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军队抢占先机

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结束，为普鲁士带来了外交和军事领域的重新评估。普军在第一次实战检验中已经做得很出色了，但仍然有提高改进的余地。事实最终证明，腓特烈作为一名军人，是一位传统主义者，而非创新者。与同时代的人物相比，国王更加倾向通过进攻行动来一战定乾坤。而在18世纪，这意味着步兵迟早得向前挺进，做战争中最艰苦的工作：迫近敌人，把敌人赶出阵地，干掉他们，或者帮助别人干掉敌人。

腓特烈于1742年6月20日下达的“指示”，构成了《1743年步兵训练操典》的基础。在临时性的西里西亚操典的基础上，这份《操典》为全军制定了三线射击阵形。阵形本身是紧密的。直到1748年，操典依然规定每个士兵的右臂必须与身边士兵的左臂重叠。——只要离开训练操场，这样的阵形就无法维持，士兵们也无法为枪支装填子弹。

密集阵形拥有一定的战术用途。要想控制漫长的战线，并把战线推向敌军的火线，完全依靠暴力和威胁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演习期间，上校和连队军官能够将20个乃至更多步兵营组成的战线向前推进几千步，同时还不迷失方向或出现缺口，也是值得称道的训练成绩。此外，经验表明，一旦这条战线由于某种原因停止了前进，让战线重新开始移动就会变得极其困难，这并不是缘于人们普遍猜测的普鲁士军队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和热情。近代战场上非常嘈杂，沿着正在前进的战线传达命令极为困难，至于恐惧和兴奋对上尉和中尉们集中精力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更不用说了。这些状况导致的结果，与派对游戏中一圈人通过耳语转述一个故事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混乱不堪的。

由于普鲁士的营级战术和行政组织很少是一致的，因此控制部队就更难了。连是行政管理单位，并不负责组织军事行动，营是自成一体的单位，下辖8个排，各排由中尉来指挥，每个排的兵力大体相等。8个排每2个排依次组成1个战斗组，通常由上尉指挥。由此产生的指挥上的混乱意味着，在战场上，士兵往往在他们几乎不认识的军官的带领下作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太可能辨别出军官的声音。即使在和平时期，聪明的教官也会相应地强调条理分明而非手忙脚乱。无论普鲁士军队的战术行动起初看起来多么笨拙呆板，经验表明，这些行动依然是相当精准的。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重复、指出错误、整理着装，或者对齐距离（追求行动速度会导致士兵的间距紊乱）之上。

步兵的开火战术，使步兵所处的战术处境更加复杂了。1740年开进西里西亚的各个步兵营，都接受过严格的“排级火力”训练。这一体制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理论上，能够使步兵部队保持连续的火力输出，同时保留一部分上膛了的枪支充当火力预备队。1个营的8个排以一种复杂的顺序实施齐射，事实证明，在战斗中保持这种顺序远比在训练场上困难得多。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排级火力”往往会变成“滚动火力”，这是一个好听的叫法，指每个士兵都在自行其是，以最快速度装填子弹，扣动扳机，而军官们无法在嘈杂的战场上阻止他们。平时精心反复训练枪械操作的宗旨，就是让士兵的每个动作都能够近乎自动地完成，而自相矛盾的是，一旦射击开始，这些训练又严重抑制了士兵对射击动作的控制。战斗中的火枪手陷入了一个机械的过程，这个过程赋予了士兵某种存在意义，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又削弱了他们的逃跑欲望。要想把士兵的注意力从机械地射击上转移开，唯一办法是让他的枪无法再开火，而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办到。

当步兵被要求把移动和火力结合起来时，他们遇到的挑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每个火枪手都学习并操练了如何在行进间重新装填子弹。训练操典还规定了集体“行进间射击”的方法。绵延展开的几个排向前跨出三大步，开火、再装弹，同时该营的其他几个排，以“小幅、缓慢的步伐”向他们靠拢。

战斗的结果，往往与臆想中的不能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的人所取得的结果相似。早在敌军的火枪和火炮造成巨大杀伤之前，一个上演军事版本的《船长，我可以》 的步兵营——部分士兵迈着巨人般的大步前进，同时另一部分人踩着婴儿般的小步前进——就很可能会由于步调不一致而自受其乱，更不要说在该营表演这些复杂的体操时，敌军骑兵适时冲锋所产生的灾难性效果了。

莫尔维茨和查图西茨会战，提供了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视角。可以说，这两场会战的成败都是由精神而非物质因素决定的。在莫尔维茨会战中，普鲁士步兵稳步前进，使他们的奥地利对手惊慌失措、阵形溃散；而在查图西茨会战中，普鲁士的步兵推进让奥地利指挥官相信，现在是离开战场、择日再战的时候了。恐吓显然比火力更有成效，若时机恰当，恐吓的成效还会更大。如果一位将军拥有比腓特烈更丰富的战斗经验，并且认为刺刀，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刺刀的威胁，才是战场上的主宰，那么这位将军很可能不会战败。18世纪40年代，对步兵突击行动的潜力，人们普遍重新产生了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古典军事史的新兴趣，尤其是对萨里沙长矛组成的马其顿方阵和配合使用标枪短剑的罗马军团的欣赏。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人们对战斗伤亡的担忧与日俱增，因为此时的战斗需要双方近距离互相齐射。这仿佛是把两根蜡烛推入一个焊接用喷灯的火焰中，看哪根蜡烛熔化得更快。数千名本质上不可替代、训练有素的步兵惨遭屠杀，而战果往往微不足道。当时一些出类拔萃的战地指挥官，如萨克斯元帅，也认为交火行动的效果被严重高估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火枪仅仅是制造了噪音而已，没有造成伤亡；在最好的情况下，火枪在击毙敌人之前就粉碎了敌人的作战意志。 正如萨克斯及其后辈指出的那样，胜利的关键不在于打垮当面之敌，而是让敌军中的每个人都相信逃跑比奋战更能保住性命，从而破坏敌军的凝聚力。

1743年修订的普鲁士步兵训练操典宣布，没有敌人能抵御恰到好处的冲锋，这相当于在操典中延续了崭新却又传统的战争智慧。形形色色的排级火力输出手段保留在操典之中，因为排级火力能有效对抗奥地利军队中的骑兵和轻装部队——克罗地亚边防兵。但是在1744年爆发的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国王宣布他的步兵在战斗中只需要做两件事情：迅速而精确地组成战线，然后听命持续推进。

腓特烈并不完全迷信冰冷钢铁的神秘力量，然而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许多将军沉迷于这种力量。腓特烈坚持认为，任何敌人都抵挡不住坚定而稳健的步兵推进。但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特别是如果普军的“营属火炮”已经完成火力准备的话，那么20步距离上的火枪齐射——当然10步的效果更好，会让他改变主意。

与大多数同行一样，普军会在战役开始之前，为每个步兵和掷弹兵营配备2到3门轻型火炮。这些火炮由士官指挥，由炮兵和抽调来的步兵组成的混合部队负责操作。那些步兵往往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乐于摆脱的刺头。尽管营属火炮的炮组人员的级别不高，营属火炮承担的战斗任务却十分重要。18世纪的火炮往往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一种静态武器。然而，即使区区几门火炮，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开火，也足以取得重大战果。

普鲁士的营属火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伴随火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国防军的步兵炮一样，都是为了打击稍纵即逝的目标，并为所在的营提供直接火力支援。在实际作战时，这些火炮的用法往往类似于英军的机枪，传言英军营长会命令机枪指挥官：“把那该死的家伙搬到侧翼，隐藏起来！”尽管当时技术上的无知和兵种的自豪感起到了负面作用，但营属火炮的根本症结在于它的重量。无论处于装车状态，还是用人力从一个炮位转移到另一个炮位，火炮要跟上步兵稳步前进的步伐都绝非易事，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

尽管存在问题，团属火炮在莫尔维茨的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足以鼓励腓特烈考虑让它们在军队的战术理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741年夏季，国王倡议引进一款新的团属火炮。这是一种轻型的3磅炮，重量低于500磅，仅由三匹挽马牵引。它牺牲了射程和杀伤力，换取更高的机动性和射速。尽管麾下的高级军官颇有微词，国王依然固执己见。到了1742年夏季，大多数普鲁士步兵团收到了新式火炮。如果新火炮能够按计划投入使用，就能够“在步兵队列中开火”，轰击敌军中的某个点，随后火枪步兵将对这个点实施一锤定音的齐射。

在这个阶段，更重的火炮在腓特烈的战争手段中扮演着次要角色。国王希望他的“炮台”——大多是12磅炮，在战场上留在原地不动就好了，最好集中在侧翼开火以发挥威力。从理论上说，为了增强步兵的火力，重炮也可以配属给各个团。不过，总体而言，这些笨重的火炮在腓特烈青睐的那种快节奏的进攻性战斗中价值几何，很难说得清。所以，重炮依然是辅助性武器。当腓特烈谋求大幅度提高普军的作战效率时，他把目光转向了骑兵。

腓特烈这样描绘他从父亲手上继承来的骑兵：“大象背上的巨人既无法骑马，也没法打仗。” 尽管莫尔维茨会战给国王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但事实上，可以说普鲁士的骑兵与炮兵一样，都是军队中后娘养的。这与欧洲其他各国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奥地利、英国、瑞典，乃至尼德兰联邦，都把自己的骑兵部队看作赢得会战的利器，并致力于提高骑兵军官、士兵和战马的效率。腓特烈·威廉一世却不以为然。在位期间，腓特烈·威廉始终坚持认为，步兵，确切地说是他计划发展的那种优秀步兵，把坚韧和火力结合起来，甚至可以击退占据数量优势的骑兵。

与许多其他事例一样，腓特烈·威廉的思维模式反映了经济方面的顾虑。骑兵是一个昂贵的兵种，尤其是其中的重骑兵。战马颇为昂贵，骑兵相应地也得到了王室的青睐。骑兵军官的看法大体上与国王一致。他们统统是贵族，但都是贫穷的贵族，一位贵族骑士的马匹也是他的劳作牲畜。拥有大型私人马厩的容克贵族 寥寥无几，所以，马匹在猎场上摔断腿，患上马鼻疽、鹅口疮，或者几十种马匹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都令人心痛不已。不足为奇的是，上尉和少校会精心照料他们麾下的战马，在马鬃上扎上丝带，天气恶劣时让马匹舒舒服服地待在马厩里面，他们顽固坚持的养护方式造就了吃得太多太好、皮毛光泽鲜亮、适合在剧烈活动中短时间冲刺的马匹，但是难以满足漫长战役的需要。

骑兵几乎与他们的坐骑一样痛苦。从理论上讲，人员应该是普鲁士骑兵的强项。尤其是在普鲁士重骑兵，即胸甲骑兵和龙骑兵中，普鲁士臣民的比例很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富裕的农民家庭的志愿兵，因此对马匹也相当熟悉。然而实际上，这些人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内战前三年北军骑兵面临的问题完全一样。他们只是深知马匹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却对骑兵勤务一无所知。相关制度规定，不得让马匹筋疲力尽，这就意味着在大多数骑兵团中间，马匹养护标准并没有超过农场马倌的水平。在野外条件下，有些士兵甚至不会正确地扎紧马肚带。至于骑兵战术，腓特烈·威廉一世对火力的执迷，意味着他的骑兵在有限的坐骑训练中，把大量时间耗费在骑在马背上使用手枪和卡宾枪 射击上了，考虑到短管燧发枪的射击精准度有限，这样训练的功效无论如何都不会大。

腓特烈延续了莫尔维茨战后的改革活动，首先从身体条件开始。他的父亲很喜欢那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壮汉，骑兵的块头越大越好。腓特烈则把胸甲骑兵和龙骑兵的身高下限，都降低到约1.65米。坐骑的标准是，胸甲骑兵的战马肩高不超过15.75掌，龙骑兵的不超过15.5掌。 尽管荷尔斯泰因战马依然是重骑兵最喜欢的坐骑，但弗里斯兰冷血马 逐渐让位于诺伊马克和东普鲁士的本土马匹。

新兵接受了新式训练。每一名新兵都接受了彻彻底底的徒步训练，在行为举止和纪律性达到要求之前，这个新兵绝不能接触马匹。骑术训练始于骑乘光背的马匹，目的是让新兵学会通过身体动作来控制坐骑，而非像农夫那样依靠收、放缰绳。等加上马鞍之后，新兵会发现与寻常的马鞍不同，马镫距离马鞍更近，这意味着他只要一抬屁股，身体就会完全离开马背。由此产生的杠杆力量，增加了他持握的利剑的劈砍和刺击力量，而他的剑，从一开始就被强调为骑兵的主战武器。此时，胸甲骑兵和龙骑兵佩戴沉重的直刃剑，主要用于刺击。这符合腓特烈制定的目标：把重骑兵发展成为突击利器。他认为，弯曲的马刀会让骑兵战斗退化为一系列的单人对决，一对一单挑本身无法产生决定性结果，若要一系列单人对决得出个结果，则会耗费很长时间。事实上，一柄用于刺击的利剑，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致命武器。

个人的马术和武器使用技能，只是腓特烈为骑兵发展的整体设计奠定的基础而已。现有的普军军事理论规定，骑马进攻时需要慢步前进。这个概念包含了被众多批评家忽视的智慧。稳健的步伐保证了队形完整，同时让马匹不至于疲劳；事实证明，放手发动的骑兵冲锋是酿成战术灾难的要素之一。此外，缓慢而坚决的攻击，会对敌人的骑兵或步兵产生震慑效果，促使敌人赶快回头看一眼，而这往往预示着敌人会在遭到进攻时撤退。另一方面，行动过于缓慢的骑兵，在更加英勇的敌人发动的反扑面前相当脆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查理十二，都曾经教导他们的骑兵中队在遇到坚决反击时，必须紧握利剑，以飞驰的速度发动冲锋，把敌人打回去。如前文所述，腓特烈的原定目标并不算高：他的骑兵在距离敌人只有30步的时候才开始飞驰冲锋。1742年，飞驰距离增加到了100步。直到1744年7月，他才规定飞驰距离为200步，即便如此，战马也只能在最后时刻自由驰骋。

18世纪40年代中期，腓特烈对骑兵突击的重视，与他对步兵战术的重视是协调一致的。他设定的目标是在肉搏开始之前就击溃敌人。如果普鲁士骑兵中队和步兵团能够保持严整紧密的阵形，那么敌人一击即溃。更重要的是，取胜的进攻者会依然井然有序地保留在长官的掌控下，依照长官的命令，为进一步投入战斗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