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黄夏年[1]

4～6世纪的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北朝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民族融合的时期，北方各个民族像走马灯似地不断在中原大地出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受到游牧民族的重视，马上民族“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儒家文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凡是要取得中国者，必须要以中原文化为主旨，并将政权设在中原地区。以北朝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北魏为例，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民族，太武帝定魏为土德，承汉，表明自己是黄帝子孙。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往洛阳，敕令鲜卑族说汉话，著汉服，用汉姓，又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培养鲜卑族后人，经过二百余年的时间，马背上的鲜卑民族最终融入汉文化中，游牧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向农耕社会的转型。

佛教作为北朝社会宗教中的最大公约数，对北朝民族宗教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接触佛教，新疆考古发现了用吐火罗文、龟兹语和于阗语撰写的佛经。历史上记载儒家经典曾经被译成鲜卑语，但是现在还没有文本现世。中国佛典记载北周释法藏法师用鲜卑语向周武帝问讯，而用鲜卑语译解的佛经则在经录里面没有明确记载，现在存世的佛经主要还是汉语译本。南北朝时期中国四周都有汉传佛教流传，西陲敦煌与张掖是北朝佛教驿站，也是翻译佛经的重要地区。许多佛经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被译成汉文，说明马背上的民族在佛教进入中原之前就开始受到汉传佛教影响，域外信仰佛教的民族进入中原，很快就找到因佛教信仰而带来的共同语言，并迅速转换身份，加入佛教命运共同体，融入佛教中国化进程。

虽然北朝佛学不如南朝佛学发达，妙玄之理的讨论也不如南朝佛教界深入，但是北朝佛教译经与南朝不相上下，中国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竺法护等人都生活在北朝，他们译出的佛经文字畅达，传意准确，是中国佛教经典史上的名篇。史家称：“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再到唐代，各朝各代一共译出佛经5048卷，北朝魏译出1919卷，占整个中国译经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以佛教信仰促中外文化交流，在北朝佛教界，已经做到极致。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国家与民族精神面貌之产品，反映了这个时代精神活动出现的种种情况。在中国，儒、释、道三家是传统文化的主干，此外，原始宗教形态的萨满教也在一些民族部落中流传。北朝是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但在精神领域里还是有所侧重，要讲次序，从国家角度讲，朝廷安排的位置是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国家意识形态由儒家主导，国之大事是祖先崇拜和郊祀。道教则在个别朝代受到了皇室尊崇，在民间有一定影响。佛教则是整个北朝势力最大的宗教，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儒道二家都不可比，对后世的影响也源远流长。虽然北朝社会也有因文化差别而发生的或以武力，或以行政手段，消灭及干预佛教的活动，但是这些很快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又一个崇佛的高潮。

由上可知北朝佛教很有个性，但我认为重点是在民族与佛教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看到佛教对民族和解所起的作用，回应了历史上夷夏之争提出的问题，对我们现在促进民族团结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黄崑威博士是我国佛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学识渊博，知识面广。近年来他通过综合分析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少数民族与华夏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次互动，系统阐释了“佛化”和“汉化”是民族融合、文化融汇的双重动力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特点，论证了少数民族“汉化”、政权的“封建化”以及汉人“胡化”与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交融在一起的现象，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文化大融合必然伴随民族大融合的观点。这个研究视角与进路很有意义，将北朝民族佛教真正置于广大的社会背景与大文化框架下做出全面考察。“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这三个北朝民族佛教的主题词，在本书的研究中得到深入阐释，弥补了以往学界研究的不足，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黄崑威博士与我交往多年，他的成果即将付梓，嘉惠学林，为之高兴。吾不揣谫陋，妄作简序，以飨学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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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