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瓦西里岛第十九道街一所新建的楼房里，在五层楼伊万·伊里奇·捷列金工程师的公寓里，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跟生活习惯做斗争中心站”。

捷列金租了一套房子，期限一年，因为是新楼，设备不全，所以租金很便宜。他自己只留一个房间，其余的都租了出去，里面只安铁床、松木桌和板凳。他打算招来一些“跟他一样独身并且必须是快活的人”。他的一位老同学和好朋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波日科夫立即为他找来这样的房客。

他们是：法律系大学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日罗夫、采访地方新闻的记者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画家瓦列特和一个还没找到合乎趣味的工作的年轻姑娘伊丽莎白·拉斯托尔古耶娃。

这几位房客起得很晚，直到捷列金从工厂回来吃早饭，他们才起床，然后不慌不忙各干各的事。安托什卡·阿尔诺利多夫乘电车到涅瓦大街的咖啡馆打听新闻，然后到编辑部去。瓦列特平时总是坐下来画他的自画像。萨波日科夫则关门写文章——他在准备关于新艺术的讲稿和论文。日罗夫偷偷跑到伊丽莎白·基耶夫娜的房间里，用猫一般柔和的声音跟她讨论人生的问题。他常写诗，不过爱面子，不肯给任何人看。伊丽莎白·基耶夫娜认为他很有天才。

伊丽莎白·基耶夫娜除了跟日罗夫及其他房客闲聊之外，还用各色毛线织成不知有什么用的长条，同时用浑厚响亮、常常走调的嗓音唱乌克兰歌曲，或者把头发梳成奇怪的发式，再不就停止唱歌，披散头发躺在床上看书——看得入迷，直到头痛脑涨为止。伊丽莎白·基耶夫娜是个面颊红润、身材高大的漂亮姑娘，一对近视眼好像画在脸上似的，穿着颇不讲究，连捷列金的房客都骂她穿得不三不四。

如果有生人来这里，她便硬把人家请到她的房间，开始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谈话，全是各种尖锐而深奥的问题，同时还逼问人家，有没有犯罪的念头？比方说敢不敢杀人？有没有“跟自己作对”的心理？她认为这正是每个伟人的特征。

捷列金的房客甚至把这些问题列成表，钉在她门上。总之，这是一个不满现实的姑娘，总是期待着发生某种“变革”或“骇人听闻的事件”，这类事件将使人生变得更加有趣，让人尽情地生活而不必守着被雨淋得发灰的小窗发愁。

捷列金认为这些房客都是出色而古怪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自己也得到很大的乐趣，只是由于没工夫，很少参加他们的娱乐。

有一个圣诞节，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波日科夫把房客召集到一起，发表了如下的演说：

“同志们，到了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虽然人很多，却是一盘散沙。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各自为战，小打小闹。我们必须组成战斗队，给资产阶级社会以打击。为此，我们首先要筹建一个小组，其次是发表宣言。宣言准备好了：‘我们都是新哥伦布！我们都是天才的鼓动家！我们都是新人类的种子！我们要求脑满肠肥的资产阶级社会取消一切偏见。从今以后不存在什么美德！至于家庭、社会礼节、婚姻——统统取消。这就是我们的要求！一切人——不分男女——都应该一丝不挂，自由结合。两性关系是社会的财富。少男少女，先生女士，从你们蛰居的洞穴里爬出来吧，赤身露体、欢欢乐乐走到野外的太阳底下跳起轮舞吧！……’”

萨波日科夫接下去说，还得出一本未来派杂志，取名《神肴》，经费由捷列金提供一部分，剩下的必须从资本家的嘴里掏——一共三千卢布。

“跟生活习惯做斗争中心站”就这样创办起来了。名称还是捷列金想的。有一次他从工厂回来，听到萨波日科夫提出的方案，笑得直淌眼泪，便取了这个名称。大家立刻着手进行《神肴》第一期的出版工作。几个有钱的赞助人和律师，甚至包括萨什卡·萨克利曼凑足了所需的数目——三千卢布。特地用包装纸订制了办公用纸，上面印有“未来派中心”这几个令人难解的字样。还邀请了主要撰稿人，征集稿件。画家瓦列特提议，既然萨波日科夫的房间改作编辑部，就要画上一些大伤风化的绘画，才能免落俗套。他在墙上画出十二幅自画像。关于家具的陈设考虑了好久。终于决定把室内的一切东西都搬走，只留下一张贴金纸的大桌子。

第一期出版后，城里对于《神肴》议论纷纷。有的人愤慨不已，另一些人则断言，这一切并不那么简单，恐怕不久的将来，普希金的作品便将被束之高阁了。文学批评家契尔瓦感到惊慌失措，因为《神肴》把他称作恶棍。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莫科夫尼科娃马上预订全年的杂志，并决定某个星期二聚餐会邀请未来派参加。

“中心站”派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波日科夫为代表出席斯莫科夫尼科夫家的聚餐会。他穿一件肮脏的常礼服来赴宴。这件常礼服原是演《曼侬·莱什戈》[11]的道具，用绿棉绒布做的，他特地从剧院理发室租来的。在席面上他故意大吃特吃，还尖声怪笑，连自己都觉得讨厌。还当着契尔瓦的面说批评家都是“吃死兽的胡狼”。然后两腿一叉，身子向后一仰，抽起烟来，用手正了正汗淋淋的鼻子上的夹鼻眼镜。总的说来并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料。

第二期出版后，决定举办晚会，取名“盛大亵渎会”。有一次达莎也来参加这个晚会。日罗夫打开大门，一看是她，立刻忙得不可开交，又给她扒套鞋，又给她脱大衣，还从她的呢连衣裙上摘掉一个线头。达莎闻到门厅里有大头菜味，觉得有些奇怪。日罗夫侧着身子，出出溜溜跟在后面，穿过走廊走进会场，问达莎说：

“您用的什么香水？这味儿可真好闻。”

达莎进去一看，对这轰动全城的大胆举动竟然这么平庸无奇就更加奇怪。虽说墙上胡乱画着眼睛、鼻子、胳膊、裸露的下体、倾斜的摩天高楼——总之，这一切加在一起，恰好构成瓦西里·文亚米诺维奇·瓦列特的自画像，他本人正默默站在这里，脸上还画着几条曲线。虽说不分宾主，都坐在用圆木头支的没刨的木板（这些都是捷列金捐助的）上，而经常到斯莫科夫尼科夫家参加星期二聚餐的青年诗人几乎全都到场了；虽说他们用故作涎脸的声音读了一些歪诗，什么在穹窿上爬行的汽车呀，什么“唾骂天上的老梅毒患者”呀，什么作者像嗑榛子一样咬碎教堂圆顶的年轻腭骨呀，什么令人莫名其妙到头痛地步的蝈蝈穿着呢大衣，携带旅行指南和望远镜，从窗口跳到马路上呀。可达莎不知为什么，只觉得这些吓人的玩意儿太贫乏了。只有捷列金这个人叫她打心眼儿里喜欢。大家谈话的时候，他走到达莎跟前，带着怯生生的笑容问她想不想喝茶，吃点儿夹肉面包。

“我们的茶和香肠可是平常的，很好吃。”

他的脸晒得发黑，刮得精光，样子蛮憨厚，一对蓝眼睛，十分善良，必要时会变得聪明和刚毅。

达莎想，如果她同意，一定会使他高兴，便走进饭厅。里面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盘夹肉面包和一个磕出了坑的茶炊。捷列金立刻把脏碟子收拾起来放到墙角的地板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抹布，便掏出小手绢擦桌子，给达莎倒茶，又挑一块最“精致”的夹肉面包。他那双有力的大手做这些活，总是慢条斯理，他还一边说着话，好像极力要使达莎在这堆垃圾中间也觉得舒服：

“我们的伙食搞得乱七八糟，这不假，可茶和香肠都是上等的，是从叶利谢耶夫店买来的。本来还有糖果，可都吃光了，不过，”他咬紧嘴唇，瞥了达莎一眼，他的蓝眼睛流露出犹豫，后来变成果断：“如果您不嫌恶的话，”说着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两块纸包糖。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受罪的。”达莎心里想，不过为了使他高兴还是顺口说：

“这正是我最爱吃的糖。”

然后捷列金在达莎对面侧身坐下，拿眼盯着芥末罐。他宽大的前额上，由于紧张而青筋暴起。他小心翼翼掏出手绢，擦擦前额。

达莎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这个长得蛮漂亮的大个子竟然这么缺乏自信，甚至准备躲到芥末罐后面。她想他家可能住在阿扎尔马斯什么地方，家里有个干净利索的老妈妈，常给他写严厉的家信，劝他改掉“把钱借给傻瓜的老毛病”，告诫他“只有谦虚和勤奋才能受人尊敬”。而他在读信时一定唉声叹气，因为他明白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到。达莎感到自己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

“您在哪儿工作？”她问。

捷列金马上抬起眼睛，看到她的笑容，便也咧嘴笑了。

“在波罗的海工厂。”

“您的工作有趣吗？”

“不知道。我认为任何工作都是有趣的。”

“我想工人一定非常喜欢您。”

“这可从来没考虑过。不过，据我看他们不会喜欢我。他们为什么要喜欢我呢？我对他们要求很严。不过我跟他们关系也不错。还合得来。”

“您说，今天在那个房间里搞的名堂，您真的喜欢吗？”

伊万·伊里奇前额上的皱纹立刻消失了。他大笑起来。

“他们是一群孩子。一群不要命的流氓。一群挺不错的孩子。我对这些房客很满意，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有时在工厂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回到家心情很坏，可他们会让你看到新奇的玩意儿……第二天想起来还要笑破肚子。”

“可我对这些亵渎把戏一点儿也不喜欢，”达莎很严肃地说，“这简直是下流。”

他吃惊地望着她的眼睛。她又重复一遍：“一点儿也不喜欢。”

“不用说，首先是我的错，”伊万·伊里奇沉思地说。“是我鼓励他们干的。也真是的，请客人来，整晚上说些不知羞耻的话……这使您感到不快，太不好了。”

达莎含笑望着他的脸。她对这个几乎陌生的人可以无话不说。

“我觉得，伊万·伊里奇，您喜欢的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您是一个好人。比您自己想象得要好。真的，真的。”

达莎把胳膊肘靠在桌子上，支起下巴，用小拇指摇动嘴唇。她眼睛里流露出笑意，可他觉得这对眼睛非常可怕——这对有些冷漠的灰色大眼睛令他震惊。伊万·伊里奇不知所措了，把茶匙弯了又直，直了又弯。

这时幸亏伊丽莎白·基耶夫娜走进饭厅——她披着土耳其披肩，两条辫子像羊犄角盘在耳朵上。她向达莎伸出一只柔软的长手，自我介绍说：“拉斯托尔古耶娃。”坐下来又说：

“关于您，日罗夫对我讲了很多很多。今晚我曾仔细观察您的脸。您感到厌恶，这很好。”

“丽莎，要不要喝点儿凉茶？”伊万·伊里奇连忙问。

“不，捷列金，您知道我从来不喝茶……好了，您一定在想，哪儿来的怪物在跟您说话？我什么也不是。我无足轻重。既无才又无德。”

站在桌旁的伊万·伊里奇无可奈何地背过脸去。达莎垂下眼睑。伊丽莎白·基耶夫娜笑眯眯地仔细端详她。

“您举止文雅，生活优裕，而且长得非常漂亮。您不必争辩，这一点您很清楚。您当然了，有几十个男人会爱上您。仔细一想，也真窝囊，这一切的结局很简单——来个公的，您为他生孩子，然后去见上帝。真无聊。”

达莎气得嘴唇直哆嗦。

“我根本就不想当不凡的人，”她回答说，“并且不知道您为什么那么担心我未来的生活。”

伊丽莎白·基耶夫娜笑得更加快活了，只是她的眼神依然忧郁而温和。

“我方才说过，作为人我无足轻重，作为女人我让人讨厌，能受得了我的脾气的人为数不多，就是有，比方捷列金，也是出于怜悯。”

“丽莎，天知道您说的什么。”他连头也不抬，喃喃地说。

“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捷列金，请放心好了。”接着她又对达莎说：“您经历过暴风雨吗？我经历过一场暴风雨。有个人，我很爱他，可他当然恨我。当时我住在黑海。有一次起了暴风雨。我对那个人说：‘走哇，划船去……’他气急了，便跟我去……我们一下子冲到大海里去了……真快活。快活得要命。我从身上扒下连衣裙，对他说……”

“听我说，丽莎，”捷列金紧皱着嘴唇和鼻子说，“您胡扯些什么。我知道根本没有这种事。”

这时伊丽莎白·基耶夫娜带着古怪的笑容瞥了他一眼，突然大笑起来。她把两个胳膊肘放到桌上，把脸藏在胳膊肘里，一边笑，一边抖动着肥胖的肩头。达莎站起身对捷列金说她要回去，如果可以的话，她准备不跟任何人告别就走。

伊万·伊里奇小心翼翼给达莎递过皮大衣，仿佛这件皮大衣就是达莎的一部分，然后走下黑暗的楼梯，不时划亮火柴，并且难为情地说，楼梯又黑又滑，还冷飕飕的，终于把达莎送到拐角，叫了一辆拉座的雪橇，扶她坐好——赶雪橇的是个老头儿，他那匹瘦马落得满身雪。伊万·伊里奇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站在那里望了很久，直到矮矮的雪橇和上面坐着的少女的身影融化和消失在黄乎乎的雾里为止。然后他慢吞吞地走回去，进了饭厅。只是伊丽莎白·基耶夫娜依然两手抱着头，坐在桌旁。捷列金挠挠下巴，皱着眉头说：

“丽莎。”

她迅速抬起头，抬得太快了。

“丽莎，您为什么，请原谅，老说这种话，搞得大家都不自在，都挺难堪？”

“你爱上她了。”伊丽莎白·基耶夫娜低声说，用她那带着忧郁神情、仿佛画上去的近视眼继续望着他。“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可真无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捷列金脸红了。“没有的事。”

“好吧，那就请原谅了。”她懒洋洋地站起来走了，土耳其披肩拖在地板上，沾满了尘土。

伊万·伊里奇在沉思中踱了一会儿步，喝了点儿凉茶，然后拿起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坐过的椅子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先在屋里打量一下，把椅子放到墙角上，用五个指头抓住自己的鼻子，仿佛非常诧异地说：

“胡说。真是胡说八道！”

对达莎说来，这次见面是司空见惯的事——她遇见了一个好人，如此而已。像达莎这种年纪，对外界的观察和听觉都不仔细——听觉被血液的喧响震聋了，而眼睛不管看什么，即使是别人的脸，也像照镜子似的，只能看到自己的模样。像这种年纪的人，只有畸形才能激发她们的幻想，至于漂亮的男人、迷人的风景和一般的美丽的艺术品，不过是天天陪伴十九岁女王的随从。

伊万·伊里奇可就大不相同了。达莎的来访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如今他倒觉得奇怪，这个皮肤嫩得发红、穿黑呢连衣裙、把浅灰色头发拢得高高的、长着傲慢的孩子气小嘴的少女，怎么能在不知不觉（他甚至没马上跟她问好）中那么随便（走进来、坐下、把手笼放在膝盖上）出现在他们乱哄哄的寓所里。更为不可理解的是，他怎么会那么平静地跟她谈起叶利谢耶夫店的香肠。

竟然把口袋里焐暖的水果糖掏给她吃？真混账！

伊万·伊里奇有生以来（他刚满二十九岁）已经恋爱了六次：早在喀山读中学的时候，他就爱上一个发育成熟的姑娘，叫玛鲁霞·赫沃耶娃；她是兽医的女儿，早就开始逛马路了，但总是毫无结果，每当下午四点，她总是穿着一件长毛绒大衣出现在最热闹的大街上；不过玛鲁霞·赫沃耶娃不想胡闹，干脆拒绝了他。于是他没经过任何过渡，又爱上了到喀山巡回演出的女演员阿达·季列；这个女演员轰动了喀山，因为她不论演什么时代的小歌剧，都要设法穿游泳衣登场，连剧场经理部在海报上也特别说明：“名演员阿达·季列，曾荣获大腿美金奖”。

伊万·伊里奇甚至曾溜进她的寓所，把从市公园采来的一束鲜花献给她。可是阿达·季列把鲜花拿给长毛叭儿狗去闻，并对伊万·伊里奇说，当地的伙食把她的胃搞坏了，求他跑一趟药房。恋爱就这样告吹了。

后来他来到彼得堡上大学，又爱上医科的女生维利布舍维奇，甚至到解剖室里赴过约会，但是不知什么缘故，也没有什么结果，维利布舍维奇离开学校，到县城当医生去了。

有一次伊万·伊里奇被一个大商店的女时装设计师爱上了，她叫济诺奇卡。她爱得死去活来，眼泪汪汪，而他出于腼腆和心软，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当她随着商店时装部迁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真是轻松地吐了口气——总算摆脱了天天完不成使命的紧张感。

他最后一次爱情发生在前年夏天六月。他住的房间朝小院，每当夕阳西下，院里对面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的姑娘。她一打开窗户，就拿出一件棕红色的连衣裙，使劲抖搂，再用刷子刷，然后就穿上它，走出来到街心公园坐坐。

在静谧的黄昏，伊万·伊里奇在公园里跟她攀谈起来——从此以后，每天傍晚他们便一起散步，欣赏彼得堡的落日，聊聊天。

这个姑娘叫奥莉亚·科马罗娃，孑然一身，原来在公证处当职员，老是有病——咳嗽不止。他们便谈她的咳嗽，谈生病，谈独身的人每到黄昏多么寂寞，还谈她的女朋友基拉爱上一个好人，跟他到克里米亚去了。他们谈得很枯燥。奥莉亚·科马罗娃对幸福已失去信心，所以毫不难为情地把心事和盘托出，甚至对伊万·伊里奇说，她有时指望他会爱她，跟她同居，带她去克里米亚。

伊万·伊里奇十分可怜她，也很尊敬她，就是没法爱她，尽管他们谈话之后，他有时摸黑躺在沙发上想：他是个多么自私、没有心肝、多么缺德的人。

秋天奥莉亚·科马罗娃患了感冒，便卧床不起。伊万·伊里奇把她送到医院，又从医院送到墓地。她临死之前曾说：“我的病能好的话，您会跟我结婚吗？”“我保证，一定跟您结婚。”伊万·伊里奇回答说。

他对达莎的感情跟以前那几次大不相同。伊丽莎白·基耶夫娜说：“爱上她了。”但是要爱总得爱一种能够得到的东西，比方说，总不能爱一尊石像或天上的白云。

他对达莎的感情有些特别，他从未经历过，并且难于理解，因为这种感情的基础太薄弱了——只不过谈了几分钟的话，还有放在墙角上的那把椅子。

这种感情甚至并不强烈，但是伊万·伊里奇很想从现在起做个与众不同的人，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他常想：

“我都快三十了，可从前生活得稀里糊涂。像野草一样乱长，没有约束。自私自利，不关心人。趁为时不晚，应该求上进。”

三月末一个早春的日子突然闯入白雪皑皑、捂得严严的城市，打清晨起门上的檐板和屋檐便开始有水珠闪烁，滴滴答答往下落，排水管里响起哗哗的水声，下面绿色大木桶接得满满的，溢出水来；大街上雪化得泥泞不堪，柏油路冒起蒸气，一块一块晒干了；这时沉重的皮大衣只好搭在肩上，而你抬头一看：有个留山羊胡的男人只穿上衣就出来了，周围的人都回头看他，露出微笑，可你翘首仰望，上面是深邃无底的蓝天，仿佛用水洗的一样清澄——在这样一个早春日子里，下午三点半，伊万·伊里奇从坐落在涅瓦大街的技术事务所走出来，解开黄鼬皮大衣的纽扣，被阳光照得眯缝起眼睛。

“活在世上毕竟不错。”

就在这一刹那，他看见了达莎。她从人行道边上款款走来，穿着一件蓝色夹大衣，左手拎着小纸包摆来摆去；蓝色小帽上插着几朵白甘菊，不住地颤动着；她的脸流露出若有所思、怏怏不乐的神色。她从西向东走，一轮光芒四射的硕大的太阳从她背后深邃的蓝天上喷射着春天的娇艳，照到一块块水洼上、电车的铁轨上、玻璃窗上、行人的后背和脚底下、马车的辐条和铜饰上。

达莎仿佛从蓝天和阳光里走来，又走过去，消失在人群中。伊万·伊里奇朝她走去的方向望了很久。他的心跳得缓慢有力。空气很浓郁，富有刺激性，令人头晕目眩。

伊万·伊里奇慢步走到拐角上，在一根贴海报的电线杆跟前倒背着手站了半天。“开膛大师杰克的新奇有趣的表演。”他读着，茫然不解，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他刚离开电线杆，又看到达莎。她正往回走，跟方才一样，插着白甘菊，拎着小纸包，从人行道边上走来。他迎上去，摘下礼帽。

“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天气真好……”

她轻轻哆嗦了一下，抬起冷冰冰的眼睛望着他——由于阳光直接照射到眼睛上，眼里闪烁着绿色的斑点——温柔地一笑，伸出戴白羊皮手套的手，友好地紧握着。

“我遇到您可太好了。我今天还想起您来着……真的，真想过。”达莎点了点头，小帽上的白甘菊也跟着点头。

“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我方才到涅瓦大街办事，这回可整天没事了。这天气有多好……”伊万·伊里奇竭力抿着嘴憋足了劲，不让自己咧开嘴笑。

达莎问：

“伊万·伊里奇，您能不能送我回家？”

他们拐进旁边一条横街，在阴影里走。

“伊万·伊里奇，要是我问您一件事，您不会觉得奇怪吧？当然不会，那我就跟您说说。只是您要立刻回答。不必思考，直截了当。我怎么问，您就怎么答。”

她的脸色显得心事重重，眉头紧皱。

“从前我总觉得是这样，”她用手在空中比划一下，“世界上有小偷、骗子、杀人凶手……他们都像蛇，像蜘蛛，像老鼠似的藏在角落里。可是人，所有的人，可能有各种弱点，性格很怪，但他们都是善良的，一目了然……您看那边来了一个小姐，从外表上看她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时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用美丽的颜色画成的。您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这不很好吗，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听我往下说。可我现在好像掉进这幅画里边去了，又黑又闷……我发现一个人可能很可爱，甚至有某种特别动人的地方，只要凭直觉就可以感觉出来。与此同时，他又有罪，有很大的罪。您不要以为，比如到小吃部偷两个馅饼，而是真正有罪——欺骗丈夫，”达莎扭过脸，她的下巴抖动了一下，“这个人跟别人私通。一个有夫之妇。这么做可以吗？我问您，伊万·伊里奇。”

“不，不，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一下子说不清，不过我觉得不可以。”

“您以为我不是这样想的吗？从两点钟我就愁得到处乱走。天气这么晴朗清新，可我怎觉得在这些楼房里，在窗帘背后藏着许多犯罪的人。而我不得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您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他迅速回答说。

“不，我不得不这样呀。唉，我多发愁呀。这意味着我不过是个好孩子。而这座城市不适合小孩子居住，它是为大人造的。”

达莎在一座楼房台阶前面停住脚步，用高靿皮鞋的鞋尖把一个烟盒在柏油路上踢来踢去，烟盒上画一个绿衣女郎，嘴里喷着烟雾。伊万·伊里奇望着达莎脚上穿的漆皮鞋鞋尖，心中觉得达莎好像在融化，好像雾一样在消散。他想留住她，可用什么力量呢？有这样一种力量，他感到这力量在压迫他的心，在扼住他的喉咙。但是对达莎说来，他的这种感情不过像墙上的影子，因为在她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善良的好人伊万·伊里奇”而已。

“好，再见，谢谢您，伊万·伊里奇。您真好，真善良。我并没感到轻松，不过我还是非常非常感谢您。您已经理解我的心情了，是吧？世上竟然有这种事。只有长成大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您得闲的时候过来玩吧。”她笑了笑，摇摇他的手，进了大门口，消失在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