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公元1397年，夏日炎炎，年迈的洪武帝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如是写道：“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对于朱元璋乱世用重典的阴鸷形象，我们并不陌生。可是，他为什么明明刊行法律，却还要强调以礼导民？对于六百多年前的明王朝而言，礼制究竟意味着什么？

建国之初，朱元璋下令成立三局：礼局、律局和诰局，分别制作国家的礼仪、法律和诰命。能够入局者都是博古通今之辈，可谓一时之选。后来，《明史·礼志》盛称：“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毫无疑问，在洪武君臣看来，礼仪制度是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治理国家的核心手段，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以法治国。即便在后来宦官弄权的时代，十二监之中，权位最重者非司礼监莫属。司礼监负责皇城内的一切礼仪刑罚，还负责给内阁的票拟批红。

礼制作为礼仪制度的简称，其表在仪（仪节仪物），其里在制（制度体系），其目标在实现国家之治、天下之治。礼制的框架，举其大者即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五礼，分别涉及祭祀、丧葬、军事、宾客以及冠婚等事宜。从天子王侯到文武百官，到平民百姓，再到藩邦属国，从本人到列祖列宗，到子孙后代，均在礼仪制度的辐射范围之内。礼制畛域过于宏大，号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对古代中国影响甚巨。如果不了解这些礼仪制度，仅从法律思维、历史材料等角度审视，恐怕很难解读当时的世界。

（二）

若干年前，我在搜索有关中国礼制的论著时，无意间看到一位网友的评价：“闷极！”据实而言，这种著作肯定耗费了作者多年的心血，其中反映出的前辈们的治学精神也值得我们后辈肃然起敬。然而，面对这种评价，我也陷入沉思：礼制研究就只能如此沉闷吗？

言者无心，闻者足戒。当时，我在清华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的题目就是“明初礼仪重建”。前前后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学位论文。想到这名网友的无心评价，我未免怅然：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也属于那种“闷极”的系列吗？博士毕业多年，“闷极”二字成为当头棒喝，让我对自己从事的研究环境与研究模式不无省思。

近几十年来，尽管黄仁宇（Ray Huang）、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卜正民（Timothy Brook）等海外学者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介绍进来，但是类似“大众史学”的研究方式很难获得中国主流学界的认可。退一步讲，即便是最精深的学者也不会冒险站出来撕裂学术研究和大众之间的关系。人文领域的论文和著作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给自己或者极少数人欣赏的。然而，受制于当下的研究风气，想象力和文学性正在成为稀缺品。这种研究风气也好，写作范式也罢，将所有人裹挟进来，既赋予我们实证主义的科学色彩，成为我们的优势，又斫丧中国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成为我们的不足。

专业化和大众化之间分野具在，让两者都朝对方靠拢一点，应该是值得长期努力的方向。大众化可以多一些专业精神，专业化又何妨多一些大众意识。如若不然，专业化的傲慢与大众化的偏见将会构筑牢不可破的壁垒。无古不成今，这种壁垒应该也不是古圣先贤之所期盼。此外，与国际接轨有其不容置疑的必要性，必将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研究。接轨之后，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在过分西化与泥古不化之间来回摇摆，毋宁说是不中不西，既把握不到西学的发展脉搏，又摒弃了自身的叙事传统。学术研究的踩空感以及由此带来的盲从成为困扰学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就我本人涉足的研究领域而言，“明代礼制”这个课题看上去就让人兴致索然。礼制不就是作揖叩头或者婚丧嫁娶嘛，又有什么可写的呢？根据历史学专业的科班训练，搜罗百十种史料，理出三五条线索，强赋新词，差可告慰。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三）

礼制的主题离不开祭祀。本书提到了明代君主的祭天祭地、祭祖祭孔等。至于祭祀的意义，正如本书第十章中所言：“两千多年来，‘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统摄着中国古人的价值观念。有了天地生养万物，人类才得以生存。故此，天子要代表苍生万民祭天祭地。有了祖宗培育后代，人类才得以繁衍生息。故此，天子要以身作则，在太庙、皇陵等地祭祖。有了师傅开启智慧，人类才得以摆脱愚昧。故此，天子要带头到太学举行释奠礼，感恩至圣先师的教诲。”

朱元璋以罕见的魄力，开启了君主每年都要祭天、祭祖以及在位时期至少参加一次释奠礼的时代。仅此一点，就让明代与汉、唐、宋、元截然不同。明人对此自信满满，认为本朝礼乐甚至可以直追三代。杨维桢诗云：“九天日月开洪武，万国山河属大明。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何孟春也说：“三代而下，祭法弗备。郊祀之礼，惟我朝为有常，而郊礼之制，亦惟我朝为有体。”当然，和其他朝代相仿，这里面不乏自吹自擂的因素，借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实则，明代祭礼的问题不在少数。

无论是天地祭祀，还是祖宗祭祀，明代礼制的问题却又往往出于礼制之外。从天地分祀，到天地合祀，再到天地分祀，分分合合之间，不仅是儒臣对礼制本身的争议，还有君主权力的强弱以及国家力量的盛衰这些因素的冲击。皇陵祭祀只是礼制问题的表层，面对刚愎自用的君主、倨傲无识的权臣、作威作福的太监、铤而走险的乱民以及来势汹汹的流寇，清醒而无力的少数有识之士以及自身难保的皇陵卫和守陵人，根本无力阻止张献忠的那把大火，让皇陵祭祀毁于一旦。礼制的核心功能是从君主、近侍，到文官、武将，再到地方士绅，以及礼生、庶民等各个阶层各司其职，按照合理的秩序，一道维系国家的有效运转，安上治民，移风易俗。这是礼制之车的发动机，是动力的来源。至于礼制建筑、仪节、器物、乐舞等等，不过是车辆的外壳。外壳再华美，一旦发动机老化，任何车辆都逃脱不了停摆的命运。

在儒家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明王朝，君主亲自参加释奠礼的目的有二：一是尊师重教，垂范天下，二是拉拢知识精英，为我所用。前者既有汉唐以来祭孔礼制的传统影响，又有洪武祖制“嗣君亲一行之”的惯例约束；后者则旨在向知识精英释放和善的讯号，表明君臣之间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同一身份。孔子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在于“君礼臣忠”，而非“无不是的君父”。换言之，君主礼遇臣下是臣下忠君报国的重要条件。如果君主屡次破坏这种价值观念，单方面地强调臣子的义务，则无异于自毁长城。当儒家塑造的“君礼臣忠”的价值观被反复摧毁，孔庙中的神主与其说是明王朝的护身符，毋宁说是明王朝的嘲讽者。价值观念的根茎发生溃烂，士人的精神之花也随之凋零。儒林宗师黄道周的坎坷遭遇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明代中国依然是多神崇拜的国度。除了天子祭祀天地、祖宗、孔子之外，从天子到庶民都有祭祀城隍的传统。城隍崇拜为古礼所无，没有礼经依据。兴起于唐宋，到了明代，在官方的主导下，蔚然成风。君主和地方长官是阳间的管理者，城隍神则是一座城市阴间的管理者。有明一代，朱元璋本人多次撰写祭文给城隍神，祈求平安。地方府、州、县长官在旱灾、涝灾、蝗灾、瘟疫等时刻也要率领乡老祭祀城隍神，甚至到地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城隍庙祭祀百神。寻常时间，从王侯将相，到平民百姓，到城隍庙祭祀的人络绎不绝。

（四）

天子才可以祭天祭地，有条件的官绅才能依礼祭祖，读书人才会热衷祭孔。城隍祭祀的范围则是贯通的，受众极广，不仅影响到黎民百姓，甚至还影响到孤魂野鬼。除此之外，明代礼制还有与百姓人伦日用关系最为密切的冠婚丧祭。

为了恢复汉唐衣冠，重振礼乐，明廷规定官民都要举行冠礼。然而，根据大量的地方志材料，我们发现，即便士大夫之家都很少举行。冠礼作为《仪礼》的第一礼，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冲刷，哪怕可以仿效南宋的《朱子家礼》，但是明代的官民依然觉得隔膜，故而冠礼恢复踟蹰不前。

至于婚礼，明代百姓忧虑的不是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也不是简化后的三礼（纳采、纳征、亲迎），而是沉重的现实问题：适婚男子（十六岁以上）没钱准备彩礼，只能望婚兴叹；适婚女子（十四岁以上）没钱准备嫁妆，即便嫁过去也可能因为嫁妆的菲薄遭到夫家的虐待，自杀者不在少数，甚至出现了“溺女”的现象——既然嫁不出去，索性不让她长大成人。

明代的民间丧葬问题主要集中在作乐娱尸、火化以及大操大办等方面。国家多次禁止在丧礼上举办酒席，不准火化。然而，民间的风气却并未受到有效遏制。终明一朝，在丧礼上作乐以及火化的现象屡禁不止。丧礼作乐看上去违背礼制，却同样成为新的“人情”，屡屡让朝廷的禁令成为具文。此外，大江南北，民众大操大办乃至借钱操办的现象也从未休止。

尽管女性占据半壁江山，但是相关史籍记载女性的数量与女性的实际数量二者之间远远不成正比。只有通过旌表等个别礼仪制度，我们才能集中看到她们的事迹，即便在这些事迹中她们多数只出现一个姓氏，除非极其幸运才能留下完整的姓名。想要获得旌表，条件苛刻，比如年少守节、年过五十等。实际情况更为残酷，如果不是出身富贵人家或者家里含辛茹苦培养出金榜题名的子孙，当事人几乎无缘受到官方的旌表，反而经常面临被骚扰、被欺凌的危险。每一个被朝廷正式旌表以及被小说、文集等非正式旌表的女子背后都有一段或者接连几段悲情往事。到了被旌表的那一天，她不再作为一个人或者一位女性活着，而是像古往今来的“忠臣”一样，化身为一种名为“节妇”的文化符号。

（五）

聘礼作为礼制的延伸，处理的是外交关系。对明王朝而言，传统的封贡系统仍然延续历史惯性。本书遴取册封鞑靼首领俺答汗以及册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两个片段，一成一败，作为典型。

研究大明和鞑靼之间关系最大的阻力在于现存史料的一边倒，全面倒向大明。就像两个孩子打架一样，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各有各的责任。不难预料，明代的史籍几乎将罪名全部扣在鞑靼头上。就像两个小孩打架，每次都是一个孩子挑头，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在明蒙冲突当中，围绕着“封贡”的主题，鞑靼对明廷的抢掠以及明廷自身的腐败同样让人触目惊心。在几乎每一次大事件（“壬寅之乱”“庚戌之变”等）里面，我们都能看到大明文官的负气以及武将的通敌。狼群蹂躏之后，也为土地带来了花的种子，让长城南北的田野和草原上绽放出鲜艳的花朵。后来，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明廷成功册封俺答汗和三娘子，开放边市，为双方带来了长达二十年的珍贵和平。

如果说到草原封王尚能看到双方求和的诚意，那么万历时期，大明册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为国王则是彻头彻尾的闹剧。持续七年的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日本方面称“文禄·庆长の役”，朝鲜方面称“壬辰倭乱”）让明王朝的传统邦交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的中国看起来强大，以世界中心自居，实则外强中干。天朝的腐败气息刺激了强邻的捕食欲望。日本早就不是盛唐时期那个甘愿拜倒在中国脚下的学徒，而是趁着统一的锐气，借道朝鲜，欲吞灭大明。丰臣秀吉在对朝鲜的国书中赤裸裸地提出：“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

日军的强悍和明廷的无知让人印象同样深刻。日本远征军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攻陷整个朝鲜半岛，而事后一年，当日本使者小西飞出现在大明京师时，万历君臣依然对日本的真正意图不明就里，在外交仪式上还质问小西飞：“朝鲜是天朝恭顺属国，尔关白上年何故侵犯？”与此同时，大明将士在朝鲜半岛上浴血奋战，并没有换来百分百的友谊。朝鲜对明军既有感激，也有猜忌，乃至“不胜怨苦”，尤其在洞悉天使（大明使者）一度支持将朝鲜一半国土割让给日本之后。此外，“唐兵扰民”的事件也不在少数。

从15世纪到16世纪，世界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各国正加快步伐在各大洲抢夺地盘，有如竞赛。由于丰臣秀吉的意外病逝，日军退兵朝鲜，万历君臣沉醉在“少命偏师，第加薄伐”的外交辞令中，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固步自封，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对此，本书提到：“放下唯我独尊的历史优越感，及时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发展，理解变化，把握变化，这或许正是四百多年前大明王朝册封日本这场闹剧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六）

如果我们遇到一道看似简单的问答题：朱元璋是谁？我相信，多数答案都带有强烈的正确性和误导性。一个农民、明代皇帝、开国皇帝、汉人、丈夫、君主、冷酷的统治者……

人的身份、地位、名号等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在特定的名分中谈论问题才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名分不同，适用的生存法则与评判尺度大相径庭。比如，我们不能以普通男性的标准去要求一名皇帝，也不能用一个帝王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农民，甚至仅用在位前期或者在位后期的作为去评断一个君主。

善张网者必引其纲，贯穿于本书的核心线索即是名分。虽然朝代在不断更替，历史在不断延伸，但是循名责实却具有永恒的价值。名分是价值评判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社会进展的重要参考。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司马光所谓“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正是将纲纪名分置于核心之地。

名分摇曳不定，与时变化。礼制也并非万古纲常，铁板一块。本书的正标题为“摇曳的名分”，之所以说摇曳，是因为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名分各异，一个王朝也是如此。名分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秩序，更是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的根基。副标题为“明代礼制简史”，既然是简史，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不妨作为一次尝试，借以窥探明代礼制的样貌以及受此影响的中国历史进程。

本书最先关心的问题就是朱元璋的明朝到底从何处建立？洪武君臣以及传统学界认为，朱元璋的军队推翻了元朝，是从元朝手中夺取天下，实现天命转移。从礼制名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发现并非如此。在长达十二年（1355—1366）的时间里，朱元璋历经大元帅、吴国公、吴王等名号的变换，却一直尊奉韩林儿的大宋龙凤政权。并且，朱元璋本人存在严重的弑君嫌疑——派人制造意外事故（“瓜步沉舟”），杀掉韩林儿。“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出现揭开了那段鲜为人知的政权交替过程。从这层礼制维度分析，我们还会轻易地认为明朝的建立真的是“得国最正”吗？真正的历史远比我们看到的乃至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古代中国深受“敬天法祖”这一观念的侵浸，喜欢打着“奉天承运”“祖宗之法”之类的名号。明前期，皇宫的核心建筑就叫奉天殿。也正是从明朝开始，才有我们熟悉的圣旨模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祖宗之法”也是如此，频频出现在各类史籍中。在朱元璋驾崩后，明代礼制同时上演两条主线：一条是建文帝、方孝孺等人开展的用周礼治国的运动，一条是朱棣攻击建文帝变乱祖宗之法，打着“周公辅成王”的旗号，挑战君权。以洪武之名，再残忍的事情，朱棣都做得出来。在他死后，留下了不光彩的“祖宗家法”——藩王造反，而且几乎每个造反的藩王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当年的燕王朱棣。在这份造反的名单中，有汉王朱高煦、安化王朱寘、宁王朱宸濠等。行径越是离经叛道，旗号越是大义凛然。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在“土木之变”后，明王朝却同时出现两位皇帝：景泰帝朱祁钰、太上皇朱祁镇。两位皇帝的即位都折射出明代储君制度的根本缺陷——明朝并无教育世子、皇帝的常规机制。驯化君主成为天方夜谭，明代的家天下本质暴露无遗。以史为鉴，人们却依然重蹈覆辙，并不能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熟读《礼记·文王世子》《大戴礼记·保傅篇》等篇什的儒臣来说，现实社会中储君教育的缺失也成为杨廷和等人难以治愈的痼疾。他们很难像孝宗皇帝叮嘱的那样，教育时为太子的武宗皇帝，“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他做个好人”。

根据礼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武宗在位期间，亲征反叛的宁王朱宸濠，非但没有施展天子的威仪德行，反而让沿途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在扬州仪真，他甚至颁发臭名昭著的“禁猪令”：天下百姓胆敢养猪、食用猪肉，全家都要被发边充军！这样的天子也配礼乐征伐吗？相反，真正平定宁王叛乱的王阳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禁猪令”之后，再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荒诞的。

（七）

明代历史上很少有君主像嘉靖皇帝那样热衷于礼制改革，他的某些更张甚至超越了太祖朱元璋。围绕着生父、生母的名号，即位之初年仅十五岁的他不得自由，甚至泪流满面，提出辞职的请求。因为按照礼制，他的生母只能以藩王王妃的待遇从侧门进入皇宫，这让她十分震怒，拒绝入宫。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朱厚熜的很多命令都被内阁杨廷和、蒋冕等人驳回，这让他内心苦闷无似，倍感屈辱。羽翼丰满后，他趁着杨廷和、蒋冕等重臣的离职，在张璁等人的辅助下，成功地将生父尊称兴献帝，甚至加以睿宗的庙号，并将太宗朱棣改称成祖。一个从未即位的藩王，堂而皇之地和太祖、太宗、孝宗、武宗等人的神位并列在太庙，这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奇闻。

围绕着本生父母的名号，嘉靖君臣温和的讨论以及奏疏的往返逐渐偏离了理性诉求的正轨。特别是在杨廷和等内阁元老相继离京、张璁等议礼新贵相继掌权的强烈对比下，各种谩骂、攻讦以及生命威胁等暴力倾向逐步升级。嘉靖皇帝执意去掉“本生”二字，尊隆本生父母，刺激了饱读圣经贤传的儒臣。以杨慎（杨廷和之子）为首的两百多名官员到左顺门哭谏，结果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十六人被折磨致死，史称“左顺门事件”。皇帝改称父母的名号而已，既不会影响官员的仕途，又不会干扰百姓的生活，为什么明朝官员还要前仆后继地冒着生命危险劝谏呢？其实，他们身上浸润着一种准宗教精神，为了维护贯通古今的礼制，产生一股强劲的殉道倾向。

在相依为命的生母（又称“圣母”）死后，朱厚熜又一次搬弄礼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频频改变葬母决定的皇帝。父母二人是分葬，还是合葬？如果合葬，鉴于他的父亲埋在湖北显陵，是让母亲回葬湖北，还是让父亲迁葬北京？

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将母亲安葬在北京北部的大峪山，并派人将父亲迁葬至京。不久，他又改变主意，还是让母亲回葬湖北，并信誓旦旦地说：“优柔不断，乃妇人事！朕意决矣，即择日命官恭奉梓宫南祔显陵合葬。”派人到湖北考察后，他又不放心，亲自到显陵拜谒。路过尧母墓，他看到大尧的父母都是分葬，便决意父亲继续葬在湖北，母亲则在北京下葬。回京之后，他又到大峪山拜谒，尘埃终于落定：还是让母亲回葬湖北吧。

朱厚熜的每次纠结都引发廷臣的争执，加剧文官集团的撕裂，也让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获得信用，比如礼部尚书严嵩的上位。古人讲，非圣人不制礼，殆非虚言。嘉靖皇帝的每道旨意都关乎上百万两白银的陵墓工程，不知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朝廷加派赋税，抽调工匠民夫，殃及千千万万的家庭。类似的礼制变革，在嘉靖皇帝看来是礼乐重兴；在油滑的礼臣看来，无论怎样改变，都是“陛下圣明”；对于正直的儒臣和无辜的民众而言，却是闻“礼”色变。

（八）

君臣名分，乃礼之大节。君主召唤，臣子当闻命即行，在路上整理衣冠，让仆从准备好车马从后面追赶。1644年，在李自成攻陷京师之际，崇祯帝在殿前鸣钟，文武百官，竟无一人响应。空空荡荡的钟声成为明王朝最后的余响，宣告君臣名分的彻底瓦解。

关于明王朝的灭亡该由谁来负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无论是“诸臣误朕”，还是“国君误民”，朱由检做过的唯一一件争议最少的事情就是自缢。在巨轮即将沉没之际，船长应当最后一个离开船舱，如若不能，则以身殉职。崇祯帝至少以一死赢得了做人的尊严。毕竟，国君死社稷，礼之正也。

大明虽亡，礼制犹存。然而，此时的礼制究竟还剩下什么呢？忠君君不在，报国国已亡。明亡之后，有人选择了自杀，比如一代儒宗刘宗周，有人却坚强地活了下来，并对有明一朝的文明系统进行彻底检讨，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在诸多犀利的问题面前，人们逃无可逃。礼制真能治国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国家亡了之后该怎样？当你怀着一腔热血想要治国，可是执政大臣宁可把国家葬送掉，也不愿让你来操心，你又当如何自处？礼制真能治理天下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套以儒家思想和汉族民众为主体的礼制又当如何损益？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如果曾经恪守的鬼神、尊卑、夷夏等概念都被颠覆，礼制的出路何在？

（九）

《论语》中多次出现：“不学礼，无以立。”学礼者谁？出发点在人。以立者谁？落脚点在人。学礼就是由此人转换成彼人的升华过程。如果学礼前是此人，学礼后还是此人，便是未学礼，或者伪学礼。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以礼治国，如果用礼制前是此国，用礼制后还是此国，便是未用礼制，或者伪用礼制。

礼制的历史包袱本来就很沉重，与其说像一座已知的宝山，毋宁说是一座无名的矿山，充满了是非真伪。礼制纷争可能来自某种具体的礼仪，但是礼制的运行及其结果往往都溢出礼制之外。名分并不确定，礼制亦然。登山的路径也并非只有一条，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我们相信，攀登的人多了，道路也会多起来。

本书没有采用常规的学术语言，而是尝试采撷不同的历史片段，讲述当时的礼制故事。这些礼制故事绝非向壁虚造，而是出自有据可查的典籍。有的在礼制范围之内，有的不时跳出礼制范围之外。无论如何变化，本书的中心主题依然聚拢在“名分”周围，尽管名分本身也在不停的变化之中，所谓“礼，时为大”。正因如此，自古及今，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不断获得新的名分认同都将成为值得倾尽心力的奋斗目标。

本书行文虽然力避艰涩，也避免大量直接引用史籍，但是对明史缺乏基础认知者阅读起来恐怕依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对于书中未及扩充的知识，读者可以参考引用的相关论著。也正是得益于前辈们的这些杰出研究成果，本书的写作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