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成书的学术因缘及梁启超科学观之折射[1]

◇梁苍泱[2]

摘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早期面目有赖梁氏《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而存世。两者比勘，可推原该学术史名作从原稿到《改造》初刊至商务印书馆定本的成书过程，可覙缕梁启超与胡适学术因缘，尤其是他在胡适建议下对原稿的增删；可窥见梁氏通过该书出版支持共学社丛书、推扬浙籍友人蒋百里著述之深心。梁启超于清学研究的对象实体外，提炼出一种普适的、适应现代的科学精神；为了避免清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随着本体论价值一起被边缘化，梁启超暗示不必在意清学研究的对象实体作为手段是否经世致用，而应将重点放在它们作为学问之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之上。这与梁氏旨在整理国故、致就新文化又反对“科学万能”的思想相通。

关键词：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胡适　蒋百里　科学精神

对学术史等专门史的建构，是20世纪初“新史学”的重要内容。[3]而《清代学术概论》（下称《概论》）为梁启超《中国学术史》五种计划中唯一完成，且为后世学术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一部名著，其重“论”，贵在梳理和点评，在史学上突破了学案体的旧模式。[4]

《概论》成书速度之快，常为人感佩。但正如梁氏早就自我意识到的，作文太快，不规则之处难以避免，《概论》中“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5]之言，并非虚作谦逊或推卸责任。但幸运的是，此书最早的几位读者，如胡适、蒋百里、林志钧三君，各有所是正。此书自原稿到《改造》杂志上初刊的《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下称《蜕变》）及至定本出版，虽然时间短促，但在此期间，梁启超一直得“相知定文”，经“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6]，而使该书呈现出如今的传世经典面目。

《概论》中，梁启超表示“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对上述“三君之说，不复具引”。蒋、林二人传世著述有限，与梁氏通信也多佚失，《概论》原稿更不复得见。但幸有《蜕变》存世，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大大小小数十处改动。本文便尝试借助初刊本与定本文本比勘，参酌胡、蒋、林的著论与通信等，推原《概论》成书面世的相关细节，如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往还、梁氏对共学社与蒋百里著述的推扬，以重现当时学术的景象。

此外，在《概论》的成书变迁中，梁启超对科学精神的揄扬与对学问有用无用之论等的思考，可谓核心主题之一。对此学者已从社会文化的宏观层面有不少阐述，如指出梁启超对墨子名学和清代朴学的研究，是“发明”了其科学精神[7]，旨在把清学嵌入西学话语体系，以“寻求可以接榫或对抗西学的资源”[8]。不过，在微观的原典文本层面考察比对《蜕变》与《概论》的文本，仍可见其价值。我们可发现任公对学问有用无用之论等关键话题的思考演变，颇有值得细析之处，笔者希冀借此管窥当时的著述氛围和社会思潮。

一 增删改正：与胡适的互动

梁启超在日本期间，深受“东学”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本国经典入手整顿国学。[9]清代离梁启超最近，清代学者又系统考据过历代学术，故清代学术史写作自然是重头。1904年，梁启超补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下称《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1918年他进行家庭讲学时又编著了“前清一代学术备忘录”[10]。《概论》的启动还直接受到外界推力的影响。

《概论》序言中，梁启超开篇指出文章命笔动机乃是应胡适与蒋百里之请。梁启超为蒋氏写一序而成一专著的雅事，早已流传。梁、胡于此中的学术因缘也多被研究者提及[11]，但仍有可发覆的空间。

1920年9月26日梁启超去信告知胡适“昨谭快慰……晚清今文学运动拟即草一篇，草成上麈教”[12]。10月18日即全书完稿后四天，梁又致信胡云：

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13]

胡适在初见梁启超的1920年3月21日至提议梁氏写作晚清今文学的半年时间中一直陆续记录其在写作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收入《胡适文存》时改题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据1921年11月3日胡适附记，此文第一章至第六章作于1919年8月，第七章作于1920年春。[14]其间胡、梁数次往来。[15]9月2日胡适开始养病。此中，梁氏极可能曾与之探讨。且此时梁启超正筹划共学社、讲学社、中国公学等事务，与胡适这一新文化运动主将自然会产生交集。

胡适被期待的“长函批评”既见于梁氏12月18日复信：

前得病中复我长笺……《清代思想》一文已如公所教，悉为改正，所以惠我者良多矣。……第二书所示各节恐不及改正，因原书久已付印，将成也。[16]

胡氏读了出版的《概论》，于1921年5月2日之日记也可佐证：

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词；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17]

胡适对自家意见在《蜕变》与定本中的细节多有留心，所记基本合于梁氏前信，亦合于《蜕变》与定本比勘实情。然其记忆也不免有些微出入，主要在于“章炳麟一章”。

若就章节标目言，《蜕变》三十一节，《概论》三十三节，相差两节。有论者注意到《蜕变》第十节文字直接承接第八节，因之将《蜕变》节数减一，而为三十，以弥合此二节与梁氏《第二自序》所谓“增加三节”的一节差距。

但这并非《蜕变》文本实际。《蜕变》第六节包含《概论》第六、七两节内容，即在“顾黄王阎同一‘王学’”句前未分节[18]，故其后第七、八节对应《概论》第八、九节，所谓“第九”的脱漏只是排版错误，因而《改造》第3卷第4号续出《蜕变》章节即从“第十”开始标起，以补前期之遗漏。[19]

《概论》定本实际内容较《蜕变》只增加两节，且为第十节叙惠栋汉学派与第十二节写戴氏后学者。至于“章炳麟一章”，《蜕变》见于第二十六节，《概论》见于第二十八节，文字并无差别。这可视作梁启超最早纳入原稿文本改动的胡适意见，且分量颇足。梁氏《第二自序》所称之“增加三节”也得以落实为：章炳麟一节在《蜕变》本前加入；惠栋与戴氏后学两节在《蜕变》刊登后加入（详见第三部分）。

若前揭成立，便可追寻到1920年9月25日至12月18日胡、梁关于《概论》修改讨论的些许线索。胡适可能早已对之有所思，但考虑到10月18日梁启超还在请胡适回应其文，胡适回信后，梁氏方能将章炳麟等内容补入，梁氏10月14日《自序》自陈的“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就有可讨论的空间了。

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左舜生曾回忆《概论》初稿在当时中华书局所印行之《改造》杂志发表时，梁启超来函将有关胡适意见的文字改正。[20]梁启超此函何时发出无从可考。然1920年9月15日《改造》月刊第3卷第1号出版[21]，第3卷第3号《蜕变》刊行，并在第4、5号连载。若以月刊准时发行计，则《蜕变》正刊时间应为1920年11月15日、12月15日及1921年1月15日。据《申报》广告，至少在11月19日和12月20日杂志已然面世。[22]

由此可推知梁氏致左舜生的函最晚也在杂志预定刊出即11月15日前。极可能因胡适接到梁氏10月18日信件后，对文稿已有评议。则1921年1月15日后才刊发的第3卷第5号关于章炳麟的补缀也合乎情理，部分印证了胡适提及的“《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一说。

当然，胡适更多的言论是在《蜕变》到《概论》定稿过程中被采纳的。考虑到《蜕变》初刊约在11月15日，总结“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的《第二自序》作于11月29日，12月9日已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回复称《概论》书稿已付印。[23]故《概论》增删定稿约在11月15日至29日，至迟不会晚于12月8日，内容至少包含了胡适日记前述惠栋、戴氏后学、章炳麟、崔适、姚际恒以及毛奇龄等相关文字。

张勇教授也通过对比文本，认为章炳麟一节等是《概论》“可谓充分吸收了胡适的意见”的表现。[24]不过，鉴于上述可修改时间段的短暂性，梁启超在10月18日致函胡适求批评原稿之余，未等到复函就自行增添章炳麟一节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毕竟，梁启超1902年写作《大势》时，便多方引用章炳麟《訄书·清儒》中的观点。[25]如此在清学蜕分期与衰落期“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26]，在清代学术史著作中也理应特书，章炳麟在《蜕变》中理当占据一席。事实上，《概论》定本第十四节在介绍俞樾与马建忠时，较之《蜕变》，插入章炳麟，曰：“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笔者略）近世则章炳麟之《小学答问》亦多新理解。”[27]

二 为共学社与蒋著张本

在《概论》定稿过程中，梁启超有一个直接而现实的考虑：为《改造》供稿，为共学社编译与蒋百里著述张本。

1920年3月欧游归国，梁启超“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28]，重要计划与动作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承办中国学会等。蒋百里甚且将之称作“新文化运动”[29]。

《改造》本为创办于1919年9月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1920年3月梁启超等着手对其进行更名与改版，“鼓吹在使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30]，“宗旨在群性个性之交融，思想及经济社会之改造，并介绍世界有力之学说，发扬吾国固有之文明。月出一册”[31]。

梁启超为《改造》宏旨的意思在《蜕变》文本中亦有所透露，见于第二节文末：

即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而吾犹哓哓于此陈迹者，盖亦明思潮之危进，无时而非解放，无事而非改造。改造者，全人生也。今之闻解放改造而却走者，则必曰周程生许郑之后，便不愿倡所谓宋学；顾阎生陆王之后，便不应唱〈倡〉所谓汉学也。有是理乎？[32]

此番论述在《概论》中从“成功者退”开始相对简化为：

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33]

《蜕变》突出解放与改造，有对其前文所谓“以复古为解放”的必要性再度申述，提示对原名《解放与改造》的杂志的声援之意。[34]《概论》论说则直承“科学的研究精神”一句，侧重达诸解放的途径与方法，论述紧凑，优于前者。

梁启超1920年12月31日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补作序言。《蜕变》前言中有一段专在褒扬蒋作的学术价值，提及“适蒋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新成，来索序”[35]。但此段文字并不见于《概论》定本，却被代以序言何以独立为专著的因由说明。这是因为梁氏另有筹划，即同时出版《概论》与《欧洲文艺复兴史》。

1920年10月21日即《概论》成书一周左右，梁启超已与张元济谈及相关事宜，此番接洽在张元济日记“编译”项下记录为：

访卓如，言著有《有清文学变迁史》一册，原为蒋百里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不料愈作愈长，与蒋书相等，只可分行。现已誊清，即日交本馆付印。得此两书，可将共学社名誉抬起。[36]

书名当是张氏误记。共学社为梁启超等人归国后立即着手的事项，于1920年4月成立，首脑除了梁启超，还有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张元济也在参与之列。彼时梁启超正与同仁“公共祈向”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37]。共学社便为此种事业之基础，与《改造》积极发表进步主张殊途同归。

共学社主要业务为编译书籍，1920年6月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出版合同。[38]四个月后，梁启超供稿《概论》。12月9日张氏致梁启超信为延误而道歉，称“稿已付印矣”[39]。

查张氏日记，10月21日其与梁启超京中会面两次，10月25日有信发梁氏，10月30日南下上海，11月5日回浙江海盐乡里，11月23日启程返沪。[40]故此，《概论》书稿虽然更可能是在11月29日（《第二自序》作日）后、12月8日前发排，亦不排除在11月5日至23日已寄予张元济，其写作《第二自序》则在书稿寄出之后。无论何种情况，都为梁启超提供了修改《概论》原稿或《蜕变》刊行稿的时间。大约也正因此，便有了上文所述之参酌胡适意见进行的至少两番订正。

张元济确实尊重了梁启超的意愿，将《概论》与《欧洲文艺复兴史》归在共学社“史学丛书”项下推出。1921年2月《概论》初版[41]，4月《欧洲文艺复兴史》初版，商务印书馆以“共学社二大名著”进行宣传。[42]此一“捆绑式”宣传思路同时期也为《学生》之类报刊采用[43]，确实张大了共学社丛书的名目。

三 梁启超如何看待科学精神的理念与方法

《概论》上市时，《学生》杂志介绍道：

（此书对）有清一代两种主要运动——考证学和今文学——的发展情形，叙述甚详，是一种很好的参考资料；追溯我国新思想发展路径者，更有一读的价值。[44]

此一论断的前半句，近于梁启超自家对该作的定位：“欲略知清代学风，宜读此书。”[45]梁启超将有清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并论列各期代表人物，以统摄后文的阐述。于各时期详论后，更设专节揭橥此期学派盛衰之因由。其阐述效果基本实现了此一设计。

《学生》后半句所谓“新思想发展路径”，与《概论》第一、二节便张扬的新思潮相勾连。清代新思潮之内容，梁启超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而欲得致此解放之效，则需要科学的研究精神。[46]“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47]何谓科学精神？梁启超在1902年《大势》中首次做了界定：

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恂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48]

简言之，求真，求条理，善递进，博采众长。这既有关于研究的态度，也有关于研究的方法。而《蜕变》中又有对上述比较和折中方法的操作性展开，在《概论》第十七节沿用：

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学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49]

由此，“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50]。

梁氏所谓“科学精神”对精确、实证、系统的要求，照应对旧学臆想、笼统、无系统的批判，因而与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几乎同义。[51]但就《概论》具体言之，还是可以将其内涵细化为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或称“研究策略”）两端。前者内核为怀疑求真、独立创造、自由解放的态度，大约在“怀疑—不依附—破坏—解放—自由—建设”一线之上；后者则重视有条理、有比较、有系统的论述手段。以是之故，梁启超对清代学人的裁断便有明确标准。

论研究理念，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52]，因而正面表彰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53]。

如肯定顾炎武粉碎宋明理学之神圣学阀“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5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极大胆之创论”[55]，颜元“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56]。梁启超揄扬全盛期戴震可“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的出发点为“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57]；“《孟子字义疏证》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58]。褒奖蜕分期与衰落期之康有为“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鼓舞人创作精神”[59]；谭嗣同为思想界彗星，有“冲决罗网”的勇气，“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60]。亦反面指摘宋明理学“遏制创造”“奖励虚伪”的根本缺点[61]，遗憾章炳麟对思想解放之勇决不逮今文家[62]。

论研究方法，亦可见正反之比。既以科学与否作为启蒙期与全盛期的重要区别，而将有科学精神的全盛期之考证学推为清学根基，所谓“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63]，如梁启超评今文学家刘逢禄著作“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64]；也不慊于康有为纯任主观，“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65]；等等。

上述文字皆见于《蜕变》与《概论》，自可见梁启超对科学精神的弘扬为其叙述的基调之一，若从后续订文角度切入，梁氏此心更形显明。下面仍从理念与方法角度胪陈几例。

《蜕变》第五节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胡渭《易图明辨》“实思想之一大革命”。[66]但《概论》中，此后尚有两段专叙毛奇龄与姚际恒，结论为：

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

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多精凿之论也。[67]

据前引胡适1921年5月2日日记，姚际恒部分出于其建议。鉴于《大势》与《蜕变》第二节总论各时期人物，皆无姚氏之名，此一段后出痕迹较鲜明。而增加的理由，当为姚极具“怀疑精神”。

对毛奇龄的评价，胡适亦称有其影响，“略有褒词”。梁启超此处实有转捩性变化。

至少在《大势》第一节末便甚鲜明，中有专段挞伐毛奇龄“乘时得位”，“挟其雕虫炙輠之才，行以狂悖恣肆之态，其戕贼学界，亦颇有力”，并云汤斌、李光地等以伪君子相率，毛奇龄等“以真小人自豪，而皆负一世重名，以左右学界”，袁枚、俞樾等汲毛氏之流或间接受影响者，不可指数。[68]毛氏于清学衰落罪莫大焉。

《蜕变》第十七节意在论列“古文家”，节末亦有此一段文字：

此外尤有一不成派，然常鬼蜮出没，为清学蟊贼。明清之交，有毛奇龄其人者，内行不修，奔竞侥幸，老而无耻，好为大言，嬉笑怒骂，古今人无一能免。于学一无所知，而剽窃穿凿，成书数百卷。……当时受其欺者竟不少……至乾隆间，则有袁枚其人者，轻薄淫秽，卑鄙鲜耻，章学诚大声疾呼，字之曰“无行文人”……然亦杂博，摭拾猥琐语为书数百卷。……此两人者，诚不足齿，然固当播肩（散）其毒于社会，三百年间，汲其流者甚重，致使文艺界、学术界常留臭恶，以劳湔涤。夫今日京国中，祖西河而祢随园者，犹大有人在，但其姓名更不堪污吾笔耳。[69]

此处为《蜕变》罕见的语气强硬、铺张扬厉特出的一段。言辞近乎丑诋，“纵笔所至不检束”。但在《概论》第十九节相应段落，上述内容全被裁汰，该段亦为《概论》唯一一处大删减。胡适曾整理《毛西河集》，对毛奇龄所知较深入[70]，或能令梁氏态度发生此一大转变，自显示出梁启超对胡适意见的尊重，但也未始没有梁氏自家观念的内在微调。如梁在1918年“前清一代学术备忘录”中已将毛奇龄在经学列表中的位次提升。[71]然在《概论》语境中，此段与前述第五节梁启超评价毛氏为“最初之革命者”形成照应。

而取代这一删减的为如是两段：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

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72]

增减之间，或因梁氏更重视正面阐发清学学者独立、求疑的科学精神，而非对其论作是否为“大言”的实体判断。[73]

《概论》还有两处绝大增加不离科学精神，一是惠栋与戴震的比较。《概论》增加了惠栋一节，这除了令学术谱系更完整外，似更有对比以揄扬戴震的作用，第十节称：“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74]第十一节则直言：“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75]汉学正宗的惠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可谓只有静态的知识观，戴震“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76]所体现的怀疑、考证精神和由此产生的有力识见，则是更可贵的、动态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二是新增的第十二节戴氏后学：

然则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凡学问上能有发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云……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77]

此前在《大势》中，梁启超已经注意到清代学者的科学精神，分四点述说，其四即为“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78]。《蜕变》稿中更有相似论说，在《概论》定本也得以保留，见诸第十七节解说清儒所用归纳法与科学精神（见前文），并且紧接着指出这不只是王念孙父子的“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79]。

这与胡适对清代学者的科学精神之相关论述较接近。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以戴氏后学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钱大昕的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为例，证明清代朴学“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80]何以暗合科学的精神，并着意强调“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诂学有科学的价值”[81]。

四 梁启超科学观的另一维度：如何认识学问的有用性

梁启超在反复思索与申说科学的研究精神之余，另有一番跳出科学研究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疮痍激发了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他在作《概论》前一年写作的《欧游心影录》批判科学打乱了旧宗教和哲学，“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最终令乐利主义、强权主义得势。[82]

在此情境下，文本比勘或许可提供一种考察线索。《蜕变》第十一节末曾讨论朴学有用无用的问题：

实则学问有用之与无用，界说至难定也。哲学则何用者？谈空说有而已。科学号称最有用，学者在讲堂在化验室中，说公理说公式，则何用者？其应用之则别有人矣。凡真学者之态度，皆为学问而治学问，夫“学以致用”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学问之本质盖如是也。故就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当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此学派则真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83]

可以看到，梁启超明确提出清学“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乃是针对世人以“有用”为标准而贬低清学的辩驳。这在第二节已涉及：“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84]

《概论》则对此进行了具体发挥，梁启超对其文字做了不少修润，调整为：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此发达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85]

对照之可见：《蜕变》以提出观点为主，《概论》则辩证论之，将哲学、科学两个例子简化为“此甚难言”一句，实际减少论述漏洞，其后用《老子》《庄子》提领，用“循斯义”引申，分“无用为用”和“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两种情况，结构相对，行文严整，条贯清晰，可见重订此段时的字句斟酌。

清学之有用无用，梁启超在《大势》中的论断偏向后者。他曾对考据学有正面评价，如“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本来尚有“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86]之语，但在《概论》的自序中则只引了前半句。《大势》对“乾嘉间”一节多有恶评。《概论》中却由消极而变积极，花费笔墨为考据派申辩。

究其原因，当是时代的不同造就了梁启超思考重心之起落。写作《大势》之际，国家刚刚经历过庚子大乱，科举尚未废除，新学尚属萌芽，梁启超亦需要批评考据琐细，而二十年后，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然向新学大幅推进。梁氏“清代学术”所涉及的范畴在近代学术体系下，只是相对远离现实生活的一个分支而已，对救亡图存的价值较小，在纷纷兴起的新学堂中也日趋边缘化。

故而，一方面，梁启超此时强调清学在（传统）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重点已经不完全放在清学研究的对象实体上，而是同时提炼出一种普适的、适应现代的科学精神，以期启迪其他学科和整个社会；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清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随着本体论价值一起被边缘化，他暗示不必在意清学研究的对象实体作为手段是否经世致用，应将重点放在它们作为学问之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之上。“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87]

由此，梁启超在科学观上实现了对清学两个层次的揄扬。一是肯认了清学本身研究理念和方法的科学性；二是强调了学者和学问的纯粹性，否认清学研究的无用性，从根本上塑造了其价值的不可磨灭性。

如果把观察目光再投远一点，可以发现梁启超对学问“不必问有用与无用”的立场，与他后些年对科学的反思一脉相承。国内对科学的提倡已经声音大强，甚至在陈独秀辈看来科学可成为“新宗教”时，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却已经有了“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的反思[88]，1923年的《人生观与科学》一文又明确提出情感是“绝对的超科学”，批判物质的、机械的、功利的科学主义让人成为“消耗面包的机器”。本来自居为论战中的居中派的梁启超还因此被“科学派”划入反对派、玄学派的阵营。[89]

梁启超当然不是科学的反对者，他仍然是一个追寻进步的审慎的现代主义者[90]，他始终肯定科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只是不认为科学能研究一切，或一切都需要以科学尺度来评价功用。他思想中日渐浓重的对情感价值的揄扬、不计成败的“趣味主义”[91]，不仅使他在以国民常识教育民众时，以“有用”的社会科学为主转向侧重“无用”的人文科学[92]，亦令其在学术史中开始珍视学问的“无用性”或者说“无关有用性”，而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学问[93]。

在《概论》中，梁启超似乎还是一种“无用很可能变成有用”的论调，即“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但结合其后来的思想，梁启超可谓进一步侧重于“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的本义。

例如，梁氏虽然把清代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但强调其不如先秦，又与欧洲文艺复兴存在一处重大差别。他推崇将中国先秦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方法与文艺的美学相联通，真美合一，强调儒学资源的情感价值，“认为孔子的伟大在于能把‘知’‘情’‘义’调和得非常完美”[94]。他批评清儒“崇实黜华”和晚近欧洲文化中以科学理性排斥情感的动向。[95]再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之类撰述从最初注重文学作品之社会功用转向重新宣说作品的情感价值，以此返观《概论》蒋百里序言中的“当世士大夫大声以倡科学，而迄今乃未有成者”[96]的原因，自也另有了一番解释。

五 揄扬清学的本意是爱护国故、致就新文化

科学的精神并非只源于清学，但梁启超努力揄扬清学的科学性，又为何故？他整顿国学，从中寻找接榫或对抗西学的资源，应当并不只是为治学问而治学问，而是大有其社会关怀在。较之胡适等更为新派的、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家，梁启超始终存有一个中西文化并重、“两文明结婚”的念头[97]，希望可以建立与西方对接的中国“新道学”，更要实现在“科学之上”求中国传统“身心之学以为之原”[98]。

梁启超对与胡适互动的期待、对共学社著作与蒋百里的西学论著的推扬皆是对现实的因应。又如梁启超对青年提出的几点希望：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99]

此亦可视为他用心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总结清学、揄扬清学的目的，也可谓他赞赏的“情感价值”的体现。胡适称《概论》为“聪明的著述”[100]，亦可谓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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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自设课题“浙江近代文化转型人物研究——以夏曾佑、项兰生、魏易为中心”，项目编号：2019YWHJD15。

[2]梁苍泱，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及近代文学与文化。

[3]刘永祥：《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4]刘永祥：《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4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第2页。

[7]宁腾飞：《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齐鲁学刊》2017年第1期。

[8]张瑞龙：《学术与世变：20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形成与演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9]史少博：《梁启超“国学”的“东学”渊源》，《理论学刊》2016年第5期。

[10]关于此讲稿在梁启超清代学术研究脉络中的位置与意义，参见夏晓虹《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214页。

[11]梁胡此段因缘参见夏晓虹《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第120—130页；徐雁平《〈清代学术概论〉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311页；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12]夏晓虹：《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第181页。

[13]梁启超：《与适之老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2页。

[14]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1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65、201、204页。

[16]夏晓虹：《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第182页。

[17]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卷），第240页。

[18]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3号，1920年，第13页。

[19]该号文末有小字：“前号第十三页第十五行以下应为第七节，依次类推。故与本号第十节仍是衔接，特此订正。”参见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第22页。

[20]左舜生：《我眼中的梁启超（1893—1929）》，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21]此出版时间据蒋百里6月28日致梁启超信，谓杂志“第一期赶不及初一，拟改十五”。“初一”“十五”可定为西历，因《申报》1920年9月17日已有广告《中华书局发行〈改造〉第一号出版新思潮中之第一流杂志》，则杂志出版当在此前，大致可定为9月15日。

[22]参见《中华书局〈改造〉》，《申报》1920年11月19日、12月20日广告。

[23]参见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6页。张元济每日发信寄信应酬以及有关本馆诸事多会分项记载，但12月9日并未见发信任公之记录。当然，这也不足为怪，值得一提的是，《概论》定稿、寄达张元济并发排的时间极可能比12月8日更早，详见下文。

[24]张勇：《“偶然”的背后：试说梁任公著述〈清代学术概论〉之心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2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下称《概论》），第157页。

[27]梁启超：《概论》，第84页。

[28]梁启超：《与思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4页。

[29]此称呼后来已然易主，但这种情形至少表明梁、蒋等人彼时的活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某种关联。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32页。

[30]《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第5页。

[31]《中华书局发行〈改造〉第一号出版新思潮中之第一流杂志》，《申报》1920年9月17日广告。

[32]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3号，1920年，第6页。

[33]梁启超：《概论》，第13页。

[34]在《发刊词》中，《改造》同仁明确表达了该刊物对《解放与改造》精神之继承。参见《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第5页。

[35]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3号，1920年，第1页。

[36]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七卷《日记》，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39页。

[37]梁启超：《致伯强亮侪等诸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9页。

[38]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11页；并见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2页。

[39]张元济：《致任公吾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6页；并见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第222页。

[40]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第239、243、247—249页。

[41]《概论》版权页署2月出版，但《申报》对之最早广告时间为3月27日。

[42]参见《共学社二大名著》，《申报》1921年4月18日、19日广告。另据《申报》5月16日《商务印书馆十年四月份出版新书》广告可知，该年4月出版的共学社丛书尚有归入“文学丛书”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以及归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的七种（有三种已先期出版）。

[43]《书报介绍》，《学生》第8卷第7号，1921年，第96页。

[44]《书报介绍》，《学生》第8卷第7号，1921年，第96页。

[45]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晨报副刊》1923年6月14日。

[46]梁启超：《概论》，第13页。

[47]梁启超：《概论·自序》，第2页。

[4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第103—104页。

[49]梁启超：《概论》，第101页。

[50]梁启超：《概论》，第176页。

[51]夏晓虹：《以觉世始　以传世终——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吴瑞群主编《新会梁启超学术研讨会文集》，2008年版，第4页。

[52]梁启超：《概论》，第146—147页。

[53]梁启超：《概论》，第19页。

[54]梁启超：《概论》，第19页。

[55]梁启超：《概论》，第32页。

[56]梁启超：《概论》，第35页。

[57]梁启超：《概论》，第57页。

[58]梁启超：《概论》，第68页。

[59]梁启超：《概论》，第131页。

[60]梁启超：《概论》，第150—152页。

[61]梁启超：《概论》，第15页。

[62]梁启超：《概论》，第159页。

[63]梁启超：《概论》，第51页。

[64]梁启超：《概论》，第122页。

[65]梁启超：《概论》，第128页。

[66]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3号，1920年，第11页。

[67]梁启超：《概论》，第28—29页。

[6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第108—109页。

[69]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第21—22页。

[70]参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卷），第162页。

[71]参见夏晓虹《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第211页。

[72]梁启超：《概论》，第113—114页。

[73]方东树本节前文已有提及，章学诚进入看似突兀，实际不然。因《蜕变》第二节叙启蒙期代表人物黄宗羲、万斯同流衍曾云“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说明章氏本亦在注意范围内。同时还可纳入考察的，是胡适在1921年写就的《章实斋年谱》。

[74]梁启超：《概论》，第51页。

[75]梁启超：《概论》，第61页。

[76]梁启超：《概论》，第60页。

[77]梁启超：《概论》，第74—76页。

[7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第104页。

[79]梁启超：《概论》，第74—76页。

[80]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第263页。

[81]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第268页。

[8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3页。

[83]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第8—9页。

[84]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改造》第3卷第3号，1920年，第4页。

[85]梁启超：《概论》，第79—80页。

[8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著，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第103页。

[87]梁启超：《概论》，第175页。

[88]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2974页。

[89]魏万磊：《由科玄论战的外围看“文化保守阵营”的复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1期。

[90]高力克：《晚年梁启超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现代性反思》，《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2期。

[91]对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的分析，参见陈望衡《趣味与人生：人生论美学的一种维度》，《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

[92]夏晓虹：《梁启超的“常识”观》，《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93]夏晓虹：《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9—270页。

[94]张翼飞：《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五四东西文化论战》，《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2期。

[95]张冠夫：《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清代文学美术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96]蒋百里：《序》，梁启超《概论》，第1页。

[97]杨萌芽：《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兰州学刊》2006年第9期。

[98]梁启超：《德育鉴》，《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9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2987页。

[100]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卷），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