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丑陋世界里的童话。
哥特式建筑的诞生，是艺术家们努力追求更多光线和更大的表现空间的必然结果。在哥特式流行于世的那个时期，它就像一篇优美而动听的童话一样吸引着人们。它直接反映了人们寻求从乱世中解脱出来的迫切愿望。
但对此先辈们有不同的看法，造诣颇深的意大利建筑工程师和画家乔吉欧·瓦萨里就曾有如下的见解：
“这些哥特人（在乔吉欧·瓦萨里的眼中，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切人，包括早年被我们称为‘匈奴’的那些人，都是哥特人）完全不知道古典文化，却制造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大尖顶啦，什么小圆尖顶啦，还有那些奇怪的装饰和多余的花边，对于以简朴为美的古典艺术来说完全是多余的。”
这句话是米开朗琪罗最有名的徒弟所讲的，那么新的人又是怎么看的？恐怕大多数又走进了另外一个极端。许多人（包括建筑师）只要一提到教堂和学校，都会想起哥特式，这些人坚持认为如果不按照14世纪、15世纪牛津和剑桥大学那样修建教堂的建筑，那么教堂将不成为教堂，学院也将不成为学院了。
这种论调是很荒谬的，就像要求那些跳现代舞的演员双脚必须像圣丹尼大教堂保持直角一样荒谬。“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产”，这种废话对艺术本身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现代用钢筋水泥修建的图书馆，必须考虑一点，就是让读者和藏书能够获得充分的光线与空间。如果在这样的图书馆外面，加上一层古代那种哥特式的泥巴，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让人耻笑的婚礼蛋糕。也就是说现代建筑，包括住房和图书馆，都毫无必要搞一些华而不实的小窗户，以及没有用的外扶垛。这些东西就像现代轮船那些烟囱一样多余，只能把他们用来储藏东西，或者给猫狗住宿。然而在13、14世纪，人们只要动工修筑东西，好像就非得搞这些东西不可。
在我们看来，修筑建筑物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计建筑。哥特式的建筑师把这个处理得很好，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现成材料来解决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非常切实可行的，所以他们能够成为一流的工程师自然就很合乎情理了。但我们今天的建筑师，如果还按照公元1237年哥特式时期的要求来依葫芦画瓢，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
哥特式建筑艺术出现在12世纪下半叶，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他们那个时代，是西方最有意思的少数几个时代之一。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与世隔绝的民族，正在修建一座神秘的建筑，他们的建筑名字叫作吴哥窟（这座建筑在艺术水平上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欧洲人建造的建筑）。
而西欧也有了法律与秩序，从而恢复到了和罗马帝国时代差不多的社会。这是罗马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东西。而同一时期的十字军也正在走向穷途末路。此时此刻北欧人终于销声匿迹了。有些被人杀掉，而有一些成了欧洲国家的贵族——比如英国的国王、西西里的公爵、诺曼底的公爵，或者在希腊圣地附近的诸侯国里做侯爷。
而伊斯兰国家也不再对欧洲造成安全上的威胁。尽管拜占庭和土耳其仍然在欧洲东部边缘地带交战，但毕竟不能再次引起西欧人对他们的兴趣。
为了防止斯拉夫人和穆斯林侵略者进入中欧，奥地利（意思是“界桩”）成立了。除非维也纳受到威胁，否则就不会有人注意匈牙利平原和巴尔干半岛之外的事。波罗的海和北海再次成为各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通途。阿尔卑斯山两边的国家也不再因为山上有大雪覆盖而互不往来。在公元1000年之前不久，曼顿的圣伯纳德在一个山口修建了一个链接北欧和南欧的驿站，后来这个山口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个时期的欧洲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到了16、17世纪之后将会有更多的成就。普通农民不再是山野中的粗人，他们知道要保持他们的尊严就必须与人合作。因此，12世纪对建筑师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对工业师傅同行业协会的组织者来说也是伟大的。这些协会以及他们之后5个世纪中出现的同业协会，在政治领域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农业社会导致了罗马式建筑的产生，那么在12世纪我们就看到了与城市文明相关联的建筑样式重新出现。
很久以来，有一种神奇的传言，说哥特式大教堂那些高耸入云的塔尖，还有高大的柱子，是模仿条顿人入侵欧洲之前住过的森林里面的建筑建造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侵略者在3000年前刚一离开中亚地区，就在巴比伦为自己建造了这些高塔，他们认为只有在最高的地方建造教堂才能更加接近神。出于相同的理解，以前的艺术史学家有一种观点，中世纪初期的人们，修建宏大并且在顶部有拱形窗的教堂，是为了住在里面感受当年他们祖先生活在森林里面的感觉。但我认为，哥特式建筑并没有这么多浪漫的因素，当年建筑师可能从实际角度考虑的反倒更多一点。
今天，我们因为考虑经济的因素（地租昂贵）而在我们的城市里修建摩天大厦。然而在中世纪，建造所有建筑首先考虑到的是花最少的钱；其次是安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意大利家族住在塔楼里，而当地的市民则把他们今天的教堂设计成摩天大楼。
城墙和城池都需要花费很多钱才能修建起来，因此城市的面积不能太大，而这就使得教堂的建筑用地受到限制。
我们知道，每一件艺术品，都体现着一种思想。所以，人们思想的变化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在艺术品的变化之上。在罗马式建筑艺术流行于世的最后两百年里，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些细微却很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从当时的艺术品变化上可以窥见一斑。
人们在哥特式艺术时期和在9、10世纪的现实生活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毫无疑问，哥特式时期的人们已颇具安全感，城市也比以前更加繁荣。但是人们互相之间仍然不分是非，不辨清浊。事实上今天也是这样，人们还和野蛮人一样愚昧无知。在哥特式时期，唯一保留着文化和文明的地方是归教会管的隐修寺院。在农村，由于毒疫横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这使得人们非常迷信，甚至连比较开明的学者也因此而相信妖魔鬼怪。但和以前的迷信的人们相比，这个时期还是有所进步的。只要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它们都显得颇为轻松，人们也更加愉快地生活和对待人生。
音乐这种东西能够解决文字不能解决的东西。瓦格纳在他的歌剧《帕西发尔》第一和第二幕之间插进去的那一场，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罗马式建筑风格风行时期人们的心灵所感到的那种恐惧和压抑。当我们观看哥特式教堂中的经典之作时，我们会发现哥特式建筑氛围中人们的精神状态和音乐契合得恰到好处，这是一种神秘的体验。
一个真正懂得古画或小提琴的行家里手，并不会受到所谓“科学的”事实的约束。因为没有任何理由阻止雷斯达尔也在他的某幅风景画中出现文森特·梵高的天空。当瓜尔内里看到比他更有名气的前辈阿玛蒂的小提琴时，也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对这位前辈进行模仿。
然而，即使他们对前人进行模仿，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精神实质和所采用的方法都不相同，而这肯定会表现到作品中去。于是我们就能“感觉”到这幅画即使出现了梵高的天空，但却是雷斯达尔所画；这把小提琴虽是阿玛蒂所有，然而演奏者却只能是瓜尔内里。
哥特式建筑都是这样。当我们翻阅建筑手册中谈到哥特式的部分时，我们发现它们大都在大谈特谈那种带尖的拱门拱窗。在欧洲的语言中，“哥特式”的意思其实就是“尖拱风格”，这种翻译很有道理。哥特式建筑艺术家们深受穆斯林建筑艺术家影响，从而不但不再采用罗马式那种用石头垒砌的教堂的圆形屋顶或锅底形圆顶，也不愿意仿照拜占庭建筑艺术家们的风格。他们自己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尖顶，从而改变了教堂的采光条件，利于空气的自由流通，更重要的是它还让教堂的高度得到了提升。
然而，要修建这种建筑必然会遇到几个世纪前罗马建筑师们也遇到过的那种难题。罗马式建筑风格盛行的时代，建筑师们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怎样加强墙壁支撑圆屋顶的力量。当时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建筑之下，用四根看似墙壁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却独立存在的柱子，分别在四个不同的方向顶住建筑物的圆顶。这样的话，就算发生地震之类意外导致墙壁倒塌了，却还有四根强而有力的柱子在支撑着圆顶，使教堂不至于毁于一旦。
相比较而言，哥特式建筑师们的技术更先进一点。他们先把柱子修建好，然后才建墙。这就像我们今天盖摩天大楼之时，常常先架构一个钢结构，然后再补充上必要的墙体一样。这种建筑方法与之前的建筑方法是大不相同的（以前认为墙就是用来支撑屋顶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现在建造墙壁这一部分，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必须从下往上，我们也可以从上到下，先从上层开始修起。
于是墙壁的作用就大大减小，而柱子则取而代之，这使得整栋建筑物成了一个“窗框”。也就是说，这时教堂的墙壁（比方说颇让人喜爱的1246年为法国的圣路易修建的巴黎圣徒小教堂），或者墙壁的一部分，与其说它们是墙，还不如说它们是窗户框子了。
这些柱子成为哥特式建筑最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加强它们的质量，12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师们在罗马式建筑师的启发下，用教堂两侧走廊的廊柱来减轻墙壁的受重。于是哥特式大师们一边追求垂直、流畅的效果，一边发明了“外扶垛”、“外加柱”等新技术。所谓“外扶垛”，就是由外向内用劲，顶住教堂内柱子之上沉重的石屋顶向外溢出的压力。
哥特式建筑师们为了让他们的教堂修建得更高，有时会在建筑之外修建两道“外扶垛”。这从兰斯大教堂的结构上可以看得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双重外扶垛的支撑力量，使得这个教堂在一战中能在德国的炮火中逃过一劫。这些身怀绝技的无名氏建筑大师，用这样的方式延长了他们作品的寿命。
然而，这种风格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很多事例说明，并不是每一个建筑都让这些哥特式建筑师感到满意。就像一个野兽的骨架一样，尽管形状庞大，但始终只是骨架而已。只要有一个外力，哪怕只是很小的东西，给这个骨架一碰撞，它就会垮台。这就是那些普通的哥特式大教堂的命运。所以那些历经劫难而依然留存下来的哥特式建筑物，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和保护。虽然它们比罗马式建筑更加让人兴奋，但是它们也需要更多更好的维修保养。
在15、16世纪的时候，各地上演了很多次教堂坍塌的惨剧。比如1486年的万圣节惨剧，再比如1571年的主显节惨剧：当时由于暴雨剧烈，导致部分教堂的屋顶坠落下来，砸到了正在表演的合唱团以及几百名会众的头上，导致了众多生命的陨灭。
就算是宇宙，也有一定的时限，更别说艺术了。历史上修建的哥特式教堂，大多数都有始无终（或者是资金匮乏，或者是热情消退，或者是二者皆有之），修到一半就不得不停顿下来，真正修完竣工的只是少数。包括现在被公认为“哥特式最完美”的科隆大教堂也是这样，它是上个世纪教会卖彩票获得资金之后才继续修建完工的。当年这些荣耀一时的教堂建筑，人们如果看到它们实用的尖顶，会觉得自己看到了天堂之美。
在建筑师们的精彩设计之下，在那些建筑物两侧走廊上的廊柱的高度和正厅（十字形建筑中间那一部分）的高度相等的哥特式建筑里，人们可以以不同的高度往下观看一根柱子。看着看着，人们就会发现这些柱子突然不见了，就像它们长着腿跑掉了似的。在这种教堂里做礼拜的人们，当他们身处透过染色玻璃而照射进来的无数神秘光束之中时，他们会感到自己进入了童话般的境界，神奇、美丽而又幸福，于是人们在那种黑暗的时代里所遭受的苦难似乎都得到了补偿。
哥特式建筑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它的窗户上。在哥特式建筑里，画家失去了他们要在其上绘画的石头墙壁。于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画家们反对这种建筑，然而事情总是有弊有利，画家们失去了墙壁，却也因此而促使他们寻找其他的载体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于是他们便研究起了木板、羊皮纸以及帆布，一直到几百年后，才智非凡的凡·爱克兄弟发明了一种效果很让人满意的在颜料里兑油的方法，于是油画这种新式的绘画技法便产生了，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另一方面，画家之失却造就了烧制染色玻璃的工艺。从技术上来看，这种玻璃是在普通玻璃之中放入氧化金属，或者在其上烧上一层颜料，然后用铅条把小块小块的玻璃加以固定，最终形成各种格式或图样的染色玻璃。所以从原则上来看，这种玻璃更像马赛克，而不是绘画。然而画家们在使用这种玻璃时，并不和这两者相同，玻璃烧制工在对玻璃进行组合之时，必须尽量避免造成教堂里面出现色斑这种情况。他们必须非常巧妙地调整各种颜色的搭配，让进入教堂的人们感到环境舒适。当阳光照射进来，要给人一种在太阳暴晒之下突然跳进大海一样的感觉。
因为安装玻璃的窗户很狭小，所以玻璃烧制工们便遇到了很难对付的问题，于是就不能在画面的透视上有太高的要求。当人们还不懂透视法是什么的时候还无关紧要，但是一旦人们知道这个东西，就会觉得这些染色玻璃过于原始了，只不过能吸引人们一时的眼球，却不能给人长久的赏心悦目。
染色玻璃这种技术最早起源于东方，什么时候传入北欧已经不详。一度是玻璃工艺中心的威尼斯，其使用玻璃的最早时期不会超过10世纪。巴黎附近圣但尼教堂里面的染色玻璃，是现存最为古老的染色玻璃，但是它的时间也不会超过11世纪。稍晚一些，在法国沙特尔附近一个叫作勒芒的小乡镇上，也出现了这种东西。又过了很多年之后，染色玻璃才开始传入英国，其中坎特伯雷大教堂里面的恐怕是时间最早的了。罗马人曾用过一种淡绿色的玻璃来安装窗子，但这种玻璃并没有发展成为染色玻璃。
人们很喜欢染色玻璃这种工艺品，它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所需，这使得这一项技术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当时由于运输玻璃不但不方便，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因此这种玻璃在当时的市场上奇货可居，贵如白银。所以很多世纪里，人们唯一盼望的奢侈品就是染色玻璃。
这种玻璃是如此稀缺和昂贵，以至于一般的城堡及住户根本就不具备消费的能力。所以当时大多数人家的所谓窗户，都不过是在墙上弄一个洞口，然后用木棍、荆条或者油布遮挡住而已。人们日出而起，日落而歇，即使阳光无法透进屋子，但对很多人来说，日子也是很舒服的。即使有时候大风往屋子里灌，但在一个尚不知道烟囱和刀叉的时代，这种事被认为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谁都不会注意。
玻璃制造业的最终普及，归功于哥特式建筑的普及。哥特式建筑物越多，对玻璃的需求也就越大。一些颜色很受欢迎的价值连城的玻璃，比如红玉红，因稀缺而很难得到。哥特式建筑师们不仅在教堂两边的窗框内安上大块大块的染色玻璃，还撤掉了教堂大厅东部耳堂墙上方的那一部分建筑，然后用一个极大的圆形玫瑰染色玻璃取而代之。如此之大的需求量，让每一个玻璃作坊都夜以继日地加工赶制。当时这种兴旺发达的玻璃制造场景，后世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些参加教堂建筑的其他工人，石匠、木雕工以及其他技师，同样忙得不亦乐乎。那一段时间，人们对建筑的热情空前高涨。
因此一个年轻人如果只靠在家乡学的那点东西，在实际的工程建筑中是不够用的，所以他只好背上背包，带着各种工具和笔记本出外游学，若干年之后有所本领了，才敢回来。
如果他知道遥远的克拉科夫或者更远的特隆赫姆出了一个建筑大家，他便必定不辞辛苦从波兰游荡到挪威拜师学艺。而在途中，他还必须抽空了解布拉格、莱比锡、维滕贝格、吕贝克以及斯德哥尔摩的相关行情。最后，如果他没遇到沉船、疫病，幸运地返归故乡，他就能拿他学到的这些东西，建造出同乡们最喜欢的某种风格的建筑。
一般来讲，这个年轻建筑师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不会三心二意，而是一心埋头于自己的领域。他会拿着和普通石匠差不多的工资，却将对艺术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然而他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不会想到要与别人共享他的建筑的光荣和不朽的价值。他也许不知道，他倾尽全力修建的建筑，是全社会在精神上的一种有形的表达。
再以后，由于城市的繁荣昌盛，很多同业公会或商业协会都有了自己的资金，于是他们想给自己建造房屋、议会大厅、过磅之处、谷物交易所、布商同业会馆以及酿酒业同业会馆等等。所以他们便把本城最有能力的青年派往欧洲各地进行考察和可行性研究。从结果来看，这种坚持不懈地长期深入学习的学徒制度，对建筑艺术的传播非常有效。
艺术实现了那些不能用宗教来实现的事，它促成了欧洲人思维的改变，使得他们具有了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当然，那时的人们没有“国家”这种概念，人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的人。或者一个乡村，或者一个城镇，或者一个国家。就算一辈子看不到皇亲国戚，人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使欧洲各地的语言、风俗以及饮食习惯大相径庭，正所谓喝葡萄酒的人看不起喝啤酒的人，人们之间难免会有隔阂。但由于大家都有参与从事一件伟大事业的共同情感，使得原有的民族偏见得到了克服。而现代的民族偏见却反而如此之盛，不得不让人感到伤心和失落。国际主义精神就是在当时的欧洲出现的，18世纪下半叶，这种国际精神又在欧洲大地上重新出现过一次。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基础是一种共同的哲学观念，而在中世纪哥特式时期，人们则在艺术上寻求共同的兴趣。
不久之后，欧洲发生了一件极其倒霉的事，数百万人同时得了一种神秘和可怕的疾病。医生们搞不清楚这种疾病，便把它叫作“黑死病”。现代医生分析当时薄伽丘等作家的相关叙述，发现这种导致“很多人死亡”的疾病乃是古代的一种淋巴腺鼠疫。十字军不仅把许多积极和有益的东西从东方带了回来，而且也把很多神秘的死亡与疾病带了回来。黑死病这种疾病就是他们从不知是巴勒斯坦还是小亚细亚还是塔塔尔大平原带回欧洲的“成果”之一。疾病最先开始暴发的地方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地方后来强制性地要求一切外国船只接受四十天的隔离检查，试图以此阻止鼠疫的蔓延。然而，接着鼠疫便在另外一个地方——马赛暴发了，然后迅速蔓延到欧洲各地。这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染病，导致了6000多万、1/4的欧洲人死亡。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疾病，一直到16世纪关闭最后一个鼠疫收容所之前，它还尚未被彻底消灭。
黑死病流行期间，几乎没有人能逃脱它的魔掌。有些家长惊慌失措地雇了一只小船，然后带上子女离开大陆，然而不到第二天，他们全家便死完了。当时的教堂无论白日还是夜晚都敞开着大门，却没有一个神父可以出来主持仪式，因为神父们也感染上了鼠疫，也都上了天堂。极大的恐惧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他们仓皇失措地逃到荒野，一边祈祷一边等待着末日的降临。另外一些人，比如薄伽丘以及他在《十日谈》里提起的那些朋友，则逃往郊区舒适的别墅中，整日寻欢作乐，但他们也同样是在等待着死神前来敲门。画家们在此期间所画的死神之舞，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它们充分体现了此刻社会大解体的情况。后来疫情虽然稍微有所好转，但是许多地方很多年之后仍然还没有人烟。此事过后，人们甚至已不记得有一块叫作格陵兰的大陆，一直过了好几百年之后，人们才又重新找回这片土地。
鼠疫横行期间，艺术遭受的影响和打击则更重了。在人们脑海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普遍性被毁灭了，许多老艺术家埋身于城外的乱石岗中。虽然侥幸存活的建筑师、石匠、画家以及雕塑家们又开始重操旧业，然而以前那种让人高兴而又意义非凡的游学岁月已一去不返。为了安全，谁也不敢贸然出门，包括那些工艺技师也是这样。以至于到了最后，那种很有创造意志的具有普遍性的表现功能的哥特式建筑，逐渐沦落为不折不扣的法国货、瑞典货、奥地利货或者德国货。
这个疾病也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服装风格。在12世纪之前，欧洲人的打扮几乎都是一件古罗马人的大袍，加上一条保暖的裤子。罗马人觉得裤子是野蛮人的发明，因此他们很鄙视这种东西。而纽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所以当时的男女老少都穿一些长过膝盖的大同小异的长袍。
服装的力量比法律还大。在哥特式时期，人们追求垂直流畅的风格，这种风气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影响颇深。无论是大教堂的尖拱形门窗，还是诸如水杯及盐罐等家庭生活用品，都可以对此做出证明。于是那种肥大宽松的老式袍子便不再时兴了，人们的服装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女人的上衣越来越小，最后甚至发展到从头上穿不下去的程度，这时纽扣便有了它的用武之地。与此同时，男人的上衣越来越短，男女之间在服装上的差别也就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改变在14世纪下半叶的许多绘画作品之中有着生动的表现。
在哥特式发展初期，社会重新繁华起来，市民们终于有条件改变几百年来一成不变的衣服款式了，也有钱消费那些高级的衣料了。从当时的画家所画的肖像作品上看得出来，当时的人们极不喜欢黄色、棕色和灰色这三种颜色。于是波斯和中国的图案开始出现和流行，人们很乐于花费昂贵的金钱购买闻名一时的明黄织锦。
黑死病的暴发导致很多人死亡，于是以前那些连衬衫都穿不上的穷鬼，竟一下子发了很多意外之财。他们因此到处炫耀自己的阔气，当时很多画家便把这些人当作有趣的题材，用画笔反映了他们这种极度虚伪的奇特景致。
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都已经穿过，很多男人甚至把女人的帽子和头巾也都试穿过了。以后的很多年，人们竟流行把衣服或袜子搭配成一半绿一半红或者再加上其他的颜色，就像今天的瑞士教皇卫队所穿的衣服那样滑稽。
由于袖子太长，每个人都显得拖拖拉拉的，朋友之间彼此交往时也感到非常不方便。而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鞋子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要把鞋尖挂在本人的膝盖上才能走路。
而腰带收束得非常紧，帽子和长筒袜也搞得很不雅观。当时的教皇看见人们的这种装束，就像看见今天人们穿着大短裤和不带背心的游泳衣一样。他们感到火冒三丈，然而却不能左右这股时装潮流。这些过激的行为方式，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当人们恢复了理智之后，才慢慢地打住。
然而，有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等地，还会看见一些奇形怪状的建筑，我们把这种建筑叫作“火焰般的哥特式”。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只要一种风格形成一种风气，谁也没办法阻止它的发展。制止流行疾病容易，但制止时尚就很难。几年前，一些汽车制造商为了吸引眼球，开发了一种流线型汽车。竟而至于之后什么都要弄成流线型才肯罢休，什么叉子、调羹、打字机、传话机及收音机，甚至连婴儿车也在追赶这股潮流！可见流线型设计在我们的时代所取得的成功。
中世纪的人们也与此相同，喜欢用夸张的手法把一切弄得面目全非，直到完全走样才合乎他们的意愿。我们发现14世纪（或者更早）初出现了一种夸张的社会风气，连那些哥特式建筑物里面的装饰，都被建筑师们夸张地放大了尺码，以至于最后它们竟然喧宾夺主，不再属于那些哥特式建筑物的主体结构之一。这种情况从亚眠和卢昂达大教堂，以及沙特尔大教堂的一部分和圣米歇尔山上的相关教堂的内部就可以看得出来。所有以上这些教堂都带着一些“火焰的形状”，因此“火焰般的哥特式”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用来形容这种新风格。
然而，普通民用建筑和城堡并没有采用这种风格，因为火药以及炮弹的发明，使得建筑师们不敢贸然把这种华而不实的风格应用到民宅和城堡上。然而这种风格却深入到了建筑艺术的每一个部分，这种风格很符合黑死病之后人们对生活所抱的那种新奇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它正满足了人们在特殊时期的审美需要。而在此之前近8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所看到的都不过是一些极其简单的罗马式或早期的哥特式建筑。
教会并没对“火焰般的哥特式”下令进行干涉，因为教会乃是一个社会性的精神组织，它的一切必须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这种风格的教堂能够用它的尖顶直刺青天达到整整两个多世纪。然而后来这股风潮终于还是停了下来，人们终于从童话之中回归到现实中来。不管什么艺术，都是应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而产生的。现在人们回归到现实中来，也就是哥特式建筑存在的必要性消失的时候了。
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形后生命会烟消云散，一种风格遇到这种情形后这种风格则会进入穷途末路。那些按照15世纪时的风格建造的哥特式建筑，时至今日已越来越少了。而终有一天，它们会完全消失。也许在那时的具备新思想和新理想的新新人类来看，这世上就不应该有哥特式建筑的存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