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的现代性精神特征分析[1]

◇熊修雨[2]

摘要：寻根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文学和文化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性探询与精神建构。寻根文学中蕴含着强烈的现代性精神诉求，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精神特征。因此，从现代性的相关理论维度来剖析寻根文学的现代性精神追求，不仅可以深化对寻根文学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现代性探询的方向及努力。寻根文学体现出现代性的政治属性、时间属性和经济属性；反思性是寻根文学的重要精神特征，文化反思带来以“苍凉”为特征的审美现代性艺术体验。

关键词：寻根文学　现代性　文化反思

现代性是深蕴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内在精神驱力。言必称现代性，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共同言说特征。寻根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文学和文化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性探询与精神建构。寻根文学萌生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之中，其中充满了碰撞冲突的现代性文化张力。彼时，一方面，不断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启蒙主义文化语境的重现，整个社会充满了对启蒙现代性精神的诉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帷幕，向世界敞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开启了中国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既是一种经济进程，又是一种文化进程。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正是寻根文学的努力目标所在。寻根文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和现代主义艺术冲动，体现了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走向世界的艺术渴望。置身于这种启蒙和开放文化语境中的寻根文学，无疑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精神诉求，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精神特征。因此，从现代性的相关理论维度来剖析寻根文学的现代性精神追求，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寻根文学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现代性探询的方向及努力。尤其在加强传统文化建设的今天，这种理解和认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精神建构及未来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

什么是现代性？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如尼采曾经说过的，历史性概念没有定义，只有历史”[3]。尽管相当多的人试图为现代性下定义，但迄今为止，现代性仍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现代性是一个多维的意义复合体，而且始终处在发展演变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从不同维度确认它的特征，为我们认识寻根文学的现代性精神诉求提供理论指引。

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现代性的出现显然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现代性萌生于西方，是伴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现代社会精神。文艺复兴运动以反对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神权、倡导人的解放为宗旨，本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陈晓明认为，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最终形成于18世纪。[4]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从历时性的角度，描述了现代性产生以来的五种发展形态：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五种形态的演变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事实直接相关。这表明“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

从词源学来看，现代性的英文表述是“modernity”，其词根是“modern”（现代），由拉丁文“modenrus”（现时的）一词派生而来。“Modenrus”一词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与“past”（过去）和“tradition”（传统）意义相对。所以，“现代性”最初的意义是一个时间概念，表明现代与过去的对立，具有历史断代特征。这种具有对立性的时间意识，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看，表明的是一种基于线性时间观的历史进步理论，也就是现在优于过去，离现在越近越好，永远指向发展和未来。所以，后人在定义“modernity”（现代性）时，往往又会将它与“improve”（进步）和“progress”（发展）相联系，意思是现代性是一个表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理论。而“improve”和“progress”这两个词本身属于经济学范畴，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往往被看作社会现代化实现水平的衡量标准。所以，作为一种精神概念的“现代性”又与具有极大物质属性的现代化相关联。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往往就被当成现代性。吉登斯就认为：“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彼此不同的‘组织类型’或‘维度’。”[5]这种词源学的考察，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点：第一，“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意味着与传统的断裂；第二，现代性具有经济属性，经济现代化水平往往是衡量精神现代性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

现代化固然可以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但是现代化在高速发展和向世界蔓延的过程中，也滋生了自己的对立面情绪，那就是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不满与反思。现代化虽然给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提供了众多的生活便利，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破坏和人性异化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催生了现代化的灾难。所以，几乎在现代化向世界蔓延的同时，反现代化的浪潮就出现了。这种反现代化的浪潮，其实是对现代化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欧洲18世纪兴起的大规模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如卢梭等），抵制工业文明，倡导向农业文明回归，在潜在心理上，就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动，是对汹涌而来的世俗现代化浪潮的某种担忧和抗拒。也正因此，美国学者艾恺说：“对乡村社会、乡民和中世纪（常常包括宗教在内）等的加以提升和歌颂，在浪漫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几乎是无处不见的主题。”[6]这种乡土文化抒情，其实就是对工业文明的抵制和对农业文明的赞颂。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知识的反思性”。人类具有思维，能够不断地检视自己，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主体能力保障。所以，他认为，现代性“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7]。这表明，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内在固有属性，几乎是现代性与生俱来的一面镜子。

反思现代性在审美的意义上表现为审美现代性，其从审美的角度来表现传统与现代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表现审美主体处于其间的二难选择困境，充满感伤气息和抒情色彩，具有诗性特征和挽歌情调。审美现代性是一种源于审美主体的现代性美感体验，其具体表现就是历史与审美的冲突，或者叫作启蒙与审美的冲突。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表现为两种形式：“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8]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9]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现代性阐释：“现代性是艺术昙花一现，难以捉摸，不可预料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在这里，波德莱尔指出了现代性的两种形态，一种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指的是那种建立在理性指导下的启蒙现代性；另一种是“昙花一现，难以捉摸，不可预料的”，指的是那种建立在个人主观认识基础上的审美现代性，因人不同，因时而异。卡林内斯库认为，波德莱尔是最早“将美学现代性同传统对立起来，而且将它同实际的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对立起来的艺术家之一”。[10]审美现代性概念的出现，打破了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专制局面。它使那些被理性压抑和排斥在外的文学传统、伦理道德等重新进入文学审美。它打破了那种功利性的文学审美观念，恢复了文学审美意义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它把个人感性从理性桎梏中解放出来，肯定文学审美中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审美现代性的这些意义和功能，使它成为现代性的一种重要的美学风格和体验特征。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现代性的政治属性。对现代民族国家或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是现代性的重要目标和表现，这在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政治属性，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明显，但在后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过程中却表现得特别突出，对其而言，政治属性乃现代性首要之义。南京大学周宪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11]政治属性成为其考量现代性的首要因素。

从以上简略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厘清现代性概念的几个主要属性或特征：第一，现代性具有政治属性；第二，现代性具有时间属性；第三，现代性具有经济属性；第四，现代性具有文化反思特征，审美现代性是反思现代性的重要美学体验特征。这些认识，为我们认识寻根文学的现代性精神指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我们可以上述现代性的几个主要属性为指导，来分析寻根文学的现代性精神特征。

二

第一，寻根文学的政治诉求。自晚清以来，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现代性目标追求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和走向世界的渴望，这是新形势下文学现代性精神诉求的特别表现，是“五四”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重现及其时代发展。对寻根作家们来说，固然不存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使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语境中，却存在民族文化认同及走向世界的迫切需要。受50—70年代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80年代初，整个社会出现了民族文化危机，特别是面对汹涌而来的强势的西方现代文化，人们普遍地感到一种文化的压迫感和失落感。如何重建民族传统文化，恢复文化自信，如何走向世界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是寻根作家们所面临的迫切的时代命题。

民族文化认同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自我确认。寻根作家的理论宣言中，普遍有民族文化认同的热情及走向世界的渴望。“我们/中国”与“世界”成为寻根作家们经常使用的一组相对而又相关的概念。例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直接说：“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2]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就是一种明确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李杭育在《文化的“尴尬”》中，一直有感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缺失，并为此感到“尴尬”：“倘使我们的文学里没有一点自己的气味，自己的面孔，那我们又何必做人做文呢？我们跑到世界上去，人家问起来，我们算什么人呢？我们的作品算是个什么东西呢？”[13]由此，他希望获得一种“开放性”的民族意识，潜在表达的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心理。

寻根作家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和力量的发掘与累积，目的还是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对话，确认自身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充满竞争意识的世界文化语境中，如何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命题。新时期以来轰轰烈烈展开的改革开放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世界”作为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和压迫性力量的“他者”，一下子矗立在中国人面前。对处于第三世界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世界”其实就是西方，世界文化其实就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追求，既是一个文化的命题，在当时，更是一个政治的命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现代性目标所在。寻根作家们在各自的言论中，直接表达了对“世界”的向往。韩少功希望寻找和重建一个可以与世界对话的东方，表明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视野。[14]阿城则从“限制即自由”这个哲学命题出发，考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问题：“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15]郑万隆则直接表达了“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的愿望。[16]郑义有感于“五四”和“文革”时期两个“文化断裂带”的出现，导致了一代人文化意识的匮乏，阻断了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认为“一代人能跨越民族文化断裂带，终于走向世界”[17]，表达了借助文化走向世界的愿望。还有贾平凹对“商州”、莫言对“高密”文学地理的营造，在潜在心理上，都受到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对家乡“约克那帕塔法”小县城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对家乡马孔多小镇的文学书写的影响，都暗含着一个走向世界的文学愿望。对寻根作家们而言，这种走向世界的愿望与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相互关联，既是目的，也是动力。这种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和走向世界的愿望，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现代性追求的重要的价值体现。

第二，寻根文学的时间意识。现代性的时间特征，意味着时间不同，现代性的内涵也不同。现代性与传统之间，是一种时间断裂关系。现代性在不断地告别传统的过程中，展现出新面孔，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寻根文学有强烈的时间意识，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另一种是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时间落后感和紧迫感。而很多时候，这两种时间意识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韩少功的《爸爸爸》中，这两种时间意识都有所体现。鸡头寨在时间表现上，是原始的、封闭的、凝滞的，如同一潭死水。小说中的环境，如同化外之地；人物的活动和思维，给人一种原始初民的感觉。但是，小说中又通过一位游走于山内和山外的浪荡子德龙，将一些现代文明的象征物，比如打火机、镜子等，带到山内，从而表明了一种现代的时间属性。而且，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位新派人物仲满，满嘴新词汇，经常对现实不满，同样表明了一种新的时间属性。这种原始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体现的是两种时间的冲突，表明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鸡头寨既属于浑浑噩噩的过去，又属于历史的当下——现在。在象征的意义上，鸡头寨可以视为中国的缩影，小说中僵化、凝滞的时间意识，表明的是在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发展显得严重封闭、滞后，存在文明危机。这种时间观念，体现出一种现代性视角的文化启蒙意识。

郑义的《老井》中，写到老井村世世代代为了求雨和挖井取水，做了种种努力，极其原始、悲壮和惨烈。主人公孙旺泉为了完成替乡亲们挖井的使命，也义不容辞地走上了先辈的道路，拒绝了恋人赵巧英远走高飞的进城要求。这种人物和故事的书写，在时间感觉上，同样给人一种凝滞、静止之感。孙旺泉和他的父辈、祖辈们相比，到底又有什么不同？很难见到。孙旺泉被誉为“小龙转世”，“转世”意味着时间的循环，他不过是传统的延续和化身而已。同样，老井村的时间似乎也在转圈儿，一拨拨的打井队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老井村依然如故，打不出水。小说中时间的落后感和凝滞感随处可见。小说中对物质层面的贫困和老井村人的僵化思维的书写，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老井村人还在延续着传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为了生存而打井，用种种原始的方法打井，用充满迷信色彩的方式求雨，看不出时间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变化。时间在老井村似乎停滞不前，老井村似乎也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同样的情况还可见于郑义的另一篇小说《远村》，杨万牛为了心爱的女人叶叶拉了二十年“边套”。二十年，作为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在小说中几乎也是静止的。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后还是如此，除了人物变老之外，其余的似乎都没有变。这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时间描写，除了体现出文明的落后感和紧迫感之外，还都暗含着变革的要求，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

还有在张承志的《黑骏马》中，年轻女性的代表索米娅和老年女性的代表额吉，在年龄身份上是两代人，但在本质上，很难说二者有什么不同。在文明的进程中，时间对她们而言其实也是停滞的。索米娅最后很自然地走上了老奶奶的道路，同时，这也是无数蒙古草原女人的人生之路和命运之路，一代代重复着。作者以一种现代文明的视角来审视以她们为代表的草原人们的生活，发掘出其中的蒙昧、混沌和不幸，展现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立。莫言的《红高粱》中，“我爷爷”与“我奶奶”、“父亲”和“我”之间，明显呈现出一种断代的时间特征，文化属性各不相同，在时间意义上，表明的是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一代不如一代，即种的退化。

寻根文学中，对时间意识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是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他的那两部非常有影响的西藏文化寻根小说《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西藏，隐秘岁月》，都直接以时间作为标题，以特别醒目的方式，表达了藏族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在时间上的滞后感和紧迫感，指出了时间意识对于西藏文明发展的特殊意义。这种时间意识的凸显，使扎西达娃的这两部作品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精神诉求，直至今天，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第三，寻根文学的经济属性。经济属性其实就是物质属性。寻根文学重在对文化的书写，但文化不能凭空表达，必须借助物质才能体现，所以，寻根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物质书写。阿城的《棋王》中，王一生专注于“吃”，食物不求精美，但求温饱，追求“顿顿饱即是福”。这种书写，看似简单自然，实则不正刻画了那个灰色年代食物匮乏和人们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吗？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相当多的作家作品共同书写“吃”和“饥饿”的根本原因。例如汪曾祺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对“吃”的描写，陆文夫的《美食家》中有对“美食”的大量介绍，张贤亮的《绿化树》中有对“饥饿”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有对粮食的特别关注等。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体现的是一种民本主义原则，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正视。只有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才能谈得上其他的追求和社会的发展。对个人如此，对民族、国家、社会，同样也是如此。在这种意义上，寻根文学中的这种物质书写，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意义。

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主人公福奎，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但穷得只有一条破船栖身，连裤头都是相好阿七给的。因为穷，交往多年的相好娶不起，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另投他人。作者在此表现出了一种文化两难：坚守传统，可以保持人格的独立、自由；但拒绝现代，却意味着贫穷、孤独。经济的差距拉开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距离，经济因素成为衡量作品现代性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在郑义《远村》中，穷倒一片，穷得人直不起腰，穷得人没有尊严。作者甚至直接发出感叹：“这个山沟，狼多，狐多，石头多，就是缺个钱。”“钱”，作为一种物质经济表达，是现实中很多问题的决定因素。正是因为穷，拿不出彩礼，主人公杨万牛娶不起心爱的女人叶叶，只能眼看着她以换亲的方式嫁给张四奎，屈辱地给他们拉了二十多年的“边套”。经济的贫困转化为文化的悲哀，而文化的悲哀又导致人格的屈辱。贫穷的现实催生了畸形的文化，“拉边套”陋俗应时而生。面对这样的现实，人的价值和尊严根本无从谈起。文化的悲哀体现为人的命运悲剧，但背后的关键制约力量却是经济因素。

这样的经济因素书写，在其他寻根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例如莫言的《红高粱》中，“我奶奶”戴凤莲最初被她的父亲以两头骡子的价钱卖给麻风病人李大头，她父亲还沾沾自喜，以为卖了个好价钱。在这种人和物的交换中，人不如物，人的尊严荡然无存。同样，王安忆的《小鲍庄》中，捞渣母亲对小翠子的收养，就有很实际的经济考虑，表面上显得仁义，而实质上却怀着白捡一个童养媳的私心。作者借助于此，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儒家“仁义”文化的虚伪面目。这种经济因素书写，从不同角度体现出寻根文学的现代性精神考量。

第四，我们来看看寻根文学的反思性特征，这是寻根文学中最具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的现代性表达。反思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一大特征。人类一边前行，一边不断回头检视曾经走过的路，从中汲取经验和力量，这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保证。寻根文学面向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审视，是以回头望的姿态来重新检视本土民族文化，并从中寻找力量和依据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反思。“文化寻根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对现代性做出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历史和美学的双重意义上，达到了一种深度。”[18]在反思中予以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是寻根文学的共同思路。在这种意义上，寻根文学的现代性可以称为一种反思现代性。这种反思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寻根文学中，文化反思具有多重指向，有的是反思民族文化劣根性并对其进行批判，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和李锐的《厚土》系列等，二者都具有“五四”启蒙的那种国民性批判意识；有的是表现民族文化混沌、蒙昧、原始，并对其进行现代审视，如张承志的《黑骏马》、韩少功的《爸爸爸》等；有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解剖，并对其当代走向予以特别思考，如王安忆的《小鲍庄》等。这种文化反思，深化了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

其次，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反思。刘小枫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物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19]“人”是文化的主体，对文化的反思其实也是对“人”的反思。寻根文学中，对“人”的反思也有多种指向。

一种是反思人物主体意识蒙昧，缺乏现代理性精神。如《爸爸爸》中，撇开作为民族文化劣根性集大成者的丙崽不说，鸡头寨中其他人，也都是混沌、蒙昧、思维不清的。他们一忽儿称丙崽为“白痴”，对其又打又骂，一忽儿称丙崽为“丙相公”“丙大爷”，对其顶礼膜拜，缺乏理性思维能力。还有《黑骏马》中，作为蒙古草原上两代女性的代表，老奶奶额吉和索米娅都未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她们因循守旧，蒙昧麻木，以一种混沌、自然的方式延续着草原的文化和生命。

另一种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思。在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下，主体往往变得僵化、懦弱，缺乏行动能力，从而变成文化的囚徒。寻根文学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失予以表现和反思，这可以郑义的《远村》和《老井》为代表。《远村》中的男主人公杨万牛，因袭着传统文化的重负，懦弱、无力，缺乏抗争精神和改变现状的勇气，只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和心爱的女人叶叶之间，上演了一出屈辱的现代爱情悲剧。这种爱情悲剧，既是文化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还有《老井》中的孙旺泉，人送外号“小龙再世”。他以承续传统文化使命为己任，拒绝了恋人赵巧英远走高飞的要求，最终沦为传统文化的牺牲品，成为一具刻在崖壁上的无法腾飞的龙。传统文化对他来说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桎梏，而他缺乏的恰恰就是挣脱这种桎梏的决心和勇气。

还有一种是对当代人的生命力——种的退化的担忧。这主要以莫言为代表。在《红高粱》中，作者塑造了三代人物谱系——“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我”，人物的生命力一代不如一代，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代人的人格萎缩和生命力退化的担忧。这种文明的担忧是一个世界性的普泛的文化命题。

最后，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矛盾冲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是西方本来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内涵。但由于中西文化语境的差异，在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有更为宽泛的内容。相较于西方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前工业社会，整个社会的文化冲突还达不到西方的那种层次，而更多地表现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季红真语）。例如，在郑万隆的《黄烟》中，山顶上不断冒出黄烟，山民们以为是山神显灵，会给部落带来灾难，为此部落里每年都要用活人来祭祀，但其实这不过是活火山在冒烟而已。青年哲别冒险来到山顶探明了真相，却被部族认为冒犯了山神而成为集体罪人，被乱刀处死。文化的愚昧导致了人的悲剧，令人痛心。《钟》里的鄂伦春青年猎手莫里图与被视为灾星的姑娘恋爱，被认为犯了众忌，给部族招致了灾难，要被杀死用来献祭，文化的愚昧和野蛮令人悲哀。还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和90年代以后阿来的《尘埃落定》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其中都暗含着“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文化主题，都体现出特定的文化反思。尽管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病传到中国，再加上中国现代化工业建设正在全面展开，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隐现，还是引起了一些寻根作家的担忧和隐约的心理抗拒。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其现代性的反思，比起西方原初意义上的文明冲突反思，具有更为深广的文化和人性内涵。

寻根文学中，致力于表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矛盾冲突的是作家李杭育。在《最后一个渔佬儿》中，作者通过描写福奎这个人物形象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两难处境，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理智上认同而情感上排斥的矛盾心理。另一个表现这种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作家是张炜。张炜可以被视为农业文明的守护者和大地上的行吟诗人。他对农业文明有偏执的热爱，对工业文明则有近乎敌视的反抗态度。这种文明冲突成为张炜反复表达的文学主题。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他在一系列长篇小说如《九月寓言》《外省书》《刺猬歌》等作品中，都反复演绎了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其态度甚至近乎偏执。在《九月寓言》的《融入野地（代后记）》中，张炜表达了回归自然、回归大地的理想。张炜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20]这表明了他对城市文明的拒绝，而他所要寻找的精神寄托，就是野地。他说：“当我还一时无法表述‘野地’这个概念时，我就想到了融入。因为我单凭直觉就知道，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人可以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21]这种对土地的无尽礼赞，体现的正是张炜的那种带有偏执的对农业文明的向往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拒斥。

在艺术审美上，因为反思视角的植入，寻根文学普遍呈现出一种苍凉的悲剧性审美格调。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三人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审美特征——悲凉，如同鲁迅所言“悲凉之雾，遍布华林”。他们认为原因是“先觉者的个性解放的热情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反思的痛苦”[22]。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审美现代性体验。寻根文学与此相类似，但又有区别。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以“人”为本，注重“人”的遭际、命运和感受，寻根文学是一次面向过去的文化发掘和文化思考，以文化代替社会与现实，以整体替代个人，从而湮没了作为艺术主体的个人化的审美感悟，而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审美特征——苍凉。“苍凉”是一种宏观的历史美感，是一种整体性的审美体验，是审美现代性的特定美学风格呈现。历史和文化的悠远、苍茫、博大、厚重，以及由深蕴于其间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所带来的悲剧体验，合力铸就了寻根文学的反思现代性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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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寻根文学批评研究及其研究史料选编”，项目编号：18YJA751032。

[2]熊修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

[3]〔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

[4]陈晓明：《导言：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6]〔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34页。

[8]〔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48页。

[9]〔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总序》，第3页。

[10]〔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导论》，第11页。

[11]〔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总序》，第3页。

[12]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3]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14]韩少功：《东方的寻找与重建》，《湖南文学》1986年第1期。

[15]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16]郑万隆：《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从植根于“文化岩层”谈起》，《作家》1986年第1期。

[17]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

[18]陈晓明：《导言：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第19页。

[19]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20]张炜：《融入野地（代后记）》，《九月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21]张炜：《融入野地（代后记）》，《九月寓言》，第297页。

[22]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