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穷日子

海明威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参加了数次战争,经历了四次婚姻,大半辈子和抑郁症纠缠不清。他痛恨富人,但终于成为富人;他崇尚勇敢,但内心敏感甚至脆弱;他厌恶父亲的自杀,却最终以一把霰弹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具体地说,是在1957年,已经功成名就但疾病缠身的海明威开始回忆过去。他借由书写《流动的盛宴》回到三十多年前,回到那个神采奕奕,华彩流动的巴黎。他记得写作过的咖啡馆,记得夜里走过的卢森堡公园,记得塞纳河畔的街道,莎士比亚书店,昂贵的米肖饭店,记得斯坦因小姐的客厅,狭小的公寓,记得和菲茨杰拉德的交往,和哈德莉幸福的相拥。

一切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好的,坏的,都还没有。

正如他在书中写的那样:

“我们那时都年轻,什么事都不简单,甚至连我们遭遇的贫困、突如其来的横财、头顶的月光、事情的对错,甚至我身边在月光下沉睡之人的呼吸,都不那么简单。”“那时我们非常穷,但非常快乐。”

毫无疑问,《流动的盛宴》是一本精彩纷呈的书。就像保罗·奥斯特的《穷途,墨路》,任何成功作家回忆早年的艰苦岁月,都会让人尝到一种原来如此果真如此的甜蜜而忧伤的味道。记忆的追光让一切都裹上一种怀旧滤镜。那时贫穷,那时单纯,那时充满可能,重要的是——那时年轻。因为年轻,贫穷丝毫不成问题。相反,正是因为贫穷,一切才值得讲述。没有人要听富人的青春,也没有人要知道潦倒中年的凄惨。

只有年轻的穷日子才会发光。海明威抓住了那些发光的日子,并且还带出了一条银河:斯坦因、毕加索、乔伊斯、菲茨杰拉德……我们站在地上仰望星空的人,是无法阻挡这种盛景的。如果你看过《午夜巴黎》,恰巧又是个文艺青年,那么你一定会和主角一样激动不已。光是凭这一串名字,“流动的盛宴”就已经呈现出了轮廓。

当然,不止这些。海明威在这本书里,仍然充分发挥了小说家的高超技艺,写出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动荡的生活,以及一个个让人记忆深刻的人物。

1921年的冬天,海明威和妻子哈德莉一起来到巴黎。《流动的盛宴》写得便是1921年到1927年的日子。

那是他在巴黎的最初岁月。不论是写作、爱情还是友谊,那都是最好的日子。

先说写作。翻开《流动的盛宴》,几乎每一篇都会出现“工作”。作为一个穷小子,他经常守着一杯咖啡,在丁香园写上一天。不过,他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他“认定自己的小说会被发表,但寄出的每一篇都会被退回”。他暗下决心,为自己打气:“我必须写一个长篇。我可以按捺着,直到我自己忍不住的必须写的时候。”他不停地问自己:“我最擅长的题材是什么呢?我最了解在乎的是什么呢?”

他一次次地尝试,不停地写,终于,我们都知道了,他成为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回头来看二十年代的青葱岁月,虽然一切都还没有成果,但那些拼搏奋斗的日子,却令海明威无法忘怀。说到工作,海明威一生都很勤奋。这和他的家庭影响分不开。他出生于典型的中产阶级新教家庭,父母都信奉工作和自食其力的价值。在海明威从战争回来没有工作的几个月里,父母一直敦促他赶快工作,甚至写了好几封言辞激烈的信,其中甚至不乏“不要做寄生虫”这样的句子。

他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好。他恨母亲,甚至没有参加她的葬礼。他认为是母亲毁了父亲。当然,他也瞧不起父亲,认为他的自杀是逃避责任。但是,他终其一生似乎都活在这层阴影里,很多地方被他们所影响。对工作的激情,只是其中一种。

再说友谊。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写到了很多人,比如斯坦因、艾兹拉·庞德、埃文·希普曼。不过,小说家的回忆,不能全信。当他用精彩的对话塑造他所描写的人物时,必然带有某些创作本能。他将斯坦因塑造成了一个“跋扈的罗马皇帝”,将菲茨杰拉德塑造成了一个有些神经质的病人,将泽尔达塑造成了一个嫉妒心极强的疯女人。

当然,他写得生动极了。特别是菲茨杰拉德,对于第一印象,他做了大段细致入微地描述:“斯科特那时是个大男人,但长得像个少年,一张脸介于俊秀与好看之间。他金鬓发,高额头,眼睛兴奋又友善,一张爱尔兰人的嘴,嘴唇细长娇嫩,如果长在姑娘脸上就相当漂亮了。他的下巴结实,双耳周正,一个不算突出但帅气到近乎美丽的鼻子。仅是耳鼻自然构不成一张英俊的脸,但他的脸色、金发与嘴唇就够了。那张嘴让你难以捉摸;等你熟悉他的脸,就更难以捉摸了。”

紧接着,海明威详细描写了他们一起去里昂取车的过程。斯科特一开始就迟到了,到了现场,车子竟然没有顶篷,他们不得不在大雨中开车。到了酒店,斯科特更是近乎神经质发作,要求看医生,要求和泽尔达通电话,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尽管海明威在文章的最后加上了这句:读完这本书(《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明白了,无论他举动如何,必须理解他的病态,以及我应当尽我可能地帮助他,做一个好哥们。”但他没有写到的是,后来,他与菲茨杰拉德几乎决裂。

事实上,他几乎和所有的朋友都决裂了。斯坦因在巴黎时期就已经疏远,在这本书里没有写明原因,但据斯科特·唐纳森在《海明威传》中的考证,可能是因为海明威讨厌斯坦因是个同性恋,以及斯坦因曾批评过他。同时,他还写了一本嘲讽舍伍德·安德森的书,与这位曾经引荐他的前辈分道扬镳。

所有对他有恩的人,他都以非常冷酷的方式与他们决裂。按照斯科特·唐纳森的话来说,海明威很难接受自己受惠于人。他也不喜欢和人走得太近,特别是同行。对于友情,他不愿有人穿透他的盔甲。他的葬礼前来悼念的都是他的运动伙伴,没有一个作家。

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曾经写道:“他与我一样都病得厉害,但是我们的病症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他的趋势是狂妄自大,而我的则是向抑郁的方向发展。”

最后是爱情。第一次看《流动的盛宴》,我只看到了他和哈德莉的相濡以沫。他用了不少篇幅写他们家的生活:海明威,哈德莉,儿子邦比,还有猫F·普斯。一家人其乐融融。

在本书的末尾,他写到了这段婚姻的破碎。第一次看时,我有点云里雾里,海明威甚至没有在文中写出日后成为她第二任妻子的女孩的名字,只是把她简化为“富人中的一员”。

他是这么叙述的,用的是疏离的第三人称,好像是讲陌生人的故事:

“那个丈夫是个作家,恰又在艰难地写作一本书,过于忙碌,也没能好好陪自己的妻子,有个朋友陪她,那自然是好,但结果就不大美妙了。当写作结束后,身边有了两个诱人的姑娘,其中一个新奇又陌生,如果这男人够倒霉,就会同时爱上她们俩。”

接着,叙述变成第二人称,显然他很挣扎:

“你说谎,你厌弃说谎,谎言催伤着你,每一天都变得更加危险,但你日复一日地生活仿佛身处战争。”然后是第一人称:

“我们在一起那些不可思议的欢愉、自私与背信弃义,给了我无尽的快乐,一种无法抹杀的可怕快乐,于是黑色的悔恨、对罪恶的仇恨和悔恨到来,悔恨至极。”这里写到的是1926年冬天,他和哈德莉到瑞士度假时,遇见了一位叫作宝琳的女孩。海明威移情别恋了。当然,他非常痛苦,但还是选择离开了哈德莉。

1927年1月哈德莉同意离婚。同年6月,海明威与宝琳结婚。他和宝琳的婚姻也只持续了十年。1937年,他认识了一位叫玛莎的女孩,似乎带着怒气地离开了宝琳。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对早年的这一桩情变,显然充满悔意。

“关于他人如何插足我们的感情,我从未推诿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过错,而且随着我的一生,日益清楚起来。”“一切罪责都归我。仅有的一位毫无责任的,便是哈德莉,她最后逃脱了这一团糟,嫁了一个远比我好的、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而终不可得的人,她很快乐,也配得上这快乐。”

他在书中塑造了一个完美妻子哈德莉,但他却没有那么善待宝琳:

“那年冬天中途,她又开始沉稳无情的逼婚,她从未破坏自己和妻子的友谊,也从没失去一寸优势,总是步步为营,表现得全然纯洁无辜,静心地选择离开的时机,离开的时间恰好长到你会刻骨铭心地思念她。”

她将宝琳划入了那个他仇恨的富人阶层:

“我憎恨这些富人,因为他们在我做错事的时候支持我,鼓励我。”

这是他一生的矛盾点,他憎恨富人,但又渴望成为富人。和宝琳结婚后,他第一次摆脱了贫穷。在海明威和宝琳结婚之前,宝琳的叔叔就预付了他们在巴黎租住公寓的租金;他们结婚时,叔叔又给了一千美元的支票。当1931年他们准备在美国购房的时候,叔叔将八千美元作为购房礼物送给他们。

此后,他的书一本接一本出版,他去非洲打猎,去参加西班牙内战,名声一步步升高,越来越富有,但那些透亮快乐的日子,似乎一点点远去了。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海明威写出了《流动的盛宴》。那大概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切还未正式展开。还没有成名,不用和朋友计较名声。没有遇到另一个女孩,没有出轨。没有成为富人,可以坦然地批判他们。

海明威“流动的盛宴”到底不仅仅是二十年代的巴黎,他是海明威自己的水晶球,是他人生大河的开端,充满饥饿、贫穷,但也拥有友谊、爱情和希望。

这里面藏着这位天才日后所有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