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资本论》创作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

（一）《资本论》创作的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资本论》的产生与16—19世纪西欧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6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发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直到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才在欧洲推翻了封建专制，初步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之后，英国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进行了长达100多年的反复较量，于18世纪中叶稳固地掌握了国家政权，从根本上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羁绊，踌躇满志地去发掘蕴藏在农业、工业、自然、科学中的巨大生产力，发动了伟大的产业革命。英国的产业革命历经80年左右的时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宣告完成，使得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后半期，美国和法国先后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世纪中叶，德国、俄国和日本也经历了各种资产阶级的革命，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曾做过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

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也逐步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1825年，行将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以生产相对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障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阻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2)在这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这种经济危机大约每隔10年就周期性地爆发一次，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交替出现的周期循环之中。

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靠对工人残酷剥削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造成财富在资本家阶级一极的积累，另一方面造成贫困在工人阶级一极的积累。这种两极分化到了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例如，法国里昂工人在1831年和1834年的两次起义，英国以工人为主体的1838年到1842年的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1844年的起义。然而，以增加工资为主要目的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是自发的、盲目的和分散的，不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轰轰烈烈的工人阶级运动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正确的斗争方向。

（二）《资本论》创作的理论背景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迫使人们对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其中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的原因是什么？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困境当中的资本主义到底向何处去？这一时期，对马克思思想形成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路•费尔巴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里昻•圣西门、沙利•傅立叶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

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提出了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总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它们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肯定事物是普遍运动和发展的，其内在矛盾是运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是，他把事物的辩证发展的源泉归结为“绝对精神”，因而，他的辩证法又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费尔巴哈（1804—1872）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但费尔巴哈又认定人类社会发展仅仅是宗教变迁的结果，人类社会发展是由宗教推动的，最终他又退缩到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到19世纪初期结束，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涌现出了一系列代表人物。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大卫•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3)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上的主要功绩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并且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做了初步的分析和探索。

威廉•配第（1623—1687）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最先提出了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并且在地租的形式上看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还初步分析了地租的两种形式。但是，他没有把价值、交换价值、价格区分开来，没有把使用价值与价值相区别，以致得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结论。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于1776年发表了划时代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如分工、交换、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等基本经济范畴，以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社会资本再生产等问题，他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但是，亚当•斯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二元论，这使得他的理论体系在逻辑上具有自相矛盾的二重观点。例如，在价值论上，既有对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观点，又有收入决定价值的庸俗见解；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上，既有资本构成的划分，又提出了一个错误的教条，即认为商品价值只分解为V＋M，抛弃了不变资本C，从而完全堵塞了正确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道路。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后来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也为马克思批判地吸收；其庸俗的见解后来被萨伊、马尔萨斯等经济学者所利用和发挥。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本人只有两年商业教育的经历。他在交易所赚了一笔钱后就离开交易所从事科学研究活动。1817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部著作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论述得明确、尖锐、彻底、透辟，所用方法具有一贯性，使其成为古典经济学最完备和最后的体系。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上最主要的贡献是他一贯地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去分析其他经济范畴，从而把资本主义关系和盘托出。但是，一旦涉及资本主义历史命运问题，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大卫•李嘉图又会毫不犹豫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断然否定资本主义存在普遍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在历史和时代发展问题上所持有的资产阶级立场，完全堵塞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大卫•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4)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5)加之，他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区别，因而造成他的理论体系存在着不能解释的两大矛盾，最终导致古典经济学的破产。

除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重农学派的杰出代表——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是他最著名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通过图解的形式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一次进行了出色的分析，马克思把这一分析称为“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6)魁奈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从纯产品开始的。他所讲的纯产品，是指农产品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这实际上就是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由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魁奈实际上已经“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7)也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提供了思想来源。

空想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的欧文（1771—1858）。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欧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进行了尖锐的揭示和批判。他认为，无论过去和现在，私有财产和私有制“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受的无数灾祸的根源”。他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因而，迫切需要对它进行“巨大变革”。可惜的是，欧文没有找到对旧有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改造的方法和道路。

历史和时代呼唤着新的理论的诞生，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已经孕育。

（三）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位于德法边境的小城）的一个文明的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立志选择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他在中学时期的一篇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曾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8)由于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法律顾问，他非常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于是，马克思在读完中学以后，遵从父命考入了波恩大学法律系，后来转入柏林大学。他在大学虽然学的是法律专业，但是他对哲学和历史很感兴趣。1841年马克思从柏林大学毕业，后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这一优秀论文获得耶鲁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转向研究经济学的呢？这要从发生在1843年春天要马克思发表意见的几件难事说起。第一，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讨论。按照德国传统习惯，农民可以到森林中捡拾枯枝。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林木已被地主霸占为私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还能不能上山捡拾枯枝？当时对此进行了公开的辩论。代表地主利益的莱茵省议会颁布了一个法案，规定农民未经允许上山捡拾枯枝为林木盗窃。在辩论中，马克思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与莱茵省议会展开辩论，发表了题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章。但在当时，马克思还主要是从法律方面为农民伸张正义。他说：“在贫农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些习惯的根源是肯定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权利的形成在这里更是自然的。”(9)第二，关于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状况的讨论。当时，《莱茵报》针对摩塞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因贫困而破产的经济问题，发表了关于摩塞尔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描述了农民的困苦处境。对这一报道，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非常恼火并大加指责。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发表了《摩塞尔论者的辩护》一文，他认为，农民贫困破产的根源并不在于自然条件和个别官员的失职，而在于普鲁士的官僚政治制度。对这些问题，马克思当时主要是从法律方面进行辩论的，而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经济利益问题。因此，为了彻底弄清这些问题，就非研究政治经济学不可。这是马克思由法律转向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因。恩格斯曾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研究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10)列宁曾介绍说：“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11)

（四）《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843年8月28日，马克思在巴黎瓦诺街的一间咖啡屋中与途经巴黎回德国的恩格斯进行了历史性会面，从此这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开始了并肩战斗的生涯。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用哲学的语言阐述经济学内容的手稿。手稿通篇运用的是哲学的语言，如来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劳动”“类本质”等概念，但是它所运用的主要素材却都是经济学的，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因此，这部手稿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突出了对当时社会现实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但是，由于马克思还缺乏经济学研究的新的方法，所以，这种批判不可能完成。

1845—1846年，马克思在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庭》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形成了理解整个社会的系统方法，以及根据这一方法理解社会整体经济结构，这就是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唯物史观的实质做了如下概括：“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态，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2)这一方法在马克思根据《资本论》第一稿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发表）中也做了经典的概括。

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这在1847年冬天他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工人夜校“雇佣劳动与资本”系列讲演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而作为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经济思想的总结，那就是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遭到驱逐并一度中断了他的经济学研究。1849年8月底，马克思移居伦敦，这里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后来曾说，英国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13)从1850年8月开始，马克思利用大英博物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藏书和丰富的现实经济资料，再次研读了能够发现的所有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外贸等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文献，以及土地关系史、科技发明史等相关资料。到1853年底，马克思写出了由24个笔记本组成的《伦敦笔记》，为真正创作《资本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做了充分的准备。1854—1856年是马克思生活最困难和身体状况最差的时期，他不得不中断经济学写作计划，而靠为报纸写稿为生。

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通宵达旦地总结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写下了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一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做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等进行了科学分析。这些论述标志着马克思经济理论基本形成。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过程中，马克思决定分册出版被他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宏伟大作。1859年9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包括一个序言、商品和货币、一个导言）正式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在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14)列宁将这部著作与《资本论》第一卷相提并论，认为正是这两部著作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15)习近平总书记也将这部著作列为马克思重要的经济学经典著作之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在自己家里给几十个工人开办经济学讲座，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希望工人阶级能够尽早掌握其理论成果。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着手更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写作。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集中全部精力写出了近1400页浩繁的手稿，被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地租理论等都做了极其重要的阐述。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决定把他的著作命名为《资本论》。马克思说：《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16)1863年8月，马克思开始以《资本论》为题整理他的经济学手稿，并决定对原先准备付印的《资本论》再做“最后加工”。但从1863年8月到1865年底，马克思并没有进行《资本论》的最后加工，而是继续写下了一些新的手稿，即《资本论》的第三稿。1865年底，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三卷手稿后，立即投入了对第一卷“最后加工”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加工，1867年3月28日，《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同年4月10日，马克思亲自把定稿送往汉堡。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由汉堡迈斯纳出版社正式出版。

《资本论》的出版，“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17)《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客观规律。《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资本论》中，逻辑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资本论》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正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加以证明的过程中发现了剩余价值，才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无私贡献。自从1843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会面以后，恩格斯就经常与马克思一起，共同研究一些经济问题，马克思也时常向恩格斯求教，比如，马克思就工厂主如何进行固定资本的折旧与补偿、资本周转对价格的影响等问题，向恩格斯请教。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章节、目录、标题、字句甚至“个别的笔误”，都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而且基本上都被马克思采纳了。比如，关于《价值形式》一节，恩格斯建议马克思：“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还建议马克思：“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等等。《资本论》出版后，为了打破德国官方以“缄默”对《资本论》的封锁，恩格斯连续写了若干评论文章发表在德国的各种报刊上，从各个角度介绍《资本论》的内容、方法和意义。这些评论，打破了学术界和官方的沉默，扩大了《资本论》的影响和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后，马克思曾多次向恩格斯表达无限感激之情。马克思说：“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18)“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19)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第四版和英文版的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恩格斯于1884年2月开始编辑整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并于1885年出版。第二卷出版后，恩格斯立即投入到编辑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中，并于1894年出版。在编辑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过程中，恩格斯克服了晚年“长期视力衰退”和其他一些“无法推卸的工作”（包括指导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等）的拖累，尤其是《资本论》第三卷“只是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有些地方还要整章补写（如第四章），有些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进行“增补”。正是由于恩格斯的无私的出色的工作，才使得《资本论》全三卷得以问世。对此，列宁给予恩格斯以高度的评价：“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20)