过26年，整整107岁，即使偶尔比老子活得久的，也肯定凤毛麟角，世间的什么东西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没有遇到过，何至于“如哭其子”？
老子可能死在了秦地，因为现在陕西省周至县的东南有“老子墓”，后人径题为“周柱下使老子墓”。在椭圆形墓冢前，还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1730—1797）所书“老子墓”石碑。毕沅是大学问家，可他的证据不可能比我们的多，所以不过说说而已。《水经注·卷十九·渭水》：“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经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我们查了有关资料，老子墓的遗迹至少有四个地方——陕西周至终南山西楼观老子墓、甘肃临洮老子墓、河南洛阳洛宁寿安山老子墓、河南鹿邑县老子墓——其中三处必假，其中两处在河南，另外两处在“秦地”——据此，老子入秦的说法自然应该被质疑！
也有人说：老子西渡流沙，过了新疆，过了沙漠，到西域去了，到印度去了，至今还留下了一部《老子化胡经》，有人还因此写了一部《老子西游记》云云。也有人说，老子既没有“入秦”，也没有“化胡”，而退隐老君山——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
由此看来，老子真的如司马迁所说“莫知其所终”，说不清楚了，因为老子太神秘了——其实老子去了哪里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老子活在人类的记忆中，老子活在人类的心中！
因为老子太神秘了，不神秘也就不是老子了，可《老子》这本书还是大致可以说清楚，因为关于《老子》版本，《老子》的注解，形形色色，汗牛充栋，其中的线索足以把《老子》的文本基本说清楚、大致弄明白。
元代正一天师张与材（？—1316）曾经说：“《道德经》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2004年10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老学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中收录了汉语《道德经》注译本2048种等。元朝曾经4次焚烧道教道藏书目，之前的注释本基本失佚，有人估计《道德经》注释本应该在3500左右。无论这些数目是否准确，一言难尽，可有关《老子》的注释本汗牛充栋，形形色色，名副其实。
《老子》不仅有“汗牛充栋”的“传统本”，还有“引人注目”的出土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帛书本”，1990年湖北荆门出土、1993年公布的“楚简本”《老子》。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近郊的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两种在被缮写在缣帛上《老子》，因此简称“帛书本”《老子》甲、乙本。甲本应抄录于刘邦登基之前，乙本应抄录于刘邦即位之后。1990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晚期楚简《老子》，竹简分甲、乙、丙三组71枚，被整理为十五篇，2000来字，可能是节选本。
《老子》的版本不仅在国内“汗牛充栋”，在国外也是“充栋汗牛”。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17年后回国时带去一批中国书籍，并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其后大量传教士涌入中国。对《老子》的传播，传教士和汉学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经有人说，《老子》曾在7世纪被译成梵文；17世纪末，有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18世纪初，有法国传教士傅圣泽的法文译本；18世纪末，有德国神父格拉蒙特的拉丁文译本。对《老子》的译本统计极其艰难，一是早期译本保存的情况不佳，二是选译本、节译本、编译本的标准难以把握，三是合译本、刊发本、修定本，数量难以统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丁巍《老学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的成果表明：东方语系503种，西方语系618种。西文版本的情况是：英文182种、法文109种、德文240种、俄文12种、西班牙文2种、意大利文11种、捷克文3种、丹麦文1种、荷兰文10种、芬兰文1种、挪威文1种、保加利亚文3种、瑞典文4种、世界语1种、奥地利文1种、拉丁文1种、葡萄牙文1种、冰岛文1种、匈牙利文1种等。到2008年，中南大学辛红娟教授认为可见各种版本的日文《老子》典籍399种。明朝末年，《老子》才开始了西方之旅，被域外广泛翻译与研究。翻译文字28种语言，版本1100余部，“居外译汉籍之首”。以前乃至现在都有这样的说法，《老子》是仅次于《圣经》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一部作品，可深圳新闻网2006年5月6日就曾经道报说，《老子》超过了《圣经》，成为全球翻译和注本最多的世界传统文化经典。
传统本《老子》一共是81章，习惯上被分为道经、德经两个部分。把“传统本”跟“出土本”加以比较，两者是有一些差异的。传统本《老子》定型于西汉，其代表作可能就是《老子河上公章句》，这个版本跟王弼《老子注》基本一致。“帛书本”《老子》和“楚简本”《老子》与《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传统本”有所不同，“帛书本”乙本《老子》避汉高祖刘邦名讳，与河上公本有所不同，这说明河上公本可能出现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
《老子》从先秦到汉初时都称《老子》，而经过西汉河上公、刘向规整以后，《老子》逐渐被称为《道德经》。东汉时期，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广泛使用《老子道经》及其注文。东汉时期产生的道教尊老子为圣主，尊《老子》为《道经真经》。由此可见，从东汉开始，随着道教的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老子》新的名称《道德经》已经形成并大有取代《老子》的势头。
司马迁把老子、韩非列在一个传里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能因为当时认为韩非是中国系统地研究《老子》的第一人，即韩非写了《解老》《喻老》两篇文章。并且事实上最早继承《老子》的应该是《文子》。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重要章句进行注解，似乎开了解释《老子》的先河——不过韩非的“老学”研究，不过简单的“说文解字”而已，谈不上比较系统的研究，更没有从“宇宙生成论”“哲学本体论”等角度切入，最多也就属于“生活智慧论”或“技术实用论”的范围，甚至达到“科学和谐论”的地方也是很少的。
汉文帝时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是后世流传很广的《老子》注本，以养生为特色，被称为最优秀的民间注本。与《老子河上公章句》同期的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可惜全部失佚。东汉有严遵《老子道德经指归》、道教天师张道陵《老子想尔注》等。三国时期魏国王弼《老子注》对后世影响非常大，讲究义理、对应、文雅，文人气、学术味很浓，被称为最权威的官方注本。
在唐朝，老子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唐玄宗曾经两次注释《老子》，即《道德真经注》《道德经义疏》。在有唐一代，魏徴、傅奕、陆德明、颜师古、成玄英等都对《老子》加以注释，影响不小。宋代道教大兴，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亲自为《老子》做注即《御注道德真经》。宋代最著名的《老子》注家南有天台山的张伯端，北有咸阳的王重阳——他们两人都是道教的大师。当时的很多著名人物都参与其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辙、叶梦得、范应元、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陆九渊、张栻等。
有元一代因为丘处机的不懈努力，道教再创辉煌，可因为有些道士得意忘形、倒行逆施，于是出现了崇佛惧道的大事件，曾经先后四次焚毁除了《老子》即《道德经》之外的道教书目。明太祖朱元璋的反元成功，对道家情有独钟，亲自注释《道德经》并颁布天下。明代的李贽、归有光、祝世禄、钟惺、洪应绍、龚修默等，都是著名的《老子》注家。到了清朝，朴学兴起，清世祖顺治亲自注释《道德经》。清代著名的《老子》注家有王夫之、徐永祜、徐大椿、纪昀、毕沅、姚鼐、潘静观、严可均、魏源、严复、孙诒让、邓延祯等。从清末至现代，《老子》注家有杨树达、罗振玉、马叙伦、陈柱、王力、高亨、蔡尚思、钱穆、于省吾、蒋锡昌、严灵峰、朱谦之、任继愈、罗根泽、徐复观、钱钟书、许杭生、张松如、梁启超、冯友兰、胡适、林语堂、南怀瑾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理万机的皇帝曾经有八位亲自参与注解《老子》——有四位的注本还流传下来，他们是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而另外四位的注本未能流传，他们是梁武帝（《老子讲疏》《老子义疏理纲》）、梁简文帝（《老子义》《老子私记》）、梁元帝（《老子讲疏》）、魏孝文帝（《老子注》、《老子义疏》）。至于有多少皇帝研究过《老子》，那就很难得出具体的数据了，很少有帝王不知道《老子》的，这话还是可以说的。
《道德经注释》所选版本：《道德经注释》以传统本《老子》作为基础文本，参考“帛书本”《老子》和“楚简本”《老子》等，这是因为：第一，两千多年以来，传统本《老子》流传非常广泛，乃至几乎家喻户晓，如果以貌似“新”的东西来取代成熟的东西，这不仅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更是对《老子》的不负责。这不利于《老子》的传播（文需通俗方传远），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入。第二，《老子》跟传统本《老子》相比，“帛书本”《老子》和“楚简本”的确在文字上、文序上和字序上有些差异，但只要把握住老子的基本思想，无论哪种文本都改变不了《老子》的基本思想，没有必要为“道德经”还是“德道经”而争论不休，更没有必要用所谓的“德道经”去否定“道德经”。做学问渴望创新，可绝对不敢“标新”——老子“三宝”为之一为“不敢为天下先”，研究“老子”、推广“老子”、首先必须不敢反对“老子”。并且，不能认为“帛书本”《老子》、“楚简本”《老子》就比传统本《老子》更古老、更经典、更有用，因此认为传统本《老子》一钱不值，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有些爱好者尤其如此！传统本《老子》是从古本那里流传下来的，不是凭空而来的，并且经过几千年的读者、研究者不断完善积累起来，传统本《老子》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结晶，绝对不能为了所谓的“创新”而把传统本《老子》当成“伪劣产品”，而“帛书本”《老子》、“楚简本”《老子》，不过是被历史淘汰的一种本子，不必厚古薄今！第三，为了照顾汉语的语音美、韵律美、结构美和简约美，对各种不同的文本，根据古今中外大师的观点和研究成果，《道德经注释》尽量选择合乎“四美”的字、句，使之朗朗上口，形式整齐，以利于言简义丰，以便于广泛流传，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处”“无一字无依据”。司马迁在《史记》说《老子》是五千余言，南宋大学者王应麟（1223—1296，《三字经》作者）在《汉志考证》中曾经说《老子》“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有爱好者按照现在的某些版本（间或是传统本《老子》跟帛书本、楚简本的混合）统计出有5635字。这种差距，意味着版本的不同，版本的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一切事情无从谈起。因此，对于传统本《老子》的句子前后完全重复而不会影响基本内容的，我们就删掉了后者。
这里只说说版本和标点的问题：我们以河上公本、王弼本、唐玄宗本为主，还参考唐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本、楼观台碑本、遂州碑本、敦煌写本，御注、邢玄、庆阳、磻溪、高翿、赵孟頫等本，帛书、楚简等并有关校勘、训诂等研究成果。
如第四章的“湛常存”：清文献学家严可均（1762—1843）说：河上作“湛兮似若存”，王弼作“湛兮似或存”；近代国学大师罗振玉（1866—1940）说：景龙、御注二本均作“湛常存”，敦煌本作“湛似常存”；日本著名汉学家武内义雄（1886—1966）说：敦本此句作“湛然常存”，遂州本“湛似常存”；曹魏学者王昶（？—259年）：邢州本“湛似或存”下句“谁”下有“之”字。按照“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的句式，我们选择了“湛常存”——湛，《说文》：“没也。”《小尔雅·广诂》：“没，无也。”“湛常存”即阐述道即非常道“虚灵不眛，似无而实有”的特征。经过这样一番“笨功夫”。
如《第四章》：“道：冲用之或不盈，渊似万物之宗。”
谦之案：“冲”，傅奕本作“盅”，“盅”即“冲”之古文。说文皿部：“盅，器虚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严可均曰：“久不盈”，各本作“或不盈”。罗振玉曰：景龙本作“久”，敦煌本作“又”，乃“久”之讹。俞樾曰：“道盅而用之”，“盅”训虚，与“盈”正相对，作“冲”者，假字也。第四十五章“大盈若冲”，“冲”亦当作“盅”。又按“或不盈”，唐景龙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为盅，殊胜今本。太平御览三百二十二引墨子曰：“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有弗盈即又不盈。谦之案：傅本“盈”作“满”，陆德明曰：“‘盈’，本亦作‘满’。”盈、满同义。一切经音义卷十三引说文“盈”作“器满也”。二徐本作“满器也”。田潜曰：“案水部‘溢’下云：‘器满也。’器满即溢，亦即盈也。故‘满’下云：‘盈，溢也。’训义甚明。”可证“盈”“满”可互用，惟原本当作“盈”。马叙伦曰：“‘满’字诸本作‘盈’者，荀悦曰：‘讳盈之字曰满。’盖汉惠帝名盈，讳之改为‘满’也，‘盈’字是故书。”“冲用之或不盈”有争论的字眼主要是“冲”或“盅”、“或”或“又”、“盈”或“满”：根据第四十五章“大盈若冲”，我们因此选择“冲”；根据河上公本作“或”，我们因此选择“或”；根据避讳而改“满”，我们因此选择“盈”。即我们选择的文本是“道冲用之或不盈渊似万物之宗”，断句为：“道：冲用之或不盈，渊似万物之宗。”其理由就是用“冲用之或不盈”“渊似万物之宗”两个比喻来象征道的特征，即“如冲……”“如渊……”，一目了然。可流行的标点怎样呢？五花八门：陈鼓应：“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傅佩荣：“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王蒙：“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张岱年是这样标点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我们查遍很多书籍，惟有张岱年有此标点，欣慰！
如第十章“营魄抱一”，我们的版本是“营魄抱一”，常见的版本都是“载营魄抱一”，这跟第九章的“天之道哉”关系密切。
谦之案：首“载”字，按郭忠恕佩觿卷上：“是故老子上卷改‘载’为‘哉’”。注云：“唐玄宗诏：‘朕钦承圣训，覃思玄宗，顷改道德经‘载’字为‘哉’，仍属上文。及乎议定，众以为然，遂错综真诠，因成注解云。”孙诒让札迻：“案旧注并以‘天之道’断章，而读‘载营魄抱一’为句，淮南子道应训及群书治要三十九引‘道’下并有‘也’字，而章句亦同。楚辞远游云：‘载营魄而登霞兮。’王注云：‘抱我灵魂而上升也。’屈子似即用老子语。然则自先秦、西汉至今，释此书者，咸无异读。惟册府元龟载唐玄宗天宝五载诏云：顷改道德经‘载’字为‘哉’，仍隶属上句，遂成注解。’郭忠恕佩觿则云：‘老子上卷改载为哉。’注亦引玄宗此诏。检道经三十七章王本及玄宗注本，并止第十章有一‘载’字，则玄宗所改为‘哉’者，即此‘载’字；又改属上章‘天之道’为句。今易州石刻玄宗道德经注仍作‘载’读，亦与旧同者，彼石立于开元二十年，盖以后别有改定，故特宣示，石刻在前，尚沿旧义也。‘载’‘哉’古字通，玄宗此读，虽与古绝异，而审文校义，亦尚可通。”
应该是“营魄抱一”还是“载营魄抱一”呢？先跟“营魄抱一”下面的句子相比：“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营魄抱一”跟“专气致柔”、“涤除玄览”文意和字数都很贯通，文句流畅，而“载营魄抱一”跟“专气致柔”不协调，显得很突兀。再看《楚辞·远游》：“载营魄而登霞兮”跟“载营魄抱一”句法结构不一样，意思也不相通。“载营魄而登霞兮”的“载营魄”跟“登霞”属于相通的句法结构，王逸所以注解说为“抱我灵魂而上升也”，“载”即“抱”，“登”即“升”，比较准确的注解应该是“抱我灵魂而登上云霞也”。“营魄抱一”的意思是完整的，那么“载营魄抱一”的“载”是什么意思呢？是“夫”那样的发语词吗？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乃至其后的汉语用例中，我们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因此即不属于《诗经》“载驰载驱”的“载”，也不属于“载歌载舞”的“载”。很明显“载营魄抱一”的“载”是一个“外来人口”，来自第九章的“天之道哉”的“哉”。唐玄宗诏书和易州石刻玄宗《道德经》都认为是“营魄抱一”，所以我们瞻前顾后、斟酌再三，决定取第九章为“天之道哉”而第十章为“营魄抱一”，这样可谓首尾相顾、前后照应。应该指出的是，“载营魄抱一”的影响很大很深，我们所见的《老子》版本，无一不是“载营魄抱一”，鲜有“营魄抱一”。且三国陆逊之曾玄孙陆云（与其兄陆机合称二陆）在《逸民赋》中有这样的诗句：“载营抱魄，怀元执一。”这无疑是来自《老子》“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因此，改动这样一个能够对和谐文句作用而“无关紧要”的“载”字，我们是承担着很大风险的！
如《六十二章》“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严可均曰：“不日求以得”，河上、王弼“求”字在“以”字下，高翿（高翿，字文举，号松岩贞隐，山东益津人即今河北霸州市，著名学者）“日”作“曰”。“有罪以勉”诸本作“以免邪”，高翿作“不免邪”。罗振玉曰：景龙、御注、敦煌庚、辛本均作“求以得”，王本、景福本作“以求得”。庚本“得”下有“之”字。又景龙本、敦煌辛本均无“也”字。毕沅曰：王弼作“不曰以求得”。陈碧虚曰：古本作“不曰求以得”，严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谦之案：罗卷、傅、范、彭、王羲之、赵孟頫均作“曰”，御注、磻溪、景福、楼正、室町、柰卷、顾欢作“日”，作“日”讹。俞樾曰：唐景龙碑及傅奕本并作“求以得”，正与“有罪以免”相对成文，当从之。“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九字为句，乃设为问辞以晓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则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应，犹言岂不以此邪，谦不敢质言也。下云“故为天下贵”，则自问还自答也。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研讨中，我们选择的文本是“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俞樾“‘不曰’字‘邪’字相应”的观点给我们以启示，因此标点为：“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不曰……邪”是一种反问的句式。我们翻阅了很多新式标点的文本：如任继愈《老子新译》：“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此自然是不明白“不曰……邪”是一种反问的句式所致，高亨《老子正诂》重订相同，可是意思还是清楚的。陈鼓应为：“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不仅选取的文字不同，标点就更是大相径庭了。即使选择这样的文字，即“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也可以这样标点：“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意思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同样的还有傅佩荣：“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林语堂讲国学》、王蒙《老子的帮助》为：“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陈、傅作为台湾来大陆弘扬国学的大师，理当知道俞樾的观点，或许看看高亨、任继愈等人的研究，也不至于出现这样“不辞”的现象。至于林语堂、杜曼、王蒙乃至许许多多的爱好者，他们并非大师，错了也就错了，也不必苛求了！
校勘文本，准确标点，是学习和研究《老子》的开始，没有这种基础的工作，那只能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那些连文本和标点都没有认真解决的东西，还有什么新的价值呢？因此《老子字典》的“字头”只有790个，字数只有5173个。字数虽然少了，可内容没有减少。以上这些内容，可以说是十分枯燥无味，可是真真实实的是“良药苦口”“无味大味”，读者当细下心来认真阅读和体会。我们不可能对《老子》每一个字的来龙去脉都在本书中做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但是并不等于本书中的每一个字的来龙去脉不是明明白白的。
3.文本注本：几千年来，传统本《老子》注本汗牛充栋，上到皇帝，小到平民，数不胜数，其中“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和“唐玄宗注”各具特色，我们以此作为基本参考注本，并称之为“三家注”。这是因为：第一，《河上公注》即《河上公章句》，是有关《老子》注本成书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被誉为《老子》第一民间注本；《河上公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天道与人事相通，治国与治身相通，《老子》本于清虚无为之道，“言治国治身之要（陆德明《经典释文》）”。第二，《王弼注》即《老子注》，是有关《老子》注本第一部系统阐述魏晋玄学的开端之作，标志着中国哲学从“宇宙论”向“哲学论”、神学向思辨的转变，被誉为《老子》第一官方注本；《王弼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对《老子》中的有无、体用、本末、动静、虚实等范畴的探讨，第一次提出老子“哲学本体论”的“以无为本”观点，对古代思维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唐玄宗注》即《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在有关《老子》的皇帝注本中很有特色：《唐玄宗注》以庄子的“性分”之说作为指导，阐明清静修身之玄机；以道家的“妙本”之说作为指导，阐明无为之政理——“内则修身之本，囊括无遗；外即治国之方，洪纤毕举（唐·杜光庭（850—933）语”。
“三家注”在“拓展思路、修身养性、治国安民”等方面用功甚深，多有发现，足以相得益彰，我们斟酌损益，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在准确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我们需要继承，可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盲从，不迷信，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在解读《老子》原典的时候，我们坚持“言必有据”“据必有本”“言之成理”，所以在相当程度上都以“三家注”作为解读《老子》原典的依据。当我们的理解与“三家注”有异的时候，我们或在“三家注”中加“按语”或在原典解读中加以指出。为了保证读者深度阅读《老子》经典，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我们以“三家注”作为基本注释，供读者进一步阅读和研究《老子》参考。
阅读和理解《老子》，不仅是字句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章句的问题，而必须从局部上入手、从整体把握，这是研读《老子》的有效方法，因此我们又精选了《八洞仙祖分章合注·太上道德经》（简称《八仙注》）、《吕子道德经解》（简称《纯阳子注》）、《老子道德经憨山注》（简称《憨山注》）。
《八仙注》的基本情况是：八仙指的是：正阳帝君钟离老祖即钟离权也称汉钟离、西华帝君李祖即李凝阳也称铁拐李、玉华帝君张祖即张果也称张果老、孚佑上帝纯阳吕祖即吕洞宾、瑶华帝君韩祖即韩湘子、妙法元君何祖即何琼也称何仙姑、光垣帝君蓝祖即蓝采和、黄华帝君曹祖即曹佾也称曹国舅。八仙有的真有其人如汉钟离、张果老，有的子虚乌有如何仙姑、蓝采和，因此所谓《八仙注》就只能算是托名了。壬辰（2012）仲秋我们曾在洛阳邙山之上清宫蒙道长赐一本线装版印《太上道德经》，且曰乃原先上清宫道长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获赠云云。几年以来，带着身边、放在枕边，时时拜读，其中很多地方的确有神仙的水平，看来原作者水平不低，肯定远远超过了当代超一流大学的大师，且这本《太上道德经》也见之于《道藏》。如《老子·第一章》：《八仙注》：道（元始一炁，虚无自然，括号内为八仙注下同）可道，非常道（道本无言，拟议便非）；名（长养万物，不可知识）可名，非常名（愈采愈深，愈执愈失）。正阳帝君注曰：此道字，在孔子言则为“后天”，《中庸》云：道之大原出于天，是有“天”而后有“道”，非“后天”而何？若以太上言，则“道”字乃“先天之道”矣。惟有“道”而后有“天”，所谓“道生天地”是也……《八仙注》分为两个部分，即“单句提要”如“非常道（道本无言，拟议便非）”和“语段解说”如“此道字，在孔子言则为‘后天’”……《老子》是必须细细琢磨、反复研读的，如果能够熟记“单句提要”和“语段解说”，必然突飞猛进。《纯阳子注》的情况类似，吕洞宾真有其人，所以我们选取了一些有见解的内容作为注释。
《憨山注》是对每一章的综合阐述，有不少地方很到位很深刻，在没有采用“天人国学”基本观点的情况有如此见解，实在难能可贵。憨山德清（1546—1623），姓蔡，字澄印，号憨山，法号德清，谥号弘觉禅师，安徽全椒人，为临济宗门下，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德清精通释、道、儒，主张三家的融合。《憨山注》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有一套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阅读对象。憨山德清认为《庄子》是《老子》的注释、“看老庄者，先要熟览教乘，精透楞严”等观点都是很深刻的。因此，我们取《憨山注》作为每一章的总结，如《老子·第一章》《憨山注》：此章总言“道”之“体”、“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学，尽在于此。其五千余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犹言也。意谓“真常之道”，本“无相无名”，不可言说。凡可言者，则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
4.著作结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熟悉和研究《老子》，我们把全书分为上篇、下篇和附篇三个部分，基本内容是：
我们把传统本《老子》从第一章到第三十七章归为“道经”，作为上篇；把第三十八章到第八十一章归为“德经”，作为下篇。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老子》每章的内容的紧密程度，共分为36讲，并从“道”的特征和功能两个方面，给每讲都新取了名字，说明每讲之间有着的逻辑关系，旨在说明《老子》是一本完整的学术著作，而不是一般语录集。每讲包括传统本《老子》的至少一章或多章；每章分为〖简注〗〖串讲〗等几部分。“朗读和背诵”是阅读和研究《老子》的基础功夫，多读几遍，开卷有益，务必牢记在心，切莫掉以轻心。《老子》有很多内容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名句，更是理解《老子》的关键词，所以读者只要反复玩味，就能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点基础。
学习和研究《老子》，下面的过程很有实用价值：阅读传统本《老子》，对比帛书本《老子》，能够用“白话”把内容说出来，进而对照〖简注〗反复阅读，结合其后乃至全本甚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基本观点进行思考，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可能深入浅出，不可能获得预期效果，这一点在这里务必先明白。
附篇《老子字典》是学习和研究《老子》的成果，是进一步阅读和研究《老子》的基本资料，是我们特别倾心之作，也是我们研究《老子》成果的结晶，读者认真品读，经常查阅，必将获得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事半功倍的效果！
现代有不少人可能因为只看到了《老子》的“短小”，而没有发现《老子》的“精干”，所以仅凭胆大就妄为，都想在老子这里分一杯羹、取一点巧——直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断宣称几千年没人读懂《老子》，而自己才真正读懂了《老子》。有清一代的魏源，其著作取名《老子本义》，可见其自负。而今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什么“传真”“同道”“天道”等，自以为得其真传，跟《老子本义》一样，都说别人“传”的“不真”，至少有掺杂弄假的充分。我们感到很纳闷的是：为什么老子的门下会出现这么多妖孽？丘处机曾经远涉万里在成吉思汗那里获得的无比恩赐却何以在元代灭道的事件频频发生？国学是心学，用心才能学，《八仙注》说“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只有自己才能明白自己的心，因此，读《老子》，在于明“道德”，不在“书读百遍”，而在“心领神会”。这不能等闲视之，不可心猿意马，任何囫囵吞枣，任何投机取巧，都是自欺欺人，实在值得每个学国学、爱国学的人扪心自问，谨言慎行，以免重蹈覆辙。妄图打着大师的旗号、玩弄神童的把戏的牛鬼蛇神，必然作茧自缚、咎由自取，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血河里！靠着国学生存而明目张胆地口是心非的牛鬼蛇神，他们比任何人都早就不相信怪力乱神了，否则难道他们就不怕地狱的恐惧和因果的报应吗？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早就说了，等着这些魑魅魍魉将是他们自掘的坟墓！
阅读《老子》乃至《庄子》有没有入门，中华文化传统“道不可道”、“道必须道”的核心观点是检验是不是进入了天人国学门槛的尺子：明白且认可这种观点的，虽然入室还远，可也算得上开始登堂了，如果还在不断地给道（常道）下定义、做训诂等，则离大门还远得很呢。明白就是知道什么是“道不可道”和为什么“道不可道”，认可就是按照“道必须道”去下学而上达。例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经在讥笑老子，在《老子》七言绝句这样说：“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而被人捧为大师的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举了这个例子，并且很得意地说这是“老子吃瘪”，是“用老子的手打老子的嘴巴”，是“世界上打老子耳光打得最好的”——南怀瑾的话是很大不敬的，每次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总觉得是不是记录的人弄错了——可事实上，这不是“用老子的手打老子的嘴巴”，而是白居易、南怀瑾用自己的手打白居易、南怀瑾自己的嘴巴。白居易喜欢“平白如话”、南怀瑾号称“不作结论”（南怀瑾有“三不方针”：不问训诂、不拘细节、不作结论）：“平白如话”很难明白“道可道，非常道”，这是共识；“不作结论”犹如走路没有方向、度量没有衡矩，那自然的信马由缰、兴之所至，不知所云……白居易、南怀瑾就是属于那种既不“明白”也不“认可”这种核心观点的代表，所以他们被我们判定为没有入门的“牛人”！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我们曾说“神秘莫测的老子”，“货真价实的《老子》”，其实《老子》也是“神秘莫测”的。《老子》并不神秘，找到了打开《老子》钥匙，这玄妙之门就豁然洞开，这就是“天人国学”，正如老子所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第七十章）”！因此研读《老子》没有想像的那样难。有的人《老子》倒背如流、可当活字典查阅，可是小和尚念经，这是没有任何真正价值的。只要心诚意正，就会开卷有益，不同的层次都有不同的收获。既不妄想一步登天，也不妄自顾影自怜。只要认真地读，细细地品，慢慢地回味，静静地参悟，读进去，走出来，就会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