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文时间的分类

时间的分类是时间的一种组织方式，是人安置一切意义和价值所需要的定位系统。人为事的世界创造了多种人文时间，包括纪年时间、意识时间、经验时间和历史时间。

纪年时间是时间的数字化排序标记。按照不同文明的划时代事件，人们规定了不同的纪年时间，比如说基督教的纪年、中国王朝的纪年或者其他纪年。纪年虽各有不同，却有一个共点，即纪年的起始时间被设定为无穷自然时间的中间点，在这个中间点之前和之后都敞开了无穷的时间，比如现在通行的公元前和公元后。这意味着，纪年时间虽然表达了时序（kronos），却是以某个时刻（kairos）为基准的时序，而那个特殊的时刻总是代表某个文明的精神地标。

意识时间就是意识的内在时间，即在意识直观中呈现的过去、现在、将来三个基本时态。语言的语法时态正是意识时态的直接表达。这三个时态的区分其实是概念，并非感觉。在实际的意识中，我们直观到的时态是过去时和将来时，我们通过记忆而感觉到过去，通过梦想而感觉到未来，可是一旦此时此刻被意识到，就已经处于被反思状态，已经属于过去。当然，我们可以故意专注于此时此刻，不去想过去的任何事情，也不去想未来的任何可能性，但这样的专注却会使意识变得空洞无内容，因此，现在时是意识时间中的盲点，只是以过去时态和将来时态为背景而呈现的概念。就意识本身而言，现时本身是空的，是过去和未来的分界线。可以说，意识时间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格式，我们在其中安置一切事情的位置，就好像时间是一个预先存在的流动空间。

与内向的意识时间有所不同，经验时间是外向时间，是与外部事情的关系，经验时态只有两个：昔与来，即已经发生的事情和预期中的事情。昔与来并不等于过去与未来，也不是时间直观形式，而是关于事情的记忆与预告的形式，所有属于“昔”的事情无论处于过去的哪个时段，都与此时此刻等距离，对于“来”也一样，所有预期都与现在等距离，比如说，过去不同时段里发生的事情同样“仿佛在眼前”。“昔”意味着需要铭记的经验所定义的过去，“来”则是基于已有经验对命运的预期。究其根源，甲骨文“昔”的字形为，上部是水波纹，下部为日。通常认为，“昔”之图形暗示了对过去大洪水的记忆。6可以想象，对于中原初民，曾经的大洪水是何等深刻的印记，于是，“昔”标志着对过去大事的经验记忆。甲骨文“来”的字形为，是农作物的象形，通常认为可能是麦子。7谷物的生长意味着可以期待的收获，或者说，劳动就有可期待的未来，因此，劳动建构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新概念：未来即可期待的可能性。“可能的未来”区别于如期兑现的“必然的未来”，日出日落的明天无需与人商量，无论是否期待，都将如期而至，而麦子是个事先张扬的预告，如果没有得罪天公、蝗虫和龙王，愿望就会变成现实。因此，麦子所定义的未来概念意味着命运，而命运形成历史。

在政治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历史时间：古与今。古今的历史时态有别于自然时间，因为古今之分与过去和现在之分并不重叠，甚至不一致。古今表达的不是时间上的过去和现在，而是制度的新旧之分，或者秩序的新旧之分。甲骨文的“古”字，最早为，后来为，上部竖形之原义是十，所以后来转化为十字形，意思是立中。根据冯时的分析8，乃源于立表测影，是表达中心与四方之图形。古字下部为口，口言之事皆为前事，与十字结合，意思就是：口言四方之前事。可见，被人传说的曾经存在而今天不存在的事情就是古；甲骨文“今”字为，象征木铎，即古时一种木舌铜铃，王者或令官用来发号施令9。颁布新法令的时刻就是“今”，意思是：从今往后必当如此。可见，“今”的意义不仅是此时，更是以作开来的新旧临界点。既然“今”意味着一种新生活或新制度之创制，那么，“今”就意味着作为历史时态的“当代性”，而不限于作为意识时态的“现时”。“今”的概念甚至比“当代性”具有更多的丰富含义，在当代性之外，“今”还蕴含“未来性”，因为“今”要求新秩序的延续性。只要能够一直维持一种制度或一种精神的当代性，未来就一直属于“今”。

“古与今”都是根据“作”而定义的历史时态，分别指称过去完成的制度创制和现在进行的制度创制，因此与“过去与现在”的意识时态或“昔与来”的经验时态之间存在着时间错位。如果一种生活尚未发生制度性的改变，没有新“作”，那么，即使在时间上是现在时，在历史时态上却仍然属于“古”。这意味着，以古今概念去定义历史时态，则一段自然时间可以很长而其历史很短，或相反，一段自然时间很短而其历史很长。如果一个制度或一种集体精神一直不变，也就一直具有“今”的状态即当代状态。比如说，对于西方而言，圣保罗开创的普遍主义传统至今就仍然是一种处于活跃状态的精神模式，因而具有当代性，阿兰·巴迪乌论证过这件事情。10就中国之古今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有过三次古今之变。首先是三千年前周朝创制了“天下体系”，即一个包含数百个国家在内的“世界性”政治制度11；其次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放弃天下体系，改制为“大一统”国家制度，这个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第三次古今之变是始于清末的现代中国，这是一直尚未定型的现代性之“今”，因此，百年来中国为之困扰的各种问题依然如新。近数十年来，全球化游戏又将现代中国深深卷入作为“全球性”的另一种“今”，于是，中国身处两种“今”的历史时态之中。目前世界又正在发动高科技的革命，这是一个最新出现的“今”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