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

未来会再爆发战争的迹象日益明显。1742年到1744年间，奥地利并没有像腓特烈所期望的那样，表现得像一个理智的人，接受失去西里西亚的事实，而是在18世纪的外交和军事领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复兴。臃肿低效的行政机构和有限的国力，使一个实际上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很难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搞些无足轻重的改进。奥地利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真的兴旺发达起来了，至少比战争开启阶段要好些。

奥地利恢复元气，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玛丽亚·特蕾莎本人。有一次，她身着马扎儿人 的装束，怀抱着襁褓中的约瑟夫，戏剧性地出现在匈牙利庄园里，摆出了足以刺激诗人创作灵感的姿态。更重要的是，为了换取马扎儿权贵的支持，女皇在宪法方面做出了让步。尽管她在让匈牙利人出钱出兵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效，仅仅是匈牙利人吐出的花言巧语和空洞承诺而已，但是，公众热情地接受了玛丽亚·特蕾莎成为匈牙利女王，这些事实表明，哈布斯堡雄狮的利齿还没有完全掉光，仍有雄厚的实力。

玛丽亚·特蕾莎并非完全依靠公众魅力和私下妥协来治国安邦。1742年，普鲁士和法国军队撤出波西米亚之后，女皇将当地奥军指挥官做出的大赦承诺作废。所有从敌人那里获得过荣誉的前官员，都被她撤职了。而公开与敌人合作过的人，面临着失去财产，遭受高额罚款和长期监禁的惩罚，甚至可能被处死或打残。在18世纪，这样的惩戒措施并不罕见。尽管如此，鉴于平民百姓认为理想的战争准则是“共存共生”，在这样的氛围中，这些惩罚还是被认为过于严厉了。时代正在变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并非唯一准备重新制定规则的人。

到了1744年初，玛丽亚·特蕾莎也改组了她的军事指挥和政策制定团队。新内阁中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伯爵，被提拔为奥属尼德兰 的事实总督。军事上的人事安排也发生了变动，一些拥有战功并精力充沛的军官被女皇派往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面对普鲁士军队。1743年12月，女皇下令与萨克森结盟，宣告了她将卷土重来。名义上这是一个防御联盟，但加剧了柏林的紧张情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地利的1744年军事计划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收复西里西亚上，而是在意大利和莱茵河沿岸发动攻势。但是，常言道：“如果无人追捕，罪犯逃之夭夭。”尤其是在蒸蒸日上的俄罗斯表现出敌意的背景下，腓特烈认为安守暂时的现状是没有前途的。在外交领域，法国愿意延长与普鲁士的同盟关系，指望借此刺激奥地利，将兵力转移到西里西亚/波西米亚地区。在具体行动上，奥地利与萨克森新建的盟友关系，给了腓特烈比1740年更多的选择。1740年，萨克森选帝侯支持普鲁士，却没有取得任何回报。筋疲力尽的萨克森打算在强大邻国之间的第二轮谈判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对此，腓特烈还有其他想法。若一支庞大的军队从西里西亚直接进军波西米亚，路上会遇到很多后勤问题。萨克森的地形更加平坦，途经萨克森的侧翼行军路线，或许还能实现向奥地利发动战略突袭。该走哪条路，很好选：腓特烈的大军分为几路纵队，向萨克森边境开进。

在18世纪的战争中，破坏中立的现象并不罕见；然而，一个中等强国傲慢地入侵另一个中等强国的领土却不同寻常。对此，萨克森政府和萨克森军队都颇感意外，不过普军在前进的道路上尽可能地不造成破坏，萨克森也就没有阻拦普军过境。此时，奥地利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低地国家，一旦普军进入波西米亚，奥地利人只能采取些骚扰行动。到了9月初，腓特烈已经兵临布拉格城下，摆开了攻城的架势。

身为哈布斯堡王朝第二大城市的布拉格确实太大了，以至于为之修筑完备有效的防御工事，在财政上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也就很难组织有效的防守。布拉格总督殊死顽抗，普鲁士攻城炮兵只得在摇摇欲坠的城墙上，凿出一个可供进城的豁口，迫使总督在9月16日开门投降。此时，腓特烈承受着来自法国盟友的强大压力，法国人要求他穿过波西米亚南部进入多瑙河流域，三天后，腓特烈离开了布拉格。到了10月1日，普鲁士人已经渡过了伏尔塔瓦河（莫尔道河），接着，腓特烈遇到了两件让他郁闷的事。萨克森终于回过味来，自己是一个国家，而非公用高速路。萨克森军队正在南下，而且有盟军陪同。10月2日，腓特烈获悉奥地利野战军主力也在波西米亚的某个地方，更要命的是，他的间谍和侦察兵都不知道奥军的确切位置。

起初，腓特烈期待着重演1741年的故事。他拥有6.2万人马，并且相信他的大军有能力在野战战场上决定战役的成败。洛林的查理亲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查理的新任顾问、老谋深算的O. F．冯·特劳恩元帅，并不打算给腓特烈这样的机会。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空气越来越潮湿，奥地利人恭候萨克森人到来，同时威胁着腓特烈与布拉格之间的交通线。9月22日，萨克森人来了，让查理拥有了7.4万可战之兵。次日晚间，奥地利-萨克森联军建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马绍维茨营垒的阵地，距离腓特烈的主阵地不到10公里。腓特烈向敌人迫近，9月25日，他亲自进行了侦察。他的结论是，自然和人力因素一起让联军营地固若金汤，已经缺少粮草的普鲁士军队无法直接攻下来。同日，普军启程返回布拉格，留下一些空空如也的阵地，任由奥地利人占领。

由于萨克森成了敌国，腓特烈无法指望在布拉格越冬。普鲁士人向东北方向进发，因逃兵和疾病而蒙受了重大损失。11月8日和9日，腓特烈在新科林渡过了易北河。他原本希望靠打一仗来确保波西米亚的安全，看到奥地利人如此消极，就把他那疲惫不堪的军队打发到波西米亚地区越冬了。如果说国王起初认为奥地利人会参战的话，那么眼下，他对敌人的消极态度做出了相反的判断。出乎他意料的是，奥萨联军却在十天后渡过了易北河，歼灭了1个孤立的普鲁士营，迫使腓特烈赶忙退往西里西亚的各个隘口。此时，凛冬降临，飘落的大雪堵塞了越来越狭窄的道路。普军在跨越普奥边界时正处在瓦解崩溃的边缘，掉队的普军要么被冻死，要么被游荡在普军侧翼及后方的克罗地亚人和骠骑兵抓了俘虏。

在这场近乎灾难的倒霉事件中，腓特烈蒙受的损失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奥地利人吹嘘自己接收了将近1.7万名普军逃兵。其他可靠的资料估计，返回西里西亚的普军不到4万人，其中一半死于疾病，或者不再适合服役。西里西亚到处是掉队的散兵游勇和兵匪，这对于巩固普鲁士的统治有害无益。对国王的统率能力，军官们即使不冷嘲热讽，也会公开质疑。后来，腓特烈详尽记述了自己当时犯下的错误。他特别自责没有巩固布拉格周围的阵地，没有组建通往普鲁士本土的稳固的补给线。第二项任务尤其重要。1744年的波西米亚不是1740年的西里西亚。如果说奥地利的贵族阶层总体上可能不一贯忠诚，那么玛丽亚·特蕾莎已经做了许多杀一儆百的事情，而且到目前为止，奥地利的复苏迹象已经显而易见，以至于认真考虑更换君主的显贵变得寥寥无几了。波西米亚贵族对农民和城镇居民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使腓特烈的军队买不到也征不到物资。奥地利轻装部队再次阻止了普军筹集粮秣的行动，迫使普军出动大批兵力来搜集粮秣，兵力多到他们自己就吃掉了到手的大部分粮草。一旦普军开始撤退，艰苦的生活使士兵越来越不服从军官和士官的管束，毕竟连军官和士官自己也饥寒交迫、身心俱疲了。

与此同时，腓特烈认为他的奥地利对手比自己更精明，他会这么想，某种程度上也是件不同寻常的事。多年以后，国王喜欢说特劳恩是自己在战争艺术领域的导师之一。他从1744年的战役中汲取了什么教训呢？当然，一个教训就是他不再相信他的军队在压力下的韧性了。18世纪军史编纂学中有个古怪的特点：军队的脆弱性经常被挂在嘴边，而他们在面对真正逆境时表现出来的韧性，却遭到了忽视。18世纪的雇佣军和职业军队在面对失败和困境时展现出来的忍耐力和恢复力，与19世纪的同行相差无几。因此，这种认识偏差可以解释为，与后来几个世纪的全面战争相比，早期士兵逃亡和投降的可能性更高。

在任何时代，奔波过度、给养不足和机动性不如敌人的军队，都有解体崩溃的趋势。这一观点很好理解接受，那么，为什么18世纪的士兵在这方面得到了高得不成比例的负面报道呢？其中一些原因似乎与腓特烈晚年雄辩的笔锋有关，他在著作中强调了纪律在控制乌合之众方面的重要性，在他的陈述和暗示中，普军里充斥着需要严加管束的乌合之众。他会有这种心态，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1744年在波西米亚的经历。他把他所继承的军队严守纪律视为理所应当的事，不愧是腓特烈·威廉的亲生儿子。腓特烈的早年履历，即使是他的骑兵逃离莫尔维茨战场的行径，也没能动摇他的预设：普鲁士军队知道如何扛过艰难困苦。但在1744年之后，国王就再也不相信麾下官兵的良心了。

腓特烈的第二个结论是关于操作层面的。到目前为止，其统帅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成功的会战和攻城，但是他指挥的战役乏善可陈。在18世纪的机动作战中，腓特烈依然是国际象棋棋手口中的“臭棋篓子”，即使奥地利的二流将领也能让他蒙羞受辱。不足为奇的是，依然年轻的普鲁士君主在盘点波西米亚惨败的后果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定，会战比计谋更管用。

落实这个结论不仅意味着要重建军队，还得让损失惨重的军队重新打起精神来。通过晋升、奖励现金和亲自安抚这套明智的组合拳，国王让心怀不满的军官们至少暂时安静下来了。但是，在波西米亚损失巨大的军队是腓特烈麾下最精锐的部队。再怎么努力征兵和训练新兵都难以顶替骨干老兵。随着普鲁士在国际信贷市场上的信誉滑入低谷，加上普鲁士作为盟友的价值在巴黎和慕尼黑受到了公开质疑，腓特烈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就像他的祖先过去那样迫切。

战争就像一场百家乐纸牌游戏。一个有效的经验法则是，与一个必须赢钱的对手赌，然而腓特烈很少这样做。他不遗余力地保证自己依然手握筹码，从而在1745年春季翻本。他与英国人接触，希望英国人能在维也纳进行斡旋。他也敦促法国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牵制奥地利。奥地利却不为所动。1744年12月，玛丽亚·特蕾莎解除了西里西亚人先前给予腓特烈的所有宣誓效忠。

1745年1月，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去世了。 奥地利外交部立即着手与查理的继承人 谈判，到了4月，谈判取得了成果，巴伐利亚以非常优惠的条件退出了战争，相当于恢复了战前的局面。一个月之前，对腓特烈漠视其主权感到愤懑的萨克森，既担心普鲁士在中欧崛起，又渴望获得荷兰与英国提供的津贴，所以同意加入一个四国联盟，联手对抗这个新兴强国。

在玛丽亚·特蕾莎看来，她组建的新德意志联盟一定会让她收复西里西亚。现在，奥地利无法兼并萨克森和巴伐利亚，所以只能指望从普鲁士那里获得领土补偿。腓特烈决定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到底，尽管这是他刚刚获得的土地。4月，他在西里西亚境内的格拉茨 附近建立了野战司令部。普军集结的速度比腓特烈所设想的要慢。到了5月的最后一星期，他已经手握约6万人的兵力，包括4.2万名步兵和不到1.7万名骑兵，还有炮兵和工程兵。

腓特烈当面之敌的兵力与他自己的不相上下，素质也毫不逊色。查理亲王麾下的4万人得到了1.9万萨克森人的加强。腓特烈的第一个想法是把奥萨联军从波西米亚山区引诱到平原上去，在平原上，普军的战术优势最有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一场精心策划的虚假情报战，包括使用双面间谍、谣言制造者和佯装退却，诱使查理贪功冒进，进攻似乎正在逃跑的敌人。6月3日，奥萨联军离开了坚固安全的巨人山脉，向霍亨弗里德堡村进军。在这里，联军建立了一个没有野战防御工事的行营。腓特烈把主力部队精心隐藏起来，这一次，连一贯高效的奥地利轻骑兵也没有出动。国王决定冒险进攻信心满满、麻痹大意的敌人。

腓特烈的原定计划是夜间行军进入阵地，首先击溃联军的左翼，然后从东向西席卷剩余敌军。最初的行动圆满成功。尽管步兵必须穿过原野，而非火炮需要的道路，但普军阵形严整、鸦雀无声。要是哪个列兵一个喷嚏打得太响，或者违规吸烟斗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都会饱尝身边战友的拳打脚踢。掉队人数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无论是州区应征兵，还是雇佣兵，是生于普鲁士的，还是从半个中欧招来的弃儿浪子，腓特烈手下的普通士卒都看得出来，如果此次行动失败，他们每个人的生还机会将相当渺茫。

经过短暂的休息，黎明时分，普军陷入了意料之外的局面。联军的营地向东延伸得比腓特烈预想的还要远一些。普军先头部队没有进入开阔地带，而是冲进了由一支强大的敌军步兵分队占领的高地。听到这个消息，腓特烈下令普军主力加快前进步伐。普军刚渡过斯特雷高河，就撞上了一支庞大的萨克森和奥地利骑兵部队。

腓特烈的右翼普军在人数和地形上都占优势——位于一个可以发动俯冲的坡顶上。第一次冲锋之后，他们的纪律就荡然无存了。骑兵的行动变成了由个人单挑组成的巨大漩涡，附近的所有普鲁士骑兵中队都被这个漩涡吸了进去。一次错失目标的刺击或者一次笨拙的劈砍，都可能是致命的。急于为自己效力的部队争取荣誉的普鲁士人，下手毫不留情，也不指望敌人手下留情，据说国王也不鼓励他们抓萨克森俘虏，这进一步刺激了普军的斗志。

就在双方骑兵奋勇厮杀之际，步兵开始抵达战场。原来在联军左翼扎营的萨克森人，在一个崎岖破碎的地域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阵地。此处是轻装部队的理想战场，为萨克森的战线步兵营提供了坚固的防御地形，尤其是在他们的团属火炮进入火力支援阵地的时候。现在是安哈尔特-德绍亲王利奥波德一展身手的时刻了。他让9个步兵营脱离行军行列，展开战线，继而率领他们挺进。其他部队纷纷响应，等到“德绍小伙子”开始发动进攻时，跟在他身后的已经有21个营了。按照普军新操典的规定，普鲁士人肩扛步枪稳步向前。身穿蓝色上衣 的战线步兵和掷弹兵向前挺进，穿过萨克森火炮发射的霰弹杀伤区，顶着萨克森步兵的火枪火力不断前进，最后，他们几乎就在敌人的眼前打出第一轮齐射。

普军进攻产生的心理和肉体压力，不足以立即击溃萨克森步兵。萨克森选帝侯的步兵营没有溃散，雇佣兵和本国士兵继续战斗了将近两个小时，用自己的火枪齐射迎击普鲁士人的，逐步从一个掩体的后面退到下一个掩体的后面，让德绍亲王的部下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十分惨重。直到早上7点钟，萨克森人还是没有等来奥军的增援，只得撤了下去，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两个小时里，他们的奥地利盟友慢慢腾腾地走出营帐，排成战斗队形。

萨克森军队撤退也标志着腓特烈原定计划的结束。腓特烈的右翼骑兵和步兵，把萨克森人逐出战场，自己也疲惫不堪，秩序全无，无力立即投入下一轮战斗。因此，腓特烈命令他的主力部队，也就是没有跟随利奥波德战斗的那部分部队，向左卷击，攻打还在原地的奥军。混乱让普军1个旅失去方向，在空旷的战场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而，奥军居然无所作为，呆若木鸡地留在原地，这时，18个普鲁士步兵营在其左翼9个骑兵团的掩护下，伴着与炮声相映成趣的战鼓声，摆开战斗队形，压了上来。

有那么几分钟，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10个普鲁士胸甲骑兵中队身后的一座桥梁垮塌了，导致他们暂时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但在奥地利人向他们发动进攻之前，齐滕的侦察兵发现了一处浅滩。这位不走寻常路的骠骑兵军官，率领自己的骑兵团和第12龙骑兵团涉水跨过浅滩，增援陷入绝境的那批“重骑兵”。随后又有5个团跟进，他们惯于采取这种出人意料的行动，所以沉着淡定地涉水渡河了。他们的冲锋产生的冲击力足够——也刚刚足够——把已经在前两波普军攻势下陷入混乱的奥地利骑兵，打得抱头鼠窜。

只剩下奥地利步兵还在战斗。与萨克森盟友一样，身穿白衣的奥军坚守不退，与普军互相齐射，有时双方距离似乎仅相当于一根枪管的长度。就在胜负未分时，一群游荡的普鲁士龙骑兵进入战场，继而发动了将永载史册的冲锋。第5拜罗伊特龙骑兵团没有陷入普军左翼的骑兵战斗，而是跟在步兵身后前进，最后，该团停在第一道战线敞开的一道豁口的后面。在场的高级军官——不伦瑞克亲王费迪南，发现了一条由奥地利掷弹兵组成的战线，尽管这些奥军的火力没有拦下普军，但让普军前进的步伐变缓了。

只要普鲁士旧陆军还存在，关于下面发生的事情应该归功于谁，一定会产生争议，而且一定会争执不下。根本没人知道究竟是谁下达的冲锋命令。但是，在上午8点15分左右，拜罗伊特龙骑兵团向前冲了出去，先小跑，然后全速飞驰。由于没有时间组成方阵，奥地利掷弹兵在被踩翻在地之前只打出了一轮齐射，并且没什么效果，获胜的龙骑兵杀向奥军主力。在没有自己的骑兵缓解敌军骑兵冲击力的情况下，排成战线的奥军坚守了几分钟，随即全线崩溃，各自逃生去了。不到半小时，拜罗伊特龙骑兵团就缴获了不下67面军旗，他们此番冲锋获得的战利品还包括5门无法拖走的奥地利火炮，另有2500名战俘，尽管他们拼命逃跑的速度不亚于奔驰的战马，却都明智地放下了武器。拜罗伊特骑兵团自身的损失不到100人。

到了上午9点钟，可以说战斗结束了，因为敌人已经都走了，至少战场上没有了。腓特烈的部队只前进了几百米，就止步不前了。即使国王希望追击敌人、扩大战果，他也缺乏有组织的力量来实施：他的骑兵四处散开，他的步兵疲惫不堪。清点统计伤亡情况，发现普鲁士军队伤亡4700人，奥萨联军的损失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在18世纪的战争中，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比例。

战利品清单让国王印象深刻，以至于战后次日，他就下令在他的司令部里陈列缴获的军旗，仿佛是想让自己相信真的缴获了这么多战旗。

霍亨弗里德堡战役多次被描绘为腓特烈首次运用斜线战术的战例，而斜线战术正是腓特烈对18世纪战术做出的最著名的贡献。 集中兵力打击敌军侧翼的概念，不大可能是普鲁士国王的原创。从伊巴密浓达 到马尔伯勒公爵的众多将军，都曾试图加强手中军队的一个侧翼，然后让这个侧翼前去击败对面的、相对较弱的敌军侧翼，随后席卷敌军全线。雷蒙多·蒙泰库科利曾提出，一支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应该位于侧翼，让这个侧翼在兵力和素质上都具有优势，从而先发制人。在法国，福拉尔 和弗基埃侯爵也提出了类似的理念。

腓特烈熟读上述三位理论家的著作，也很欣赏这个概念。然而，付诸行动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延长战线意味着削弱战线。那个得到加强的侧翼究竟该强到什么程度，才能在敌人利用我方阵地上的弱点采取行动前，先突破敌军战线呢？解决这个难题之后，要想成功使用斜线战术，似乎还需要乐于合作的敌人，也就是一个足够粗心大意、愚蠢迟钝的对手，他不仅不保护自己薄弱的侧翼，还要在威胁近在眼前时无动于衷。假设敌军指挥官的能力正常，甚至低于正常水平，那么他对斜线进攻的正常反应，就是不让受到威胁的侧翼投入战斗。这就迫使敌人扩大行动范围，那么敌军拉得过长的战线会在某个点突然断裂，另一种可能是，正在迂回的攻方部队的机动能力和主动性被消耗殆尽。 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腓特烈在霍亨弗里德堡使用的战术会发现，与其说他在首次试探性地使用斜线战术，不如说他企图采取更加传统的机动手段——夜间行军和侧翼进攻。战斗一打响，腓特烈就几乎没再指挥过任何部队。

整个欧洲军界异口同声地赞美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产生了某种事后诸葛亮的倾向：把战斗力与指挥艺术混为一谈了。腓特烈的夜间行军，构思大胆、执行精妙。然而，这是一个作战行动，而非战术移动，旨在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而非争取进入战场的时间。

在执行过程中，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与查图西茨会战相似：由一系列独立行动组成，普军诸部都在各自为战，互不协同。增援部队是被拖到战斗漩涡中去的，而不是由高级指挥官特意指派过来的。拜罗伊特龙骑兵团发动的决定性冲锋，既有主动性，也有机缘巧合。为什么这个团会在6月4日上午8点钟出现在战场的那个位置，而非其他五六个地方，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此外，霍亨弗里德堡会战既获胜了，也失败了。萨克森人和奥地利人各自为战，互不支持，使普鲁士人有时间从自己的战术失误造成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并赢得了一场意义重大的胜利，足以跻身德国历史上最伟大战役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