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歌声飞过蓝天

在不停的行走中,我与这些年轻的脸庞偶然相遇,却久久不能忘怀。故事是平淡的、细碎的,人和岗位亦是平凡的。但苍茫大地上,谁不是渺小如菌呢。

初冬时节,天气已经很冷,我去中蒙边境一个边防连采访。在连绵起伏的大山里,与士官王北星邂逅。他是某边防团养护国防公路的刮路机机械手。

那天,碰到王北星时,他满头满脸灰尘,像一个刚出土的秦俑,棉大衣上一片一片的油渍,上面又是一层层的灰土,脏得几乎看不出颜色。他驾驶一台刮路机,轰轰隆隆地在雪山险道上像虫子似的缓缓移动着。后面拖着不足六平方米的绿皮车厢,就是他和上等兵范伟伟流动的家。

刺骨的寒风在茫茫荒原上呼啸,无遮无拦地往脸上扑打。山连着山,山拥着山,满眼里皆黑褐色的山。通往边防哨所的简易国防公路,像一条灰色飘带,在深山峡谷里缠绕着、起伏着。

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王北星从驾驶室探出头对范伟伟说:“收工,赶紧拾点柴火做饭。”

“我看宿营车上有煤气灶么,咋不用?”“气用完了!”他跟我说着话,手脚麻利,挥锹挖灶的动作里,透出一种野战作业的味道。

范伟伟是河南汝州人,独生子,在家别说做饭,连盐和味精都分不清楚。跟王北星上路四个月,范伟伟也进步了,会炒几样家常菜。但宿营车上条件有限,没法蒸馒头,两人天天焖米饭,下面条。

王北星抓起旁边的大衣,一把扔过来:“你坐那休息一会,饭很快就好。”又朝范伟伟喊:“今天有客人,咱改善一下伙食,白菜粉条炖肉。”说罢,他转身从车厢外挂钩上,取下一块黑乎乎的东西,砖头大小,看不清是什么,放在菜板上使劲抡着刀砍,费了好大劲,才砍下一小块。然后,放进水碗里泡着。“这是风干肉,好东西!”我知道他回头的瞬间从我眼神里看到了什么,我也从他面部表情的变化里,捕捉到了他微妙的心理变化。他转开话题说:“山上风大,新鲜菜三两天就干了,有鲜菜,就抓紧吃两顿,解解馋,没好的了,就凑合着。”

我揭开装菜的泡沫箱子,蒜薹和茄子已经干蔫,估计是半个月前的,只有几个土豆、一棵白菜和两个洋葱头还勉强能吃。

路上生活,如脚下碎石,沉默而寡淡。他俩开着刮路机,天不亮上路干活,中午也不休息,天黑时,路维护到哪里,就在哪里宿营。第二天,再接着往前护养,天天如此。遇上往边防哨所送给养的车辆,生活上缺啥,王北星会主动上去要一点。遇不上,断粮断菜是常有的事。

漫漫山道上,最珍贵的当然是水。两只塑料大桶,每只装六十公斤水,用完了到边防连或有水的河沟才能补充。一盆水,洗完菜洗碗,沉淀后,再加到刮路机水箱里。夏季,山上有时几个月不见一滴雨水,遇不上水源,十天半月都没水洗脸。

吃过晚饭,已是暝色入群山,天逐渐黑下来,沉寂的大山里看不见一星灯火,四周里一片漆黑,头顶上繁星如斗。风比白天凌厉粗硬了不少。王北星端着脸盆从水箱里往外放水,说夜里温度会骤降至零下二十摄氏度,如果水箱冻了,第二天会很麻烦。

“发动机不熄火不行吗?”话一出口,我就在心里骂自己没脑子。他抬了一下头,我没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感觉他的目光扫了我一下。半天,他说:“转一晚上要烧二十五公斤柴油。”

团领导怕他俩路上寂寞,要给宿营车配影碟机和小型发电机,王北星说,那玩意好是好,太烧钱,还是别折腾,寂寞了我们看书。

其实,王北星不喜欢读书。

他有点没话找话地说:“在山里工作久了,夜里听到狼叫都觉得亲切。”我问他碰上过狼没有。他道:“夜里常听到狼嗥,叫声时远时近,不过,从没在我们眼前露过面。”

刚上山时,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范伟伟甚至觉得有点浪漫。可两个人每天晚上东扯葫芦西扯叶,一聊大半夜,肚子里故事再多,也有扯完的时候。讲烦了,听腻了,常相对无言。有时在路上干一天活,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实在寂寞了,两人就把刮路机停到路边,在山上甩开膀子冲一趟五公里,收一身臭汗。王北星喜欢唱歌,但嗓子不长脸,像一面破锣。在刮路机的隆隆声里,他有时会敞开嗓子吼一阵,有曲没调。

范伟伟在一旁听得直笑,说你那不是唱,是吼叫、释放,健康人听多了,会患心理疾病。

“读书得有爱好、兴趣对吧,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料,一拿起书,眼皮上就像抹了一刷子糨糊,往一块儿粘,瞌睡得不行,硬着头皮读,那不是折磨自己吗?”他的话很突兀,我说:“就是。”没想王北星一听,大手使劲拍拍身后的箱子:“这里边的书我全看了!”

我说:“你不是说你不喜欢看书吗?”他咧着嘴嘿嘿地笑。

白天干活,晚上睡不着觉,就在摇曳的烛光下拿书搅心慌,跟书彼此消磨一段时间,王北星竟奇迹般迷上了书。带在车上的书读完了,就给山下战友捎话带书。

他忽然道:“日子平淡,人生不能平淡,把平凡的工作干得可圈可点就是不平凡。”他神情里透着满足和得意。我不晓得这话是他从书里看来的,还是从路上生活里磨出来的感悟。

夏天,铁皮宿营车在烈日下烤一整天,夜里钻进去,闷热异常,没法睡,王北星就坐在山头上一边吹山风,一边深思、远眺,像一块沉默的石头。他说,怀着万千思绪,坐在大山的怀抱里想事情,爽快。

他的言语与一般战士不同,跳跃性很大,还时不时蹦出一些文学语言。我猜,可能是箱子里那些书在他的脑子里闹腾着。

夜里,宿营车里冷得像冰窟,烛光跳动,寒风在车厢外“呼隆呼隆”地刮着。除了风沙拍打车厢的噼啪声和呼啸声,大山里再听不到别的声音。我们裹着大衣和棉被,还是冻得浑身发抖。“信不信?”王北星说,“我现在理解了那句名言,‘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我抬头看着他,等待某种积郁多年的东西从他心里流淌出来。

他看着我,笑呵呵地说,人为啥怕孤独和寂寞,因为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

我说你的职业应当是作家或者哲学家什么的,每天开刮路机在这搓板路上消磨时光,似乎不太合适。他忽然低了头,好像自己说错了什么。

那年,刮路机第三任机械手复员,王北星主动去找团领导,说我来干吧。领导说那是苦差事,你可想好。他说,我想好了。王北星就这样当了刮路机机械手。他说:“人要学会担当,需要自己出现的时候,就应该主动走上去。”

每年初春,戈壁滩上的红柳泛出第一抹新绿,王北星就得驾驶刮路机上路。上山前,他一定会记着给家里打个长途电话,告诉父母他上山了,让他们不要牵挂。在山上维护七个月边防公路,再回到山下,已是漫天飞雪。

一次,刮路机坏在路上,他带着一个新战士,没吃没喝,在荒无人烟的雪山上守了一天一夜,差点冻死。他说在北塔山1100多公里的国防公路上来来回回五年,那样的生死考验自己经历过不下十次。但他从不跟别人提及。

我说,有一些苦险经历,不是坏事,人不被物质世界绊住脚,生命才会有更宽广的向度。他重重地拍一把范伟伟道:“赶紧拿本子记下来!”他的举动与兴奋,反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或许,是我的话语不经意间触到了他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

这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早上,天刚麻麻亮,王北星和范伟伟就钻出宿营车忙活开了。昨晚从水箱里放出来的两盆水,结成了冰坨子。我正收拾行李,王北星把头探进宿营车说:“问一下,今天几号?”我说:“十月八号。”他翻出一个用细绳扎着的台历,我扫了一眼,上面的日期只翻到九月二十八日。“我还想着过国庆节呢。”说完,他看着我,哑然一笑。

猛然看上去,他是那种丢在人堆里半天也难寻见的角儿,长得有限,亦看不出身上有什么猴子的性格,战友们却管席志强叫“猴子”,仅仅因为他爬电线杆子身手敏捷吗?

那年七月,席志强背着背包走进茫茫戈壁深处的总站线路维护连,没曾想,一到就赶上连队线路改架。

早晨六点起床,早饭和晚饭在连队吃。午饭在野外工地上,榨菜、水、火腿肠和干馕。

炎炎夏日,戈壁热浪滚滚,地表温度高达七十摄氏度,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子砸到石头上,“吱”一声就不见了。一天攀上百根杆子,早晨出发时领两双新手套,撑不到下午,就已烂得没法戴。席志强蹲在戈壁滩放声大哭。他觉得自己实在撑不住了。

“当时,我心里真的后悔过,要是听我爸劝,不来当兵,哪里会吃那种苦。”他两手一摊,“但说实话,哭归哭,哭完了,该干啥还得干啥。”

如果从说话的表情上看,肯定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我知道,这是真的。

我笑着逗他:“你是班长,可以爬杆子,也可以不爬杆子嘛。”

他道:“刚开始,还有十来个民工,热得撑不住,中途都跑掉了,人家是老百姓,可以走,咱是军人,工地就是战场,施工就是打仗,轻伤不下火线。”

头上的遮阳帽,根本无法阻挡戈壁滩的酷热。满脸灰尘汗渍,却不敢洗,一洗痛如刀割。“一个多月没洗过脸,脸上的黑皮,用手可以一片一片揭下来。”他说着,把手伸到脸上,做出美女揭面膜的样子,意思是,“就这样,一层一层慢慢往下揭,动作不能猛。”他龇牙咧嘴,“嗷——”一声,表情很疼痛的样子,惹得旁边战友一片笑声。

几个月下来,席志强发现自己并没被苦累压倒,挥汗如雨的艰辛,反倒让他体会到一种寻找自己、发现自己、挑战自己的畅快。

“啥叫脱胎换骨,你说那种经历算不算?我觉得应该算。”他似问我,又似自问自答。

他说当兵第一年,记忆里几乎没留下多少难忘的事。真正让他刻骨铭心的,就是第二年的那个盛夏。

五年前,席志强从河南老家入伍时,不满十七岁,初中文化。

虽说家在农村,但他家开着石灰厂,还有两辆运输车,一年有三十多万元收入。在2001年前,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父母都反对他当兵,要他跑销售。席志强说,我去体验一下当兵的生活,两年,一眨眼就回来。

两年服役期满,最后一次在戈壁上巡线,望着自己和连队官兵架设的线杆笔直如线,在茫茫苍苍的戈壁上伸向远方,他忽然有点舍不得离开那一根根黑线杆子和并肩战斗的战友。寒风在缆线上一阵一阵尖叫着。他独自坐在线杆下,心里五味杂陈,默默地眨眼,收住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

父母一次次打电话,催他赶紧复员,说新厂子等着他回去管理。席志强嘴上应着,心里却早做了决定。

年底选改士官,席志强全连民主测评得票最高。他选择了留队。

连队一套光缆抢代通设备,老在训练场上趴窝,很少有代通的时候,全连官兵都认为是设备太老旧。席志强说,设备性能发挥不正常,不能怪设备,原因该从操作的人身上找。

琢磨来琢磨去,他发现光纤适配器不断损坏,症结出在代通光纤用的匹配膏上。“瞎扯,这经验是老班长们一茬茬传下来的,能错?”几名技术骨干不信。席志强粲然一笑,说,经验使人老练,也让人陈腐,它跟人一样,也会在时间里衰老,新情况新问题得用新办法解决,拿老经验解决新问题不行。他放弃用匹配膏,把光纤切割后的长度缩短了零点六厘米,那套面临淘汰的老设备,立马起死回生。

光缆抢代通专业实践操作,心理状态要好,稍一紧张,细如发丝的芯儿就会被剪断。有战友问他,“你操作时咋不紧张?”

他眯缝着眼道:“你说呢?道理明摆着,有真本事就不会紧张!”然后,重重地拍一下人家的肩膀说,啥叫老兵,学着点,这是从实战里淘来的,教材上没有。

四月里,有个村子挖排水沟,村民们几镐头下去,挖断了部队光缆。席志强说,“我去吧?”连长有点迟疑,说这可不是平时训练,跟上战场一样,以前咱们用这种老设备还没代通过光缆,你真去?

席志强胸脯拍得山响,说:“去,不去咋知道自己不行!”

他带着一名战士在夜色里赶赴现场,前后不到二十分钟就顺利完成任务。

席志强老爹不信,觉得信里说的那些光荣,是儿子坐在新疆军营里吹牛皮,就一身名牌西装,拎着大包小包儿子爱吃的东西,专门来了一趟部队。

席志强抱出一个小箱子,把自己五年里在部队获得的优秀线路维护员、“四会”教练员、岗位成才标兵,还有各种比武竞赛的金银铜奖牌和证书,哗啦一声,往桌上一倒,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然后,他上下打量着老爹一身行头说,以后咱别把自己打扮成土豪行吗?

“晓得,晓得。”他老爹拨拉着满桌子“荣誉”说,“往后我是该换了眼睛看你。”

下士刘海强的确有些与众不同。

我是偶然认识刘海强的。那天,我在装甲团修理连采访,临走,想在连队随便看看。转到炊事班宿舍,一名战士正在熨衣板上打理衣服,军装笔挺,动作娴熟,嘴里哼着小曲,蒸汽熨斗“哧哧”声伴着,声音低浅而清亮,场景甚是惬意。我的脑海里瞬时冒出一个判断:这是个有意思的兵!

连队干部告诉我,他叫刘海强,是炊事班副班长。他扫我一眼,淡淡一笑,身上隐隐有一股子说不出的味道,一股子与优秀不大沾边的味道。

刘海强是城市兵,父母皆国家公务员。他是家中独子。

新兵连里,刘海强军事训练科目三分之二拿了优秀,人机灵,干工作也利索。班长们都争着要他。刘海强笑眯眯地问带他的班长:“连队啥岗位最苦最累?”

班长说:“炊事班。”

他又问:“炊事班啥活最累最苦?”

“烧火!”班长有些莫名其妙。

“班长,我要求到炊事班工作,当烧火员。”

班长没说话,觉得他是逗乐子、开玩笑,没往心里去。

谁知刘海强没开玩笑,真进了炊事班。

在炊事班第一次班务会上,刘海强说,咱炊事班不光军事训练要向战斗班看齐,个人形象上也得不断向战斗班战士学习,不能老给大家一种黑乎乎、油乎乎、脏乎乎的印象,为此,我提三条建议:第一,每周每人做到“三洗”,就是洗一次澡,洗两次衣服,洗三次头发,把衣服熨平展了穿,显得精神、有朝气。第二,操作间每天清扫四次,标准是地板能映出人影。第三,消毒柜每天通电三小时。

有人听他这么说,就急了,说你是班长啊!刘海强说,我不是班长,我是建议。

战士们都乐了,说你是新兵刘海强,不叫刘建议。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时间竟扯得脸红脖子粗,气氛有些僵。

扯到最后,班里几个战士对刘海强的一致意见是:“你是新同志,刚进炊事班,脚踏实地,少说多干,把火烧好就不简单。”

刘海强道:“我一定把不简单的工作干简单!”

听他这么说,全班战士像风吹树叶,哗啦啦都笑弯了腰。班长当然也笑了,但笑得意味深长、模棱两可。

谁都没想到,一周后,刘海强的三条建议竟然被班长列入炊事班日常管理规定。

刘海强走上烧火岗位后,修理连再没吃过塌火馒头、夹生米饭。全连官兵乐得脸上开花,都说炊事班工作有新变化新进步。

烧火头一年,刘海强把各连“伙头军”招呼起来,切磋技术,博采众长,对修理连的炉灶进行了一次改造。

他在炉膛出烟口安装了一个水箱,借火道余火加热水箱,再让水箱里的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蒸箱,蒸馍馍、焖米饭。炊事班工作效率大增。

别人烧火,一拿煤铲子,衣服、脸上,弄得到处是煤,像挖煤的矿工,刘海强却例外。

有战士问他:“咋整的,你的衣服那么干净?”

刘海强眼皮轻轻往上一撩:“仅仅凭吃苦是不行的,这是技术活,得有点智慧才行。”

因他把煤末子掺土打成小煤块和小煤球,告别了煤灰飞扬不说,一算,一年下来能节省近五吨煤。

“别扯了,烧火那点事,是个人都会干,要啥智慧,你小子瞎吹牛。”战士们仍不信。

刘海强不争辩,继续不声不响地捣鼓着。他给鼓风机加了一个线圈和电磁继电器,把风轮转速定为弱、中、强三档,以此控制火候,省心省力。

服役期满,连队干部征求意见,希望他留队选改士官。刘海强说:“好,我心里也这么想。”

实际上,从报名应征一直到新兵下连,刘海强压根就没想过要在部队长期干。

刘海强后来的感情为什么会悄然发生变化?是什么东西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些问题,他没说,我也没问。

现在,采纳刘海强建议的那个班长复员了。已升为副班长的刘海强,每天上班时间一到,跟复员的老班长一样,会习惯性扯亮喉咙喊一嗓子:“上班了——赶紧起火!”声音如早春里清亮的阳光。

刘海强的声音还在院子里浮动着,脚步已到了烧火间。因他正带着烧火的徒弟,起火烧火的事,亦常是他的工作。

没有特殊情况,朱代发周末会在家为妻儿忙碌一天。做饭、拖地、擦玻璃,把狭小简陋的家收拾得干净整洁。偶尔,还会抽空陪十四岁的儿子到乒乓球俱乐部打打球。

那天上午,我如约赶到他家时,他正在家里为这些事忙得满头热汗。

“这些都是我爸爸的,我特敬佩我爸!”他儿子把一个纸箱子抱给我。我翻了翻,里面除了一枚二等功和四枚三等功军功章,还有三十多个荣誉证书。

看着儿子满脸自豪,他很腼腆很幸福地笑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不算个啥。

“他呀,就会摆弄个航模。”妻子王秀珍身子探出厨房门,手里正择着一把芹菜,说你看他那憨样,还能弄啥。朱代发在沙发上坐得端端正正,低头听着。

四十岁的朱代发只有初中文化,老家在陕西安康,1985年当兵时,航模靶机经常飞不上天,好不容易飞上去,飞行时间却很短。空中没有目标,他和战士们坐在火炮上常常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也许正是无休止的等待触动了朱代发的心。

刚开始,密密麻麻的线路和电路装置,让朱代发感到头很大,摸不着北。但他是硬汉子性格,不认输,说人只要敢挑战自己,就能创造奇迹。

别的略去不说,单从航模操作手到航模指挥组长,几年里,他培养了十五名呱呱叫的“徒弟”,且大都作为技术骨干留在部队转了士官。但“徒弟”们认为航模专业太单一,在部队年龄熬大了,到地方不好安置,干满二期或三期就不愿再干。他为此心里很伤感,觉得自己航模组长没当好,很失败。

朱代发三期士官期满那年,老家镇上的土地管理所同意接收他,一个开工厂的同学想以十万元年薪请他去当副厂长,一家人都为他高兴。部队没有转四期的名额,朱代发只好回老家。

朱代发办完转业手续,正准备去镇土地管理所报到,旅里突然打电话让他回部队,说打上去的报告批了,特批一个名额给他选改四期。朱代发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扛起行李就往部队赶。有人骂他是一根筋,说有你后悔的时候。

“现在人到中年,面对走留,你后悔过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问得有些唐突。他想了一下,默默地摆弄着手里的航模模拟操纵盒,淡淡地说:“有啥后悔的,是老兵,肩上就有一份老兵的责任。”

母亲去世时,朱代发正在戈壁上担负演习航模飞行保障任务,父亲怕他工作分心,一个月后才在一封家信里说了实情。他背过战友,大哭一场,该干啥,仍埋头干啥。两年后,父亲患重病,得到消息,他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没想到,紧赶慢赶跑回家,还是没能跟父亲说上一句话。

去年七月,朱代发带领航模小组在戈壁滩上执行演习飞行保障任务。飞行任务完了,航模却在空中死活不接收返回指令。他急出一身冷汗,眼睁睁地看着航模像断线的风筝,在空中乱飘。最后,航模重重地摔到戈壁滩上,成了一堆碎片,朱代发心如针扎,一个人跑到山坡后面放声痛哭。

他拧过脸说:“如果让战士打下来,我特高兴,它检验和保障了训练。那样摔了,太可惜。”

冬天温暖的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在他的脸上,有晶亮的东西在他的眼眶里晃动。

他伸手在脸上摸了两把,涩涩地说:“一架航模七万多元,有故障,自己却没有办法,钱白白打了水漂。”

朱代发执行靶机飞行保障任务,放飞航模近千次,几乎没出过问题。这次意外,让他心里结了一个疤,一直无法消散。

后来,他苦苦思索、折腾两个月,成功研制出Ⅱ型靶机停车控制器。

“那段时间,我晚上做梦都在回收航模。”

“看到各种机型的航模通过我的手,在空中自如飞翔,我特别开心。”他这样说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很幸福的样子,脸上的表情也忽然有了灿烂。

朱海兵小眼睛,脸膛黝黑,是坦克六级修理工。结婚一年多,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战友们都不信,说是吹牛呢。

朱海兵家在四川开江农村。四年前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一个朋友给他介绍对象,女孩是乌鲁木齐一家报社的记者,北大毕业。朱海兵一听,手摆得像赶苍蝇,说拿老实人寻开心,不好玩,也不厚道。但他拗不过朋友的一片好心,硬着头皮答应跟女孩见一面。

那次匆匆一见,朱海兵觉得自己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见到了一个感觉不错的人。但他的选择不是追求,而是放弃、撤退。他说,人家是硕士,又长得像荷花一样好看,怎么会嫁给一个坦克修理工嘛。然而,看似不可能的事却平平淡淡地发展着。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开。有战友劝朱海兵说,你得看清自己的现实差距,别没事自己找烦恼。女孩那边也炸了锅,朋友、同事都坐不住了,说你一个人见人追的大美人儿,找个指甲缝里沾着油泥的战士当老公,事儿想想可以,浪漫一下也行,就是千万不敢当真。

女孩犹豫一阵,决定放弃。分手前,她想到朱海兵的连队瞧瞧,算是分别,好说好散。

春天的阳光碎金一样洒落在身上,女孩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听战士讲述朱海兵的故事。

有一年,父母在老家给朱海兵张罗了一个对象,催他回家相亲,连队给他一个月探亲假。没曾想,在回家的列车上,朱海兵从杂志上看到北京一所学院研制出一种微电脑不解体检测仪,不拆卸装备部件,就能准确判明故障。他把探家相亲的事忘到九霄云外,直接从宝鸡转车去了北京。回到连队,连里官兵问他相亲的事,他嘿嘿一笑,说黄了。

转过年,这种新型检测设备配发连队,朱海兵一马当先,担任技术培训教员。

团里搞便携式拆卸支架技术项目攻关,朱海兵任组长。十多名技术骨干苦苦钻研两个多月,蹲在训练场上反复试验,结果都是失败。有人说,专家都干不了的事,咱几个战士逞啥能。当时正值盛夏,戈壁滩上地表温度高达八十摄氏度,坦克表面像烙铁一样烫手,拆卸的装甲部件有的重达三百多公斤。但朱海兵带着战友攻破了难关。

参加军区实兵演习,连队担负演习装备维修任务。战斗刚刚打响,两辆坦克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团里派出两名工程师抢修,无功而返。当时,发烧的朱海兵正在帐篷里输液。听到消息,他趁医生不注意悄悄跑出来,搭一辆送给养的车上了演习场。发动机故障排除,他却晕倒在演习场……

连队官兵对朱海兵的故事如数家珍。女孩听得眼睛有些潮湿。那些故事像春天灿烂的阳光,在她的心里一片一片地铺展开来。

发生在这个春天的讲述与倾听,朱海兵后来知道时,女孩已经铁了心要嫁给他。

女孩说:“这些事他从来没给我说过,那个春天,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前两天,闲来无事,被几个朋友约了出去喝茶。我把他俩的故事讲给朋友。朋友听了,一脸迷惑:“现在的女孩子都追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个比一个现实,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我说:“小两口我见过,那女子确实像荷花,聪慧、漂亮。”

马年春节前,天气异常寒冷,我去了一趟阿勒泰边防。

连队孤零零地坐落在雪山脚下的戈壁滩上,距县城有两百多公里。听不到天气预报,战士们把温度计拴在院里一棵小树上,测量日子冷暖。

在连队住了几天,那棵小树上的温度计上的数字一直在零下四十摄氏度上下徘徊。战士们说,有付斌在就不冷。

付斌是谁?连长说,是负责全连水、电、暖的士官。

那天,付斌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时,正在埋头干一件与他本职工作无关的事。

听连队官兵不停地夸赞他,我心生好奇,就想跟他聊聊天。转了几圈,找不见人,看见营门外有一个战士趴在雪地上修摩托雪橇,我走了过去。

无遮无拦的白毛风在茫茫雪野上呼呼狂叫。他双手肿得像馒头,手背上布满血口子。

“手怎么冻得这么厉害?”

“不打紧,每年冬天都这样,老毛病。”他跟我说着话,手里活并不停,也不抬头看我。好像立在旁边跟他说话的不是一个大活人,是一根拴马桩子。

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快,站着看了一会儿,建议他把雪橇抬到屋里去修,屋里有暖气。他摇摇头说:“屋里暖和,但试车抬出抬进,要麻烦别人,在外面边修边试,方便。”

不一会儿,我的腮帮子木麻麻的,手摸上去,像打了麻醉药,没知觉,赶紧往房子里跑。

为了不影响连队第二天巡逻,那天下午,付斌顶着寒风在雪地里整整忙了三个小时,修好摩托雪橇,已到晚饭时间。

“从当兵到现在,付斌还没探过家。”连长说。

十月里,付斌的母亲收秋庄稼时,从土崖上跌落,摔成了重伤。付斌给家里寄去两千元钱,仍旧一如既往地干自己的工作。

“说没想过回去,那是假的,我还背过人哭过,爸妈就我一个儿子,我做梦都想回去,但锅炉刚开始供暖,是问题最多最操心的时候,我回去了,没个顶事的,连队官兵就会受冻。”付斌搓着馒头似的肿手说。

吃过晚饭,战士们都在电视房里看电视。付斌夹着几张报纸,去锅炉房换班。我也跟了去。

当兵六年,种菜、发电、烧锅炉,一身油渍一身灰,付斌干的全是连队最苦最累的工作。我说,你可以去战斗班排,工作相对单一,也省心些。他埋头往炉膛里加煤,没说话。

新兵下连刚进菜地时,付斌想不通,找着碴儿闹情绪。在西藏当过八年兵的父亲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信很长,但中心思想就五个字:行行出状元!付斌把父亲的信摊在膝盖上,在菜畦边上坐了很久。之后,再没闹过情绪。那一年,连队蔬菜大丰收。

去年冬天,驻地发生雪灾。连队军马和羊缺草料,巡逻、救灾任务重,连里人手拉不开栓,付斌每天天不亮出门,天黑回连队,开着摩托雪橇,走村庄、进牧包,一车一车地收购马草。整整一个冬天,白毛风一场接一场地刮,饥饿、寒冷与他形影不离,他咬牙挺着。晚上回到连队,不管多累,都会去锅炉房陪一个名叫芦瑶的战士烧锅炉。

他说:“在冰天雪地里跑一天,谁不想好好睡个囫囵觉,小芦熬不住夜,爱打瞌睡,心操不到,温度上不去,全连人挨冻不说,弄不好暖气管道会冻裂。”

芦瑶最初也不情愿去锅炉房烧锅炉。两个月后,连队干部要给芦瑶换岗位,他却不愿离开,跟着付斌烧了一冬天锅炉。

付斌一会儿往外倒煤渣,一会去电机房照看发电机,我也来来回回地跟着,双脚冻得知觉都没了。但这样的冬夜,付斌已经坚持了三十多个月。

连队选送付斌去乌鲁木齐学习,他花六十元给自己买一件衬衣、一条裤子,却买了八百多元的书。

寂寞漫长的冬夜里,他一本接一本读买回来的书,一宿一宿守着锅炉为连队官兵输送温暖。

今年年底,连队评选立功人员,付斌票数又是全连最高,跟往年一样,这次又被他拒绝。六年时间,他主动放弃了三次立功受奖机会。

“为什么不要,荣誉是对一个人工作成绩的肯定与褒奖嘛。”

“我放弃了吗?”

他的话让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说。沉默一阵,他说:“工作着就是幸福的,付出和奉献的过程,就是感受着光荣和幸福的过程。”

我有些惊讶。他低头不停地搓着手,炉膛里红红的火光映着他的脸。

我们彼此无话,安静地坐着。他忽然抬头对我说:“你在乌鲁木齐方便,能不能帮我打问打问,柴油机平衡铁经常被打断是啥原因。”

我问他,“是连队现在用的这台柴油发电机吗?”

“不是,是我们团另外一个连的,我查了好些书都没找到解决办法。”他仍旧盯着炉膛里的火光。我知道他心里在琢磨什么。

老实说,在去那个无名小站的路上,我有些后悔。滴水成冰,跑那么远,去干什么呢?而我为此已经在路上折腾了两天。

“到了,那就是仓库的转运站!”司机拍着方向盘说,样子很兴奋。

白雪覆盖的茫茫戈壁上,孤零零立着几栋房子,当然还有铁轨和电线杆子,但除此,看不到别的。

两个小战士,常年守在这种荒无人烟的环境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好奇。

寒风如刀,刮到脸上,似要揭下皮肉来。上等兵刘宣胜和孙元明在站台上埋头扫雪。事先,我没让仓库通知,正暗合了我的好奇。他俩并不清楚雪地里野狼一样扑上来的越野车是冲着小站来的。

看到来人,两人扔下工具,笑呵呵地跑过来,军容严整,军礼标准。

“每天都整内务吗?”

“跟连队一样。”刘宣胜说着转身去找暖瓶倒水。我顺手开了桌上的电视,调了一遍频道,只看到一个飘着雪花的吐鲁番台。坐在旁边一直没吱声的孙元明解释,仓库已给小站换过好几次天线,效果都不好,只能收到这个台。

孙元明从窗外挂钩上取下一块冻肉,张罗着要给我们做一顿最拿手的汤饭。

刘宣胜和面,孙元明切菜,忙得有板有眼。他俩同年入伍,都是城市兵。性格内向的孙元明中专毕业,入伍前在库尔勒热电厂上班。刘宣胜来自河南周口市。

刚到转运站时,两人曾经为吃饭的事吃过不少苦头,不是米饭夹生,就是炒出来的菜咸得难以下咽。不会发面,蒸出来的馒头老是死面疙瘩。

转运站的工作并不复杂,军列进站后,他俩电话报告仓库,再负责几个小时的警戒巡逻。从仓库赶来的官兵把卸下来的货装上车拉走,军列开动,热闹也被一阵风似的带走,小站又恢复往日的沉寂。然后,两个人再眼巴巴地盼着下一趟军列进站。车来了,小站就有了欢声笑语,单调寂寞的生活就有了生气。

刘宣胜把家信当日记写,有时一周给家里写三封信。收到家信,他像小学生读课文那样,坐在铁轨上高声朗读,声情并茂,有时还带着手势,有点像练习演讲。

吃过午饭,孙元明和刘宣胜要去烈士陵园扫雪。我们顶着零下二十七摄氏度的严寒,在雪地里高一脚低一脚走着。烈士陵园离转运站不远,在三四公里外的一面山坡上。扫完雪,祭奠过烈士,走回小站,天已经黑下来。戈壁上看不到一星灯火,除了风声,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

外边来人很少在这里住,小站也没有多余的床铺,我们把两张单人床合在一起,四个人两床被子,四件大衣,睡小通铺。

刘宣胜说,他刚进站那阵儿,每天面对戈壁荒漠,心里憋得慌,老想走出去找个人说说话。有时心里不痛快,心烦气躁了,会沿铁轨一口气走上老长一段。远处是兰新铁路,有时他俩会静静地坐在门前,看远处载着旅客的列车像虫子一样爬动,听火车的隆隆声时近时远。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跑过去,向车上一闪而过的乘客挥挥手。

这一夜,我们基本上都没合眼。早上,刘宣胜和孙元明炒了昨晚我们吃剩的米饭作早餐,还有一小盘切成片的火腿肠。

分别时,两个战士抢着替我拎东西,走到车跟前了,却没有放到车上的意思。我知道,两人还想和我再走一段。我让司机把车开到两公里外的地方等着。

我们默默地走着,都没了言语,地上厚厚的积雪,被我们踩得“嘎吱嘎吱”地响。

(2014年3月改定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