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桑吉扎西[1]

回溯到1600余年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原王朝的情形：思想上虽称独尊儒术，实际上又崇尚玄学清谈；政治上门阀盛行，等级森严，朝政愈加腐败；经济上刚经历了八王之乱，百业俱废，民不聊生。这些都使得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弥漫着毫无生机的萎靡之气。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突然有了一种新的力量侵入中原，给当时的华夏族群以一种新的外部刺激，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信仰上乃至种族血统上，都产生了一种新的巨大变化。这种力量的注入就是信仰佛教的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开始了二百余年的割据统治，后人以“十六国南北朝”称之。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及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值得我们回味和认真思考的一个特殊时代。

一 佛教初传与北方多民族的关系

回顾中国佛教的传播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它首先与历史上的西域诸民族，以及北方民族有着直接的因缘。诚然，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其传播途径大体是印度→中亚西域→河西走廊（敦煌）→中原。公元前3世纪后，印度佛教逐渐向国外传播，由印度西北传到安息、大夏，逾葱岭经历史上的西域、今天的新疆逐步沿着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传入喀什、于阗、龟兹、吐鲁番等地，进入甘肃境内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河西走廊境内，进而传入陕西、宁夏、山西、河南、河北和四川境内。而生活在古代西域及北方的少数民族最先接触到了外来的佛教文明，接受了佛教信仰，并积极推动了佛教向内地的传播。大多数佛经也是先由印度的梵文译为西域的民族文字，再由民族文字译为汉文。沿着西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向东而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佛教石窟寺的开凿路径：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云冈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它们大多是从少数民族边缘地区进而逐渐扩大到中原内地的。可以说，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向中原内地传播的过程中，古代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佛教才有可能于汉魏之后，在中原地区得以逐步地发展并开始广泛传播。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各政权大都扶植佛教，例如，其中羯人建立的后赵、氐人建立的前秦、羌人建立的后秦、匈奴人建立的北凉，都以佛教信仰为治国理念。北朝的佛教信仰盛行朝野，开窟造像供养蔚成风气。尤其是河西走廊石窟寺的营造方式和风格，即著名佛教考古学者宿白先生总结的“凉州模式”，直接影响了中原石窟寺开凿与造像的风格，并由此造就了灿烂辉煌的石窟艺术。

二 佛教与华夏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数千年来，东土传法、西行求法的佛教文化传播者，域外的高僧大德和译经师及中亚商人往来于西域、河西走廊及中原各地。供养护持佛教三宝的中亚商人，通常被称为“胡商”，其中以粟特商人最为著名。自汉魏始，除了把商品与信仰带入中国，这些僧侣和商人自己也逐渐转化成生活在中原华夏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讲经说法、译经演教、商贸交易等，逐渐改变和影响着中原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俗。史料显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大同、洛阳、长安等地都有不少的域外胡商。而作为丝路重镇的河西走廊，如瓜州、甘州、凉州等地，胡商的人数甚至都超过了本地的汉人，如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西夏人、回鹘人、蒙古人等。作为佛教信仰者的胡商，可谓对佛教的传播和护持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信仰是一种文化历史传承，也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十六国是一个政治力量崛起的新时代。执政者为北方少数民族，执政思想被确立为外来的佛教，这一执政理念打破了中原汉族政权独尊儒术的思想，北方胡人的入主中原给一个时代带来了创新的希望。换句话说，“蛮族”的入侵给当时的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极大地促进了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合与互补。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众生平等、慈悲等佛教观念也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唤醒了“夷狄诸夏礼则诸夏之，诸夏夷狄礼则夷狄之”的文明观念，可以说是佛教弥合了南北文化的对立，调适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态，使以往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得以转换和调适，使族际间的认同成为现实，使民族融合成为可能。诸如，佛教初传时期，中原朝廷有“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的禁令。可见佛教的出家修行、无顾父母家庭和传宗接代的戒律和价值观念，与儒家的人伦理念形成了激烈的对立冲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从对立冲突到逐渐适应进而调合着华夷之间的种族矛盾、胡汉之间的民族差异，佛教成了沟通华夷之间共同信仰文化的基础。后赵皇帝石虎说，“佛是戎神”，不分胡汉，境内的老百姓都可以信奉。姚秦崇尚佛教，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崇信佛教，他们共同的信仰理由和基础是，佛是“胡人”，自己也是胡人。故此，胡人信仰胡神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许倬云先生讲的“我者”与“他者”：外来入侵的异族“他者”，与中原华夏“我者”的对立。但只经过了短短数年，最后成就了民族的、文化的、信仰的多元融合。此时，佛这位外来的“胡神”“戎神”，成了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信仰纽带。

三 佛教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随着魏晋北方民族政权的建立，历经十六国北朝融合发展，至隋唐盛世时期，从边疆入主中原，或杂居在华夏边陲之地的各少数民族，已逐渐处在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中，“华夷之辨”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性的中华民族，既体现出华夏的风韵，又不失本民族的元素。而佛教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正是由于北方多民族的佛教信仰，才使得中原汉人与边地胡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以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如羌、氐、羯、匈奴、大月氏、鲜卑、粟特、突厥、吐蕃、党项、回鹘、蒙古等种族逐渐融合进入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之中，使得“华夷之辨”的观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进而形成一个包容的、多元的，且相互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转化影响了后期华夏文明的进程。正是华夏民族接纳一切外来文化的心胸，使得他们接受了佛教这个巨大的礼物，尽力地将其介绍研究，慢慢地咀嚼融通，而隋唐帝国的形成和新的佛教本土化、民族化过程，都是从这个时代酝酿而演化出来的。大唐皇帝唐太宗（626～649年在位）认为自己是汉族皇帝与突厥可汗的合体，而他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政策则体现了大唐帝国积极进取、有容乃大的大国心胸和文化自信。他曾向各国首领和华夏诸多民族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放眼数千年中华历史，在历代统治者当中，没有一位皇帝能够提出如此平等、尊重、理性的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政策。这种文化政策既是华夏文明包容的体现，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的自我彰显。从大唐的时代背景来看，突厥等族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也可以说是认同中国，而不是视中国为南北对峙的敌人。大唐帝国，由此成为整个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呈现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可以说，佛教是历史上维系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纽带。佛教传入以后，在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这一因素的推动之下，很快成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佛教的教义和宗旨深入人心。各族人民在佛教信仰这一共同背景下，密切了相互间的关系，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从而促进了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崭新格局。

四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

西晋时期大量游牧民族内迁，史载“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是对当时各个民族混杂情况的真实写照，也为以后的文化交融变迁奠定了基础。公元304年李雄和刘渊分别在蜀和中原建立成汉、汉赵政权，自此拉开了近二百余年动荡的帷幕，民族之间、信仰之间、文化之间就必然进行激烈的碰撞，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文化。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大地上建立政权，华夏一统被彻底颠覆。而且入主中原后，各族统治者为强化其统治，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都利用佛教作为神化自己统治的工具。如北魏太祖拓跋珪“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尽礼，遂常致拜”，主张拜天子等于拜佛。又因为汉地百姓信佛者日众，提倡佛教还能赢得更多百姓的支持，一些政权在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也对佛教传播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极大地冲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一些帝王甚至自称是弥勒转世，可见当时佛教地位之尊贵。自汉代随着佛教的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正统观念受到佛教的挑战和冲击。尤其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一统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时代的发展需要。正统儒家失去活力，至多抱残守缺，延一缕香火而已。这时的主流文化，毋宁说是外来的佛教，及与佛教相应的本土宗教——道教。两者之中，佛教尤其兴旺。鸠摩罗什等胡僧将佛经译为汉文，至今仍是佛教文献中的巨著。佛教僧侣自由来往南北，传播教义，也与汉人学者交流切磋，他们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最活跃的文化人士。为此，许倬云先生认为：若以佛教与儒家相比，我们竟可以说，外来的佛教虽然本来是客，却占了主流地位。儒家本来是主，却在讨论的议题上沦为被动的地位。这一外来宗教文化导致的主客移位，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对外来佛教文化的重新思考与价值认定。例如，公元471年前后制作于长安的一个佛教石碑画像，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完美融合的美好图景，石碑描绘的故事是：历史上佛陀最早的化身——善慧婆罗门，经过数次轮回，成为一个泛世转轮王，并且成为最终的过去佛。构成这个故事的场景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首先，释迦牟尼最后的诞生地被设计成中国，当故事的核心人物以善慧婆罗门的身份出现时，他身着鲜卑族服饰；当他成为转轮圣王时，他的长袍则是汉式的；当他在兜率天宫等待最后的重生转世时，他又穿回鲜卑族服饰。与此相反，故事中的两位女性，一个是兜售鲜花的善慧婆罗门女人，另一个则是佛祖的母亲，他们都穿着汉式的长袍。其次，在石碑底部有捐助者的图像，大多数男人穿着鲜卑服饰，而女人则穿着汉式服饰。这个图像故事把融进中国文化元素的印度当作故事背景，主人公在鲜卑身份和中华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不同的性别也被分为“汉人”或“外国人”。这也表明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将更多的人容纳在一个美妙的佛国世界中。同时，也表明一种佛教的价值观，即无论胡汉，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官员或百姓，农耕民或游牧民，他们死后都会去佛国的净土世界。又如，公元495年，一位姓周的女性供养雕刻了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像，这是为了她的“亡夫故常山太守田文彪、亡息思须、亡女阿觉”，她祈求他们在来世的生活中都能“遇见三宝，来到未来佛弥勒佛的世界。如果他们堕入三恶道，希望他们可以快速地解脱轮回”。在此，我们深深地感到博大精深、和平圆融、慈悲济世的佛教在化解世俗矛盾，在引导信众弃恶扬善、摆脱轮回、往生净土等方面所具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融合功能。总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时期，就传统文化而言，我们可以看到的特征有三：第一，少数民族建立了多个地方政权，打破了华夏一统天下的政治文化建构；第二，外来的佛教成为当时社会民众的主要信仰；第三，儒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和逐步打破。从印度、中亚、西域、中国佛教文明史及华夏文明的传播发展看，佛教对中亚、西域，以及华夏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佛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融合功能，同样也是这种功能成就了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

回过来再看本书，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本书作者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收集资料十分详实，多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各方面之珍贵文献：不但有诸如《北史》《资治通鉴》等这样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而且有《大正藏》《道藏》等大型宗教文献；既有《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等金石考古文献，也有《气候改变历史》《竺可桢文集》等自然科学文献。范围不可谓不广，内容不可谓不精。可以这样讲，该书收集的资料是一张研究华夏文化史的地图，是一座研究该时期各方面所需的资料库。

第二，系统剖析了大量国内外近、现代的经典著作，方成此著：既有埃米尔·杜尔干、勒内·格鲁塞、米尔恰·伊利亚德、许理和、三崎良章等国外大师各时期经典理论的研究著作，也有陈寅恪、汤用彤、唐长孺、孙昌武、葛剑雄等国内大家近现代不断发展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作者通过研究得出了极具意义的结论，同时也填补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空白。

第三，“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总是发展的，人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是为了更好向前，正是因为善于借鉴历史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才有了延续几千年的华夏文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族际关系、宗教本土化等问题都是关乎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的大事。该书虽分析的是1600多年前的特殊时期，但其研究的民族融合、佛教中国化等问题对当今社会各方面都有着毋需多言的深远意义，还望诸位读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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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桑吉扎西，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