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

浅析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表述[1]

阿拉坦宝力格[2]

摘要：对牧区或牧民（包括游牧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在国际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欧、美、中、日、蒙等国家的多名人类学家对非洲、中东、中亚、蒙古、中国的牧区或游牧民族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与深刻的理论探讨。但这些以往的研究对中国的牧区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今天中国也力求实现牧区又好又快发展。在这个时期对以往的牧区人类学研究进行梳理并探索新的方法与理论意义重大。因此，本文主要对以往的草原牧区研究理论与文字表述进行整理与比较，再结合笔者近10年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中国北方草原牧区进行的田野调查资料，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比较和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对草原牧区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进行的研究理论与表述，进而探索更客观的牧区研究理论视角。

一 争论历史起源

人类的思维模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观察现象，发现问题，寻找问题的缘由，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笔者自2003年开始在内蒙古牧区进行田野调查，经过近十年的观察，发现了一些问题，并试着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为此笔者一直在思考问题的起因。自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牧区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其标志性工程有家畜品种改良、牧民定居化以及近年来的城市化、市场化等一系列措施。但今天我们通过田野工作考察牧区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发现牧民仍旧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这样的徘徊在消耗了大量社会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生态资源。笔者开始认为这是一种外部导向的结果，但在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外部导向的时候，开始寻找另一个答案，即影响外部导向的理论根据，发现学术界对牧区研究的理论还存在很多争论。为此，本论文旨在探讨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表述，进而探索更客观的研究视角。

国际人类学界对游牧的研究文章很多，近年来在国内也出现了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文章，例如彭兆荣、李春霞的《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收集上百篇文章，全方位纵览游牧文化的研究历史与范式，进行了精细而深刻的分析。[3]此文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文献信息。鉴于此类以往的研究论文，本文对前人研究不做一一详细介绍，而只在其介绍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整理，并对以往的游牧研究填补一些补充性信息。

研究游牧社会的起源同研究农耕社会的起源一样，对解释人类社会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人类学研究很早以前就关注游牧起源问题。游牧起源关系到家畜起源的问题，而家畜起源和小麦等农作物的起源又息息相关。因此早期就出现了农耕起源与家畜起源的“绿洲起源说”“人口压力说”“核心地带说”等[4]众多理论学说。和农牧业起源的争论相比，关于游牧的起源有两种争论最为突出，一个是从初期的农耕社会派生出来的观点，另一个是从狩猎社会演变而来的观点。日本学者今西锦司曾经观察内蒙古地区的游牧生活，做过这样的总结：“对游牧起源有两种论点，其一是人类从狩猎生活发展到游牧生活，即狩猎起源说，另一个是游牧生活从农耕生活派生起源。无论根据哪一个观点，都无法相信畜牧业从开始就是以畜牧业的形式存在，但也没有必要相信畜牧业起源的一元论。”[5]今西锦司把草原上的黄羊群看作和家畜祖先相等的群集有蹄类动物。接着他把森林里的狩猎者和草原上的狩猎者区分开，认为森林里可当作家畜的群集性有蹄类动物少。因此，草原上的狩猎者把有蹄类的动物，以整群的形式家畜化了。梅棹忠夫也坚持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草原游牧生活的起源为自北方森林里出来的狩猎民，同分布于草原上的有蹄类动物发生共存的关系。跟随动物群的移动，人类也开始了移动。因此，游牧生活这种现象的起源在于适应有蹄类动物群的移动，也就是说人类的移动是适应这种移动”。因此他也坚持了把有蹄类动物以整群的形式家畜化的观点。[6]20世纪初的日本学者曾关注内蒙古草原牧区，做过精辟的论述，他们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观点阐释了这里的游牧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游牧民族是通过家畜适应了生态环境。日本的这个研究传统延续到今天。[7]

研究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或研究游牧民族的历史都很重要。人们想通过解释他们的历史来重读历史。因此，争论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生计模式的起源，而在对民族、国家关系与认同的研究中也存在争论。有关中国牧区历史的研究中曾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精辟的分析与论述。在这样的历史研究里，我们通过汉文文献接触到的最熟悉不过的一个专著就是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他认为“毫无疑义，草原游牧经济的主要来源，不是狩猎与森林，而是农业，是草原边缘上的一种特殊的农业。从事这种农业的社会群体，由于不能够向更好的土地移植，所以无法发展专业化的农业。较好的土地已被较为进步的社会占据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过渡社会是被更为强盛的农业社会排挤到草原上来的。否则，他们没有理由到草原上来”。[8]王明珂的研究关注华夏边缘，通过分析华夏边缘的游牧人群形成历史，进而探讨民族、族群等问题。他提出“专化游牧”的概念，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中，人们依赖驯养草食动物之食性及移动性来利用水、草资源，以畜产满足其主要生活所需，以其他生计手段获得补充性生活资源，因此产生了特定生产与社会组织模式。其实王明珂和拉铁摩尔等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论述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今西锦司、梅棹忠夫等日本学者是从生态学的观点观察游牧人群与家畜的关系，而拉铁摩尔和王明珂等人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观察了其与周边人群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生计模式。这样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参与争论的时候便体现出了他们不一样的学理背景及论述特点。就像王明珂先生说：“种种‘边界’不只是存在于被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于书写者、研究者之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者，如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与社会文化现象有不同的描述与理解。”[9]关于游牧文化是不是先进的争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而这种争论影响了政策，也影响了游牧人群的社会文化。

二 争论文明形态

多年从事草原牧区研究的一位专家说“无论是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并无文野之分，亦无高低之别。但都是有别于现代文明的传统文明，都存在着盲目开发利用草原资源的非科学理性化的一面”。[10]根据这一观点，农业、牧业和工业都是文明的不同形态，但农业和牧业属于传统的文明而与现代文明有区别。不难看出这个观点想突破以往对不同文明形态的线性排列。坚持游牧也是一种文明形式的观点一直努力证明人和自然为一体的游牧生活之优良特性。有一种观点认为“游牧生态文明是游牧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它不仅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且它已成为当今世界最珍贵的人类文化资源、遗产和财富”。[11]在国内的研究中很多以草原牧区研究为背景的学者有一种共同的观点，他们对游牧有一种诗一般的憧憬。他们认为游牧文明是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遗产。通过研究、挖掘游牧文明与特定自然环境长期协调、共存的机制，将会极大地丰富人类文明的宝库。但“由于受传统的、统治地位的‘一元论’影响，文明和文化的起源被描绘成一脉相承、铁板一块的不变的模型，那些丰富多彩的，不断给中华文明注入活力的游牧文明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甚至把野蛮和落后作为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12]

研究游牧生活的学者大多数肯定游牧对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并努力要肯定游牧的文明特征。但国内对游牧也有不一样的表述。1986年被刊登的一篇短文称“游牧是历史上的一种落后的畜牧业经营方式。其特点是：畜牧依赖天然草场而生存，牧民为了使牲畜经常吃到好草，逐水草而迁徙，人无定所，畜无棚圈，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存在极大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这种游牧的方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大力改进，目前只在边远牧区尚有存在”。[13]20世纪70～80年代这种观点比较普遍。研究青藏高原游牧社会文化的专家也曾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有关社会发展史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都认为，游牧方式是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而农业经济是先进文明的，工业文明又是较高一级的文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观念指导下，人们试图限制甚至取消游牧方式。但是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都有其适应本地的发展模式。对青藏高原来说，游牧方式不仅过去，而且在目前仍然是最适宜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保持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14]

目前在不同学科中依然存在认为游牧是落后的观点。2011年的草业科学界的刊物上又出现了一篇文章，作者认为游牧文化不是恢复草原的根本出路，并直接批评部分学者只是陶醉于“诗一般的”“天人合一的游牧文化”，而不了解游牧应对灾害的脆弱性，因此提倡“落后的生产方式要改革甚至摒弃”。作者认为“游牧实际上就是靠天养畜的生产方式，一致重复着‘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细算起来得不偿失”“游牧的生产方式缺乏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因此，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利用和管理草原。[15]这样的声音在政策导向中也得到了体现。有些地方政府部门认为“传统畜牧业已走到尽头，必须跳出畜牧业圈子抓畜牧业，用工业化的思路抓畜牧业”。[16]

但进入21世纪，人们的观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2008年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印发的资料中称“多年来出版的无数书籍和报告都预测，在世界不同地方草原游牧将走下坡路，甚至会消失。在干旱和冰雪天气影响下，草原畜牧社区面临着困难和饥荒，似乎验证了这一预测。不过，我们应该仔细审视一下这种说法，因为这种提法没有考虑到，在世界上一些技术最为先进、产业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中，草原畜牧业依然存在。实际上，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国家里，游牧民的迁徙正在兴起，因为政府认识到了游牧的环境效益，已经放松了限制性的政策”。[17]两千年前司马迁撰写的历史文献《史记》中曾对匈奴用了“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18]的描述，可今天再次观察牧区的时候发现经过几千年的延续后游牧现象的范围缩小了。游牧民的生计模式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转变，有学者称其为“再社会化”，并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详细的探讨。[19]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研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历史的学者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游牧走向何方。因为目前的走向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忧虑：游牧会不会成为历史”。[20]尤其是一部分生态学家很担心游牧的消失对草原带来不良后果。很多人都知道生态学家刘书润，他相信“游牧是草原畜牧业的最佳选择”，他担心游牧文化的消亡将对草原生态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因为游牧与草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要想保住草原，就要延续游牧。[21]在国内的人类学界也有学者关注到了这一争论的焦点，因此提出“牧耕交映”的概念，认为“面对全球生态的日趋恶化以及人类族群的合作前景，需要对古往今来的‘夷夏之辩’重新反省，也就是要在视牧业为文明的新前提下，再度检讨两种文明的彼此区分及其漫长的历史关联”。[22]

三 争论人地关系

学者们争论历史与文明的同时还有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处理草原牧区的人地关系问题。在人地关系的争论中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争论最为突出。近年有不少文章探讨游牧经济。例如暴庆五主编的《草原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1997）[23]中从草畜关系入手探讨草原牧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郭晓川主编的《中国牧业旗县区域经济发展》（2004）[24]一书探讨了如何在这样的特殊经济区域迎合工业化并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敖仁其主编的《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2004）[25]探讨了经济制度的变迁如何影响草原环境与游牧生活的问题。乌日陶克套胡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2006）[26]主要探讨了游牧经济的历史问题。邓艾的《青藏高原草原牧区生态经济研究》[27]运用经济学方法对青藏高原四大草原牧区（西藏牧区、青海牧区、四川牧区、甘肃牧区）的草地生态退化问题和经济增长（发展）问题做了系统的研究。王来喜的《内蒙古经济发展研究》（2008）[28]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如何调整经济结构而使其发展更好的问题。达林太、郑易生的《牧区与市场：牧民经济学》（2010）[29]力求从牧区与牧民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对牧区和牧民角色与地位的影响，并思考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对策建议。这些探讨草原牧区当代经济的专著，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发展游牧地区经济的同时，还探讨如何处理人地关系的问题。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变化对自然环境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使人们担心其生存环境受到威胁。在这种压力之下，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方式也产生了种种意见分歧。例如乌日陶克套胡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界定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人的矛盾，而不是草场与牲畜的矛盾。因此他质疑以草定畜的理论。[30]额尔顿扎布根据经济学研究认为定居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其结果草场退化即牧业的倒退”。[31]研究放牧制度的专家认为“游牧人对于草原生态的非平衡特征的认识，创造出了与生态自然和谐统一的游牧放牧制度”。[32]他们提倡应该存续游牧的放牧制度来保护草原，而不能强行改变传统的游牧放牧制度。

在国内社会人类学研究领域里有不少关注草原牧区的学者，例如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1998）[33]从民族学的视角考察内蒙古草原牧区游牧社会变迁问题。21世纪初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变迁问题，如娜拉（《新疆游牧民族社会分析》，2004）[34]、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2006）[35]、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2006）[36]、王晓毅（《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2009）[37]等人，他们把社会变迁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思考变迁的问题。也有新吉乐图（《中国环境政策报告：生态移民——来自中、日两国学者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考察》，2005）[38]、色音、张继焦（《生态移民的环境社会学研究》，2009）[39]、乌力更（《生态移民与民族问题——以内蒙古为例》，2009）[40]、包智明（《内蒙古生态移民研究》，2010）[41]等学者，他们的研究焦点在于环境压力下形成的移民政策给当地居民传统社会与生活带来的影响，即这一部分学者结合人地关系去探讨和研究游牧民的社会文化。

论证游牧人群的人地关系时重要的一点是数据问题。利用大量的30年代文献，对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进行详细研究的王建革指出：“游牧生态是游牧中人、畜群与草原的关系。了解人口、畜群与草原本身的状况，是研究游牧生态的前提。长期以来，关于游牧人口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尽管有许多人研究历史上的牲畜数字，但很难用于生态环境史分析。目前可以运用的人口和牲畜资料，基本上是近现代的数据。”[42]问题就在于此。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撑一个理论，目前对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很容易出现不一样的理论。

在处理人地关系方面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如何探讨人的因素。因此，今天仍有学者指出“关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通常解释为人类的短视行为＋灾害性的自然因素=草原生态恶化。在草原生态恶化原因的分析中，各领域、各学科的专家和学者都注意到了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而在这两大因素中，人为原因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因素常常被作为人为因素的帮凶，而这共同‘谋杀’了草原生态环境”。[43]研究环境史的专家也曾指出过人为因素如何影响西辽河流域环境变迁的历史。[44]

在国外研究游牧区域人地关系的成果也不少。有人曾经对欧美学者的研究进行概括，认为“对游牧的认识，欧美研究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游牧是造成环境恶化的原因，应当予以否定。另一种则认为游牧有柔软的应对环境恶化的能力，应予肯定”。[45]欧美学者研究游牧的时候也未能避免人地关系的争论。近年来王晓毅等学者开始全面介绍欧美学者对非平衡理论、公有制与地方性知识等游牧区域人地关系的争论。[46]让我们看到、听到欧美学者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声音。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欧美学者对草原牧区研究方面的理论争议。其实欧美专家对游牧的争论很早就开始了。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非洲的草原管理与游牧人群。结合国内牧区制度变化与草场管理模式变化，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与对哈丁的批评。60年代哈丁提出“公地悲剧”[47]。但他的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争议。哈丁的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提出的，但后来很多西方学者，尤其在研究了非洲和蒙古等地的实际案例后发现哈丁的理论的确存在问题。[48]其实中国学者也发现了这一理论的片面性。正如麻国庆的论文指出“这一解释，事实上是纯粹的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忽略了草原主体民族对于自身家园环境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实践。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49]在西方学术界，例如奥斯特罗姆批评“公地悲剧”并探讨了管理公共资源更合理的模式。[50]可是在国内，只关注了“公地悲剧”，而没有关注其被批评的一面，因此在草场管理制度的改革中没有任何顾忌地实行草牧场承包制。其结果是牧民用铁丝网围栏自家的几百亩地，而导致牲畜放牧半径的萎缩，无形中对草场也产生了变形的压力。当时有一些学者利用公地悲剧理论观察牧区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体制变迁对公共资源管理带来的挑战和困境，[51]一部分本土学者也对其进行过批评，但全面介绍西方学术界对“公地悲剧”理论批评的文献最近才被出版发行。[52]

国外的人类学研究领域里也有和我们国家牧区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具代表性的有英国剑桥大学卡洛琳·汉弗莱等人的研究。汉弗莱等人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游牧对防止草场退化起到重要的作用”。[53]卡洛琳·汉弗莱根据她在中国、蒙古、俄罗斯等跨境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调查数据，质疑卡扎诺夫所说的游牧人群因持有落后的技术与单一的经济而受到其周围定居居民制约的观点，[54]并指出由于不同的观点与主张导致对内亚畜牧业和发展方面产生并存在不一样的理解。[55]多年从事游牧民族史研究的日本学者吉田顺一也认为“游牧是作为能使草原永续稳定而可持续使用草原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移动地共用、共有的牧场。蒙古高原的游牧曾经是自立于农业之外的（经营农业的地区也存在，但占经济主体地位的则十分罕见）体系，如果照搬引进与其相对的养畜业的饲养方法，草原的永续稳定恐怕将会受到损害，草原被破坏的危险将会进一步加大”。[56]

此时我们也有必要看看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模式的国家的学者对游牧的论述。蒙古作为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模式的国家，在那里也有不少学者论述过游牧与游牧民。他们的观察里应该含有很多实践经验的成分。我们可以查到的文献有扎·桑布《怎样经营牧业》（1944）[57]、M.特木尔扎布，N.额尔顿朝克图《蒙古游牧人文化》（2004）[58]、达·巴扎尔古尔《草原畜牧业地理》（2008）[59]、B.米格米尔扎布《世界游牧经济》（2006）[60]、W.阿布尔扎德，T.苏德奈《蒙古游牧文明与草原畜牧业》（2008）[61]等专著。蒙古国学者对游牧的论述也可分两个部分讨论。例如蒙古国的一位地理学家认为“如果不把游牧民转移到定居点，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其社会——财政问题”。[62]但更多的学者还是坚持对游牧采取肯定的态度。在蒙古国，20世纪40年代人们得到解放，民众分到了牲畜，政府鼓励牧民增加畜群，1944年召集众多有经验的牧民聚集到乌兰巴托，编辑一本《怎样经营牧业》的书，归纳牧民游牧生产经营经验，希望传授游牧经验。[63]今天在蒙古国仍有很多人坚持游牧为蒙古人文明之本的观点。他们认为“因为蒙古人以游牧经济为主，蒙古的自然世界保持了原本的面貌，也得以享受着肉、乳、农作物、蔬菜水果等纯洁的生态产品。如果移居到单一的定居放牧点，只好圈养畜群，并且由于地方品种不适应圈养而导致生态、产品、健康等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后果”。[64]20世纪40年代蒙古国正处于建设新社会时期。对他们来说这个新社会并不意味着走工业化的路线，因此国家关注的还是以游牧的形式继续发展畜牧业经济。为此《怎样经营牧业》一书是由国家政府召集有经验的牧民，根据牧民的经验而编写。但到了21世纪，蒙古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了不一样的认识。

四 理论表述与客观视角

历史的争论与文明的争论似乎影响了人地关系的争论。其实争论的背后蕴藏着现代与传统的争论。很多事实表明文化背景会影响人们的观察。在相关牧区的人类学研究中很多理论表述受到了这样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境内的牧民，例如乡下的牧民制作的奶制品叫作奶豆腐，而欧洲人用机器做出来的奶制品叫作吉士，两者同样是牛奶制品。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乡下牧民如果想在市场推销自家制作的奶豆腐必须加糖。但是通过麦当劳或通过西式点心铺等现代商业渠道进入市场的吉士，味道同样是酸的，可是作为一种上流社会的时尚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同样是一种放养家畜的事情，如果牧民在草场放养就被认为是落后的生产方式，但是用圈养的方式养殖奶牛，就被认为是现代的。其实这些现象的背后都蕴藏着现代或传统的文化观点的争论。

国际人类学研究中已经表明在现代社会中有很多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价值延续，而且研究证明有很多延续的案例。[65]那么，游牧作为一种传统可不可以在现代社会的边缘上继续留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游牧的变化或保留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只是文化背景的偏差导致理论观点的纠结，而对传统的延续或变化进行了强行干预。可是强行干预有时候也会遇到自然界不确定因素的挑战。例如近年甘南草原的鼠害使甘南州近2000万亩草原面临危害，新闻报道称草原上的害鼠洞口最多每公顷有1700多个，这些害鼠每天要吃掉上千吨牧草，已严重影响到全州牧业生产。[66]此案例证明草原退化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为的过度放牧所致，就算彻底实行禁牧，也许还会有老鼠、蝗虫等非平衡的、多元的生态因素[67]影响草原牧区的植物生长。关于气候与牧草产量关系方面的研究文章指出：天然牧草的生长发育，受光、热、水诸因素的综合制约，各因素同等重要，但不可相互代替。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降水量是影响牧草生育的主导因素，它的量及其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牧草产量。[68]目前的人类科学技术还不能控制降雨量，因此人类在适当调适自身行为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客观的、非平衡的、多元的生态因素。

思考如何使牧区摆脱徘徊困境，并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时候，与其说我们缺乏牧区研究数据，还不如说我们缺乏一个更客观的研究视角。我们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有必要寻找最接近真理的真理，而尽量减少主观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对现实世界的干扰。我们相信人类学田野调查给我们带来更多检验真理的案例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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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内蒙古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状况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1YJA850001）。

[2] 阿拉坦宝力格（1965～），男，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干旱区研究。

[3] 彭兆荣、李春霞：《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载齐木德道尔吉、徐杰舜主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第3～34页；彭兆荣、李春霞、葛荣玲：《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第45～54页。

[4] 藤井纯夫：《麦と羊の考古学》，同成社，2001，第26～125页。

[5] 今西锦司：《游牧论そのほか》，平凡社，1995，第56页。

[6] 梅棹忠夫：《梅棹忠夫著作集第二巻モンゴル研究》，中央公论社，1990，第50页。

[7] 小长谷有纪：《蒙古草原的生活世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第154页。

[8]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208页。

[9]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52页。

[10] 暴庆五主编《草原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1～2页。

[11] 孛·吉尔格勒：《游牧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81～83页。

[12] 敖仁其主编《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第4页。

[13] 东安：《游牧》，《中国草业科学》1986年第6期，第51页。

[14] 南文渊：《藏族生态伦理》，民族出版社，2007，第263页。

[15] 贾幼陵：《关于草原荒漠化及游牧问题的讨论》，《中国草地学报》2011年第1期，第1～5页。

[16] 《全盟经济工作会议在上都镇召开》，《锡林郭勒日报》2003年7月30日。

[17] 2008年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编《草原牧区管理——核心概念注释》，科技出版社，2008，第73页。

[18] 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华书局，1973，第2878页。

[19] 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76～82页。

[20] 吉田顺一：《游牧及其改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37～38。

[21] 吕洞庭：《刘书润：想当导游的生态学家》，《环境教育》2011年第3期，第24～30页。

[22] 徐新建：《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载齐木德道尔吉、徐杰舜主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第43～62页。

[23] 暴庆五主编《草原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24] 郭晓川主编《中国牧业旗县区域经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4。

[25] 敖仁其主编《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26] 乌日陶克套胡：《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7] 邓艾：《青藏高原草原牧区生态经济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

[28] 王来喜：《内蒙古经济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

[29] 达林太、郑易生：《牧区与市场：牧民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0] 乌日陶克套胡：《论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基本矛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3期，第76～79页。

[31] 额尔顿扎布、莎日娜：《游牧经济论》（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第129页。

[32] 敖仁其主编《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第7页。

[33] 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4] 娜拉：《新疆游牧民族社会分析》，民族出版社，2004。

[35] 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36] 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民族出版社，2006。

[37] 王晓毅：《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8] 新吉乐图主编《中国环境政策报告：生态移民——来自中、日两国学者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考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39] 色音、张继焦主编《生态移民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40] 乌力更：《生态移民与民族问题——以内蒙古为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41] 包智明、任国英主编《内蒙古生态移民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42] 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5页。

[43] 任国英、王子艳：《内蒙古S苏木草原生态恶化原因的结构化解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47～52页。

[44] 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三联书店，2006。

[45] 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民族出版社，2006，第22页。

[46] 王晓毅、张倩、荀丽丽编著《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7] Hardin，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Vol.162，pp.1243-1248.

[48] 佐藤俊：《游牧社会と市场经济化—东アフリカの事例から》，秋道智弥：《生态人类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1995，第114页。

[49] 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52～57页。

[50]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51] 张敦福：《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第29～41页。

[52] 查尔斯·雷恩、理查德·摩尔海德：《草原产权和政策的新方向》，载王晓毅、张倩、荀丽丽编著《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148～170页。

[53] 卡洛琳·汉弗莱，戴维·斯尼斯：《内亚文化与环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第23页。

[54] A.M.Khazanov（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55] Caroline Humphrey and David Sneath（Translated by C.Ochirbat），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Ulaanbaatar，2006，pp.335-352.

[56] 吉田顺一：《游牧及其改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37～38页。

[57] 扎·桑布：《怎样经营牧业（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58] M.特木尔扎布、N.额尔顿朝克图：《蒙古游牧人文化（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59] 达·巴扎尔古尔：《草原畜牧业地理（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60] B. Мягмаржав，Дэлхийн нуудлийн мал аж ахуй，Улаанбаатр，2006（B.米格米尔扎布：《世界游牧经济》，乌兰巴托，2006）。

[61] W. Аврзэд，Т. Содной，Монголийн нуудлийн соёл иргэншил бэлчээрийн мал аж ахуй，Улаанбаатр，2008（W.阿布尔扎德，T.苏德奈：《蒙古游牧文明与草原畜牧业》，乌兰巴托，2008）。

[62] 达·巴扎尔古尔：《草原畜牧业地理（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第242页。

[63] 扎·桑布：《怎样经营牧业（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64] M.特木尔扎布、N.额尔顿朝克图：《蒙古游牧人文化（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第315页。

[65] Takako Yamada and Takashi Irimoto，Continuity，Symbiosis，and the Mind in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Modern Societies，Hokkaido University Press.

[66]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05/18/.

[67] 王晓毅、张倩、荀丽丽编著《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68] 白宝玉：《浅谈牧区草业与气候的关系》，《内蒙古草业》1993年第3期，第2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