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合法限度

赵汀阳

一、在分类学中理解未来

我们必须同情奥古斯丁无法回答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时间，就像存在就是存在。未来也是类似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未来。那么，我们有能力拒绝不想要的未来吗？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未来的概念。

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分类学（taxonomy）是形成知识系统的一个重要基础。事物的分类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秩序的理解，进而决定了我们的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在这里，我希望从中国传统哲学对时间的分类来分析“未来”在生活中的位置，特别是未来的合法限度。不过，讨论中国传统的分类学似乎是一个学术冒险。这是因为博尔赫斯虚构了一种难以置信的“中国百科全书”2，而后福柯又加以引用，于是使“中国分类学”变成一个经典笑话。在博尔赫斯想象的“中国百科全书”中有个关于动物的分类法3，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科学，甚至在经验上也是混乱的，其无序几乎导致“不可思考”4。对此福柯自己说他笑了好长时间。在这里，我们要涉及的中国分类学远不如博尔赫斯的想象那么有趣，只是看见了不同问题的另一种概念系统以及隐含的另一种形而上学。

从表面上看，分类学属于语言学，但在实质上，分类学属于哲学，它创造了构成思想的概念系统。也许可以说，分类学是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的深层语法，其作用或许类似于潜意识。概念是人造秩序，并不能如实反映事物本身的秩序，而是根据事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建构的秩序，因此，语言中的“事物秩序”，其实是对事物的再造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分类学为事物建立了一种知识宪法。当然，我们还可以追问什么是事物本身的秩序，可问题是，我们不可能确定哪种秩序属于事物本身而不是思想的创作。理论物理学发现了与经验秩序非常不同的事物秩序，比如量子力学所表达的不确定事态，或者宇宙物理学所推论的高维时空，这些难以理解的秩序也许真的属于事物本身，也许只是属于理论的建构，目前我们无从判断。无论如何，康德想象的先验时空和先验范畴显然不是唯一可能的分类学，而只是诸种可能之一，其实，量子力学和当代物理学就不能接受康德的时空和范畴。虽然我们不知道事物本身的秩序是什么样的，但可以知道，事物本身的秩序一定与价值无关，也与等级制度无关。老子有一个提示：“天地不仁”。

既然我们不可能确知事物本身的秩序，那么，“物的秩序”这个概念就是误导性的。我们真正可以有效讨论的概念是“事的秩序”，即人的行为所建构的人造秩序。事情是人的行为做出来的现实，是行为和存在两个变量的函数，因此，事的秩序只在经验中有效，也就是可经验的秩序，于是，事的秩序意味着经验的制度，它定义了在经验中的事情类别、关系、等级以及组织时间和空间的经验方式。

物与事的区分意味着对两个世界的存在论承诺，一个是“物的世界”，另一个是“事的世界”。在无人在场的物的世界里，存在与时间是同一的，对于存在而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是无意义的，时间只是一体，全部时间同时在场，没有未知数。于是，物的世界没有历史性，没有意义或价值，只有能量的运动。按照《大学》的分类，就称为“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物的变化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发生与消亡，而构成人类生活之事才产生了与意义和价值有关的“始终”问题，即历史性。物的发生和消亡与价值无关，因而无历史，而事的发生与消亡有着意义和价值，所以形成了历史。

人对“物的世界”只能提出知识论的问题，却提不出存在论问题。关于存在本身，人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关于存在本身的重言式，即“being is being”，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关于存在本身的话语都是人的虚构，就是说，对存在的任何提问都只能终结于“being is being”这个重言式，因为绝对完满的存在已经包含了一切时间，没有未来也就没有变化。因此，物的世界的存在论问题只能属于造物主。只有事的世界才产生了属于人的存在论问题，就是说，具有历史性的存在才形成了属于人的存在论问题。这里的关键是，事的世界是人通过技艺和技术所创造的世界，事不仅构成现实，同时还在时间中创造了“未来”，于是，事的存在超出了重言式，有了不确定的万变未来。事是人创造的，所以人对于事的世界有着存在论上的发言权。换句话说，“我作”（facio）创造了作为可能性的未来，因此未来不是自然时间的一个部分，而是一个表达可能性的概念，是一个从属于“我作”的问题。正是通过“我作”，存在才脱离了必然模态而进入了可能模态，也就是进入了历史性。这也可以说是存在的堕落，因为存在不再完美。但正是在这个堕落的事的世界里，“我作”在时间中开启了未来的维度，让时间分化为历史和未来。对于事的世界，存在论的基本问题是“我作”而不是“我思”（cogito），于是，存在论的基本命题是“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而不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