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研究的历史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过去短短几十年的历程中，由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抢占数字化时代的战略先机，加快推动国家数字化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大国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各主要国家纷纷抓住机遇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开启数字化转型进程，并向智能化迈进。

伴随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技术潜藏的伦理与法律问题、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确权与安全风险、数字平台发展的规范与监管责任等挑战不断涌现，成为社会普遍关注，数字治理需求应运而生。尽管不同领域的问题千差万别，但看似各异的问题之间并非相互割裂，其纷繁复杂背后存在一定的共性，反映了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下人类社会进入深度数字化转型过程所必然遇到的整体性变革需要——这也是本书聚焦“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治理”的核心要义。

通常，对数字治理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用数字治理”，即将数字技术当作一种工具开展经济社会治理；另一种是“对数字治理”，即将数字化转型当作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针对处于转型阶段的经济社会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治理讨论。而对后者的整体关注正是本书探讨的初衷。而开展数字治理，我们首先应了解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变革趋势，对数字化转型进程进行观察，努力探寻其中的关键规律和要素。数字化转型征程充满未知与挑战，各种风险和数字失衡相伴而行，数字治理应运而生，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研究的时代背景

回首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发展，经过顺势而为、奋勇直追，我们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发展道路。这背后既有对时代的洞见和认知，也有拥抱数字化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智慧和远见：数字化转型不仅代表了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变，也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深度变革。

一方面，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从提升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辅助角色上升到占生产力的中心位置，与农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加速融合，而数据驱动、平台经济、在线协同等特征已经使数字经济发展方式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改变着生产关系，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在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变革。人类社会形态加速向网络化、扁平化、微粒化转变，政府、企业、社会群体均成为公共决策的重要参与者，社交网络实现了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高度互联互动，个体的网络举动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此时的社会是复杂系统，治理之道应坚持对象与方法相一致的原则，以复杂逻辑应对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系统。

本书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界定为“数字社会”，它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数字社会极具技术驱动特征，并第一次出现了海陆空天物理世界之外的网络空间。人类社会在物理空间的大多数行为以“数据”的形式体现出来，构建了全面映射并逐步走向“数字孪生”，并通过“数据”的复杂行为再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同时，数字世界又具有“温度”和“情绪”：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使其天然具备自由表达、平等对话、理性批判等精神，成为变革社会结构、影响社会治理规则的重要力量。相较于制度赋权或行政赋权、资本赋权，网络赋权更贴近民众，能赋予民众更多的信息表达权，这使得数字社会在技术理性发展的同时兼具温度、感性与情绪。

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的兴起既赋予了数字治理全新的语境和内涵，数据赋能使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具有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同时也对数字治理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例如，当前数字治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数据流动跨越了建立在行政区划边界基础上的传统治理体制和职能边界，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数据权属或替代方案的解决，更有赖于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经济范式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新业态的监管挑战，无章可循且需要认知方式的不断迭代，很难再沿用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式的管理和思维，而社会结构、制度框架也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变化而持续互动演进，期间相伴文化和习俗的力量。可见，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变革，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

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典理论，本书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切入视角。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只有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范式，才可能对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和国家治理产生重大冲击；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的主要经济形态和未来趋势，分析由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数字治理挑战议题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的双重价值。正因为如此，本书将数字化转型作为研究数字治理的背景与起点，又将数字治理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手段与路径，两者在事实上形成了数字时代的动力体系和演进机制。

三、研究的意义和脉络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揭示了市场与社会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同样，本书着眼于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治理研究，事实上也体现了“技术-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发展”与“治理”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首先，作为经济发展新形态，数字化转型客观上需要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规律并确保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变革政府治理、推动制度创新，数字治理将为激发数字经济创新动能提供助力，为化解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保障。其次，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将带来全新的社会风险，无论是劳动者的就业权益还是公民个人的数据隐私权，都可能受到技术迭代与业态创新的冲击，而数字治理无疑是确保公共利益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维系底线。最后，考虑到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天然具有全球化特征，数字治理将不局限于国内，而将成为数字时代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争取全球治理规则的话语权，我们同样需要在国内抓紧开展数字治理前瞻性研究，加强数字治理制度创新设计，加快建立能够适应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并能妥善应对风险的新治理体系。

正是基于上述3个方面的价值分析，本书聚焦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治理开展研究。从理论意义看，不同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具有不同的特征，各国现实情况不同，对相关问题的立场、理解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也意味着我国不能对国外的治理理论单纯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必须批判性地吸收借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理论框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实际意义看，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数字大国，抓住机遇对中国数字化转型及治理理论开展整体研究，既对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向网络强国目标迈进。需要指出的是，技术与经济社会相互依存，两者必须协调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发挥技术优势，也要保证技术不被滥用，这需要社会数字化转型就绪度的提升。

本书并非聚焦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特定、具体问题的治理机制和模式，而是从整体性视角，明晰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主要研究逻辑如下所述。

首先，从“技术-社会”互构视角，提出“技术动力”与“结构调适”的数字化转型机制，指出技术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要求对制度创新和权力结构进行调适。

其次，从5个维度总结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特点，并从数字场景下个体与群体、空间与权力变化的视角，提出“线上-线下”双重社会的割裂与融合、“政府-企业-社会”互动与博弈等数字失衡问题，是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不同步等原因造成的。

最后，面对相关治理需求，构建“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数字治理体系框架，提出数字治理需要构建“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即打系列“组合拳”。这套治理体系既需要考虑问题切入、分层设计，也需要加强重点行动，并始终将数据治理作为主线，从而形成整体设计中理念层、组织层和行为层3个层次的协调联动、有序互动。

数字化转型绝非一日之功，数字治理也非一时之力，发展与治理有机耦合、彼此促进，才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动力。本书通过对当下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现状进行总结和反思，对数字化未来图景进行展望，以期在把握数字化脉络的基础上，寻找推动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