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二五”以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变化

“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劳动力短缺的频繁出现以及普通工人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扬。2001～2006年，农民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6.7%；而2007～2012年增长到12.7%。同时，非农劳动力市场上对农业劳动力逐渐增加的需求，不仅从数量上导致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也在价格上推动了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工资趋同。根据国家发改委“农产品成本监测”资料，我们以农业中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小麦、玉米的平均雇工工价反映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平均成本，以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提供的农民工工资信息反映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可以发现二者呈现明显的趋同。2001年，农民工平均日工资水平高出农业中雇工日工资35.8%，到2003年二者的差距达到峰值42.5%，随后，二者开始趋同。2013年，农民工平均日工资水平仅比农业雇工日工资高出4.5%。

图2 农业雇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

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对于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经济影响明显。一旦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意味着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的转换与升级的压力将大大增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图3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即人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均产出之比）的变化情况以及与一些主要的制造业大国的比较。图3（a）显示，“十一五”时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总体保持同步增长，但在“十二五”时期，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涨幅，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明显上升。图3（b）显示了主要制造业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美国的比较（以美国为100，而且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水平在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可以看出，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中国自2004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其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对比重则由2004年的31%逐渐上升到2011年的40%。中国如果不加快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劳动力绝对成本会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另一方面，系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机制尚未形成，无法站在制造业微笑曲线的两端，很容易形成比较优势的真空，并影响经济增长。

图3 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及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

在“十三五”时期，是否能够稳妥应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将是关乎我国是否能够顺利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问题。

第一，在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的变化的因素中，人口因素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具有稳定性，其变化趋势也容易掌握，我们可以预期，在“十三五”期间人口结构变化将持续发生作用，并导致劳动力供给偏紧的形势延续。

图4描绘了21世纪头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可能变化情况。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总量开始呈下降趋势，2013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前一年下降了244万，2014年又下降了371万。由于人口因素是短期内不可改变的稳定因素，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趋势仍将维持。根据人口预测数据，2015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仍会较2014年下降275万。如果以劳动年龄人口中劳动参与率较高的20～59岁年龄组来观察，有效劳动供给减少的趋势将更为明显。“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劳动力人口变化最迅速的时期，由以前每年超过1000万人的增幅，迅速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而该年龄组在2015年将比2014年减少99万人，而2014年该组别的人口较前一年减少了65万人。“十三五”时期的大部分年份中20～59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处于零增长或略有下降，其中，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将呈减少的趋势。

根据我们的测算，最近五年非农部门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27（即非农部门的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27个百分点），且波动很小。以此为依据，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可以产生潜在的就业岗位在950万左右。可以预期，在就业弹性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供给格局总体偏紧，目前出现的工资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在“十三五”期间仍将延续。

图4 2001～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

第二，在“十三五”时期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要注意防范可能加大的结构性失业的风险。从世界范围看，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并不鲜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其资本和劳动相对关系发生变化，并由此诱发了技术偏向型的技术变迁。而这种技术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者的需求不断增加，低技能的普通岗位则增长缓慢。这时，就不难看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他们的失业率较低，而且有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快的工资增长。同时，接受更高教育的劳动者由于其人力资本投资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形成了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

而由人口因素推动的劳动力市场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则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增加了教育的机会成本。我们的研究已经发现，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辍学率呈上升趋势。显然，如果不及时进行政策干预，在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之后，我们将面临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局面。换言之，如果不充分考虑目前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所隐含的风险而未雨绸缪，“十三五”时期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将会增大。

第三，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跃入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部分拉美国家和南亚国家）的本质区别在于，东亚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后期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只依赖生产要素投入。

在改革开放的前20余年，由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下，通过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和流动，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发现，由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转折性变化，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枯竭，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工资（边际劳动生产率）趋同，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如表1所示，在“十五”期间，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1%，到“十一五”期间下降到3.4%，“十二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2.2%。随着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加剧，在“十三五”时期通过劳动力再配置获取的TFP将更加艰难，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提高已经转移的劳动力在新岗位上的生产效率。

表1 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四，随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化，我国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矛盾多发期，在“十三五”期间维持和谐劳动力市场的任务更加艰巨。伴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力量日益增强，对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的预期也逐步提高，劳动力市场也随之进入矛盾多发期。“十二五”期间，劳动争议的数量明显提高，可以预期，“十三五”时期维持和谐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