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1”与“9·11”的夹缝之间

沼野：（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次对谈的缘起。）2012年，《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1》的日文版由光文社出版，其中收录了我主持的几场对谈的内容，其中有一场龟山先生也参加了。之所以又企划了今天的这一场对谈，就是想对这本书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讨论。首先请龟山先生来讲一讲，读了这本书之后他觉得有哪些有趣的地方，或者不满意的地方，我也希望能从龟山先生的感想当中找到本次对谈的一个方向性。

龟山：听起来我肩上的责任重大呀。

《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1》的日文版非常有趣，我一口气就读完了。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该书的第一篇对谈，是从沼野先生的这样一个是问题又不是问题的提问开始的：“夏目漱石到底是哪国的作家呢？”听众朋友或者读者们肯定会想，夏目漱石当然是日本作家了，因此当这样一个问题被正儿八经提出来时，就引发了大家的思考——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而这样问的意图又在哪里呢？

这一提问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现代社会特有的、终极性的疑问，即，一个人、一个作家，他仅仅只是活在一门语言、一种文化中吗？接下来，话题从有英国留学经历、曾经使用英语创作的夏目漱石开始，又扩展到以《撒旦诗篇》（五十岚一译、新泉社，1990年）为人们所知的萨尔曼·鲁西迪[1]，由此讨论了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作家们的内心世界，除了他们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怎么说呢，话题还涉及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独白絮语，是一场有关多语言、多元文化的讨论。

开篇的对谈中首先登场的是作家利比·英雄[2]。可能有的朋友比较了解他，利比先生是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儿子，少年时有在日本生活的经历。他还是一位有名的《万叶集》的研究者，现长居日本，经常来往于日本和中国、美国之间，并作为一位非以日语为母语却又以日语进行创作的作家，活跃在日本文坛。在这次对谈中，利比先生提到了出生于印度而后移民英国的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这样一桩逸闻。有一天，鲁西迪身边的一位朋友对他说：“你现在也是个英国人了，应该像一个英国人那样思考。”鲁西迪不客气地反驳了他，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世界，我身上有英国和印度两种文化的印记，现在你让我丢弃其中一个只留下另一个，我做不到的。我哪一方都不选，会同时背负着这两种文化的影响，继续我的写作。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在两者当中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而是应该好好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这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面，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种类的语言和多个不同的文明。——在我看来，鲁西迪的思考超越了只是“生存在一种与自己出身的文化不同的异文化中”这样一个阶段，而达到了“认识到原本自己的里面就内化了多种文化这一事实才是重要的”这样一个高度。

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落后的人。我是学俄语的，当年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沼野先生比我年纪小，那时就感觉他外语能力很好，对多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而我自己怎么样呢，语言表达能力差，腼腆内向，整个人都很紧绷。也因为性格内向的缘故，特别不擅长在人前讲话，俄语和英语就不用说了，就连用日语也不能好好表达。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听了沼野先生、利比先生以及鲁西迪先生所说的“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这句话，感到非常佩服，心里想，如果可能的话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变成这样的人。说老实话，即便是现在鄙人也还远远没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这一点就暂且不提，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个话题做一点展开。

“3·11”大地震发生近5个月后，也就是去年（2011年）8月，我去了纽约，参观了十年前，即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曼哈顿的世贸大厦遗址。以这件事为契机，我有了一个非常意外的体验，即，我发现自己的内在世界也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明。

当时我正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希望这本书的最后一卷能够在美国恐怖袭击事件所发生的那个日期——9月11日出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这个事件，对于我最终决定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从斯大林时代的文化研究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群魔》，所以就希望在与“9·11”事件相关的9月11日这一天，完成该书的新译本的出版，那么写后记的时候还可以加入一些曼哈顿旅行记的内容。当时的我，对这一点还是有挺深的执念的。所以就想，如果能到纽约去一趟，站在世贸大厦遗址上，在那里感受到一些强烈的激发灵感的讯息就好了。

但是，实际去到那里以后呢，与想象的完全不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涌上心头。眼前就是世贸大厦遗址，我看着，也只是呆呆地立在那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时候就想，对我来说，“9·11”事件或许不过只是别人家的事。而且，那时我竟不知不觉地开始回想起日本的东北大地震，我想，此刻自己在世贸大厦遗址所体验到的这种虚无、悲伤，倒不如说正是来自自己作为日本人的那一种身份认同——察觉到这一点时，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这种冲击与我之前所期待的那种是完全相反的。

当年得知美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并有近3000人死亡时，我非常震惊，几乎觉得这个世界要完了。而一旦真的站在那里，脚下就是世贸大厦遗址，却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没有涌上来。我所感受到的，只有对彼时日本所处的孤立无援的困境的担心，看着眼前的世贸大厦遗址，我甚至还感到了一丝羡慕。同时也觉得后背发凉，害怕自己回到日本后，这种不安还会再次向我袭来。

此后，我返回了日本。当时，其实有个去中国的行程已经确定下来，就在纽约之行的下个月。那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的聚会，彼时我跟研究日本文学的中国学者们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亲身体察到，他们对这次日本的地震、洪灾以及核泄漏事故表达了很深切的同情。这可能因为他们是学日语的，对日本的感情之深厚远超一般人。但是，看到他们的情感超越了国界，对日本所经历的不幸表达自己的悲伤之情，也对日本人所体验到的悲伤表达自己的同情心，我感到又惊讶，又温暖。

看着他们的样子，当时我心里就想，如果有什么不幸发生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我会像他们一样，体会着那个国家的悲伤、感受着那个国家的痛苦吗？有这样一个国家，我可以将它的不幸作为自己的一部分体验与它共同经历吗？这样问自己时，我猛然发觉，“啊，对我来说就是俄罗斯了”。

以前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在听到那首据说是二战中有2000万人死去时被创作出来的俄罗斯国歌[3]时，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那种悲伤是如此之深切，忍不住会让我怀疑自己会不会是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是一个苏联人。那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有一种与俄罗斯人一样的身份认同，以至于在听到俄罗斯国歌时，就会想起那些唱着这首国歌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人们。

在此之前，我一心以为自己只有一个身份认同，它如此之贫瘠，我自己都难于启齿，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东日本大地震之后的那次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遗址之行，在某一个相反的意义上使我确认了自己作为日本人的民族认同，而之后的中国之行，又让我发现在漫长的从事俄罗斯研究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内心已经产生了某种类似于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就这样，我意识到在自己的内心，有这样两种文化、两种文明是同时存在着的。因此，在读到沼野先生您的书时，最先画线标注出来的地方，就是刚才谈到的、利比英雄转述的鲁西迪的那段话。

《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1》日文版，通篇都在讨论人的身份认同，作家的身份认同。沼野先生这些年在自己的工作中所体会到的那些精华，都凝结在这本书里了。比如说，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明确地感受到了“超越J文学，通向W文学”[4]这一与现代日本的课题紧密相关的鲜明的问题意识，对沼野先生非常佩服。

换个话题哦，这本书里还提到了村上春树，可以看出，沼野先生对村上春树的文学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其中有爱，也有讥讽。我觉得这反映了沼野先生独特的个性。更有趣的是，竟然置我先前的译本于不顾，说要请村上春树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沼野先生您的立场来说，转译应该是绝对不予认可的，但在书里您说，若是由村上来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由英文版进行转译也是可以的，而且说，沼野先生您自己可以根据俄语原著对译文进行最后的审校工作。这些话里，可能也暗含了对我所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批判吧。

沼野：你想太多了。

龟山：哈哈，好吧，这个就暂且不提了。实际上以前我也想过，读一读由村上春树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也不错。如果借沼野先生之力能实现这件事，那就好玩了。这个话题很有趣，也是与多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文明这些议题有关系的。

那么，我就先说以上这些。有关“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内容，稍后会再做补充。

沼野：非常感谢。刚才龟山先生的发言，提到了很多重要问题。当我们思考有关“3·11”的问题时，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会想起之前的“9·11”啊。两件事发生的日子也很奇特，难免会去比较，或者说提及它。

“3·11”之后日本的作家都有哪些创作呢，关于这一点，我曾在《东大教授世界文学讲义1》日文版的后记中有所提及。例如古川日出男[5]很早就写成了《马儿们呀，即便如此，光芒仍然是无瑕的》（新潮社，2011年7月）这部长篇作品——当然作为长篇来说是比较短的。

古川的老家是福岛县郡山市，福岛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他坐立不安，就像被一股自杀冲动驱赶着一般，他开车到了福岛核电站的旁边。他的这部长篇，开始是以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了那时的所见所闻，但接下来很突然地，他以前的小说《圣家族》中的一个人物出现了，他跟其他的人们一起，坐车来福岛参观。这部小说的写法很不可思议，虚构与非虚构的情节混杂在一起，描述了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古川想了什么做了什么，而其中的时间顺序也是被打乱了的。为何要在这里提到古川的这部小说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去年（2011年）5月份的黄金周连休期间，跟龟山先生一样，我也去了一趟纽约。

这是我大学的同事、翻译家柴田元幸组织的一场活动，主要就是日本作家去到纽约，在纽约展开一场对谈。除了古川以外，作家川上弘美也去了，他们两位及柴田都写下了自己参观世贸大厦遗址时的诸多感慨，那时就提到了这个视角，即，可以对“3·11”事件和“9·11”事件进行一下比较。其中古川的笔触是相当谨慎的，即便当时置身于这一举世瞩目的惨剧所发生的地点，他也没有要指责谁、追究谁的责任等想法。但是，对他的这一表现，我自己是有感到些许不舒服的。毕竟人祸与天灾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我们应该对事件的责任予以讨论。虽说引发“9·11”事件的直接的罪魁祸首是恐怖主义分子，但能把恐怖主义分子逼到这个份儿上，美国文明的责任同样也不小。文化研究理论家艾米莉·阿普特曾说过，这一事件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翻译”失败的结果，对此我是基本同意的。

另一方面，就“3·11”事件来说，地震和海啸都是天灾，不可能是对日本持敌对态度的某个人的阴谋（科幻小说的世界里，倒是会出现那种可以人工制造地震的秘密武器等情节）。但是，明知道这片狭小的国土会发生地震和海啸，却并未对此类灾害进行充分的准备，这是日本人——不说全部是日本政府的责任——自己引发的人祸。至于此后继发的核泄漏事故，则只能说全部都是人为的灾难，其责任在那些在日本的国土上推行核电站建设的政治家、官僚、技术人员以及产业界人士，这一点已经太清楚明白了，不应该对此持和稀泥的态度。

我确实并不觉得，此前在日本推动核电站建设的人全都是罪大恶极的坏人。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这个感受太过于文学了，其中可能也有一些有良心的政治家和官僚，他们是真心觉得核电站建设对日本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才为此努力奋斗的。但是，如果这一猜测是真的，当这些人看到自己认为是好的事情却给日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时，内心会万分悲痛吧——正如人们常说的，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由善意铺就的——那么，作为一个人当然就该彻底反省，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用于对受灾者的救援，并将自己的余生所有的时间用来纠正核电站建设政策的错误。但在目前我所知的范围内，这样的人一个也不曾有。所以我想说的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形下冷静地追究其中的责任所在，是绝对必要的。而现在日本的政治家们呢，他们一味装聋作哑，并没有认真去做这件事。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下文学家可做的事情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