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解码商帮

商帮，一个历史的范畴

邓小平同志以力挽狂澜的惊人魄力、大开大合的恢弘气度，打开了沉睡已久的古老中华的大门，响亮地喊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务实性的口号。中华民族自此躬逢千年未遇之变局，国人受压千百年的创造潜能得以空前释放，犹如喷薄之岩浆、决堤之洪波，铺天盖地、呼啸而来。

在短短的30年里，中华民族取得了以往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伟大成就——“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

以此为背景，一个消失已久的群体，一个沉寂已久的话题，一个尘封已久的标本——中国商帮又再次崛起了！它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商帮为何在此时热浪滚滚？其勃发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何？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研究、考察中国商帮的兴衰轨迹，在今天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商帮，一个历史的范畴

晋商与徽商的崛起

明清之际，中国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农、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使得这两类产品的交换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也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

从历史上看，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为了征讨北方游牧民族、维护边疆安定，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土地上，作战军队的后勤供应。对晋商来说，这是一个良机。它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与官府的结合，为他们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奠定了基础。以上两点，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时”。

山西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则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从整个中国的大视角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牧民需要中原农民的茶和布，中原农民也需要牧民的牛和马。由此，晋商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双方交易的枢纽和桥梁。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据统计，山西省在1464～1949年的475年中，共发生旱灾284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清光绪初年，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曾遭受特大旱灾，“大地生烟，野绝青草，寸粒不收，雁粪充饥，骨肉相食，十室九空”，其中以山西的旱情最为严重，有1/3的人口在灾荒中死去。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只能选择“走西口”——山西与内蒙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从这里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贾，更多的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但不管怎样，作为农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确是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最初的交易局限于山西及周边地区，但随着两种文化、两类产品的互补需求越来越大，加入这一商贸活动的商人越来越多，交易的辐射及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了——向内，扩展至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向外，延伸至远东、贝加尔湖，直至苏联广袤的游牧之所。

庞大的市场，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具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此外，晋商的生意之所以能渗透到漠北的游牧地区，还因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丘上，交通没有阻碍，用马匹、骆驼就可以运送货物。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力是茶叶，主要市场在内陆腹地，运输凭借的主要工具是舟楫。在徽商的作用下，源源不断的物资由长江到上海入海口，顺海而下到广州，直抵南洋。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考察过中国商帮的崛起，我们完全可以倒过来说“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是天时，呼唤了商帮，催生了商帮，造就了商帮；是地利，强化了某一特定区域（如山西和安徽）商帮的价值和地位；是人和，在商帮崛起过程中使商人们产生了一种精神，形成了一种能量。

由此，一旦客观环境（天时）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贸易的通路及所依凭的交通手段（地利）改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商帮很快就会销声匿迹，甚至荡然无存。

作为经济实体的商帮虽然消失了，但其文化余脉及其精神理念却随着流动的商人融合到了新的经济社会之中。比如，徽商中的一部分消融于江浙一带，特别是十里风华的扬州；而晋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在进入民国时期后，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些老字号和传说，更是晋商文化与晋商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与政治相互结合，便成为了政治圈中长袖善舞、亦政亦商的官僚资本，像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属此类，他任地方军阀时的很多做法更像商人，如不同的铁轨轨距，不同的货币等。

晋商与徽商：商品经济的侏儒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时，马克思就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经历从初级形态、中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递进阶段。初级形态发生在流通领域，可以称之为“商业资本”。先有相互的需求，才会产生交换商品的行为，进而形成商业活动，贸易的高级形式是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肯定会进入产业资本，再从产业资本进化到金融资本。纵观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都逃不掉这个规律。

但中国商帮的发展情况，不太一样，他就像一个侏儒，长到1.2米就不长了，说他是大人，他的身体是小孩的；说他是小孩，他却有一颗大人的脑袋。不管是晋商还是徽商，他们都主要停留在流通领域这个层面，产业资本的发育严重不足。

之所以会成为侏儒，原因很多，诸如资本主义的发端不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封建帝制的卵翼之下，不可能出现产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宪政意识及产权关系。即便是近现代的中国资本主义，也是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压力下产生的。

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士农工商，士为首，官为本，商为末。再有钱的商人，也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相反，功名在身的士人（读书人）再穷，也会受到封建社会的广泛推崇和尊重。所以，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当然也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上的自卑，商人们纷纷依附官场，或者买个翎子（如胡雪岩），或者干脆亦商亦士，让自家有资质的子弟拼命读书，博取功名，以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光宗耀祖、扬名显亲。

读书是另一种天赋，另一种家族遗传，但读不了怎么办？聚敛起大量财富的中国商人们就会在祖居之地大兴土木，用千金万银拼命地打造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的宅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超越自卑，显示价值，抬高身价。在山西，在安徽，这样固化了的商业精神和价值载体随处可见。这些富商巨贾的建筑，无不厚重伟岸、雕梁画栋，“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但在其富丽、恢弘的气势下，仍然不可避免地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酸腐、浅薄之气，比如钟上放个瓶，就叫“终身平安”；五个蝙蝠聚集一起，就叫“五福闹寿”。

中国的商帮是商品经济的侏儒，因为它的“根”在流通领域，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资本。但生意规模要做大，要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他们引进了金融资本，甚至是官僚资本。于是，中国的商帮，虽然不长个子了，但却长出了成年人的生理特征。坐在桌子上是个大人，站起来只是个孩子——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商帮的最大特点。

正因如此，虽然在封建帝制时代，中国的商帮，尤其是晋商和徽商，他们的资本从商业资本转入金融资本后，就出现了类似现代银行的票号和钱庄。票号和钱庄建立的基础一是网络，二是信用。晋商、徽商遍及全国的销售通路及店铺为其票号和钱庄的产生提供了庞大的网络，而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所累计的商业信用则为票号和钱庄注入了“灵魂”。说到底，金融资本靠的就是信用。为什么目前人们要将钱存入银行或购买保险，就是因为有国家信用的支撑。

不论怎样，票号、钱庄是中国封建时代商帮文化的高峰与绝响，它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奇迹，并且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消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然而，中国商帮虽然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些条件，但遗憾的是，它却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它就像生长于牛粪之上的幼苗，不管长势如何诱人，当有滔天的洪水奔袭而来时，却必然会随着牛粪一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亦商亦盗的粤商与浙商

其实，当晋商与徽商如日中天、横扫华夏大地时，身处南国沿海边陲的广东粤商与位于东部沿海的浙商也已经活跃在了中国的万里海疆和内陆大地之上。

由于天时不同、地利迥异，粤商、浙商与晋商、徽商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似的是，它们都在封建经济的框架内产生，都以资源的交易流通为主。不同的是，粤商与浙商主要经营国际贸易，尤其是粤商，他们充当国际二道贩子，将西方国家的香料、毛制品、工业品，甚至印度的鸦片贩了进来，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茶叶、丝绸等手工制品输往西方。其次，其大量贸易主要在海面上或港口内完成，与晋商、徽商通过网络及店铺不同。再次，这种独特的贸易形势以及其天高皇帝远的地理区位，使他们具有双重角色——亦商亦盗。生意顺利的时候，他们是规矩的商人，而贸易受阻或亏损连连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夜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强盗。最后，粤商、浙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具有海洋意识或国际意识。

随着中国的两大商帮——晋商及徽商的失落与消亡，粤商与浙商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他们却未完全消失，而是带着强烈的国际意识融入到了一个新生命的血脉当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五口通商之后，他们（尤其是粤商）首先进入了专司国际贸易的广州十三行，搞贸易、办洋务，转变成了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商人。上海开埠之后，因其“襟三江而带五湖”的特殊区位优势，浙商与粤商又纷纷进入上海，成为“大上海”现代商人的鼻祖。很多年前我去上海，朋友相约到霞飞路看一些一百多年前大商家的公馆。路上我问朋友，一流公馆属于广东潮汕帮，还是宁波帮？他们说肯定是宁波帮。我说，错了，最大、最有气派的公馆一定是潮汕人建的，不信打个赌。一路参观下来，果不其然，最大的公馆真的是广东商人陈氏兄弟发财之后修建起来的。不仅如此，凡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公馆都属于潮汕帮，几个小的公馆才属于宁波帮。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上海话是怎样构成的？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上海话是一座金字塔，那么，处于塔尖部分的就是潮州话。现在上海话中的一些俗话、俚语，还可见潮州话的痕迹，比如，形容一个人精明无比时说“潮州人的门槛”。因为处于社会金字塔尖的大买办、大老板大都是潮汕人。塔的中部，类似于职业经理人的阶层，如襄理、经理等高级伙计则以宁波人为主，故上海话中有宁波方言的色彩。再往下，则是类似于打工阶层的安徽人、苏北人，所以，上海话有苏北、安徽等地的口音。总之，潮州话、宁波话、苏北话、安徽话等构成了今天的上海话。

直到今天，“阿拉”上海人优越感十足，几乎把全国人民都当成乡下人，但却唯独不敢小瞧广东人与宁波人。

现代商帮的复兴

当今崛起的商帮，其组成背景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商帮已不是社会之末，而是经济社会的主流。随着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日商帮的发展情况，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能否被其他地区认同、区域经济是否强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即商帮扮演的是区域经济“火车头”的角色。

其次，与昨日的商帮相比，今日的商帮从内涵到外延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昨日的商帮不过是某一地区商人的聚合体，主要的活动空间是流通领域，而今日的商帮几乎成了一方经济的代名词，涉及的领域已经从流通领域扩散至房地产业、金融业。昔日的商人在今天被称之为企业家，已经登堂入室，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备受民众和媒体的追捧，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政府的高官。今日的商帮已经从“乌鸦”变成了“凤凰”，主导着区域经济的走势，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甚至社会的价值观念。

第三，今日的商帮，强劲地支撑着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塑造。经济的成功彻底摆脱了其心灵的枷锁，也使他们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而这种逐渐增强的自尊心、自信心、成就感与荣誉感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今日最生猛的商帮：粤商与浙商

晋商与徽商，虽然当地政府、专家及学者们还在津津乐道地探讨着，但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商人群体，他们早已烟消云散了，只不过在其故土上还保留着一些饱含着传奇色彩的高楼深院、古宅大房。而今，独领风骚的是重新崛起的浙商与粤商，尤其是浙商，他们大有攻城略地、席卷八荒、气吞万里之势。有人欢呼，有人敬佩，有人惊恐。正因为浙商厚积薄发的凌厉攻势，尤其是最近两年“长三角”的高歌猛进，消失已久的商帮又激发起了专家、学者、媒体及民众的浓厚兴趣。

建国之后的30年，由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真正的流通及产业，也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商帮。改革开放25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新时期的商帮风云际会，应运而生。如果说，前20年粤商因为天时与地利成为了最有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可能会奏响历史的最强音。

凭借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先发效应，粤商成为最具感召力的商帮

1978～1993年，即从正式改革开放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前，几乎是广东独霸外贸的时期。换句话说，这1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人的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祖国大陆70%以上的外资是港资，其余30%才是所谓的国际资本。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促进了香港地区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带动了与之一衣带水的祖居之地——广东。15年的外贸独占让广东完成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又铸成了广东经济革命性的变化，广东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支撑了全国改革开放的雄心和壮志。

为什么当时邓小平同志要让广东先杀开一条血路？为什么会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第一，历史上广东就有开放的传统，粤商因其处于特殊的区位，很早就有海洋意识、国际意识，因此，广东人的外向性很强。第二，在地理上广东与香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开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资，又可以近距离地震撼港人的心灵，为平稳收回香港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第三，广东长期是“化外之地”，即使改革开放的试验失败了，国内大局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第四，按照党一贯的思维和以往的经验，一般是要先做样板，成功了才会加以推广。

为什么说这1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的改革开放呢？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香港地区是祖国与全球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接的唯一通道。像打排球一样，当时全国人民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地区这个扣球手，香港地区再将球扣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扣向全世界。这样，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地区，也催肥了广东。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就像一个靠祖上的家产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富家弟子。那时的广东人赚钱简直太容易了，连当时的民谣都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钱少”。多少热血青年、仁人志士抛弃工作、档案，告别妻子、儿女，跑到“珠三角”，以至于一时大地东南倾、孔雀东南飞。那时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讽刺的对象操的往往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

粤商一夜暴富春风得意，浙商坚韧不拔艰难创业

当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等风靡中华大地的时候，当广东人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地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亭台楼阁、高楼大厦的时候，当广东兵团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时候，浙江还没有商帮，因为它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什么外商的投资。

20世纪80年代的“长三角”，还完全笼罩在计划经济的云雾之中。而这些浙江人，这些农家子弟，这些草根阶层，却在寂寞、孤独中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当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正经历着地狱之火的磨炼，的确是“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其实，整个中国25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它们以独特、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幅新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都有共同之处：千辛万苦、绞尽脑汁地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因各自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不同，其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也完全不同：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家孩子。粤商犹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开了强盗藏宝的山洞，而钱来得太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其财富积累的过程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培育出了浙商坚韧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著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炼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超强的能量。

台湾地区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她一蓬枯草，它像已死掉一样，没有生气，很难看。朋友告诉她，这叫沙漠玫瑰，把它浸泡在清水中，几天以后就会复活；倒掉水，它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它又会复活。半信半疑的龙应台将这捧干枯的杂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没有丝毫动静；第二天，杂草从中心开始向外舒展，有一点绿意；第三天，模糊的绿已变成实实在在的绿；以后每一天，它的绿意都顽强地向外延伸着；到了第八天，展现在她眼前的是完整、饱满、丰润的沙漠玫瑰，它居然复活了！

而浙商就像这种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这些草根人物摧不垮、锤不瘪、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气候恶劣时，它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它就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又一圈顽强地扩展着它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

所以，当中华大地黎明破晓、春暖花开时，当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时，当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内地“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时，身为“野生动物”的浙江商人却在如鱼得水、虎啸山林。

粤商组装洋枪攻城略地，浙商不弃薄利伺机而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都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的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增城及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形成了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了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了“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那样的地缘优势，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也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其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乐从的家具、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

其实，这种依靠组装的洋枪洋炮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的广东模式，并非是由于粤商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对手太弱小。就像当年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一样，八旗兵的大刀长矛、棍棍棒棒，甚至画符念咒，怎么抵挡得住西洋的洋枪洋炮呢？从某种意义讲，大清的覆灭是冷兵器败给了热兵器。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广东的胜利，它还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胜利。

与此同时，日渐壮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那时正处于从“流氓”到“绅士”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商品的代名词。1992年前后我去温州，发现他们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他们的假，比如他们先帮日本打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品的1/10；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因为当他们从“流氓”变成了“绅士”，开始生产自己的品牌时，比他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他们，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

总之，当粤货风行中国之时，浙商一方面通过快速仿造或偷袭，实现角色的转换（由流通商变成产业家）；另一方面则又像一位少了火气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产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不要说财大气粗的老广不屑一顾，连穷得起火的内地人也未必看得上。纽扣、拉链、线团、螺丝钉、线路板、低压器、皮鞋、衬衣、西装，无所不做。他们就像沙漠玫瑰，静静地等待着属于他们的阳光雨露。

粤商渐显颓势，浙商厚积薄发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它们起步的思路和气度就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日渐式微，浙商开始异军突起。健力宝老板锒铛入狱了，科龙易帅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乐百氏被娃哈哈彻底地击溃，整个班子一起下课。

历史的车轮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什么是先天优势？即得天时、占地利、具人和。所谓“得天时”，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的大转型，全球产业的重新洗牌；所谓“占地利”，是指广东临近港澳，是中国连接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桥头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所谓“具人和”是指广东本身的开放传统和意识。

此外，在粤商崛起之时，整个中国正处于市场短缺的阶段。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供给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领域的迅速开放，使占据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费能量，而长期在计划经济之下形成的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广东充分利用它的地缘优势，通过香港地区将国外成熟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质量优良的零部件大量引进，并快速组装成洋枪洋炮，因此，他们可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此时的竞争乃产品竞争，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还在沉睡之中。

然而，风水轮流转，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终于从短缺经济全面过渡到过剩时代，从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也由产品竞争时代进入品牌竞争时代，品牌成为企业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成为企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翻开中国名优企业排行榜，不难发现，“农家出身”的浙商已经远远超越了身为“富家子弟”的粤商。

浙商的狂飙突起与粤商的日渐式微，除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从短缺时代进入到过剩时代外，第二个原因是香港回归之后，广东外贸独占的历史也已经彻底结束了。游戏规则变了，由原来的“打排球”变成了“踢足球”。谁有本事盘球过中场，就可以直接射门——这个门就是世界市场之门。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中国联结世界的唯一通道，广东这样的二传手也已经不再需要了。此时，上海首先将球踢向了欧美，山东的青岛和辽宁的大连直接将球射向了日本和韩国，东北则将球踢向了俄罗斯。此时的竞争，已经不是客观上的竞争，而是主观上的竞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浙商在改变客观过程的时候，主观世界所经历的磨炼与提升，是任何商帮都无法与之并肩的。

第三个原因，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从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到大张旗鼓、高歌猛进，民营经济终于枯木逢春、异军突起，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浙江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几年就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从深海中一个又一个地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就像沙漠玫瑰一样，开始舒枝展叶，他们在艰难成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种种优势，逐渐得以释放。

为何浙商愈战愈勇

网络为王

经过近二十年地狱般的修炼，浙商从擦鞋、修鞋、弹棉花、当木匠到做建筑、搞装修、玩代理，最后塑造了品牌，修成了正果。

浙商令人可怕的还不是他们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是其深藏于海底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市场的末梢神经。在中国甚至海外，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是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是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是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

这种完整的市场体系还给年轻的一代以希望，他们都知道目前名重一时的大老板都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他们满怀信心地从底层做起，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明天和未来，他们深信他们当中一定会产生中国将来的亿万富豪。虽然目前广东的一些商人依旧很成功，但你绝对看不到像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

这是一个网络为王的时代。当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等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与当地政府形成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关系时，则更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网络可以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毛孔，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这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严阵以待，防范温州炒楼团“入侵”的原因。温州“蝗虫”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有人说狼来了，有人说虚张声势，专家、学者争论不休，全国民众津津乐道。后来，温州人终于站出来“辟谣”。其实，重要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温州民间炒楼团，而是他们如何能制造出这么大的声势？为什么他们能搞得大家如惊弓之鸟，谈“温”色变？这充分说明了浙商强大而可怕的能量已经扩散至全国。

在向全国扩散的过程中，浙商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毛细血管与心脏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被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到市场末梢，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

广东的“前店后厂”是一个单向流动、循环的系统，即广东通过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中转取得国外的订单，组装完毕后，2/3出口，1/3内销，而浙商则类似于章鱼，它有心脏、有四肢，有骨骼、肌肉，有血管、有微循环系统。总之，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生命机体。

所以，当历史的聚光灯终于转到中国，当全世界的投资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中国市场仿佛于一瞬间就完成了从重生产到重营销，从重产品到重品牌，从重品牌到重网络的转变。在这个临界点上，粤商的日渐式微与浙商的异军突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抱团但不封闭

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即所谓的抱团能力，可以称之为是任何强势商帮的共性特征。

粤商中，潮汕帮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的这种抱团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排他性极强，也较封闭。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关系，但它不封闭，并且还能及时地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

目前，中国最具江湖地位和市场口碑的商会可能就是温州商会。许多地方官员，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同我谈起温州商会时，都会眼睛发亮，认为浙江人及其背后的商业能量非常强大。浙商价值地位的提升以及各地政府对这种商业价值的期盼，使得商会的影响力大为提升，而反过来，这种力量又会增加商会与政府谈判的砝码。这种良性的博弈最终会使浙商的力量更为强大。

善于整合资源，超越自我

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人不难发现，不管是国内的A股市场，还是香港的B股市场，目前浙商所占的比重都远远高于粤商。金融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最高资本形式，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但为什么广东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如此之少，而浙江的却如此之多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其一，在改革开放之初长达15年的时间里，广东形成了其外贸独占的优势——它是排球场上的二传手，把全国的球托向唯一的通路——香港地区，再由香港地区扣向全世界，同时也将全世界扣进来的球通过香港地区转托进全国。东莞就是典型的例子，我称之为“借腹生子”，其扮演的只是“世界加工厂”的角色，虽然规模很大，但它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更没有自己的营销网络。东莞地方政府一度意识到自己“借腹生子”的问题，想创造条件，让发了财的老板们开创自己的制造业，做自己的品牌，但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三来一补”、“借腹生子”这种方式赚钱太容易了，现实而理性的老板们没有生产自己品牌的积极性。

其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相当多广东老板的第一桶金是通过黑色或灰色的手段挖到的，见不得光，即资本的原罪。上市后，成了公众公司，就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很多问题就会暴露，权衡利弊，它们当然愿意继续沉在深海之中。此外，如果通过灵活、变通的手法能够在灰色领域积累到大量的财富，那么，他们就没有动力去打造完整的制造系统及塑造自己的品牌了。

不管是“借腹生子”的发展模式，还是捞浮财的生存模式，都不可能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形态、管理机制以及企业文化，也就没有可能驾驭现代企业制度。而浙商却不同，他们原始积累的方式艰辛而悲壮，可以称之为“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像一个苦大仇深的农家孩子一样，他们历经十磨九难才积累了跃上更高台阶的财富和实力。这种苦难的历程让他们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发达而完备的营销网络、发展平台，更让他们熟悉、掌握了现代企业运作、管理的一整套操作。所以，一旦机会到来，浙商比任何商帮都要敏感。

还有一点同样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做大、做强取决于企业家的胸怀，是大海才能容纳百川，是高山才会不拒细壤。如果一个企业家把赚钱作为第一甚至是唯一的目标，那么我们很难期望他有多大的胸怀。而恰恰是在企业的使命和目标上，粤商与浙商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更注重企业利润，而后者更注重社会责任。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胸怀，进而会影响他们对资本整合、资源整合的态度。

整合是结构优化、要素聚集的过程，是超越自我、跨越时空的过程，是迅速扩张、做强做大的过程。全球一体化的大开放时代为企业整合各种要素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无限的可能，企业家只有勇于整合、善于整合，才能迅速聚集起翻江倒海的势能。上帝永远是公平的，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

地域文化优势

还在新华社当记者时，我曾提及粤商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改革开放造就的粤商富豪，不管是广府人（讲白话）、客家人（讲客家话），还是潮汕人（讲潮州话），90%以上都只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甚至有的仅有小学水平。这种现象虽然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之特殊国情有关——既然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放胆一搏，失败了与过去一样，成功了则可以雄视一方，更与广东人重富不重贵的传统紧密相连。

在广东的价值排序中，富是最重要的，只要有钱，就会有社会地位，就会受人尊重。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哪怕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只要抓住机遇挣得千万身家，照样走到哪里哪里亮。尽管他可能连话都说不利索，只认得钞票，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仍不会失一分体面和尊荣。

我在广东工作、生活、创业这么多年，应该说还是有些江湖号召力的，但是广东的老板们只喜欢追听我的演讲，托人请我吃饭，或与我一起打高尔夫球，总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与我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我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工作室所著的书，他们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但在浙江就不同。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宁波宝业公司的老总，他在找我们之前，居然将我们所有的书全部读过。他跟我开玩笑说，因为工作室的书，他还与书店的小老板成为了朋友——他每次都会购买上百本。因为他的原因，书店老板想举办一个读书会，届时还将邀请我参加。

浙商中的精英们虽然90%以上也是出生于草根阶层，但他们与广东人不同，因为他们从未放弃过从书本上获取思想及智慧的努力。万象集团的掌门人鲁冠球出身农民，初始文化并不高，但长期的学习与思考使他成为了老板中的学问家，他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可能比有些教授的还要多、还要有影响。

2004年6月，我出席了浙江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的浙商论坛，得以与许多优秀的浙商老板交流。让我感慨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竟然都读过我们的文章、研究过我们的书籍。比如，红蜻蜓的老板就告诉我，工作室的书他几乎全读过，我们的网站他也经常浏览。

在历史上，浙江就是一个盛产才子佳人的地方，明清两朝，浙江一个县高中进士的人数可能比中国一些文化落后地区一个省的人数还要多。巴尔扎克曾说“造就一个贵族需三代换血”，这里的“血”应该是特有的文化基因。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为什么浙商会越来越让人敬重、畏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习俗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已经与现代商业逐渐融合，从而为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商帮的宿命

毋庸置疑，目前如日中天的浙商对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推动功莫大焉，它在中国昂首挺胸走向市场化、民营化、品牌化的历史进程中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一支劲旅。从某种意义上讲，浙商已是中国区域竞争、城市竞争中的“火车头”、“发动机”。它的狂飙突起，大大地提升了中国区域与区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良性竞争水平和层次，当然，也直接和间接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然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浙商也注定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它逃脱不了这种宿命，就像培育出杰出的广东商帮的珠江一样。“风帆起珠江”，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珠江始，而待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格局形成之时，珠江也就如报春的梅花一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而将平凡和沉寂下来。

因此，浙商也会像以前的粤商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它的文化、它的精神、它的商魂，会流入中华民族的大海之中，成为一种新时代、新商业形态的血脉。

纵观中国商帮的兴衰轨迹，我们不难看出，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如同春季生长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发芽一样。同时，商帮还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一不影响着、制约着、决定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

所以，当今天的浙商们豪情满怀地谈论自己的崛起时，当全国都在为浙商大唱赞歌时，浙商们一定不要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不要忘了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之机，即没有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整体崛起，没有整个中国全方位、多领域的开放，浙商们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地等待。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最辉煌的农业文明。作为一个独立运作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没有的，包括明清。他们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这也是官商结合成为历史选择的原因。

伴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晋商与徽商的衰落成为定局。它的少部分因子汇入到新崛起的“大上海”之中，如民国时期的山西商人孔祥熙，融入了蒋介石的江浙财团。

具有现代色彩的商帮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考察近一百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格局的变迁与商业通路的变化是中国商帮帅旗更换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商帮迅速脱胎换骨，日渐强盛。随着《虎门条约》的签订，宁波与上海也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此后，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经济政治地位很快超过了广东，迅速崛起。大批有国际贸易经验的广东人纷纷投奔上海，他们的经济活动促进了上海的繁荣。另外，上海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最重要的桥头堡，租界林立，避免了战乱的骚扰，于是上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迅速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最璀璨的明珠。正是在这样由南及北逐渐被迫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商帮的旗帜从广东转移到了上海，上海商帮的主体成分就是广东的潮汕商帮与浙江的宁波商帮。为什么还有宁波商帮？因为其与粤商的遗传因子能相互融合——都位于沿海；是最早被迫向西方开放的通商口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亦商亦盗”，即生意顺畅时，做生意，不顺畅时，当海盗；都具有海洋意识和国际视野；都有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到蒋介石当权时，以宁波商帮为核心的江浙财团更是成为中国商帮的执牛耳者。

在解放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我们关起门来，自给自足，昔日的亚洲之星——上海，就从一个国际都市变成了一个国内城市。上海商帮销声匿迹，其他商帮也灰飞烟灭。上海从国际视野内消失之后，长期灰头土脸的香港则迅速崛起，成为东方之珠。有意思的是，香港的华商代表又主要是粤商和浙商。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李兆基是广东人，包玉刚是浙江人，首任特首董建华是上海人。

改革开放之后，因天时、地利之故，独占商帮鳌头的是粤商。随着全国的开放、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到了世纪之交，执中国商帮牛耳的则是浙商。所以，纵观中国商帮的命运，我们不难看出，某个商帮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特定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浮起来的，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要利令智昏；沉下去的，也无需垂头丧气，自甘堕落。其实，近现代以来，数次商帮大旗的更替过程中，旧的载体虽然破落乃至消亡了，但它积极的精神及文化的因子却延续、嫁接到了新的机体之上。

人类的成长及发展总是螺旋式进行的，没有下旋就不会有上旋，没有低谷也不会有高峰。事实上，粤商们已经开始了对其自身性格缺失的深刻反思和对他人先进经验的自觉汲取，相关的报道及文章不断地见诸于各类媒体。如果谁以为粤商从此就会走向式微、走向衰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拥有悠久的商业历史、深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过千锤百炼的粤商，不仅积累了极为雄厚的有形资产，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无形资产。随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大整合，随着东盟经济的一体化，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一个经济板块必将在南中国大地崛起，而与之一道崛起的必将是一个强大的南粤商帮。

无论历史上的商帮曾有多么强大，但由于天时、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终往往都灰飞烟灭了。那么，现代商帮能否找到一条长治久安的永恒之途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其一，历史给了我们成就永恒商帮的特殊机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其二，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官府相结合，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而现代意义的商帮则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的经济能否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对商帮我们大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抱持太强的区域或地方心态。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其本质是流动的，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什么地方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什么地方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他们就会流向哪里。这也是资本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

不管是那些曾经辉煌现在已消失的商帮，还是目前风头正健却不知未来走向何方的商帮，最终都将融入中华大地的土壤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的重要因子！

粤商为镜知兴替

中国的市场经济到现在，可以说整个源头、整个实验田，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而广东的真正高潮期是在1992～1993年，当时的广东特别像今天的浙江。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在彻底地改写了中国历史、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的同时，也给了备受指责、备受争议的广东以极大的肯定和信心。当时我在新华社，跟新华社的老社长穆青同志一起写了一篇通讯——《风帆起珠江》，这是对广东的一次正视和肯定。后来深圳市的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正式确认了广东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接着，中央电视台不惜重金组织了庞大的队伍到广东，拍了一个黄金档节目——《广东行》。在强大的攻势下，整个广东被压制了十多年的非驴非马的生活彻底改观，广东的自信一下子找了回来。这期间，充斥在广东媒体的所有报道，题目都是“小广东长高了”、“全中国喝的是珠江水，吃的是珠江粮啊”，可以说，当时的广东是名利双收。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也来凑热闹，一位美国民主党政府的高参，继一本《日本世界第一》以后，又写了一本关于广东的书。“珠三角”的官员们纷纷因此升官，或当省委书记，或当省长，或当县委书记、县长；“珠三角”的企业家们也雄心勃勃，气冲斗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非常精彩的一幕幕现代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第一个例子是巨人集团。巨人集团当时在珠海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一位中央领导人去了巨人集团以后，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本人都要来看看“巨人”，我带来的人也要看“巨人”，希望你们“巨人”长得更高！当时珠海的最高领导，为了落实中央领导的最高指示，经常到巨人现场办公，希望巨人能活出个样子来。而当时最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雄心和魄力的，就是盖高楼。当时的珠海市政府给了巨人最好的一块地，希望它能盖出中国最高的楼。

而这个时候中国最高的楼是广州的63层。当时有个方案，有关领导看了以后说要超过63层，就变成了64层。但不知何故几经周折之后最终变成了70层，最后，这个建筑的支出超出了企业的支撑能力。盖楼毕竟还是市场化的行为，有些时候政府可以来支持你，但当你支撑不住的时候，它也不会冒风险来为你埋单，因此巨人只有壮烈地倒下，一朝沉没。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当然，史玉柱这个小伙子也不容易，居然可以咸鱼翻身，成为中国MBA教材中罕见的案例。这件事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例子就是当时风行全国的太阳神。我记得1993年时，我们浙江的娃哈哈还在辛苦地跋涉。当时他们送了一盒娃哈哈的口服液给我，我拿着忍不住想笑，它的外包装就像咱们打针用的瓶子，要用小砂轮割开才可以喝，搞不好还会把嘴唇划破。当时我很奇怪，说你们怎么还用这个玩意，这是当时浙江的水平。而这时广东的太阳神已经风行世界，他们是整个中国首先导入CI的企业，是企业形象策划的身体力行者，成为了所有企业模仿的对象。就是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企业，在一片莺歌燕舞的过程中，实现了其在全中国的拓展，往返3年下来，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而此时的娃哈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通过20年的艰苦跋涉，通过浙江商人所固有的优点，从市场导入，从终端导入，从农村到城市，从低端到高端，终于形成了销售网络，而且开始敢于向大东家，也就是市场讨价还价了。

第三个经典案例是健力宝。1992年，我曾经跟健力宝的老板一起到过上海，住在西郊宾馆，当时每天赶去求见的有时甚至高达上百人。“广东商人”这块金字招牌，等于是李嘉诚、霍英东的化身。不管走到哪里，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会趋附于前，所有的消费场所都当我们是座上宾。而现在看来，这种盛况全部在今天的浙江表现了出来。

当年我在新华社曾经写过一篇报道，提出广东有“四小虎”，即顺德、中山、南海、东莞这四个经济强市。“广东四小虎”，事实上起了支撑广东经济的作用，在“四小虎”中我比较推崇的是顺德，为什么是顺德呢？是因为它的乡镇企业。我最不看好的是东莞，因为当时的东莞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没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没有独立的制造能力、设计能力和研发能力，是用自己的“肚皮”给别人“生娃娃”。当时排名次的时候，东莞不服气，说为什么我排在第四，为什么不是第一？但今天的东莞已经非常有实力了，东莞的人口只有六七十万，而据2003年的统计东莞的民间存款有2000亿元。东莞这些年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是因为它在20年前就已经有意无意地介入了全球一体化，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世界工厂，而是国外的一个车间。那么，当世界经济发生重大转变之后，这个车间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吗？

其实在研究东莞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研究浙江。今年我去了三次温州，通过对温州企业进行深层次地研究，我深深地感受到，东莞的末路越来越近了。为什么呢？因为东莞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独立的市场板块。而且，有些东莞人通过当地主富起来以后，已经过上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女人搓麻将，男人包二奶”的生活。一旦产业经济进行调整，这些路将会越走越窄。非常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现象在浙江也已经开始出现。

浙商集结再出发

说实话，浙江经济是在被压抑中成长的，1992年，我来浙江采访，当时浙江的最高领导，说了一句实话，他说：“温州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就不好过，我的日子好过，温州的日子就不好过。”他当时非常矛盾，因为那时的温州是个另类，是资本主义路线的典型。但也正是这种情况，促成了浙江人的低调、务实。当人们把目光都盯在广东身上的时候，浙江有了20年的封闭和累积，温州也真正地完成了一个由小到大、由“蝌蚪”到“青蛙”、由流通业到制造业、由假冒品牌到创造品牌，到重新整合，再到资本运营的过程。到现在全中国都不敢小看浙江了。

我不担心浙江人会被小看，反而担心浙江人会被大看、被高估。浙江商人是当代的英雄，难免会孤芳自赏，但一定要记得前车之鉴，昨天的广东人就像今天的浙江人，但愿明天的浙江人不会成为今天的广东人。

“大鸡不吃小米”，浙江商人是吃小米长大的，总是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我在中国见到过很多浙江商人，他们原来都是弹棉花、修鞋或是做别的小生意的，真是“千家万户、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这个过程，给浙江人提供了很多时间及空间上的发展机遇，所以才造就了今天浙江人雄厚的经济实力，但是，今天的浙商已经开始进入浮躁期。

前不久，几个温州老板找我，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说的事情，吓了我一跳。他们问我：“王先生，您在中国这么有影响，能不能跟我们合作一把，一起炒城市，我们可以当场签字。”他们说炒楼太慢，而炒城市两三个亿就能炒到两三百亿。我说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已经烧到了98度，只差两度就到沸点了，但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口袋里带一把柴，顺便把你们自己的面条、饺子、馄饨也带上，先把柴加进去，烧到水一开，就把自己带的面条、饺子、馄饨下进去，然后全部都捞出来扛着就走，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的身家都只有上千万，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所以想用小资本干大事业，捆绑起来，联手打猎。我当时听了很害怕，我说你们的前辈、温州的一些企业家，他们都是从“蝌蚪”到“青蛙”，完成了整个演化过程的，你们这帮年轻人不想当“蝌蚪”，甚至连长尾巴的“青蛙”都不想当，一下子就想成为“大青蛙”，而且是超级的“大蛤蟆”。这种想法很可怕，这也反映出了浙江商人中新生代的一些问题。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常常体现出一种马太效应，使富有的更富有，贫困的更贫困。媒体从来都不是送子观音，所以，当一个平台、一个团队被媒体发现了它的好时，媒体就会拼命地恭维它。人都有一个弱点，世界上什么屁都臭只有马屁不臭。浙商起来了，所有的媒体都来高唱赞歌。我是媒体出身的，我知道媒体总是走两个极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很难有中间的平台，因为只有这两个极端才能抓住眼球，只有抓住眼球才有广告，这是媒体先天的缺陷。在这个问题上，媒体就是品牌发展商，既造就了粤商，也造就了浙商。浙商的平台和品牌出来之后，媒体觉得新奇，于是开始跟踪，其跟踪的结果，是浙江人、浙商、浙江文化的极大彰显。你们出去以后会备受尊重，这样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说了，温州那些三四千万的小老板跟我谈到的炒城市。回过头来再谈媒体的感受。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媒体对中瑞财团、温州商帮等会热衷于报道，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接下来就会是棒杀、质疑、怀疑，好的也成了坏的。我相信中瑞财团这些天的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这就是媒体在经济形态上两面性的表现。所以我多说一句话，无论是企业营销还是区域营销，如何跟媒体打交道，绝对是一个大学问。我上面提到巨人、太阳神和健力宝，其最后的终结者就是媒体。健力宝和太阳神就是媒体报出来的，巨人也是这样，巨人的史玉柱后来曾说，他只差2 000万！再有2 000万他的资金就接上了。但是媒体说巨人出了巨大的财务危机，谁都不敢借，谁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巨人终于倒下了，压死了一大片人。

今天的浙商成了中国响当当的一块金字招牌，现在浙商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超规格的接待。一串串鲜亮的数字、一个个响亮的品牌，那是昨天艰苦创业、奋力拼搏的坚实脚印。如今，浙江经济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新产业、新平台、新机遇，大责任、大跨越、大发展……从“常青树”鲁冠球到“中国首富”宗庆后，从新经济代表马云到跨国公司挑战者南存辉，浙商大展宏伟蓝图。

但我发现很多后起之秀，在假浙商之名营一己之私。我担心，这个力量越来越强大时，可能会砸掉浙商的品牌。之所以说这些话，是为了浙商能走得更好。

总之，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很大程度上在于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的希望在浙江。希望浙江的商人们再接再厉，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八问粤商

（王志纲在佛山论坛上的讲话）

2004年11月23日，应共青团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佛山市青年联合会、佛山市青年商会的邀请，王志纲在佛山财富论坛上发表了这篇演讲，通过“八问粤商”将当前中国两个最大的商帮——粤商与浙商，进行了纵问横比。这“八问”一步紧接一步，问问铿锵逼人、振聋发聩，如同饮下了一剂猛药，令人额头直冒微汗。

一问粤商：为何你难成“常青树”？

二问粤商：为何只有“广东经济”而没有“广东人经济”？

三问粤商：为何广东的商品集散平台总“长不大”？

四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不愿上市？

五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在气势上输人一筹？

六问粤商：为何你的商会总成摆设？

七问粤商：为何广东本土企业家渐渐隐退？

八问粤商：为何你放弃领跑全国？

各位老板,各位青年企业家:

下午好！站在这个讲坛上，我真有点儿触景生情。大家知道，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心脏地带，而珠江三角洲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而我的命运，可以说是与珠江三角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十几年前，我由北方被调到新华社广东分社，按照北京总社领导的说法，就是为了强化改革开放的报道，强化中国市场经济探索的报道。而那时的广东，正处于“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模糊时期。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我与珠江三角洲的官员、商人、企业家及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也客观、公正地将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实践与探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报道过，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次我回到北京，我会是“珠三角”最坚定的辩护者；但当我回到广东时，却又成了“珠三角”的批判者。这种双重角色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爱之深，责之切”。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所以，当我发现它开始骄傲自满，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时候，我就扮演了一个批判者的角色；而当我到了北京、上海，发现人们抡起大棒，对珠江三角洲大加挞伐的时候，我就会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站在现实的角度上，对他们进行批驳。

毛泽东同志曾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参与珠江三角洲市场化的过程之中，我自己也市场化了。今天站在台上的王志纲，已经不是10年前的新华社记者，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折腾了10年，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同呼吸、共命运10年的一个战略研究者。

今天的王志纲，已经不是广东的王志纲了。我的整个工作，1/5在广东，3/5在“长三角”，1/5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我的很多客户在浙江，我深深地感到，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的重要力量，在很多方面大有后来居上、超越广东之势。如果广东不正视这个问题，那是很危险的。“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果广东的企业家们不能跳出广东，放眼中国、放眼全世界，通过研究浙江而审视自身，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在广东生活了20年，亲历和见证了广东民营企业沉沉浮浮、风风雨雨的历史。现在，当我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今天的浙商和粤商时，不免对粤商的命运产生了以下的思考。

一问粤商：为何你难成“常青树”

为什么在创业环境、政策优势方面远不如粤商的浙商，产生了一大批“常青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同广东不少企业家打过交道，他们大多属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企业家。白云山的贝兆汉、万宝的邓绍深、科龙的潘宁等是珠江三角洲第一代老板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名气不仅在广东，就是在中国、在全世界，也都是掷地有声的。但是，弹指一挥间，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现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些老板，如今安在哉？抬头仰望、双眼噙满泪花的李经纬，抱恨长天的画面被记者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在全国、全世界广为传播，也成了粤商终结的一个物证。

再看浙商，就在贝兆汉的白云山企业在全国声名远播时，浙江老板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青春宝的冯根生，那时也在艰难地跋涉着。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广东的白云山制药厂早已不见踪影，而青春宝却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另外，还有鲁冠球，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和平演进，他把一个乡镇企业变成了自己的家族企业，成为了中国《福布斯》榜上有名的亿万富豪，而广东与之同时打江山的老板们却几乎都被淘汰出了历史舞台。浙江横店集团的掌门人徐文荣，是与珠海的钟华生一同拓展天下的。那时，讲能量、讲影响，徐文荣根本不能与钟华生相提并论。但是，10年过去了，钟华生们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徐文荣们却通过改制、股权变更，把横店变成了中国巨无霸式的民营企业集团，并宣称要打造中国的好莱坞，目前中国的很多电视连续剧都是在横店的影视城中拍摄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创业环境、政策优势远不如粤商的浙商中产生了诸如鲁冠球、徐文荣等企业“常青树”、“不死鸟”，而尽得改革开放之天时、地利、人和的粤商中却没有产生这样的不倒翁？为什么浙商能够常青，甚至枝繁叶茂，而不少粤商却只能带着悲剧的色彩告别了经济大舞台呢？

二问粤商：为何只有“广东经济”而没有“广东人经济”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二十多年来“珠三角”经济的活力、兴旺就像川流不息的广佛高速公路，但为什么广东只有“广东经济”，却没有“广东人经济”？

浙江的人口只是广东的一半，但现在浙江在全国有300万老板，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有100万老板。老板无所谓大小，只要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只要他希望借助经营的平台来发展属于自己的事业，他就具有了老板心态。很多浙江的官员与老板都对我说，浙江本土的精英人才百分之百地想当老板，所以，高端的职业经理人只能到外地去寻找。

300万浙江人，几乎遍布全国的每一个角落；100万浙江人，分布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正是这种所谓的“浙江人经济”，使浙江人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形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这个天网就是市场网络、血脉网络、信息网络、营销网络，浙江的产品就是通过这种网络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为什么浙江的饮料巨头娃哈哈，最终打败了广东的健力宝和乐百氏？是因为实力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网络。乐百氏的老板何伯权，曾跟我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说自己输给娃哈哈有一点是服气的，那就是娃哈哈对中国市场网络的掌控能力。娃哈哈的成功体现了整个浙江人经济的成功。正是因为这种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市场网络，使浙江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触角伸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前不久，我去新疆，到了喀什，从广州坐飞机到乌鲁木齐要几个小时，而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喀什也要3个小时，路途是相当遥远的。在祖国的西部边陲，我看到，最好的酒店是温州人的酒店，最好的商厦是温州人的商厦。后来我从喀什又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到了边境，到了帕米尔高原，我看到的到处都是在寻找商业机会、准备搭建商业平台的浙江人。

当地的官员兴奋地告诉我，浙江商会建立了，其神情仿佛抱回了一个金娃娃，这就是所谓的“浙江人经济”。

广东有没有“广东人经济”？我到江门的五邑，五邑人告诉我，五邑人在国内有800万，在海外有800万。我到顺德，顺德人告诉我，顺德人在国内有120万，在海外有150万，但我却没有看到海外的广东人同广东的广东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关联，至多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办厂，双方远没有形成内外互动、优势互补的商业网络。尽管广东人曾将粤菜馆开到了全国，将广东货卖遍了神州，但在世人眼里，广东经济依然是“小贩经济”，它没有像浙商那样，形成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产业网、营销网。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25年来，广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先行一步，靠的就是“广东人经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讲白话、客家话、潮州话的亲戚、朋友、同乡，利用其与广东千丝万缕的地脉、人脉关系，率先在“珠三角”投资办厂，既成就了他们自己，也成就了广东经济。但现在这个曾经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广东人经济”仿佛消失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广东不需要了，还是被忽略了？

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人缘、地缘及血缘关系，进而打造一个互动交流、信息通畅、优势互补的市场网络，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问粤商：为何广东的商品集散平台总“长不大”

在中国开商品集散平台风气之先河的广东，为什么在20年后的今天却仍停留在原地呢？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市场经济风气之先河的广东，就建立起了闻名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如南海西桥的布市，石湾和南庄的陶瓷市场，中山古镇的灯饰市场以及乐从的家具市场。但20年过去了，虽然这些平台仍在，但它们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依然维持在20世纪80年代的规模、水平上。

而这时的浙江，已经形成了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能辐射与聚合全球的商业平台。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生意兴隆、客商云集、购销两旺，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直达世界。精明的义乌人还将其“中国小商品城”作为品牌输出到山东、河南、东北，建立起了一个个小商品城的平台，带动了成百上千的浙江小老板“北伐”。黄皮肤、黑头发的日本人、韩国人随处可见，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欧美人你来我往，就连高鼻梁、黑头发、面色凝重、一袭长袍裹身的阿拉伯人都能见到。当地官员告诉我，平均每年至少有一千多名中东商人来此进货。此外，绍兴柯桥的中国纺织城、永康的中国五金城、萧山的中国花木城等，它们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非常大。

宋城集团是浙江的一个民营企业，居然要办“世界休闲博览会”，浙商“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由此可见一斑。在浙江，看到这些万商云集、生意兴隆的商品集散平台，我的感觉是，这才是真正永不落幕的“广交会”。二十多年过去了，广东的小商品集散市场却没有多大的长进，“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虎门的服装博览会，其影响力与效益已经超过了大连。

这几年让人颇感欣慰的还有东莞虎门镇，在市场主导、企业运营及政府的引导下，很多优良的产品可以直达终端，直接与国际接轨了，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商人已经知道，真正价廉物美的好产品在广东，很多人已经直接到广东进货。这些例子、这些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实只要广东的企业家、老板以及各级政府官员能够审时度势、认真反省，多些开放的精神，多些与时俱进的开拓意识，多发挥点儿主观能动性，政府与企业家携手并进，那么，广东释放出来的能量将会大大地超过浙江。

四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不愿上市

为什么浙江企业对上市、对资本运营非常热衷，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老板们却对上市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呢？

今年年中，深圳开创了中小企业板市场，打开名单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发现上面大多是浙江的企业，广东的很少。为什么浙江的老板们对于运用资本手段、对于进入资本市场如此乐此不疲，为什么市场最发达而且先行一步的广东“珠三角”的老板们却对此退避三舍呢？为什么佛山、南海的这些老板们不愿意上市，而浙江绍兴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竟然有多家上市公司？

企业对上市的追求似乎可以看成是企业的掌门人已经将自己视为社会财富的操作者与经营者，在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后，他们对财富增值游戏的过程比对财富本身的兴趣更大。这种超越，其实也间接地说明了他们对庞大、复杂的企业经营管理运作非常的自信。

但在今天这样一个财富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一个老板对资本运营、对上市还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说明其企业规模尽管可能很大，每年的产值也可能很惊人，但其掌门人的心态依然是地主老财式的，财富在他们眼中只是浮财，他们信奉“财不露白”，他们害怕财富见光就死。

两种不同的追求，折射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富态度。

五问粤商：为何广东企业在气势上输人一筹

如今，讲财富、讲实力，浙江依然不如广东；但讲锐气，浙江似乎已经超过了广东。浙江机场附近的路牌、广告牌，几乎全被占用。做广告的浙江企业，都在自己企业的名字前面冠以“中国”这个名词。比如中国横店集团、中国万象集团，气冲斗牛。基本上浙江的每一个企业家，考虑的都是如何才能打造百年老店，如何才能成为中国的“奥运队”，在世界范围内争雄，这就是浙江的气魄。浙商为什么有如此的气概？

在广东、在“珠三角”，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招牌——尽管它有资格冠以“中国”，也很难听见有人要打造百年老店的豪言壮语，当然居心叵测者除外。为什么广东的企业多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在商海中沉浮了这么多年后，它们依然抱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心态”？难道是因为浙商有上市的冲动，有追求公众企业的渴求，因此善于“长计划，短安排”？而粤商积累的多是浮财，怕见光，于是发了财就移民，近的去香港地区，远的去美国、加拿大。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是有些敏感过度？

当然，我们可以说，广东人谦虚，广东人内向，广东人务实、不善张扬，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表象，广东人骨子里缺乏一种气概、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坦率地说，这是我们广东文化基因的缺失，如果不能正视它，在精气神儿上我们就比浙商低了一头。

六问粤商：为何你的商会总成摆设

广东号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但为什么广东的商会组织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什么目前的浙江商会被称为“中国的第一商会”，正日益成为政府和企业追捧的商业组织？我是广东、浙江等地很多商会的顾问，有比较才会有感慨，今天我就借此机会同在座的诸位企业家谈谈我对商会的看法。

中国各省市甚至各县都有商会组织，但在我看来，只有浙江的商会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其应有之功效。举个例子，欧盟商业协会曾以反倾销的名义，要求对浙江温州的打火机征收重税。如果判决生效，那么温州的打火机产业很可能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我十年前就开始关注温州的打火机了，精明异常的温州人刚开始时是帮日本、韩国代销打火机，后来是自己拆开、琢磨，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再后来，经过几年艰苦的探索与研究，温州人终于将打火机里面最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技术完全掌握了，反过来用低廉的成本打败了日本和韩国的产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生产和销售打火机的大国，市场份额达90%。温州的打火机不是广东那种安全性能不过关的一次性打火机，而是那种很漂亮的工艺打火机。温州的打火机物美价廉，因此迅速地占领了全球市场，由于能量太大了，欧洲受不了，就进行了反倾销。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商人预感到大祸临头了。他们找政府，政府鞭长莫及；找使馆，使馆爱莫能助。危难之时，温州商会站出来了！商会就是要保护会员的权益！后来，一位商会的领导，也是一家生产虎牌打火机的温州老板出来牵头，先拿出了300万元，另外一些企业也纷纷慷慨解囊，凑足了1 000万元，在欧洲请了最好的律师，主动出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照世界通行的商业规则积极应诉。数月之后，只花了几百万元，就打赢了官司。

中国的一些商会，长期以来一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用处不大！温州的商会，浙江各地的商会之所以能发挥出其原本应有的作用，是因为浙江经济、“浙江人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其规模、形态，还是其涉及的领域、辐射与聚合的半径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在浙江经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以后。当它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与国际接轨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纯民间性质的商会就会应运而生，发挥出其重大的沟通、交流和协调作用。

前一段时间，因做项目之故，我去了一趟温州，遇见了那位在欧盟反倾销战中振臂一呼的温州老板，他告诉我，打赢这场战争以后，中央有关部委专门把他请到了北京，就中国加入WTO以后商会究竟应该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并问及温州商会为什么会有这种锐气和积极性？他回答说，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我如果不出来保护自己，肯定就死掉了。为了几个亿的生意，我必须赌上这300万。其次，商业事务通过官方的行政渠道，无法与西方对接。商会是民间组织，其功能之一就是扶持、帮助遭遇困难的企业，以商会的名义与西方的行业协会、政府打交道，他们就容易接受。第三，在西方很多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有很多温州同乡，请老外的律师帮助打老外的官司就是他们的主意，还称之为“以夷制夷”，或者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侨居欧盟的同乡、本地律师加上我们这些本土的企业家，三方合力，终于赢得了胜利。过去我们很多反倾销的官司之所以会输，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各自为政，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更有甚者，遇到反倾销诉讼就消极躲避，不去应诉，把原本该赢的官司也输掉了。

类似的事情在浙江还有很多，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浙江商会更以燎原之势蓬勃地发展了起来。据说目前浙江在全国有三百多个商会，几乎每一个省、每一个地级市都有其商会。这些商会非常活跃，在招商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我去浙江参加浙商论坛，一下去了两百多个商会会长。

会场的气氛很活跃，没有一丝官僚气息。比如，新疆商会的会长站起来发言时，先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新疆商会的会长，做了十多年生意，跑了全国很多地方，也赚了不少钱，新疆是一个好地方，那里不仅有广袤的沙丘、漫漫的戈壁，更有大把的商机，浙江人在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在座的父老乡亲对美丽的新疆感兴趣，请直接找他谈。

这边话音刚落，另外一个汉子就站了起来，说他是东北商会的会长，提到东北时，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兵荒马乱、响马出没、胡子横行，或是胆大妄为、卖官鬻爵，或是黑土地、红高粱，其实东北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历史悠久，边贸生意十分兴隆，可以说是处处商机。

当时我就很感慨，什么叫做“浙江人经济”？这就是最典型的浙江人经济。什么叫做商会？这就叫做商会。回头再看广东，我是广东几个商会的首席顾问，感觉是商会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年底给会员发一个帖子，说请了哪些在位的领导，邀请了哪些专家、教授，再提醒会员们别忘了交年费，于是“盛况空前”的商会就来了一些糊里糊涂的人，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办了一些不明不白的事。而几个永久性的副会长能雄踞宝座，是因为他们花了白花花的银子，交了钱就是永久的名誉副会长。商会办成这样就非常可怕了。

虽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但由于复杂的历史、社会及政治等原因，欧美许多国家对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有诸多的疑虑，在此特殊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要想在国际舞台上龙腾虎跃、大展拳脚，就必须充分发挥商会的真正作用。

今天，我之所以愿意到佛山作这个演讲，是因为在座的都是广东的第三代企业家。说实话，第一代、第二代的企业家已经渐行渐远，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第三代企业家，龙精虎猛、志向高远、锐意创新、雄心勃勃。在我们成立青年商会的今天，我建议大家好好地向浙江商会学习。佛山是广东市场经济的摇篮之一，佛山青年商会应当通过学习、借鉴，在服务市场及企业、推动本地生产力发展及竞争力的提升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佛山做起，彻底释放商会的市场化功能，既遵从于政府的指导，更要服务于市场和会员。这样的商会才不会是聋子的耳朵，才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浙江商会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广东商帮要想在全国、在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认真思考、认真研究商会的运作模式，这是一门大学问。在广东这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里，市场化的商会还是一片空白，但一张白纸最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希望，这幅图画可以从我们佛山商会画起。

七问粤商：为何广东本土企业家渐渐隐退

在广东的商业舞台上，为什么外地的、北方的企业家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原来曾经创造了很多传奇的“珠三角”本地企业家们却渐渐地退到了幕后，成为了配角，而在浙江，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一直都是强势的浙商在充当着商业舞台的主角？

健力宝，曾经是我们广东的骄傲，20年之后，却让人有点“百年成之不足，一旦毁之有余”的感慨。先是市场滑坡，被浙江的娃哈哈打得抬不起头；后来其创始人李经纬因“经济问题”被三下五除二地撤去了头上的光环，并被打入“灰牢”之中；再后来，背景模糊、身份难明的资本高手，年仅26岁的张海入主健力宝，几个回合下来，也被淘汰出局。好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健力宝又被当地政府收回。此时，已经坐在轮椅上的李经纬又回到了健力宝，只是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这艘摇摇晃晃的破船还是一个问号。

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其深刻的历史意义，但今天已经表现出来了。1995年，中山有个响当当的品牌——叫小霸王。打造这个品牌的能人是从江西过来的打工仔段永平——无线电专业的大学生。因为小霸王的销售非常火暴，总经理段永平就大着胆子跟小霸王的老板提出了一个要求——在薪资之外给他一点儿股份。没想到老板非常反感：想当老板，与我平起平坐，门都没有！谈崩以后，段永平一怒之下，扯旗造反，拉着队伍去了东莞。

10年之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谁对谁错、谁胜谁负已昭然若揭。小霸王似乎已经“樯橹灰飞烟灭”，而步步高的老总段永平2003年却以个人资产10亿的身家荣登中国百富榜。小霸王的老板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不仅失去了一员大将，更失去了一次成功的机会。

坦率地说，段永平的胜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这个时代的胜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从“财富时代”逐步过渡到了“财智时代”，即一个财富与智慧共舞的时代，光有资本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推断，当段永平鼓起勇气向老板要股份时，是心如明镜的，非常清楚平台、网络、人才都在自己的手里，如果老板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怪他不仁不义了，这叫先礼后兵。小霸王的老板未能看到这步棋，他认为我不给你钱，不给你品牌，你再有本事也没有用！却没想到，段永平搬到东莞就把步步高做起来了。现在小霸王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

谈这些问题，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为什么不少广东本地的企业家在应对新的挑战或新的游戏规则时，总是比较保守、消极？为什么科龙、健力宝、小霸王这样的故事在浙江没有发生过？为什么最后的事实常常证明我们的放弃、保守与拒绝往往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些问题值得在座的企业家认真地思考。

八问粤商：为何你放弃领跑全国

10年前作为中国时尚文化潮流领跑地的广东，如今为什么却不得不面对难言的失落？10年前的广东，是中国时尚潮流、时尚文化的发源地。电视广播、报纸刊物、流行音乐、前卫时尚，甚至餐饮、美发、酒店管理、家电等行业都在引领全国潮流。10年之后，我们却明显地感觉到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其风光不再。

后来居上的领跑者是浙江，今天浙江的很多行业都在领跑全国，皮鞋、服装、五金、纺织乃至小商品莫不如此。浙江人承认高端的皮鞋还是广东生产的，但广东几乎没有全国性的品牌，而浙江却有奥康、红蜻蜓、康奈等全国知名品牌。广东特别是东莞的服装产品很好，却没有品牌，而浙江却有雅戈尔、杉杉等品牌，目前国内中高档的西装品牌几乎都是浙江制造的。广东企业越往前走越艰难，缺乏培育强势品牌的内在冲动与机制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浙江的宋城集团是我们工作室的老客户，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成了中国旅游业的头号种子选手，这家民营企业最近正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筹办世界休闲博览会。该项目由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引导。世界休闲博览会将分成三个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是万国博览城，全世界将有近百个城市在这里展出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样板楼；第二个板块，是全国许多旅游城市搭建的自己的宣传平台；第三个板块，2006年5月1日，世界休闲博览会向全世界亮相之后，世界休闲组织总部将落户这里，以形成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届时东南亚、欧美，乃至全世界的服务商、旅游产品提供商都将在这里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产品。我们相信，依托于世界休闲博览会，杭州乃至浙江会真正地走向全世界。这就是现在浙商所做的事情，而在市场经济先行一步、以思想解放见长的广东，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听起来可能更像是“天方夜谭”、“聊斋志异”。

总结浙商的发展路径，我们不难发现，浙江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首先就是他们善于经营市场网络、人脉网络与地脉网络，真正做到了网络为王、渠道为王；其次，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了牢固的品牌意识，力争做到行业前三名，从而掌握了行业主导权；第三，在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他们与时俱进，通过上市充分发挥资本运营的功效，并迅速扩大企业规模；第四，他们怀抱打造百年老店的勃勃雄心，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得以广纳天下英才；第五，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同时，他们将企业发展的命运纳入国家的战略层面，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搭建跨区域、跨国界的商业平台，为中国经济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循环圈贡献出了力量。

今天，通过对照分析粤商与浙商，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10年，粤商先声夺人、一马当先，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后10年，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浙商则大有咄咄逼人、后来居上之势。到目前为止，尽管讲财富、讲实力，浙商还是比不过粤商，但在主观性和锐气上，我明显地感到浙商已经超过粤商了！

演讲中场休息时，听众与王志纲交流。

古人云“居安思危”，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青年企业家能够面对现实、深刻反思，那么，我相信，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地带的企业家们，一定会大有作为，未来必会形成二虎相争的格局，一条虎是粤商，一条虎是浙商，二虎皆实力雄厚，高低相逐，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期盼着这一天。

八问粤商(现场对话)

问：我是《珠江时报》的记者。请问王志纲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广东四小虎”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经济总量及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备受社会关注，时至今日，“广东四小虎”的发展虽各有千秋，但也面临着许多困惑，比如，顺德、南海的产业竞争力下降，东莞的资本外流。顺德、南海撤市改区后，其区域经济的发展该如何定位？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佛山市又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综合竞争力呢？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看来你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非常大，我只能简要地回答。

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时，中央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的理论，而广东一马当先走到了前面。为了配合这种形势，我与一位老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广东跃起“四小虎”》，“广东四小虎”的雅号自此便风靡江湖，它一下子将这四个县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形成了很好的品牌效应。

当初选“四小虎”，是为了对应“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那么，哪些地方可以称为“四小虎”呢？开始有人认为应包括南海、番禺、顺德，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珠三角”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彼时番禺的经济尚没有特色，交通亦不便利，因此没有选它，反而选了东莞与中山。

在排名时，因当时我们比较推崇顺德的领导魄力与经营模式，故把它排在了第一，接下来是中山，南海排第三位，东莞则排在了末尾。尽管那时东莞的经济很活跃，但我们总有一种忧虑：这种没有品牌、没有营销渠道、也没有研发能力的“借腹生子”模式，一旦遭遇世界经济分工的转移，很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东莞有一位领导整天跟我辩论，说我低估了东莞，要我给东莞平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当时之所以推崇顺德，是因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总认为国有企业不争气。但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顺德的乡镇企业非常发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就让乡镇企业的排头兵顺德坐上了“四小虎”的第一把交椅。对南海，我曾形容它的经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满天星斗、缺乏一轮明月，即小商小贩很多，经济很活跃，民间很有钱，但是没有大的航空母舰。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南海还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值得探索。当然，南庄和石湾的陶瓷，特别是5年前洗牌之后，它们走上了品牌化、精细化之路，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据说南庄的一些企业实行多品牌战略，已经做到了四五十个亿，这一点的确令人欣慰。

现在再看，非常有意思，“四小虎”中经济发展最好的居然是东莞。经常有人问我，当初不被你们看好的东莞为什么现在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我说，这与我们当时的思维角度有关，我们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世界产业转移与分工的角度的审视、研究东莞的。尽管今天的东莞俨然已是世界加工厂，产销两旺，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东莞经济不转型、不升华、不树立自己的品牌，仅仅满足于目前的运作模式，那么，东莞的前景堪忧。

为什么呢？第一，今天的东莞已经面临一个强大对手的挑战，那就是“长三角”的苏南地区，现在东莞的增量投资，特别是台资，基本上是雁阵飞行，纷纷在往苏南跑。第二，这种“三高一低”的经营模式——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及低效益的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中央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不搞GDP挂帅，而是强调绿色GDP。第三，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摩擦、冲突越来越剧烈，西方对中国反倾销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当此之时，通过“借腹生子”的方式获取加工费，或者用一种非常低档的、用汽车马车装产品的方式去占领西方市场的做法，将会引起更多的国际商贸摩擦与冲突。西班牙商人焚烧中国浙江皮鞋城的事件，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绪。这种国际竞争格局，逼迫中国企业必须要往中高端层面走，若如此，就需要具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及品牌。在此背景下，东莞无疑要面临一次转型，如果东莞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到时恐怕连南海也赶不上，因为经过多年的打拼，南海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自己独立的品牌、自己的通道及自己的营销网络。

现在最尴尬的是顺德。曾有不少人问我，新华社记者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策划工作有什么帮助？我回答说好处是使我观察问题比较敏锐，缺陷是使我比较浅薄，看问题时，只看到房子表面的装修，不知道其背后的问题。尽管我是学经济学的，但只有当我跳入海中，真正地进入了市场之后，我才发现顺德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企业红红火火的表象背后，早就隐藏着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原来的镇政府出面担保贷款，“养儿不算饭食钱”等。后来顺德要走靓女先嫁的路，就是因为再不嫁出去就要出大问题了！

总之，“广东四小虎”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目前都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与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自己、直面自己，不能站在中国和世界的高度来思考问题，重新整合资源，那么，前面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我始终认为，广东是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发源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民营经济充满了信心。

广东的文化基因、商业意识，广东的务实精神，广东二十几年来积累的庞大财富、卓越智慧以及完全市场化的人才群落，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广东也有许多课要补。原来的广东商帮，往往只会“生娃娃”（产品），不会“取名字”（品牌），而且他们也不屑于“取名字”，说“取名字”是虚的。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小脑要发达，大脑也得发达；不仅要看眼前，也要看长远；不仅要看战术，也要看战略。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既稳又远。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之所以叫做“八问粤商”，其实就是想从一个新的视角来与大家共同探讨广东的困境和出路。昔日的追兵已经变成了今日的标兵，我们的第三代青年企业家应该认真地研究浙商，好好地向浙商学习，并与之交流、互动，我想，在这种背景下，昔日的老大哥，还是能够重振雄风的！

问：王老师，广东企业要走出低谷，光靠企业本身能否做到？政府是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王：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研究广东经济已经很多年了。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广东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治”。以前我们不是常说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则是“强势政府，弱势民间”吗？正因为广东是一个“弱势政府”、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府，暗合了市场经济的潜在规律，反而成全了广东的民营企业家们，使他们可以像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但现在，政府如果继续“无为而治”，该出手时不出手，那就绝对不行了！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决定了我们的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定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的力量更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我们才反复讲“市场主导，企业运营，政府引导”。因此，市长和市场如何跳好“双人舞”，就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大问题了。

目前，工作室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我们70%的业务是关于区域竞争和城市经营的，我们还是中国东、西、南、北、中若干城市的战略顾问。正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才深深地感到，政府作不作为，如何作为，实在是一门大学问。大家知道浙江的温州跟广东的“珠三角”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它也是因为政府的“无为而治”，才产生了星火燎原的温州现象，才产生了成千上万的温州民营老板。

但前一段时间我到温州时，很多企业家告诉我，政府官员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否则温州的经济会遭遇发展的瓶颈。我问原因是什么，他们说，首先，温州何去何从已经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无法回避，“指点迷津，宏观引导”，本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政府扮演不了这种新的角色，企业家如何信服它？其次，温州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而且还要面对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政府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提供服务。如果政府无法提供有效的服务，我们就只能流向更为有利的城市和区域。温州经济的空心化，大量资本的外逃，GDP的大幅度下滑，可能就是一个信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温州现象给我们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企业家们敲响了警钟。

说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跳“双人舞”，我认为，“大佛山”的整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大佛山”的整合我一直持赞成态度。以前“大佛山”的几个地区，的确个个龙精虎猛，但是别忘了，当一个人贵为一方诸侯的时候，他就只会围绕自己的需求来考虑问题，因为他没有必要考虑周边的情况。因此，他追求的只会是“小而全、大而全”的业绩。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同质性的竞争，最后的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未来的竞争是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而“大佛山”本来在历史上就有诸多渊源，血脉相通、水乳交融、市场相近，为什么要用人为的行政框架来限制其发展呢？撤市变区，整合资源，就是要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提高竞争的水平及质量。

广东有句话，叫做“大船好冲浪，小船好调头”。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整合“大佛山”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行政整合之后如何互动、如何发展，的确是一个大学问，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目前题还没有破。希望“大佛山”能够走好！

问：王志纲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您的演讲中，曾提及粤商在观念上比较保守，根据您对中国经济情况的了解，希望您给粤商提出一些实际的建议，谢谢！

王：我的“八问粤商”，严格来讲，只是抛出了一些话题，希望能引起企业家们的注意与思考。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

回到这位朋友的提问，我只强调三点：第一，我并不认为第三代青年企业家们是保守的，如果保守，大家就不会组织这个青年企业家商会，就不会坐在这个地方听我的逆耳忠言了。第二，历史是一个接力棒，一代传给一代，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是第三代了，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希望、广东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在于第三代的企业家，也就是今天在座的诸位。也许今天你只有上百万、几千万，或一两个亿的资产，但是，谁能说我们这些人中就不能产生出李嘉诚和霍英东呢？第三，今日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原来独有的优势没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打排球”演变成了“踢足球”，广东商贸一枝独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此之时，如果我们依然故步自封，还想步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之后尘，肯定不行。

粤商要想重振雄风，必须改变思路、拓展眼光、确定新的发展方向。而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面对两个问题：

首先，要走出去。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广东太富饶了，特别是“珠三角”。钱少的人，即使开个小铺面，也可以顿顿有鱼吃、天天有汤喝，晚上还可以搓麻将。如果在钱多的地方，比如佛山，就可以利用人脉、地缘关系开个陶厂，雇些从北方来的设计师，再雇几个工人，借助一些通道，做陶瓷生意。实在不行，随便搞个公司，只要实干，一年挣个几十或者上百万也不是一件难事。深圳当地的很多居民，什么都不做，只靠收房租就可以活得很光鲜。长此以往，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一定会后果堪忧。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走出去，学学浙商，看看他们是怎么走出去、建立起“浙江人经济”的。走出去，学学浙商那种气冲斗牛的雄心壮志，他们不是要打造中国的百年老店，就是要进军世界500强。走出去的人眼界才能开阔，只有眼界开阔才能建立起雄心和信心。因此，我认为粤商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去。

其次，走出去之后，必须改变原来的那种轻车熟路的玩法。原来的玩法非常简单。我在“珠三角”遇到过很多老板，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先前他们大多给大厂如万家乐做配套零件，后来发现这个市场太好了，为何不自己做，组装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于是，几十万的身家就开始做起来了。果然，短短几年就做到了七八个亿。但再往前走就发现困难重重，因为头顶到天花板了。许多领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似乎大把赚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日子结束了。我相信在座的老板也有这样的感慨。形势变了，想法要变；思路要变，玩法、打法都要变，这才叫做与时俱进。那么，怎么变？以前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学习才是成功之母”，向对手学习，成本最低，效果最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保健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是谁？是广东的太阳神。那时太阳神产品的质量、效果怎样我不知道，但它的广告宣传、CI策划堪称一流水准。巨龙腾飞，一轮红日，气势非凡，广告语也很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一举轰动全国。太阳神的产品卖疯了。当时浙江的娃哈哈做的也是保健品。我还记得有一次娃哈哈的老板宗庆后来广东学习，送给我一盒口服液，我问是什么？他说是娃哈哈，就是那个电视中每天说的“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当时的情形，我现在仍记忆犹新，打开盒子以后，一排像打针时用的那种瓶子，一个黑灰色的磨片，要饮用时，啪！用它将针瓶敲开！然后慢慢地喝，因为一不小心会把嘴唇划破。当时的娃哈哈就是这个水平。那时，宗老板经常往广东跑，目标很明确，就是学习广东的太阳神还有其他同行的经验与教训。十年之后，娃哈哈越做越大，非常可乐，连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都要让它三分，而我们的太阳神、健力宝、乐百氏却要么灰飞烟灭，要么黯然神伤。

问：粤商为什么做不大，我认为，核心问题是金融问题没有解决好。浙江商人之所以后来居上，我想肯定是因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请教王老师，浙商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我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对此问题也百思不得其解，想借此机会听听您的意见。

王：金融问题，对于粤商能否做大，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国家审计局在南海审计时，查出了一家企业，虽说这家老板以前是卖鱼的，但却是融资高手，一下子整了几十个亿进去，你说他不会玩金融吗？玩到极限了！

他能够搞到几十个亿，说明他的公关能力很强；而几十个亿都打了水漂，说明他在经营管理、商业平台搭建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还没做到位，能力还不行，所以，资金虽然弄进来了，但跑、冒、滴、漏，都走光了，怎么盖也盖不住，最后被国家审计局逮了个正着。所以，我认为金融是粤商做不大的一个原因，但绝非关键的瓶颈。

我刚才曾说，对于上市、资本营运，浙商可谓乐此不疲，而粤商则避之唯恐不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两者发家的环境与方式有关。广东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由于地利的因素，借助政策优势先行一步，产生了中国最早、最大的民营老板群落。而由于赚钱太容易了，萝卜快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定势，做老板者，宁为鸡头，不做凤尾。

浙江人则恰恰相反，因为没有广东先天的地利、政策优势，其生存空间狭小，只能绝处逢生。所以，浙江的老板，几乎都是在浙江以外，从社会底层干起来的。比如，正泰的老板，擦鞋出身；红蜻蜓的老板，从裁缝干起；王均瑶，则是木匠出身。他们所干的，都是别人不干或者不愿干的工作。那时不要说广东，就连湖南、湖北、江西，甚至贵州、云南的人都瞧不起浙江的棉花匠、补鞋匠、小炉匠和木匠。那时的浙商可以说是“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走进千家万户，吃尽千辛万苦”，看够了人们的白眼，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地方立地生根。皇天不负苦心人，浙商慢慢地从奴隶到将军，从蚕蛹蜕变成蝴蝶。

浙江的老板基本上都经历了上述过程，就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直到今天，他们中的一些大老板还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本没有排场和架子。像浙商这样风餐露宿、筚路蓝缕创业的老板在粤商中可能绝无仅有。

由此，首先粤商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就决定了其“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态，放不下身段。其次，这种发家的方式也决定了粤商小富即安、落袋为安的“小贩思维”。只有装进口袋里的才叫做钱，不在自己口袋里面的就不是自己的。再次，由于粤商没有经过浙商那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艰难进化过程，在驾驭人才和运作企业方面有诸多恐惧，特别是很多北方来的人，能力很强，控制不住，万一他跳槽了，成为自己的对手，怎么办？与其让他成为对手还不如不用他，但不用他又长不大，这是一个怪圈。难怪有人说，广东只有商人而没有企业家。而浙江老板一开始就自己操作，先当伙计，后当经理，事事亲历亲为，从总经理一直做到董事长，由于长期奔跑于江湖，阅人无数，心胸开阔，什么人都敢交，什么人都敢用，日积月累就掌握了一套管理人、驾驭人的成熟技巧。

企业做大以后，浙商有网络、有平台、有通路，资金、人才对他来说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就像一个硕大的鼎罐，管你是猪骨、牛骨还是虎骨、狮骨，扔进去，很快就会骨销肉烂。这些浙商其实是一门心思在做水库，完工之后他想的只是何时开闸放水，浇到田里去，所以，人才与资金有多少他都敢要。

而广东老板，因为先行一步，有些人口袋里已经有一两个亿了，有那么多钱，又不缺钱花，上市以后却还要去述职，给股东们写报告，所以不干！香港也存在企业不上市的情况。比如，霍英东的企业就坚决不上市。当然，他不上市有他不上市的道理。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非要上市不可，我认为，不上市有不上市的玩法，上市有上市的玩法。但不管怎样，都存在跟金融打交道的问题。跟金融打交道的手段有很多，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企业的平台和机制。如果企业的平台、企业的机制不到位、不受力，钱越多，灾难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