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品和货币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拓展

一、马克思和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来源

迄今为止，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才引起了人们对交换背后的决定交换比例的某种共同属性的思索。因此，对价值理论加以认识和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

人类最初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发展的。这时候有产品而无商品。随着自然经济的长期发展，出现了在共同体之间进行剩余产品的交换。这种交换起先只是发生在各个不同的氏族公社之间，但后来在公社内部也实行起来。“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35)这是商品经济产生的萌芽。从商品萌芽开始到公元前4世纪大约5000年的时间内，(36)人们对商品之间为什么能够交换的原因还知之不多。直到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提出等同关系才有了价值概念的萌芽。他认为公正的原则要求在交换前和交换后，交换双方都没有盈余或损失，即其所保有的“值”仍然一样。为使交换能够公正地进行，必须能够依据某种方法对不同职业的工作进行比较。所以，在他看来，交换的可能性，是以交换的商品间的等一性为基础的，不同的商品，在交换上必须由同一物来衡量，并由此还原为相等的。马克思对此评论说，在此基础上，他已经“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的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37)亚里士多德能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一种等同关系是他的一个卓识。但由于他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局限，他没有发现这个等同关系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指出：“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38)

最先提出劳动创造价值这个科学命题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他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思想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但威廉•配第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的影响，没有区分开价值和价格，没能从价格中抽象出价值来。由此，他又认为只有开采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他举例说：“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里，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来伦敦，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值。”(39)威廉•配第也没有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没能认识到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不同于创造价值的劳动。他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名言，就使用价值而论无疑是正确的，而就价值来说则又是错误的。

“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40)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41)但是，亚当•斯密对于历史现实比较敏感。他面临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他发现了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他对于商品价值的全部分析的要点在于阐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价值的决定如何经历了一个历史变革。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中，价值由劳动所决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属于劳动者，而要与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共享。商品的价值就不只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单独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者共同构成。很显然，亚当•斯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研究劳动价值论的。他一方面批判了重商学派所主张的只有商业劳动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学派所持有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偏见。但是，他却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绝对不能再由劳动决定，而是由资本、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这是完全符合当时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这就是他的理论观点二重性的社会历史原因。

亚当•斯密在价值创造上的二元论，成为后人在价值理论上分歧的根源。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坚持了亚当•斯密的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正确观点，断然抛弃了亚当•斯密的双重价值观。大卫•李嘉图已经意识到，成为价值源泉的劳动是人的活动，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价值只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商品价值只能来自人类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大卫•李嘉图，像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强调指出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42)不仅如此，大卫•李嘉图还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并进一步论证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等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他实际上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43)但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历史观念。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由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因而，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自然的、永恒的。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不可能认识到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余额——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进而不可能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说明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关系问题，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转形问题，并最终导致古典经济学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